1982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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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文化

办好农村文化站
贵州省湄潭县抄乐公社 陈绍光
  我们公社是湄潭、凤冈、余庆三县交界的边沿山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高了。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公社自筹资金建起了能容纳800多人的电影院,办起了广播站,今年元旦又建立了公社文化站,统一管理全社的文化活动。
  农业生产推行责任制以后,农村基层干部面对着新的局面,任务繁杂。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扯皮的事多,光解决矛盾都顾不过来,哪有工夫去管文化活动的“闲事”;还有的同志认为,群众只要有饭吃,看不看电影,打不打篮球,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模糊认识的一个共同点,是把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与关心群众的精神生活对立起来。我们学习了中央有关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指示精神,提高了认识,把建设两个文明纳入了党委的议事日程。
  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我们首先选择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而又有条件办到的事先办。群众最爱看电影。公社虽有电影队,但没有影院,群众都是在露天坝站着看,秩序很不好,效果也差。我们采取自筹资金,发动干部、群众义务劳动的办法,建起了影剧院,群众能坐在剧场里看电影了。
  我们公社不少青壮年都喜欢体育活动,每逢赶场天和节假日,都自行组织各种比赛,有时还和邻县的公社进行友谊赛。为了方便群众,更好地开展体育活动,公社决定修建水泥灯光球场。许多体育爱好者自动参加义务劳动,很快就完成了这一工程。随后又修建了简易乒乓球台,添置了乒乓球、羽毛球,在少花钱的原则下,又陆续建起了游艺室、图书阅览室。这样,公社文化站也就初具规模了。
  文化站由5人组成。公社秘书兼站长,其余4人分别兼管电影队、广播室、宣传橱窗、文体活动。文化站的活动经费主要由电影收入和一部分图书借阅费来解决,以文养文,减轻社队的负担。
  电影队共有4人,分为两个组,一个组在公社电影院定点放映;另一个组巡回放映,在相邻的三个公社18个大队、14所学校设立放映点,签订合同放映。两个组仅今年第一季度就放映264场(次),超额完成了县电影公司下达的全年放映场次和收入的任务。
  文化站现有各种刊物、杂志、画报等1,000多册。图书阅览室定时开放,发出借书证300多个。4个多月来,共接待读者900多人次。借阅一本图书,每天收费一分。宣传橱窗从建站以来共举办了六期,图文并茂,体裁多样,有散文、诗歌、花灯调、古诗词及各种图画、摄影照片等。
  在文化站的组织下,每逢赶场天都有一场篮球赛。乒乓球活动几乎遍及农村各队。在游艺室里,琴、棋、歌舞都有。不少人把文化站当作工作和劳动后学习、娱乐的场所。  
有了文化站,封建迷信、赌博等歪风邪气明显减少了。许多青年人说,过去我们生活枯燥,休息时找不到玩处,只好去赌钱打牌,输了想赢回来,赢了还想赢得更多,现在有了文体活动的场所,谁还去搞那危害社会的事啊!在“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活动中,以文化站为主体,狠抓了脏、乱、差的治理。现在不但街道清洁,而且板壁也洗刷干净,不少农民的家庭环境卫生也有所改观。
  为了进一步把文化站办好,满足群众文化需要,通高压电后,我们还准备购置两台电视机,增加电影院的座位,再建两个宣传橱窗,同时建立两个大队的文化室,广泛开展文体活动,把文化站真正办成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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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农村文化生活
林涵表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农村生产大大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个新的课题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要千方百计地组织好农村的文化生活,适应农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众精神生活的渴求。对于这个关乎我国半数以上人口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我们到底解决得怎么样呢?这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最近,南方一个很富庶的县,组织了一个参观学习团,到首都及有关地区取经,就活跃农村文化生活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领队的县委宣传部长是我熟识的,他是一位从部队转业回老家时间不久的很有朝气的青年干部。我问他回去以后将主要抓几件什么事,他很干脆地回答说,第一件事是要加强两个县剧团的领导,多演好戏,剧团不但演戏,也要规定保证有四分之一时间辅导业余文化活动;第二件事是要调整和加强电影放映队,加强有线广播站,改进广播节目,增加科技知识及文化知识的普及内容;第三件事是学习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继大队经验,加强农村俱乐部的工作,利用俱乐部形式吸引、教育社员,尤其是吸引、教育青少年,开展农村业余文化教育体育文娱活动,改变农村风貌;第四件事是狠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本地区知识分子的作用,帮助他们积极去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培养他们成为骨干,并吸引城市确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增强力量。我对这些做法,很是赞同和钦佩。
  自然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情况,应依照本地具体情况及条件,提出可行的办法。但这几项办法,看来是有普遍意义的。特别是加强农村俱乐部工作,和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更多知识分子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两项工作切合许多地方农村的实际。
  上述那个县物质生活条件较好,平均每三户有一台电视机,侨眷也约占半数以上,文化生活不算太贫乏。但即使这样的地区,也有它的特殊问题。地临沿海,对外关系较多,海外电视和书刊容易流传,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侵蚀的威胁颇大,青年群众更需要有健康的文化生活引导。例如怎样办好有线广播,办好农村俱乐部,使它们真正能吸引群众,让群众更乐于听我们自己的广播,参加自己的俱乐部活动,确非易事。这就要我们自己的电影、剧团演出、广播节目、书刊阅览和俱乐部业余活动等,有较高水平,才能真正吸引人们。而要提高水平,就得组织好大批确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从中起作用。一个是组织和培训开展农村文化生活的骨干队伍,一个是利用各种各样的为本地群众喜见乐闻的活动形式,两个问题都是要有领导、有规划地积极去解决的。
  我想到了因地制宜。比如有的地方节日(包括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文化活动条件最好,不妨从组织好几次节日活动开始,充分吸引人们,然后转入正常化。有的地方本来就有体育活动传统习惯,如广东就有排球之乡、游泳之乡,不妨从体育活动入手,渐及其它。要很好地解决我们某些地方的干部思想问题。有些同志把生产和文化活动看成是对立的,怕开展文化活动耽误生产,或怕开展文化活动“费事”,“不好管理”,“浪费”,甚至因封建思想残余作怪,“看不惯”等等。如不解决这类不正确的思想,势必成为阻碍,导致自流,反而真的会产生弊病。要因地制宜,要相信群众,要从农村文化建设的高度着眼,搞点规划,认真抓好。 
 现在正值秋收时节,农村形势一派大好,由此使我想到广大农民在丰收喜悦中对精神生活的万分渴求。那位宣传部长讲的几件事,不但要做,而且应赶快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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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我活一天,就要为人民演唱一天”
——记评弹演员徐丽仙
袁枫 韩舞燕
  去年3月,评弹“丽调”专场晚会在上海举行。帷幕拉开,徐丽仙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出现在舞台上。清晰的吐字,自如的行腔,浓烈的“丽调”韵味,使台下不断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赞叹声中,有的观众却流下了眼泪。他们知道,徐丽仙此时是带着癌症在演唱!
  徐丽仙以她自己的独特风格,柔和优美、婉转深沉、悠长低回的唱腔,不知迷住过多少听众。她的演唱艺术,被人们称作“丽调”。十年动乱中,“丽调”受批判,她被迫停止了演唱。粉碎了“四人帮”,她日夜盼望重登舞台的机会又来了,她欢喜激动,废寝忘食地工作,决心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可是,不幸得很,癌症却悄然而至。1977年,她得了舌底癌。徐丽仙心如刀绞,急如火焚。但是,理智终于使她很快冷静了下来;得了舌底癌,这是个不容怀疑、不能推翻的事实,关键是今后怎么办?她想:“人总是要死的,死有什么可怕,有的人谈癌色变,我则要坦然处之。生存的时间越少,我越要和它抢时间。”
  徐丽仙得了舌底癌后,舌头经常有一种烧灼感,口腔苦、干、燥、热,舌苔干裂出一道道沟。每晚她要饮六七磅冰水,头的右侧剧烈疼痛,胸部也隐隐发痛,她只能平躺,不能翻身。经医院检查,她的舌底癌已经扩散到咽喉和肺部。多少人关切她的病情,为她担忧着急。而她了解了自己的病情以后,反倒镇定自若,不悲观,也不消沉,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分精力,就再干一天”!就在住院的当天,一早她还抓紧时间来到上海评弹团,把已经谱好曲子的三支开篇录了下来。为了抒发被“四人帮”压抑的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她忍受着化疗的折磨,当时虚弱的迈不开双腿,由别人扶着到电台录音,她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一遍又一遍地演唱。
  在评弹团党组织的关怀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徐丽仙的病情有所缓解。但是,她不要说放声歌唱,就是说话多了,疼痛都会加剧。难道就真的不能登台演唱了吗?
  1981年春天,就是徐丽仙得病后的第四年,她决定重新登台演唱。在她强烈的要求下,中国曲艺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评弹团为她举办“丽调”专场晚会。不料,就在演出前不久,她却因药物反应住院抢救。输血时,因臂膀上的静脉干瘪,医生想从她的手指上扎针,昏迷中的徐丽仙突然喊叫起来:“不要扎我的手指头,我还要弹琵琶!”医生、护士都愣住了,她病得这样重,想到的却是还要弹琵琶,还要演唱,不禁为之感动。
  同年夏天,徐丽仙又和戚雅仙、杨飞飞、梅兰珍在无锡同台演出,这四姐妹的精彩演出,轰动无锡。
  但是,徐丽仙每次演唱完毕回到后台,她的舌头就更剧烈地疼痛,而且一直扩展到前胸后背。别人都应邀赴宴或游玩去了,她却只能躺在床上,嘴里含着朋友送来的珍珠粉,以求减轻一点儿疼痛。许多人为她的健康担忧,劝她说:“你有病,就别演出了吧。”她却笑笑说:“我得的就是‘演出病’。”看到听众满足的笑脸,她的疼痛就顿觉减轻。徐丽仙就是这样用生命来为人民歌唱。
  生命是宝贵的,徐丽仙要在自己最后一段路上留下踏实的足迹。她拚命地学习、写作、谱曲。为了把我国著名民间作曲家阿炳的《二泉映月》改编成评弹,在去年盛夏酷暑时,她从上海来到无锡,月夜里坐在惠山脚下“天下第二泉”边上欣赏夜景,领略阿炳《二泉映月》的韵味。她创作的另一首开篇《望金门》,充分表达了台湾和大陆人相互思念、盼望骨肉团聚的迫切心情。这两首曲子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中,由她的学生演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为了表彰她的贡献,大会授予她荣誉奖。同志们向她报告这一喜讯,劝她今后静心休养。她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正酝酿着给李白的诗《行路难》谱曲呢。”我国在向四化进军的路上面临着许多困难,她是想用新的作品来鼓舞人们的斗志啊。记得陈云同志就这样说过:“徐丽仙在评弹曲调的发展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前不久,这首曲子已经谱好,当人们惊愕她的这种高速度时,她却风趣地说:“我要看看究竟是癌症发展得快,还是评弹艺术发展得快。”生病以来,她谱写了近二十首曲子,这个数字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也是少有的。为了减轻评弹演员外出要携带两把三弦的负担,她曾和苏州乐器厂老工人一起,研制出一种双面三弦。她无时无刻不在为评弹艺术呕心沥血。
  最近她的病情有发展,她的舌头已发硬,即使在这个时候,她焦急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评弹艺术。她说:党培养一个演员不容易,我不能把艺术带走,要留下来,统统留下来。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配合上海音乐学院为她抢制录相、录音,每次工作完毕,她精疲力尽,要在床上躺好几天。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她这样拚命地干呢?她说:“是党把我从恶霸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没有党就没有我徐丽仙,也就没有‘丽调’。我活一天,就要为人民演唱一天。”正是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之情,激励着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迈进!(附图片)
徐丽仙在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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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游记

吴承恩故居小记
朱国瑾 王正龙
  历史的烟云,早就湮没了吴承恩的故居;那两间著写《西游记》的书斋——射阳簃,也已荡然无存。多少年来,留在古城淮安河下镇打铜巷内的,不过是一片空旷的田野。只是那满目的青草瓦砾、朽木枯藤,却还能留给前来凭吊者一缕情思。
  今年秋日,踏过河下镇估衣街上的青石板道,穿越一段坎坷土路,来到打铜巷——那濒临萧湖之滨的故居旧址,我们惊诧了。跃然眼前的已不是青草瓦砾、朽木枯藤,而是一座占地260平方米的“吴承恩故居”。灰色的花墙,围着两进十一间青砖瓦舍,显得古朴雅静。故居门额上有一横匾,上书“吴承恩故居”。进入故居,穿过竹篱门前的两株红夹竹桃,便是三间高大的正厅。厅中安放着吴承恩半身塑像。塑像两侧是一副对联:“伏怪以力,取经唯诚”。玻璃柜内放着各种版本的《西游记》。走出正厅西行,入一小门,有两间斗室,这里便是当年吴承恩著书的“射阳簃”。
  时值仲秋。阵阵萧湖水浪声送进故居。我们推开书斋门扉,信步而入。室内陈设简朴,内有方桌、凳椅,壁上挂着碑帖字轴。然而,我们仿佛感到在那临窗的方桌上,有一盏古朴的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一位白发老人在伏案疾书,笔端飞处正是他的《二郎搜山图歌》。俄顷,他掷笔起身,愤然吟哦道:“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呵,这是老人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激动。他每每冷眼世间云烟,或临风回首往事时,总禁不住叹息再三。他那深埋心底的斩妖利剑,已被岁月的风霜剥蚀。他满怀一腔义愤,想起来扫除这人间邪恶,却又恨自己势单力孤,无济于事。这位抚事感奋、刚正不阿的老人,不正是吴承恩吗?
  晚年的吴承恩,果真沉沦了?不!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之火,正在胸中燃烧。污浊的社会,苦痛的生涯,恰恰磨练了他。他终于挥毫著写《西游记》了。几寒几暑,几风几雨,射阳簃里夜夜亮着不灭的灯火。清贫的生活,病弱的身躯,不曾使他气馁。他胸中翻腾着对不平的社会的恨,他眼前闪现着穷困者的血泪。他把人间的善恶美丑、喜怒爱憎,全部倾注到自己笔下的传奇人物身上。洋洋83万言,洒洒三大卷,寄托了他的爱,倾吐了他的恨。为此,他耗尽了晚年全部心血。
  在这斗室里,更能使人想起吴承恩晚年提笔撰写《西游记》的严谨创作态度。他常常为了一个人物,一段情节,搁笔沉思数日。时至今天,在他出生的古镇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他写书的故事。据说,吴承恩为了写活孙悟空,曾在市井之上,倾囊买下耍猴人的一只小猴。他把小猴养在书室里,日夜观察,终于谙熟了猴子的各种动作和习性。为了给猴王安“家”,他又不远几百里的跋涉,来到连云港的云台山下,不顾年老体弱,攀山过涧,风餐露宿,终于为猴王找到了“家”——“水帘洞”。从这两则故事,可以想见老人著书是十分严谨、艰辛的。
  走出书斋,登上运河堤眺望,隐隐可见萧湖漠漠秋水与河下镇的莲花街相衔,碧蓝、墨黛浑然一体。耳际似觉传来阵阵涛声,萧湖之水也许是在为这位文坛巨人弹奏着一曲累世不绝的颂歌吧?(附图片)
射阳簃 祁洪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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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市点滴

书市点滴
  △《裘盛戎唱腔选集》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裘盛戎同志演唱的28个新旧剧目的88段唱腔。通过此书,广大京剧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能较全面地了解裘派唱腔艺术的特点,对于欣赏唱腔,研究唱法,也都有一定的价值。        (小钱)
  △《李骆公书法篆刻集》已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老画家刘海粟和张仃分别为集子作序,集子还录入老画家李可染和已故金石书法家邓散木生前为骆公篆刻艺术的题词。集子选入骆公的草篆、篆刻、秦堤石刻代表作品260余件,绝大部分过去没有发表过。
        (吴守明)
  △王火的《血染春秋》最近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民族英雄节振国传奇事迹的长篇小说,以1938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为背景,形象地表现了节振国在党的领导教育下迅速成长的过程,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节振国大智大勇、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李屏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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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要更上一层楼,创作人员要往下走
《中国青年报》邀请观众和创作人员座谈提高电影质量问题
  11月2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邀请部分电影观众和从事电影创作及评论工作的同志座谈关于如何提高电影创作质量问题。与会同志感到,这种观众与创作人员直接对话的方式,对集思广益,促进电影创作开创新局面、更上一层楼,很有好处。
  会上,观众代表对今年上映的国产故事片中平庸之作较多,仍然存在虚假现象和表现手法因袭陈套,以及缺少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等问题提出了尖锐和中肯的批评。电影界的同志认真倾听了这些意见,并且分析了当前电影创作质量不高的原因。许多同志认为,创作人员缺乏生活,对深入生活、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闭门造车,致使作品和导演表演常违反生活真实。电影要更上一层楼,创作人员就要往下走,只有真正把握住生活的脉搏,才能拍出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个性的好影片来。在电影界坚持两分法,肯定成绩的同时,创作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身体”来个大检查,加强社会责任感,振奋精神,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宣传精神文明的人,首先要清除头脑中的精神垃圾和纠正不正之风。大家还谈到,当前的电影创作要多反映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文艺繁荣的新局面的斗争中,电影工作者责任重大。
  观众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电影评论必须实事求是,评论工作者要做园丁和航标灯,不要当广告商和霓虹灯,创作人员要多听听观众的意见,要善于接受批评。
  钟惦棐、赵子岳、罗艺军、邵牧君、郑洞天等电影界人士和观众代表崔建平、吴东巨等三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王永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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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养然欣赏

迷人的云海
李问汉
  不久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北京画院和日本南画院绘画联展”的大厅里,有一幅深为观众赞赏的巨幅山水画《黄山云海》,这是北京画院年近七旬的老画家郭传璋的新作。人们为画中描绘的黄山云海的壮观景色所感染,如同欣赏一部交响乐,随着烟波浩淼的云涛,仿佛进入了磅礴坦荡的意境中。
  黄山,人们称它为名山之冠,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兼有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庐山之飞瀑的特点。它是第四纪冰川的天工杰作。黄山迷人之处在于烟云,在烟云变幻中,千峰浮动,万壑腾烟,美妙而神奇。那滔滔的云海,更令人心旷神怡。黄山,千百年来吸引了多少画家、诗人和旅游者流连忘返,滋润和丰富着多少艺术家的创作热忱,产生了许多美妙的艺术珍品。
  郭传璋同志是擅长描绘烟云的山水画家,他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水墨淋漓、清新秀润的风格。去年他不顾年高体弱,再次攀登黄山,以自然为师,潜心观察写生。这幅专为中、日两画院艺术交流而作的云海图,就是他黄山之行的一大收获。作品展示的前景,层峦叠嶂,与中景占四分之三画面的大片云海,形成“动”与“静”、“虚”与“实”、“疏”与“密”的鲜明的韵律感。远处点点微露的峰顶,形同岛屿,更点出了一个“海”字。画家纯熟地运用传统的渲染技巧,把如潮似涌的云海描绘得生动、逼真,气势壮阔,给观众以很强的感染力,如同身临其境,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壮丽云海中。


第5版()
专栏:

黄山云海(中国画)  郭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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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这样的“读书人”
孙泽良 韩冬
有人用书引起争端
有人用书穿针引线
有人拿书当包装纸
有人拿书装潢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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