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认真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
用改革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赵守一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精辟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开幕词中，也贯穿在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和新党章中。
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特别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六年来的具体实际出发，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报告高度评价了我国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农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这是一种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社会主义新型模式。
报告提出的促进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四项原则，无论在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在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上，在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上，在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上，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外国经验，走自己的路。
报告特别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重要特征，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提出来，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还是创举，具有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报告把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并且扩大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建立在对群众高度信赖的基础上的。
报告阐明了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既不依附和屈服于任何大国，又永远不称霸。
至于我们党的建设，党的民主集中制，正常的党内生活，干部制度，党的整顿，特别是在实现干部新老合作和交替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设立顾问委员会这种历史性的措施，更是具有中国特色，深得人心。
这些简要情况表明，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以及新党章是一个异常丰富的地地道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我们建设的纲领文件。
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和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指出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争取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以及八十年代十年间要完成的三大任务。特别是提出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到那个时候，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虽然还比较低，但同现在相比，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大为增强。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只要我们积极奋斗，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史看，特别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看，要达到这个目标，一般地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符合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再一个要看是否把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运用到生产中去。简要地说，一个是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
因此，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进行改革，没有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实践是不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可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必须逐步实现。这就是说，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机构、规章、制度进行逐步的改革。改革也就是革命，是革不合理的体制、机构、规章、制度的命。只有不失时机地按照客观规律进行这种改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就是伟大的改革。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所阐明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都是各条战线实行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拿经济工作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着重克服过去指导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从而使农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1979年开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到现在，仅三年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这样一个巨大变革，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应。
再拿和群众切身利益攸关的劳动战线来说，三中全会前后，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十年动乱城镇积下了几千万待业人员。但在中央“三结合”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仅三年时间就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对于发展经济，促进安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在这项工作中，群众又创造了劳动服务公司这一新型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组织形式，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改革劳动制度将发挥重大作用。
现在，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在论述新时期的方针任务时，又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任务。如政治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机构改革，物价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革命。
改革有大改小改，有全部改局部改。无论哪种改革，都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瞎改、冒改不行，墨守成规、消极等待更不行。
要有成效地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有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战略性的总体规划。有了总体规划，我们的改革就有了明确的目标。
但是，小的、局部的改革，现在就要起步，不能等，不能因为还没有一个总体规划而放弃了目前可以解决的问题。凡是看准了，又有条件的就要动手改。当然，每一个小的、局部的改革，都要为以后的大改创造条件，决不能制造障碍、留下隐患。
改革是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无论政治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机构改革、物价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干部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都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比如，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取决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又比如，改革教育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与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四项改革结合得好，既会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又能人尽其才。相反，如果不能正确地结合和协调进行，就会影响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造成很大浪费。因此，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统筹规划，措施配套，同步渐进。
以上这些，也可以说是改革的规律。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要在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和各种规章制度。当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
改革能否有成效地进行，能否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定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痛苦经验教训之后提出来的思想路线，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十年代，我们是贯彻了这个思想路线的，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很顺利。但是，后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背离和违反了这条思想路线，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因此，才有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我们总是在经受着成功、挫折、胜利和困难的考验，但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事业的前程总是坚定的。
现在，我国的政治局面是稳定的，形势很好。虽然还有不少困难，但是，只要“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前途光明远大，“四化必胜，统一必成”，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经过长期的曲折发展，现在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二、十二大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方针、任务和政策，树立了新的党规党法，和采取整党等一系列得力措施，这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基本保证。三、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顺乎党心、民心、军心的。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努力实践，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胜利。
特别使我们信心倍增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党中央机构，现在的党中央确实是一个“团结的和谐的领导集体，是能够驾驭复杂局势的坚强核心。”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点，有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支持，我们新的党中央，一定能够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
第3版()
专栏：
天安门前警卫营近几天设立“五讲四美”服务站，热情为来往群众服务。 本报通讯员 牛伟旗摄
第3版()
专栏：
农民何相臣为抢救两名落水儿童牺牲
本报讯 通讯员李兴华、记者蒋秀娟报道：52岁的农民何相臣，为抢救两名落水儿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近，中共黑龙江省逊克县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学习何相臣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7月27日上午9点左右，正在稻田里劳动的何相臣，忽然听到附近水库方向传来“救命、救命”的呼喊声。何相臣急忙赶到水库边。这时，只见两名儿童正在水里一起一落地挣扎。何相臣见此情景，跳下车子，连衣服也没脱就扑向水中。他把离岸较近的一名儿童托出水面，递给闻讯赶来的其他社员，又冲向离岸很远的另一名儿童。两名儿童得救了，可是何相臣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何相臣是逊克县干岔子公社西队社员，他生前热心为群众办事，曾先后两次被大家选为队长。
第3版()
专栏：
沭阳县积极帮助军属解决困难
本报讯 江苏省沭阳县有500多户军属劳力不足，县政府近来派出40多个走访组与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研究，组成民兵义务帮工组进行帮忙。对经济上一时有困难的军属，他们也与有关部门联系，给予适当救济。有的军属要盖新房，他们设法帮助解决木料，使他们在部队的亲人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3版()
专栏：漫话
一则有益的座右铭
朱洸
读了《漫话》专栏刊载的《“方块”与“鹅卵石”》一文，想补充一点看法。
一个干部倘若圆滑如“鹅卵石”，不讲原则，不负责任，固属可恶；因坚持原则被人称为“方块”，倒很光荣。一个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更应该举“方块”为立身信条，遇事刚正不阿。但如时时处处摆出一副“方块”面孔，待人处世悖于情理，难免事与愿违，工作不易收到成效。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做人的思想工作，批评不正确的言行，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很应该讲究方式方法，尽可能减少抵触情绪，使人乐意接受。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是笔者在一位领导同志那里见到的一则座右铭。“外圆内方”，我理解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讲究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这几句话，对所有干部，特别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应该是颇有启迪的。
第3版()
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选举中的歪风愈演愈烈
罗自甦
9月30日，台湾省民政厅长刘裕猷，在省议会答询时，重申了他在今年4月间曾经表明过的一项主张，“乡镇长还是官派，否则要办好选举无异缘木求鱼”，引起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和诟骂。刘裕猷被要求“挂冠走路”，“引咎辞职”。
刘裕猷主张改民“选”为官派的主要理由是，“金钱暴力介入选举，浪费资财又增加社会不安”。此话出自兼任“省选举委员会”总干事的刘某之口，不能不反映事态的严重。
从1950年起，台湾当局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三十多年来，选举中的歪风，诸如金钱贿选、暴力胁迫等确是“愈演愈烈”。今年春季的地方选举，歪门邪道已经益发不可收拾。至于前不久收场的“第12届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高雄市第一届里长”及“代表会正副主席”的选举，更是“钞票纷飞、刀光剑影”，被舆论界认为是“实行地方自治以来，在选举中最严重的事端”。
以台北县板桥市为例，一张选票要价150万元；彰化县某乡镇一张所谓“关键票”竟卖到200万元。选举中，代表之间互殴、群众与警察对打、候选人遭枪击、助选员被杀伤，以及投票前夕代表遭“挟持”等暴力事件，更是前所未见。屏东市的竞选人陈财福落选之后，在会场上以麦克风猛击前座代表林庆山，使其重伤倒地，血染“民主庙堂”。“当选者”因“心生畏惧”而不敢前往宣誓就职者，也大有人在。
就在省议会质询会的次日，刘裕猷在台湾《联合报》公开投书《请听我说几句话》，再次声言，“选举已有金钱与暴力介入，已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坚持其改为官派的意见。有人认为，刘某的言论痛切时弊，值得赞佩。然而，反对派却抨击说：“金钱、暴力介入选举，并不只发生在乡镇长选举上，在中央民意代表之选举中，更为激烈”。若以此为借口取消选举，“则日后是否连立监委、国大代表、省（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均一律改为官派”？更有人质问道，“改官派到底由谁派？”这些问题，充分表明了台湾各界对当局的不信任，以及唯恐连这么一点虚伪的“民主权”也将丧失殆尽的忧虑心理。
其实，无论是官派还是民选，台湾的“民意代表”从来不代表任何民意。相反，他们同台湾当局的利害却是一致的。据台湾报纸透露，台湾的选举提名对象，莫不以“经济基础”为优先考虑，连“监察委员”的提名人选，也以其财力为主要条件，根本无所谓能力与德行。1980年，当局“增补”监委时，“就有不少财力雄厚的人士被提名当选”。台湾潮州镇镇长蔡本仁，就任镇长前经营外销工厂，每月可赚300万元，用他的话来说，“可抵得100个民政厅长的收入”。那么这些人竞选的意图何在？
“民意代表”在台湾被社会视为“特殊人物”。其原因在于当局从各方面保证他们有利可图。银行给他们贷款，公家企业让他们包揽工程，甚至对其包娼包赌等公开的违法行径，警方也网开一面。自然而然，各级选举就成了个人的名利场和集团的交易所。“当选者”也实际上“受地方派系牵制，为少数人或部分地区服务”，用当地报刊的话来说，“实难与全民有亲切感”。
既然有权便可取得更多的钱财和利益，因此，“有产者”甘愿将竞选当作投资取利的生意来做。他们挟其财势，从事暗盘交易。为了达到目地，竞选者又必然以金钱买通黑社会势力为其保驾助威。这是台湾选风恶劣的根本原因。官场腐败焉有德政？民“选”尚且如此，官派的情况则可想而知了。
第3版()
专栏：今日台湾
美国骗子冒充市长代表
台北“市府”待如贵宾
本报讯 香港《明报》十月二十日报道：美国人路易·金，假借华盛顿市长贝利私人代表名义，到台湾洽商缔结姐妹市事宜，台北奉为上宾，免费招待吃住，竟不知为对方所骗。
台北市议员郑贵夏日前在议会中揭穿此一骗局。市府有关人员，顿时为此一意外的消息愣住，半晌说不出话来。
据郑贵夏指出：金·路易原名路易·金，是一骗吃骗喝的无赖。他用计骗得贝利市长的签名，然后伪造证明文件，佯称系贝利市长私人代表，于今年六月间来台，洽谈与台北市缔结姐妹市事宜。
路易·金抵台时，台北市长杨某曾往机场迎接。下榻圆山大饭店期间，市府奉为上宾，每日有专车迎送，好不威风。
郑贵夏说，今年八月间，他前往美国参加姐妹市活动，在华府拜见了贝利市长，贝利市长已闻路易·金行径，深感不齿，并为此事向郑致歉。
郑贵夏强调：缔结姐妹市活动，加强国民外交是件好事，但今后须小心行事，以防路易·金事件重演。（亚）
第3版()
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黑官”盛行
本报讯 在美国出版的《国际日报》最近发了一条“台北专电”，就台湾“教育部”的“黑官事件”发表述评。“黑官”，是指台湾当局某些机构在编制以外，违反“人事行政制度”，私下安插的人员。
专电揭露，“黑官的出现，是机关首长私相授受，声称是由于某些特定职位的需要，非某人莫属而产生”。
专电评论道：“公务人员非经考试及格不得任用，这是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的特色，也是国府人事制度的精髓，人事主管当局不可能不知道，如果知道，而明知故犯地任用无任用资格之人，就是失职”。
评论最后说：“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人事主管当局非但不肯对黑官问题认错，反而大言不惭地说，黑官问题微不足道。其目无法纪如此，人事制度的前途将何以堪？”
第3版()
专栏：今日台湾
替人行凶的“职业杀手”
据美国报纸报道：台湾有一批“专等受雇充当杀手”的黑道人士。当地警方透露，“作案的对象由雇主选定”。“尽管凶手跟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恩怨，但只要雇方出得起价钱，他们就不顾后果地达成任务”。
据说这些杀手的“背景非常复杂”。“部分商界人士利用他们的狠劲，来处理一些弄僵了的商务纠纷”，有些案件与政界派系有关系。
报道说：“要将这些‘杀手’集团清除并不难，但真正的问题是在这种金钱上的交易，这些人的居心比花钱雇得的‘杀手’还要可怕，危害治安也深”。（生）
第3版()
专栏：台湾简讯
台湾简讯
△据台北报纸报道，台湾“立委”刘碧良、周文勇说，台湾与大陆的“转口贸易频繁”，去年经由香港的双边贸易额达到港币二十六亿元，合美金约四亿六千万元，较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五；通过双方船只进行的直接贸易，也达四百五十万美元。
△据《台湾新生报》报道，台湾国华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齐白石画集》。这本画集共收集了九十幅白石老人的代表作。
△祖国大陆名产武昌鱼在台湾人工繁殖成功。据《台湾新生报》报道：台湾渔业局前年从香港引进了大陆数万尾武昌鱼苗，如今已由枋寮乡青年李胜良繁殖成功。武昌鱼又名团头鲂，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名贵的食用鱼，盛产于长江中游。
△台湾阳明医学院药理系主任金明儒说，在对上千种中药及台湾自产植物进行实核后，认为有五十余种植物在特定的步骤下，对鼻咽癌及血癌的癌细胞生长有抑制作用。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敦礼，最近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列入一九八一年度《世界名人录》。陈敦礼教授今年四十七岁，是有名的物理化学专家，曾获得多项国际专利权。
第3版()
专栏：今日台湾
右上角为陈财福，图中为被陈击伤倒地的屏东市民代表林庆山。
原载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