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常惜深谈易歇”
叶圣陶
老友剑三谢世之后二十五年，他的令郎济诚、立诚二位同志特来看我，好久不见了，谈叙甚欢。二位带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统照文集》前三册赠我，说文集共有六册，后三册正在排印中；又说我是他们父亲的老朋友，希望我写一篇跋收入第六册，无论谈什么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剑三的形象如在目前，剑三的诚笃永记心头，济诚、立诚二位的嘱托又那么恳切，我毫不迟疑答应了下来，说我虽然心思滞钝，目力不济，这篇跋文一定写。
我要从五四运动那时候说起。那时候我在苏州乡镇上一所高等小学里当教员，接触的朋友只有十几位同事和镇上的少数人，知道外间情况只靠入夜才由邮递员送到的一份上海报纸，真可谓孤陋寡闻，跟时代脉搏不相应合。而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生跟我根本不同。五四运动的酝酿和爆发都以大学生为主力，中学生为助力，进步的大学中小学教师也是共谋协力的伙伴。那些大学生活跃极了，集会结社，演讲讨论，办杂志，编副刊，如剑三，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耿济之诸位，都是这样活跃的大学生，与我这个乡镇上的小学教师属于不同类型。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十二发起人中有我，其他十一位中，我只认识郭绍虞，是幼年的熟朋友，还有剑三、振铎，地山、世英、济之，雁冰和其他四位，我全不相识。是振铎写信来邀我作发起人的，其时才通过两三回信，还没见面。同在1921年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革新，由沈雁冰主编。那年的第一期中登载了文学研究会好多位会员的作品，好比集体亮相，其中有剑三的和我的。近年来看雁冰在《新文学史料》里的《回忆录》，他谈到初编《小说月报》的时候，约稿大都与振铎商量，收稿大都由振铎经手的。当年我的稿子确由振铎转寄雁冰，而北京诸位的稿子全是振铎汇寄上海的。于此可见《小说月报》的革新是雁冰、振铎二位协力的成果。在革新的《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大多先在报刊上登载过文章，有的已历两三年，有的年数更多，如剑三，1917年就开始写白话小说了，这又可见雁冰、振铎二位的选择和安排是成竹在胸的。
1922年，振铎伴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从上海到北京，我与他们结伴同行，到北京大学任讲师。这时候才得与许多通过信的或者慕名的朋友见面，于是开始认识剑三。这一回我留居北京为时极短，因为家里有事，就请假回南了，所以与剑三谈叙不多。别后通信，或论文事，或为稿件，或因其他事项，如今回忆，也说不上频繁。最不能忘怀的是1931年剑三到上海之后来我寓所好多次访问，以及1935年我迁回苏州之后他来苏州的一次专访——那次还同游太湖的东西二洞庭山。我生平有这样一种经验：在集会或宴饮间与友好谈叙，总不及在家里与友好促膝相对的舒畅愉快，几乎达到彼此忘我的境界。首先是来客与我母我妻以及孩子们熟得象一家人，随便说笑，共同吃喝好象不是什么客人。待到与来客促膝倾谈，彼此的顾忌、虚骄、自高、自卑等等破盔烂甲全都卸除了，真所谓赤诚相对，如见肺肝。谈叙的也不一定是什么深文大义，高见卓识，有时候竟是街谈巷议，米盐琐屑。也会引起争议辩驳，甚至面红耳赤，结果却相对一笑，你谅解我的偏执，我想到你的脾气，就丝毫芥蒂也没有了。这真是友情的升华，无上的妙趣，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其他场合，如园林同游，酒店共酌，旅舍联床，也会进入这样的境界，总之是唯有两人相对的时候。我把这样的谈叙叫做深谈，在追念故友朱佩弦的长调《兰陵王》里有一句“常惜深谈易歇”，就是说这个；事后回想，妙趣无穷，但是已成陈迹，不知道何时重享此乐，就不免惜其易歇了。生平结识的朋友不计其数，而感到“常惜深谈易歇”的才十几位，不能不说是极少数；剑三却是极少数中的一位，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地叙明，在他谢世已经二十五年的今天，我仍然忘不了与他历次的深谈。
我与剑三叙晤的日子实在不算多。抗日战争八年，他留居“孤岛”上海，我全家入川，寓居重庆、乐山、成都三处。待我1946年春回到上海，他在前一年7月间回青岛去了。这期间通过好几次信。他的信恳切深挚，殷忧和热望交织，大义凛然，可惜我迁徙频繁，散失屡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1949年春，我与好多位老前辈和熟朋友北上，3月14日到达济南市，其时青岛尚未解放，振铎曾经提到可惜不能去青岛访问剑三，彼此怅然。那年夏天第一次文代大会召开，我才得与剑三重逢，暌违已经十多年了。1957年我追悼剑三的诗中说：
解放欣良觌，积愫获畅宣。
岁必一叙首，此乐尤逾前。
而君呈衰象，骨出肤弗鲜，
吁吁时喘气，旧嗜摈卷烟。
所幸衰老貌，意壮神故全。
为言新社会，人人有仔肩，
贡力惟恐后，群利最当先。
复言笔未疲，尚拟草数编，
取资于近史，如汲不涸泉。
我这些诗句极浅薄，却是剑三当时的实况。那几年间他意兴极好而身体越来越差，虽说“岁必一叙首”，而集会时繁忙，空隙时间又各有业务上的工作要做，深谈的机会就很少了。
剑三一生六十年间，写作生活占三分之二，论体裁几乎各体齐备，论出版遍于各地主要的书店和出版社。如今汇集从前出版的书和少数未印的稿子编成他的文集，全部是六厚册，我视力衰退，勉力翻看目录，没有见过的非常之多，读过的只占一小部分。这是有原由的。解放以前出一种书只印二三千册，又实行所谓“版税”制，待书籍销售之后才结算报酬，所以朋友之间互赠新印著作的风尚还没有形成。我记得《小说月报》革新之后，剑三登载在上边的所有作品我是读过的，还有我经手的他的若干稿件当然读过。特别要提到《山雨》。剑三在《山雨》的跋里记叙1931年8月间我们同游江湾叶家花园的时候，他告诉我打算写两个长篇，其一就是《山雨》。他说《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他说“圣陶都极赞同，希望我早日完成”。他叙得这样简略，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叶家花园的会晤也是一次忘不了的深谈。1932年下半年《山雨》写成就交给我，我先睹为快，立即付排，依次校对全书的校样，那种乐趣在他人或许是难以了解的。
剑三的文集不久就将出齐，以前我读得不多，现在正好补读；再说，我虽然不是完全闲空没事，可是经常的业务工作没有了，时间也还富裕。最可憾惜的是我的视力极度衰退，所有出版的书籍报纸都不能看了，戴上眼镜再拿起放大镜也无济于事。朋友们厚爱我，每出一种新书都以签名本赠与我，而我只能看作珍品，收藏在书橱里，十分辜负了朋友们的厚意。剑三的文集出齐的时候当然也是如此，呜呼剑三！真对不起他。
1982年8月25日
〔编者附记：此文是叶圣陶同志为《王统照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作的跋。题目是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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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看红叶
杨纤如
尽管盘山公路是那么宽阔、平坦，我仍不免弯腰俯首，而且略带喘嘘遥望“双清”而上。比起五十年前来，现在脚下自然方便多了，无如当年碎石铺成的窄狭山路、挡不住脚底灵活、健步如飞的小伙子的冲劲。昔日山道崎岖自有身强力壮来征服，如今公路平坦的方便又为体力减弱所抵消。算来“收支两抵”，得失相当，看红叶总是要吃点力。
是五十年前秋风透体、枝叶摇落的时节；内衣微湿，脚脖略涨，我独自踏上香山的山径小道。呀，黄栌林在望，遍山红透。我还认为此行真的是为观赏红叶而来呢，岂有独自一人享此佳趣的？直至接近栌林，看到老郑和小林向我招手，我才哑然失笑，原来是昨晚“反帝大同盟”通知我次日上午十时来“看红叶”。一会儿，林边又走出一个面孔熟识的人。他们齐声说道：谁谁也来了。我回首身后山坡，果然又有两人上山来，也都是相识的面孔。
六个人面对栌林指手画脚，说的却不是什么红叶题诗，什么红叶寄相思；而是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就这样，我们结束了“观看红叶”的聚会，各自分头散去。虽说这次我并没有尽情地观看红叶，但是漫山如火，几疑世界变色，红透了我的胸怀，与满腔热血红成一片！心中暗祷：望这红红遍全北平，红遍全中国之日到来！
第二次看红叶也非乘兴而来。那是在黑暗中摸索找关系。北平城内是黑烟滚滚，到处是宪兵三团的魔掌，一不小心就会罹祸。我想起一位在香山养病的同志，希望能侥幸碰到他。果然，侥幸心存不得。他已于半月前放弃静养生活避祸南归了。既然远道而来，总该不虚此行，我便一个人登上双清别墅，继续爬了二十分钟，来到黄栌林边。那时已经临近初冬，究竟栌叶曾否泛出红色，我没有留心；只觉得苦霜频降，枝叶零落，稀稀拉拉挂在枝颠的无非是污黑一片。
不记得是二十几年前了，我又百无聊赖地踽行在“双清”的高坡上，临近栌林边缘，遍寻红叶不见。啊，我来得早了点，霜未降，日未晒，花红素尚未取代叶绿素，栌林仍是灰暗一片。
这回，是第四次看红叶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鼓舞，四化的召唤，我想起了五十年看红叶的往事，便结伴三五，同到香山。怎奈朋友们都望而生畏，留在山下喝茶去了。我偏偏要表示不服老，誓必爬上栌林。正是红叶当令时节，这里一团团赤亮亮的，重笔浓抹；那里一团红艳艳的，逐队成球。上上下下，满山红遍，映到北京城的工厂、农田、营房、学校，形成一片红海世界！五十年前的祝愿终于实现了！这次是有心而来，不禁唤起五十年前无心而来、第一次看红叶的心情。漫山红叶更红，而我胸膛里热血也更红！真是无心观赏红叶叶也红，有心观赏红叶叶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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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散文之页
庐山玉渊潭纪实
吕远
正值北京盛暑，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邀我去趟庐山。我在午夜登车，绕道湖南，直奔江西。赶到庐山脚下的南康宾馆，已经是第三个午夜了。导演和制片主任在等我。谈话间，他们说天明以后要去玉渊潭拍外景，问我去不去，我因为连日奔波，人困马乏，未及细说就倒头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在餐桌边又说起这件事，我才注意到庐山玉渊潭同我家左近的北京玉渊潭三字一笔不差，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们又说那里有冯玉祥写的字呢！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匆匆上车出发。
车行十多公里，弃车登山。走过观音桥畔，见一块牌匾，上写“天下第六泉”，岩下一汪清水；饮了一口，果然鲜美甘冽。过泉再爬过一带小山，便到了玉渊潭。出乎我的预料，北京的玉渊潭平静光洁，而这个玉渊潭奔腾吼叫，声震群山。抬头看，五老峰从云端劈天而下，上刺九霄，下切深谷，巨石杂陈，激流飞迸；俯首看，玉渊潭怒瀑直插涧底，潭下水色墨黑、汹涌翻滚，深不可测。据说一个日本旅游者曾买了一斤丝线，系石探测，线已尽而潭底无着。尽管可能有些渲染，但这里确实是个引人入胜、清人心脾的境界。
我在潭边的岩坡上出神地伫立了很久，感到神志清澈、身心清爽：似乎昨天离我已经很远，而明天离我如此临近，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我仿佛失去了纷乱的杂念，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绪……我想坐下来沉思一会儿。一低头，我忽然看到脚下踩着一个石刻的大字，赶紧回身一看，原来在我所站的岩坡上满是刚健雄浑的斗大隶书；不是几个几十个字，而是一二百个笔力强劲、气势宏伟的大字，仔细看去，字字端庄严正、笔笔入石经寸，间矩平直，从坡顶直排下来，漫漫然布满半坡。那字体，正是冯玉祥先生的笔迹，比起他在泰山所写的字，更为坚实成熟。那是节录墨子的一段话“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看着看着，我觉得这些字，字字千钧，裂石有声，象一队队武士跃然石上。冯玉祥将军那忠贞爱国、刚直不阿的倔强性格，以及他对于背离人民的蒋介石政府嫉恶如仇、口诛笔伐的气概，充斥整个山间。那是他在为国难而四处奔走，几度披甲抗日都被迫赋闲之后愤然挥毫的。在墨子的一百六十余字之后，他以楷书刻在石上道：“此墨子之言也。昔贤论道经邦，盖欲天下后世知所取法，奠国家于磐石之安。余游匡山，如入桃源，因冀国家之治安如庐岳，持节录墨子之语，镌刻于此，以告当世……”字里行间，包涵了这位爱国将军的多少忧虑、悲哀、愤怒和希冀呵！——我从字迹上抬起头来，忽然感到一股热气扑面吹来，好象冯玉祥将军正在山谷间举起手臂，那轰鸣的潭水声正象他的呼号，一种为祖国、为人民的未来而由衷关注的呼号。他在四十六年前留下的这漫坡石刻大字，这治国安邦的宿愿，依旧是如此炽热地烘烤着祖国大地，激动着我们的心！
太阳从树间洒下斑斑阳光，暑气慢慢升腾起来。我坐在坡顶上久久体味着这诞生整整百年的人的心境。我脚前的石缝中到处都堆满了金黄的松针，如果有谁拾起这些松针，在这里烧一壶观音桥畔的甘泉水，沏一杯这庐山的云雾茶，坐在这玉渊潭边细品慢赏，那该是多大的乐趣！——但是，当年的冯玉祥将军没有这种闲情，他不是在这里消遣世虑，而是俯在石头上镌刻从政为民、赏善罚暴的大字；今天到这里来的八一制片厂的同志们也没有这种逸致，他们正忙碌着拍摄共产党人必须同人民血肉相连的故事影片。我看见摄制组的同志们正在潭边的石坡上拍戏：几个衣衫褴褛的红军伤员坐在石头上听陈毅讲话，陈毅同志拄着木棍跛着腿走到他们身旁，劝那些战士到老百姓家去作儿作女，以保存革命力量。他对不愿离开部队的何山虎说：“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儿子嘛，……我相信，只要是块金子，埋在啥子地方也不会变色！”他的声音从潭边向山间传开，四山都在回应：
“只要是块金子，埋在啥子地方也不会变色！”……大约陈毅同志在南方说这番话的当时，正是冯玉祥先生在这里凿石抨击蒋介石丧失人民的时候，历史是如此雄辩地证明：赢得人民的政党，就一定能胜利，丧失人民的政党就必然要失败。
不知是摄制组的谁在我身后收听半导体收音机，我清楚听到那是电台正在广播十二大报告的摘要，声音庄严而且热情：它论述着党风问题是关系着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它告诫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容易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我听到胡耀邦同志说：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自觉地为人民谋福利，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不知为甚么，这些话在这玉渊潭边，在读过冯玉祥的刻字之后，在重温陈毅同志的遗言之后，听来分外中肯、分外动人、分外亲切。这要比在潭边独酌松针煮的云雾茶更加馨香、更加清心、更加醒神。
但愿每一个到庐山的同志，都能到这玉渊潭边深思一下。难道这漫坡石刻大字，不值得我们在未来时时刻刻引以为鉴戒吗？……
1982年9月7日返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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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散文之页
彩绘漆席
雁程
“绵乎乎的……多好呢！呵……”
二姥姥躺在铺着新席的自家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不禁喃喃自语，还不住地呵呵笑出声来。
确实的，我到这山沟沟蹲点快半年了，还很少见她老人家这么快乐过呢。
庄户人家，难得有几个趁钱东西。今儿一清早，二姥姥的三儿子进县城去办事，傍晚带回来二姥姥嘱咐买的一张十分花俏好看的大漆布席：墨绿色漆的彩底上，绘着一朵一朵粉嫩的莲花；莲叶下，是一对戏水的鸳鸯。这不，都深夜了，二姥姥还喜欢得不知该咋着才好呢。
我和二姥姥头挨头，并排躺着，眼紧闭，但没睡着，心里说：“二姥姥，我懂，这偏僻山乡里的庄户人家，钱来得不易！”
一铺很好的月光，透过小方木格的玻璃窗洒到花布被上；土炕烧得格外温和，被窝里暖暖的。我睁眼望着天上的繁星，很觉松快。
“闺女！”二姥姥推推我：“睡了么？”
“没呢。”
“我猜你没睡……闺女，你摸摸这漆布席子面有多绵和，多光溜呐！”
二姥姥那满是老茧、青筋崩起的手，在薄薄的棉褥子底下来回磨呀磨的，不住地啧啧：“啧啧，溜光滑亮，再甭怕苇刺儿扎手啦……”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也笑了。
彩绘的漆布席子，散发出淡淡的油漆清香，比二姥姥家原先那张破苇席子不知好过多少了。记得刚到二姥姥家那天，她家炕上铺的就是那张发黄发旧的苇席。席子破烂得拿手在上边一扒拉，就能扎个刺。
妇女主任怕我这个城里人嫌弃，斜着眼，压低嗓子问：
“要么换个地方？”
我微笑着把行李卷扔到炕上，算是在二姥姥家住下了。
二姥姥孩子多，又早早地没了男人，家境自然清苦。听她跟我说，苇席还是孩子爹土改时买的呢，现在虽然烂得没个样了，但它原先也是块好席子，而且那是地道的白洋淀苇席哩！
甭瞧二姥姥上岁数了，还是小脚，可她把地里拾掇得谁见了谁夸。她一垄麦子一垄山药间隔着种，等到夏天割麦子，秋天刨山药，在咱这塞外也一年收两茬了。白天，她忙活地里的；黑夜忙活家里，喂猪、喂羊、养鸡，样样事她全操心到了。忙是忙，但她那满脸的皱纹里，渐渐藏着笑容了。
“闺女，你到咱家这些日子了，咱穷虽穷，可咱的钱来得正道。”二姥姥给我掖了掖被子。
“是的。”我回答。
屋外好象起西北风了。“再过几天，我要走了。”我思忖着，一想到就要离开这个小小的山村，我的心不由地一颤。
“二姥姥，说话就快到开年了，您……”
我没说完，二姥姥便接过了话头，说：“闺女，甭担心，咱明年咋样也要赛过今年去。咱就盼望它国也好、家也好，大伙儿日子过得一年超过一年才好呢！”
大公鸡“喔”地一声啼晓了，二姥姥又象往日那样慌忙坐起身，叠好被褥。如水的月光此时刚好投在了彩绘漆席的浅红莲花瓣上，宛如为席面上的鸳鸯添了一泓清澈的潭水，而莲花正亭亭玉立在水中。
“村东头的何家今年买上电视机了，咱明年在地里都种上优良品种，兴许年底也能抱回它一台电视机。”
二姥姥跪在炕席上，用手轻轻抚摸着席子上的莲花，嘴里喃喃地说着，豁着没牙的嘴笑开了。
这时，我隐约看到一串泪珠从她眼中涌出来，皎洁的月光把那泪珠映照得晶莹璀璨。这是喜悦的泪，希望的泪！它缓缓滚动着，“滴嗒”，落到浅红的莲瓣上……
漆席是当地人用来铺炕的。根据当地的习俗，以炕席铺得好坏，表示家里日子过得富裕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