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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
周子健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向全党同志提出：“在深入群众和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基本的领导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求我们切实地改变领导作风，改进领导方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所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运筹帷幄之中，还经常到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总结新鲜经验，指导工作，解决问题。这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给我们很大教育。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响下，我来安徽工作将近两年，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虽然做得还不够，但感触颇深。实践中体会到，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但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需要。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点，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当然也就无法实现正确的领导。试以我省关于治山的事例来说。去年春天，我们到皖西六安、金寨、霍山等县大别山区调查，当时山区群众口粮已经按规定标准供应，但一些地方毁林开荒仍然没能制止住。有的地方“小山开到顶，大山开到腰，家住深山没柴烧”，既影响林业生产和山区建设，又影响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问题在哪里呢？既然粮食已经按规定标准供应，为什么还继续出现这一现象呢？经过在群众中深入座谈访问，问题是山区群众出门就爬山，劳动强度大，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需要，而深山区又极缺少耕种的田地，这是个实际情况。经过调查研究，省委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山区群众粮食供应标准过低的问题。正确的政策措施一落实，毁林开荒即得到了制止，从而推动了山区林业生产的发展。这就说明，只有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才能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再如安徽的农业，政策上抓得比较落实，较早地实行了“双包”（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近几年来生产发展较快。但从农业生产本身来说，省内自然条件复杂，地区差异性很大，有淮北平原、江淮丘陵、沿江水网区，又有皖西、皖南山区，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地域性和季节性的制约。在农业指导上，不能千篇一律，只能因地制宜。为此，我们到上述四种类型地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干部、群众一起探讨农业、林业的发展方针，因地制宜地确定主攻方向，使各个不同区域都能按照自己的特点而较快地发展。特别是对经常受灾的淮北地区，我们反复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个地区今年遭受特大洪水，沿淮1，000多万亩作物受灾减产，400多万亩即将到手的庄稼全部淹没绝收，行洪区广大人民承受巨大损失。我们最近深入灾区，一方面解决灾区人民生产生活问题，一方面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虽然淮河上游和下游的河段经过多年的治理，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上游河段比降大，流入省内的支流多，又未从根本上治理。如遇较大的降雨量，下游经常是处于较高的水位，则上泄下堵，必然造成洪涝灾害。淮北地区是我省重要产粮区，占全省耕地的一半，要使这个地区稳产高产，必须根治淮河，同时还要对1，700万亩砂礓土进行改造。这就是我们要花气力解决的问题。只要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里的粮食产量将能够成倍增长，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商品率将大大提高。因此，深入调查，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根治淮河的规划和措施，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十分重要而又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切忌主观主义，不顾实际情况乱来一气。必须认真地引导群众在实践中正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进行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活动。就一个省来说，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群众的觉悟和要求也不尽一致，而客观情况又在不断发展变化。即使上级的指示是正确的，也要从本地区具体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办法，才能有效地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领导者，
“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那里的工作生气勃勃，卓有成效；相反，工作就起色不大。比如，我省农业实行双包责任制以后，如何使之稳定和完善，这是农村工作的新课题。省委和各级主要领导人及时深入到农村中去，通过总结典型经验，在全省农村普遍推广合同制，在充分协商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基础上签订合同，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合同制的办法，既利于国家计划指导，又利于基层领导和发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订好了合同，可以使各方面利益得到合理的调节，使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得到切实的保障。
在农副产品收购政策方面，为了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计划指导，更好地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照顾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2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基数，超过基数部分，有的由国家加价收购，有的平价收购，有的也可由农民自行处理。这就把政策的原则性和执行中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了，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力地贯彻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效果是很好的。
总之，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经常不断地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
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是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的。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不愿到实际中去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是绝不可能增长才干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领导群众创造新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反对懒汉懦夫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一点还认识不足，也缺少深入调查研究的经验，因而难于了解群众的思想脉搏的跳动，当然也就难以把群众的积极性恰当地组织起来。有的同志凭着过去的老经验，思想框框多，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所以工作打不开局面。陈云同志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可以防止官僚主义和摆脱事务主义，从会议桌上、文件堆里和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把主要精力用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抓全局性的大事上来。凡这样做的，就可以了解真实情况，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心中有数，提出正确主张，避免一般化的指导和瞎指挥。毛泽东同志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虽然讲的是战争，但对于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来说，也是如此。两年来，由于我们比较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接触到很多生动活泼的新鲜事物，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增长知识，工作也就比较主动了。
我省各级党委和省级各单位，正在努力学习十二大文件，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出今后二十年内和近五年内的奋斗目标和实施规划，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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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顾攀登莫问高”
——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侯外庐
今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同志诞生九十周年。我们史学界的同志们隆重集会，纪念这位当代史学大师，缅怀他开拓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功绩，就要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发扬他的优良学风，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为开创历史科学的新局面而努力。
二十五年前，郭老在给北京大学学生的一封信中有句赠言：“只顾攀登莫问高”。这句话既体现了他的治学精神，又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郭老的一生，始终洋溢着“只顾攀登莫问高”这样一种不畏险阻、勇往直前的崇高精神。在革命征途中，他是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科学道路上，他是象马克思所说的“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
郭老常把治学比喻为登山。他说：“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这是饱尝甘苦者对于治学经验的生动概括，也是唯物辩证法在研究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值得我们重视。
郭老在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时，他对古文献资料做了精深的研究。但他觉得这是很不够的，于是转而研究古文字和古器物，这可以说他已经“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去了。然而，他正以此为起点，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从而登上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高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举行了奠基礼。郭老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接着“往下窜”，去“剿翻”先秦时期的材料。凡是他所能涉猎的，他都加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先秦时期学术思想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若干独创性见解，使他在史学领域中从一个高峰进到另一个高峰。郭老这种善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加以发扬光大的。今天，在党中央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下，我们史学工作者更应当以“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努力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攀登史学新高峰。
郭老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高峰到达另一个高峰，主要是他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科学武器。他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作灯塔，认为史学研究只有在它的光辉照耀下，才能免于暗中摸索。他说，在暗中，有幸运的人也能摸索出正确的道路，但那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很容易窜入迷途邪路。由于确立了“以新兴的科学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原则，郭老在古史研究中避免了一般史学家暗中摸索的弯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杰出成就。如他对古文字和古器物的研究，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郭老所以能够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攀登高峰，还因为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反对在史学研究中离开事实依据而进行假设和夸张，主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说：“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并不嫌长尾猿的尾子太长而要把它缩短一点，也不因古代曾有图腾崇拜，而要把爬虫之类依旧当成神灵。”因此，他总是强调要尊重历史的发展，强调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去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既要反对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郭老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史学研究中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且，他还一直反对学术研究中的另一种偏颇，即所谓“矫枉过正”。他说：“在我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敌对者不仅不能被你克服，而且你将要为敌对者所乘，把问题弄得更加纷拏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有同志批评他对待孔子的评价而发的。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究应作何评价，彼此可以争鸣；但是，他对那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的批评，则是很有见地的。对此，我深有同感。例如，我们要矫正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就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而不可另外还它一种歪曲，甚至走向对它产生怀疑、动摇的错误道路。又如，要纠正史学研究中常见的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来使用的偏向，必须通过加强学习和研究来克服，决不能为了反对套语、标签而去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总之，科学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
郭老十分重视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很注意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他在兼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期间，很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十年动乱期间，他为保存好历史所的图书资料多次作出指示，采取妥善措施。我们历史所的同志今天得以方便利用所内图书资料，实受惠于郭老。大家每言及此，都对他感怀不已。我们要学习郭老这种热心科学的可贵精神，在加强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的同时，大力做好资料建设工作。
九十年前郭沫若诞生的时候，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夜，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他从青年时代起，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了一生。他是我们时代一位笔剑并用的文化巨人，是继鲁迅之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又一面光辉旗帜。我们要继承他的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他的优良学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
最后，我再把开首提到的郭老热情勉励青年的一段话抄录出来，与同志们共勉：
在目前乃至我们的一生最要紧的是“努力攀登”，不怕高峰有多高多远！高峰也是在逐渐升高的。
只顾攀登莫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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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编辑部提出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倡议
由华东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月刊编辑部，最近就我国法制建设如何适应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提出开展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倡议。倡议书认为，我国目前对于法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显得薄弱，和新形势不相适应。这对于法律科学，对于立法、司法工作和法律教育的发展，都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在已颁布的现行法规中存在着不够协调的地方，对于法律的学理解释也存在着混乱现象；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由于法律科学体系和分类问题没有解决，基本上是按部门法设置课程，几乎是国家制定什么法，学校就开什么课，造成课程内容交错重复，教学内容越来越庞杂。为此，倡议书希望法学界就下列问题展开讨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其科学分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法律的客观规律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法学的基本范畴问题；关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法律的解释问题；等等。 （张传桢）
△孙祚民著《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沫）
△夏东元撰写的《郑观应传》，最近已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郑观应的专著。 （卢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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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强驻在我国东北的所谓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日军当即向沈阳进攻，6小时后，将沈阳全城占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927年，日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制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它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中国内战不息，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受蒋介石诱惑，率东北军7万余人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行动造成了机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立场，调动数十万军队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1931年5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把精力都用到内战和内争中去了，根本不顾外患。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8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事件发生后，东北边防公署三次派员调查。9月初，中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表示可用外交途径解决，并委曲求全，将关玉衡逮捕，拟对关进行军事审判。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休，他们认为利用“中村事件”正是向东北出兵的“天赐良机”，公开宣称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侵略气焰甚嚣尘上。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政府却认为日本为亚洲文明国家，绝不会有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日方之宣传或系一恐吓手段。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日军入侵有所防备，反而一再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命令仅一万余人的关东军向驻有近20万中国军队的东北全境发动进攻。
9月18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沈阳。东北军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500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一夜间攻占沈阳市，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18亿元以上，损失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机枪5，864挺，步枪、手枪11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20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9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但列强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护日本。所作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这样，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2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2月5日将哈尔滨攻占。自9月18日开始，仅4个月零18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东北人民广泛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任泽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