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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痛惜之余的愿望
胡乔木
一个多月以来，光明日报几乎每天登载着模范党员、吉林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同志的事迹和纪念他的文章，工人日报几乎每天登载着模范党员、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同志的事迹和纪念他的文章。这两位同志，一位6月15日在成都去世，终年仅四十三岁；一位6月16日在西安去世，终年仅四十七岁。方毅同志、倪志福同志和其他同志，还有一些重要的党组织，都已经写了文章或作了决议，号召大家向他们两位学习。确实，这两位同志的事迹，同在他们先后去世的模范共产党员赵春娥、张华等同志的事迹一样，太令人感动了。我想，绝大多数读者，读了介绍和纪念他们的文字，很难不流下泪来。我们党有多么高尚圣洁的党员，我国人民有多么忠贞坚毅的儿女，他们的伟大品质叫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党和我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宏伟目标的保证。同时，损失了他们，损失了对祖国作出了如此多的重大贡献而又刚走在生命中途的他们，又多么叫人难过！我们活着的同志要多么努力，才能弥补他们的不幸的过早的死亡所造成的损失！
我现在既不必要、也不能够和忍心重新叙述他们的事迹和品质，这些已经有了很详细的报道，请读者找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去看（主要是10月10日光明日报的《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和11月5日工人日报的《罗健夫》）好了。我只想在痛惜之余，说出几点愿望。
首先当然是希望大家（不限于知识分子，而是一切党员、团员，一切觉悟的青年和觉悟的劳动者）都向他们学习，特别是希望那些至今对知识分子还有某种不信任感、不敢推心置腹的人们，以及那些一味争名夺利，甚至对社会主义祖国至今还三心二意，羡慕资本主义“天堂”的人们，多读读他们的事迹。他们所做的一切，有许多是一般人所不容易做到的。他们是科学专家，是我国科学发达和经济振兴的主要希望所寄，他们不断苦学得来的达到世界水平的专门知识不是人人轻易能够掌握的。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不拔的忠诚（这种忠诚无论他们在身处逆境和身处顺境的时候都始终没有变化）；他们全心全意地为着人民的和别人的利益着想，一贯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只要是祖国和人民向他们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不管是份内的和份外的，不管是他们原来学过的还是没有学过的，他们都勇敢而顽强地努力钻研，他们一贯地不知道疲倦、忘记了饥渴病痛地劳动：这些高贵的品质，却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任何一个爱国志士（我们不要忘记，蒋筑英同志虽然生前填了入党申请书，却是死后才被吉林省委追认为正式党员的）所能够和应该学习的。即令我们每个人只能学习到他们所作到的一半的程度，汇合起来，也就是一股了不得的力量，足以战胜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
其次，我想说，希望一切先进分子所在机构中的党组织、每个党员以至每个正直的公民能够更多地更好地关心这些先进的人们。确实，除了在那个使我们大家都痛苦的时期以外，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长春光机所和骊山微电子公司没有照顾好蒋筑英和罗健夫。但是痛定思痛，我们仍然不能不想到，在这些方面未必没有许多欠缺。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采取一些严格的“强制措施”，让他们得到稍为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得到比较接近于必要的休息呢？人啊，共产党员啊，你们没有权利对周围的人和事冷漠敷衍。就说蒋筑英吧，已经经过了这样长久的考验，难道他入党的志愿，也一定要等到死后才能由省委的追认而满足么？当然，我并不了解这两个党组织对这两位同志关系中的细节，但是也正因为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两个党组织的有关说明，我不能不作为假定提出这个问题。我的愿望不是单对着这两个机构说的，也不是单对着中年知识分子说的，我是对着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全体爱国公民说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到处都有先进分子，到处都有最可爱的人。让我们尽可能地不要到他们死后才想起学习他们和表示我们对他们没有多加照顾的痛悔吧！
第三，我也想对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等同志说几句话。共产党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是随时随地准备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为了十亿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我们不是那种认为一个大学生“不值得”为一个农民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人，那样的人，如果是在别的岗位上，当然也不会冒死去抢救一个小学生，或者同一个甚至几个拿着凶器图谋犯罪的歹徒格斗。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我想，蒋筑英和罗健夫都并不是必然要死（我不懂医学，不知道罗健夫同志所患的“低分化恶性淋巴瘤”和蒋筑英同志所患的多种凶险疾病能不能在早期治愈，这里是假定能够）。如果他们还健康地活着，尽管报纸上不会这样大量地表扬他们，但是他们却能够为祖国和人民作出更多更重大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经常提倡自我牺牲，但是这不是说一个共产党员或先进分子的生命和健康就不重要。生命和健康，这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资本，它们不是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属于祖国和人民的，对于党员，就是属于党的。我们反对借口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而损公利私，而贪生怕死，但是有了病，特别是有了严重的病，还是要治，并且要治好。这好比打仗，打仗一定要不怕死，但是也一定要尽量争取少死，受了伤，只要有可能，还是要争取治愈重返前线。共产主义者不是苦行僧，我们的自我牺牲的目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自己（更不必说别人）的痛苦，而是人民（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幸福。除了不可避免的死亡者以外，我们只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活着、奋斗着，才能带领人民一起去胜利地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末了，我还有一点愿望，是关于新闻界的。工人日报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航天工业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同志，这证明工人日报确是忠于党中央的政策，把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工人日报和光明日报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专长，这也是一件好事。不过就我有限的见闻所及，除了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登过一篇《吉林省委决定开展向蒋筑英学习活动》和新华社播发的《许多读者投书工人日报表示学习罗健夫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解放军报同日发表了关于学习罗健夫的一篇本报讯，吉林、陕西两地的报纸也分别作了有关的大量报道以外，其他报纸似乎都很少涉及这样两位有全国意义的模范人物。分工分到这样“专门”的程度，不免使人们感到惋惜。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虽然都拥有大量读者，范围究竟比较有限，这就使得全国很多人至今还不了解蒋筑英、罗健夫这两位模范党员的丰功和美德，不了解他们艰苦奋斗的历程。我因此希望我们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要这样过分地井水不犯河水，好让大批读者、听众和观众更容易知道尽可能多的事实，得到他们所需要得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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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基伟在分组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会上说
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完善了国家体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人大代表、北京部队司令员秦基伟昨天在解放军代表团分组审议宪法修改草案的会上说，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早在1871年就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恩格斯也说过：“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列宁也多次讲过，国家机器首先是常备军……等。由此可见，军队是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国家体制上也是完全必要的。宪法应该对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否则，国家的体制就很不完备。过去，我国的宪法对此缺乏明确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而不是国家的军队。宪法修改草案明确规定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不仅完善了国家体制，而且会改善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秦基伟说，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还有利于加强军队建设，有利于对付外来侵略。把军队领导机构纳入国家领导机构，就可以使国家更好地通盘考虑军队的建设。宪法修改草案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明确规定，强调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条文中，重申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国家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等。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军队的重视和关怀，对巩固部队将起很大作用。把军队领导机构纳入国家领导机构，还有利于加强统一领导，一旦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能更好地保证我军迅速转入战时领导体制。
秦基伟最后说，宪法修改草案这一规定，是一项重大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担负起国家赋予军队的光荣伟大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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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秀峰在分组审议会上谈宪法修改草案
为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提供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人大代表杨秀峰27日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分组会上说，即将通过的新宪法为一系列法律和法令的制定提供了基础。从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到现在，我们在法制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这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因为没有一部科学的、完善的根本大法作为依据，各项法律法令在建立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工作难以进行。这部宪法通过以后，法制建设工作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杨秀峰说，宪法修改草案对我国立法体制的一系列规定，也将大大加速法制建设的发展。他说，草案加强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职权，赋予了国务院，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以部分立法权。这些有关我国立法体制的改革，都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有效措施。特别是把过去的中央一级立法体制改为中央与地方两级立法体制，有利于各地在宪法和国家法律的指导下，根据地方特点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因地因时制宜，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便加速国家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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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宪法反映新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
白如冰谈对宪法修改草案和彭真报告的感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人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在昨天的小组会上说，对宪法修改草案和彭真同志的报告，我感受较深的有这样三点：
一点是，宪法修改草案充分反映了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既符合当前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发展的前景。翻开宪法修改草案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序言》、《总纲》到其他各个章节，从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阐述，到对公民权利义务和对外政策的规定，都体现了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已有相当发展这一基本国情，都是为保障和推进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总任务服务的。因此，这确实是一部有我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
再一点是，宪法修改草案充分体现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总的指导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紧密相连、完全一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华民族团结胜利的最根本的政治基础，是我们的国宝。现在把它写进宪法，用最高的法律形式把它肯定下来，这在今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动员作用、保卫作用，将是巨大的。
第三，宪法修改草案充分反映了新时期国家工作的重点。过去若干年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我们有两条很沉痛的教训，一条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再一条就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忽略、放松了经济建设。我们再也不能办这样的蠢事了。宪法修改草案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在国家根本大法上保障了我们的四化建设不受干扰，能够顺利进行。这是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是我们从沉痛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这确实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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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出版
聂荣臻同志题写书名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据《光明日报》报道：聂荣臻同志11月25日为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题写了书名。这本书中收集了有关蒋筑英的通讯、故事、笔记、书信和他的同事、亲友的回忆文章以及照片等，约7万字。
蒋筑英同志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为振兴中华奋斗不息，鞠躬尽瘁，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事迹在报上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特别是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习蒋筑英的活动正在全国知识界广泛展开。这本书就是为广大读者提供学习材料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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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外国人的信念
——河西走廊见闻录
本报记者 王钟人 李敏杰
汽车沿着兰新公路西进，绕过唐代诗人李白笔下的焉支山北麓，进入曾经是河西走廊最穷的一个县——“铜山丹”。
“铜山丹”并无铜。河西人民根据自然条件的优劣和物产的丰欠给各县划分了等级：玉酒泉、金张掖、银武威、铜山丹、铁高台。铜自然没有金、玉身价高，可是在历史上，山丹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兴盛时期。据记载，公元942年，这里有60个街市，大食国作家伊宾墨哈黑尔来华，曾将它误认为是“中国王城”，可见当时之繁荣昌盛。直到清初，它还是一个拥有25万人口的大县，为东来西往的贸易客商必经之地。山丹的衰败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到解放前夕，经济已彻底萧条下来，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极度贫困。
汽车在林荫街道旁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大屋顶楼前停下。这就是新西兰友人艾黎捐赠的文物陈列馆。去年11月破土动工，今年5月竣工建成，建筑面积为780多平方米。艾黎捐赠的3，700件中国古代文物，包括石器、陶器、铜器、货币、玉器、古乐器、瓷器和书画等，目前展出的有1，000多件。陈列馆开放不到两个月，前来参观的已近10万人。且不说这些文物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有多么重要的参考价值，仅仅就一个年已85岁高龄的外国人，对中国大西北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县城所怀有的深厚感情，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为陈列馆开馆剪彩时，他说：“有了这个文物陈列馆，山丹青年可以更多地了解过去，这对他们迎接现在，准备未来，都是不可缺少的。”
艾黎的名字，在16万山丹的各族人民中，连四五岁的幼儿都知道。曾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农民，为什么对一个外国人如此敬重？记者从原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友的介绍中找到了答案。1927年艾黎来到中国，五十五年过去了，将近十年时间，他是在山丹度过的。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1944年冬天，艾黎征求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后，把他和一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朋友乔治·何克一手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1953年该校迁往兰州，改名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从陕西双石铺和兰州陆续迁到山丹。“培黎”二字虽然是艾黎尊敬的美国朋友培黎的名字的译音，却还包含着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的深刻含意。他曾经说过，办这所学校原是想为未来的新中国培育一大批愿意留在艰苦地区工作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艾黎同情中国的劳苦大众，他想为他们的新生、幸福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就是艾黎的信念。他希望他为之奋斗的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在战火纷飞的祖国的一隅，十年沧桑，历尽艰辛，艾黎的信念终于得到了实现：他所创办的培黎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数千名技术人才。
7月的戈壁，骄阳似火，但是驱车在山丹县城，却有春意盎然的感觉。山丹县委的同志介绍说：“艾黎把山丹称作他在中国的故乡，可是他今年6月来这里，却不敢相认故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调整了农牧、粮油生产比例，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充分发挥了本县油菜高产的优势，今年油料总产850万斤以上，比去年增长77％。小麦比去年增长一成，可达550多万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县有羊12万只，今年已发展到20万只。大牲畜也有了很大发展。”
在山丹还有一个与艾黎齐名的英国人，名叫何克，他的陵园就座落在距陈列馆不远的南门外。
何克在牛津大学毕业后，1938年到汉口，由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介绍给艾黎，主持培黎学校的工作，1945年夏患破伤风病逝于山丹。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他请陪伴他的艾黎给他朗读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共产党宣言》。伫立在何克墓前，我们想到了许多，想到了国际主义精神，想到了信念的力量，因而找到了一个外国人之所以成为山丹人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的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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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三委员谈宪法
本报记者 罗自苏
在政协分组讨论新宪法期间，记者走访了三位年事高迈的女政协委员——谭惕吾、韩幽桐和邓季惺。她们就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我对这次人大即将通过的新宪法非常满意，它将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谭惕吾高兴地说。当年在南京立法院，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戡乱建国法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而出名的谭惕吾，今年81岁了，身体健康，慈祥可亲。她说，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你注意到没有？1954年的宪法是这样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个是“上”，一个是“面前”，看起来差不多，可是实施起来就有“虚”与“实”之别。所以说这款规定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谭老尖锐地指出：1978年宪法删去1954年宪法中的这一条规定，是违背民主原则的。这一次的宪法又把它恢复了，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应有措施。
宪法修改草案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款规定是1954年和1978年宪法都没有的，而这一规定却非常重要。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的统一。公民享受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不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就不可能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著名法学家韩幽桐现在是全国政协法制组组长，从事法学研究五十余年，年逾古稀，精神矍铄。她说，宪法修改草案第五条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非常重要。这里所说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在内。共产党不是自外于人民的特殊组织，共产党员不是自外于人民的特殊公民，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们不但不能有特权，相反，应当是反对特权，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韩老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制和特权是对立的，法制否定特权，特权破坏法制，特权是实行法制的障碍。要贯彻好宪法中反特权的规定，就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七十六岁的邓季惺，四川乡音未改，1933年大学毕业后就在南京政府司法部供职，后来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委员。邓老爽朗地笑着说，“那时候，谭大姐（惕吾）和我均被称为共产党派到立法院的‘第五纵队’”。
她说，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民主权利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新宪法经审议通过以后，就将是一部具有最大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但根本大法还要一系列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落实。这就要做到：
第一、“有法可依”。这次宪法修改草案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这有利于加快立法工作的步伐，使法制更加完备。
第二、“有法必依”。要使人人知道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依法办事，真正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第三、“执法必严”。执行法律，必须严肃认真，不开后门，不谋私利，做到弊绝风清。
第四、“违法必究”。必须认真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