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吃尽罕见苦 筑出少有路
——记修建天山公路的基建工程兵
吴鸿业 顾仁君
天山，巍巍群峰钻天，皑皑白雪盖顶，多少探险家望而却步。如今，英雄的基建工程兵的筑路战士，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修通了天山公路。
天山公路北起石油城独山子，南到库车，全长560公里。它时而在如火炙烤的茫茫戈壁上穿行，时而在神秘莫测的原始中山森林带迂回，时而跨越冰封雪裹的高山草甸，时而穿过巍峨的雪峰。长达1，893米的铁力买堤隧道是我国目前最高（海拔3，400米）最长的公路隧道。这里还有我国公路史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防雪走廊。它伸出钢铁臂膀，抗着滚落的雪团，让汽车在“钢铁屋檐”下安然驶过。
雪线扎营
在荒无人迹的雪线上施工，进山本身就是一场恶战。筑路部队3、4月份进山时，内地已经春暖花开，天山深处却依然是一片银色世界。
1980年3月的一天，拉尔墩达坂附近，九级大风席卷着雪团，铺天盖地而来。大雪吞噬了公路，把先遣队的47辆汽车堵在半路上。推土机上去推雪开路，积雪很快又漫过推土机。为了保证安全，人员只得撤退。9辆汽车刚刚退下来，其余的汽车就被大雪埋得无踪无影。
战士们在雪地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啃了几个冷馒头，拿起工具，急忙上山找车去了。在茫茫雪海，找啊，找到晚上11点，才挖出了5辆汽车、一台推土机。第三天，又有几个连的先遣队加入了挖汽车的行列。他们在雪层里挖若干竖井下去，探汽车的位置。几十个人又奋战了两天，总算把车全部挖了出来。直到风停雪住，推通便道，才进入施工区。
与此同时，九连的先遣队也冒着飞雪往海拔3，500米的哈希勒根达坂前进。离宿营地还有3公里时，大雪淹没了汽车便道，带队的副教导员田玉川和大家一起背上行李，扛起帐篷，扒雪上山。雪团猛烈地抽打着人们的双眼和面颊，几米之外不见人影。战士们结成小组，你推我拉，艰难地前进。不时有人陷入雪窝，拉上来继续走。他们的衣服变成了冰盔银甲，大头鞋变成了冰疙瘩，行走困难，在雪原中爬呀爬，好不容易才到达宿营地点。
宿营地也是白茫茫一片。指战员们忍饥冒寒挖出一个大雪坑支帐篷。但帐篷还没有固定就被大风吹跑了。等把帐篷支好，积雪已与篷顶一般高了。炊事员忙生火化雪，原想擀面条，让同志们暖暖和和地吃口热汤面，可是，水不到80℃就沸腾了，面条下去，变成一锅糊糊。
入夜，大伙儿把床板放在冰雪地上，人就睡在上面。帐篷内炉火正旺，地上冰雪融化，把脸盆、水靴漂起来。待到天亮时，气温骤降，把床板死死地冻在地上，抬也抬不起来。
在雪线上扎下根来更是艰难。山上吃不到新鲜蔬菜，只好吃盐水煮黄豆，外加脱水干菜。遇到连续暴风雪，粮食供不上，有时一连好几天，天天喝稀饭。有的连队不得不扒开积雪挖野菜，煮锅菜汤充饥。
这样的生活，谁说不苦？但战士们回答：“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来的。我们没赶上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到这里也算是补一次课。”
穿凿“飞线”
天山公路有100多公里要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其中有6公里要在直上直下的绝壁上通过，这绝壁上指青天，下临深涧。公路的设计者，无法测量，只能沿公路走向在图纸上标一条虚线，名曰“飞线”。
七连接受了在一段“飞线”上开凿路基的任务。上天无路，只有凿石梯。战士们身背风钻，腰缠小包炸药，象壁虎一样伏在绝壁上，打一个眼，放一炮，崩出一个石坎。石梯打到150多米高的绝壁中心，再在上面打进一根钢钎，系下保险绳，大伙儿争先恐后，悬空作业，象打秋千似的打眼、点炮，硬是从峭壁上掏出了一条一尺多宽的石槽。他们在石槽外沿，密密麻麻地打下一根根钢钎，拉上保险绳，挡上红柳枝。这就是筑路战士走的路！
工地上炮声隆隆，指向爆破按人们的意志把一座座山头“端”起来，安放到深山峡谷。公路的雏形出来了，但平整路基仍然充满险情。司机杨伯成开着推土机压路的时候，推土机突然向河谷倾斜下去。“快跳车！快跳车！”战友们焦急地呼喊着。这时，他只要打开门跳出来，便安然无恙。可他却依然稳坐在里面，果断地采取了制动措施。但推土机还是翻了几个筋斗，掉进了奔腾狂嚣的奎屯河中。旁边的战友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法去营救。至今连他的遗体也没找到，只有那摔扁了的推土机有时还在河中心露出它钢铁的脊梁。
看过《天山行》影片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剧中的余海洲。战士们说七连指导员李善国就是影片中的余海洲。在七连奋战“飞线”的时候，李善国的妻子千里迢迢地来了。按规定，他们可以在山下留守处相聚。李善国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烟盒纸，写了几行字叫司机带给他妻子，要她搭车上山。他爱人真的上来了，并提了一个大提包，里面全是给李善国治病的中药。连队给他们腾出了一顶帐篷，成了“飞线”旁独一无二的一户人家。李善国依旧早出晚归。妻子来队的第八天，他正在新开拓出来的路基上，指挥推土机推路面，突然，大地猛烈地抖动了一下，“飞线”上面两千多方岩石呼啸着塌下来，李善国等几名同志顷刻间被埋进巨石泥土中。
全连同志听到巨响，没命地往塌方处跑。大家一声不响，双手飞快地扒着石块。然而，整整扒了一天，人们才看清被砸瘫了的推土机……干部战士忍着巨大的悲恸，来到烈士牺牲的地方，向着军旗庄严宣誓：我们为共产主义筑路，勇往直前，绝不后退！
“飞线”打通了，路旁没有他们的纪念碑，也没有他们的墓。多少年后，人们乘车路过这里，无从知道他们的英雄业绩，但历史决不会忘记这些捐躯者。
鏖战“达坂”
天山公路要穿越3个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峰。北端的叫哈希勒根达坂，南端的叫铁力买堤达坂。“达坂”，蒙语意为“冰雪簇拥的高山”。天山公路要从峰下穿山而过。
现在的一营营长杨志桐，和影片《天山行》中的主人公郑志桐只一字之差。他当时带领三连从隧道南口往北掘进。他们5月初进山，洞口积雪还在5米以上。机械上不来，战士们就把雪铲成大方块，双手抱起来往下扔，一人一天清除22立方。开工没几天，绝大多数同志都得了高山反应，头晕、恶心，吃不好，睡不香，走起路来头重脚轻。强烈的紫外线和雪光反射，使不少人的双眼肿成“红桃子”。但这些都没有使筑路战士退却，他们那双手仿佛就是“大力士”铲运机，不停地铲啊，铲……
雪搬走了，隧道在炮声中向前挺进。机械化掘进，石质越硬越好。可这里全是冰冻在一起的风化石，冰融石碎，塌方不止。他们改用人工掘进，多打眼、打浅眼、放小炮。昼夜三班倒，连续干了8昼夜，才掘进了4米。杨志桐外出开会，人还未到，电话已来：4米全塌了！他急忙赶回研究，把打全跨度改为半跨度，边掘边支撑。但塌方始终不断，有一个排46人，只有一人没挨砸。
一次洞内塌方，杨志桐先冲进去，刚背出一个排长，一块坠石又把风钻手砸伤。他救出风钻手，再进洞内，“叭”的一声，他又被砸得失去了知觉。副排长清点人数，不见营长，急忙寻找，只见杨志桐躺在泥石中。战士们急忙把他抬到卫生队，才抢救过来。
副排长刘德顺在家定了婚，一道道“金牌”催他回去完婚。他看到隧道塌方严重，说什么也要等洞通了再回去。洞通了，排长去开会，他主动留下来负责收尾工作。排长回来了，他看到最后几米还没有支撑好，又去扛木头。就在最后三根支撑要竖起来的时候，一根支撑木倒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刘德顺的左腿上，股动脉被砸断裂。从此，左腿肌肉萎缩，剩下皮包骨头。在胜利的时刻，他成了终身残废。
铁力买堤隧道进入最后攻坚的时刻，一场暴风雪，把施工用的水管冻实了，风管冻裂了，出渣用的电瓶车的轮子冻得不转了。团里来电话问能不能施工？营长欧高玉斩钉截铁地回答：“能！”
困难难不住英雄战士。车轮冻住了，用汽油喷灯烧；水管冻实了，卸开用锤砸，掏出碎冰再接上；风管冻裂了焊起来。劳动的热流消融着冰雪……
苦战加巧干，大自然耽误的时间被夺回来了。汽车鸣着汽笛从达坂肚子里一穿而过，昔日冰雪簇拥的高山畅通无阻了。
精心建造幸福路
修筑天山公路，施工难度大，生活极艰苦。但我们的筑路部队不因苦在质量上丝毫马虎。我们乘车走遍全线，看到不论是柏油路面，还是海拔2，500米以上的砂石路面，都坦坦荡荡的，路貌整洁美观，防护设施安全可靠。走在这路上，如果不是感到呼吸困难，你会忘记这是在天山！筑路部队指战员为了交给人民一条优质路，实行了严格的施工责任制。干部把关严，战士自觉防患于未然。
一营在被覆1号隧道时，由于冰冻出现了一个“老鼠洞”。连长立即决定砸开重干。但团政委邸海山却不放过这件事，他通知所有在隧道施工的干部来三连开现场会，让连长站在“老鼠洞”下讲教训。从这以后，施工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类事故。
某团还传诵着“图外施工”的故事。三连在“回头弯”地段施工，路基上方是个干涸的山沟，图纸上没有设计导水槽和边沟。但是，负责这段路面施工的副班长李经常心里不踏实。他在午休时间爬到山沟上端去查水源，碰到一个年轻牧民，了解到这条沟几年内没发生泄洪。晚上回到帐篷，他仍不放心。第二天收工后，又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找到一个老牧民，得知十几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特大山洪。他向上级建议增加导水槽和边沟。这一改，连队额外增加了30多个工日，大家却毫无怨言。
他们为了不留后患，还自找麻烦，主动改建了十几公里的路基。有两段路基，原先是兄弟单位施工的，因缺少经验，垫上去的腐土层厚，含水量大，路面多次翻浆。团党委毫不犹豫地决定换土。他们集中了机械、车辆，奋战20多天，搬运土石近百万方。这一举动，在那些“按酬付劳”和“两两计较”者看来，简直是愚不可及。基建工程兵是自负盈亏的，这样大规模的返工，要减少多少收入！但团党委算的是另一笔大账：宁可自己多流汗，也要为人民多造福。（附图片）
天山筑路部队一团三营的指战员，抗风雪，战严寒，在海拔3，500多米的达坂上，成功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条防雪走廊（长2，567米，宽8.5米）。图为走廊外景。 高尚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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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起义将领的新脚印
——记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绥民
本报记者 艾丁
今年春天，内蒙古西部新兴的工业城市乌海市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致选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原国民党起义将军田绥民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田绥民是1949年在绥远起义的。当时，他任骑兵少将副旅长。起义后，他先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过副旅长、副师长等职，参加过
“抗美援朝”。回国转业后，担任中央建工部建筑第二工程局副局长、华北联合企业公司经理。1958年，他主动要求到他热恋的故乡内蒙古西部地区，参加西卓子山水泥厂的创建工作。
当年的西卓子山，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大荒原，看不到一棵树，一间房。吃水要到十几里以外的黄河去拉，吃菜要到百里开外的地方去运，条件十分艰苦。田绥民却毅然把家搬到了工地上。他和大家一同步行到离建筑工地十几里的黄河边去开荒种地。头一天播下的种子，第二天被狂风吹得无影无踪，再种上，又被吹走，反复种了三四次，都没有成功。有人泄气了，老田鼓励大家坚持下去。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在荒原上扎下了根。
田绥民在西卓子山工作二十多年，绿化工作是他注意的一件大事。他领导大家兴修水利、培育苗圃、植树造林、发展果木林。他到呼和浩特市参加内蒙古召开的政协会议，见到一位政协委员带来一种又大又甜的樱桃，就把籽实全部收集起来，带回水泥厂进行繁殖培育，如今已发展成一片两亩大的樱桃林了。他在青岛疗养时，还不忘到公园、海滨、别墅去搜集各种各样的树苗和树种。如今，水泥厂周围30平方公里的荒漠草原上，已初步形成一片绿洲。这里栽了100多万棵各种各样的林木，还有5，000多棵苹果、桃、李、杏、樱桃等果树，大街小巷绿树成荫，草原上红花硕果，十分可爱。
田绥民对待工作，有一种可贵的主人翁精神。建厂初期，他接到上级交下来的设计和概算时，发现水泥厂只计划建一座550平方米的卫生所。他认为这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是可行的，而在边远的荒漠大草原上，没有一座设备比较完善的医院，职工的健康就没有保障。于是，他请几位懂行的人重新审核设计和概算。新概算不增加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建筑面积却比原设计增加了9，000多平方米，其中光卫生所改建医院就增加建筑面积两倍，整个新增建筑等于给国家节约了45万元的投资。
老田常说：“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沾。”他每逢到外地出差，凡是办个人的事，总是自己掏钱买车票，从不“顺便”报销。他分工管农副业，夏天在地头吃了西瓜，及时照价付款；他管医院，自己生病，和工人一样排队挂号；他管房产科，自家盖鸡窝用砖，即使一块破砖也要付钱。
田绥民对工作勇挑重担，认真负责，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与支持。水泥厂前后几任厂党委书记到职后，都给全厂职工，特别是党员厂、科级干部讲话，要求大家服从老田的领导。几任党委书记都常与老田促膝谈心，和他研究厂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也许是他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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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新闻宣传战线的坚强战士
——忆李竹如同志
黎玉 陈沂 刘导生 姚仲明 朱则民
1942年11月2日，李竹如同志在鲁中反“扫荡”战斗中中弹牺牲，至今四十年了。他是我党新闻宣传战线上的一位出色的战士。他从1927年入党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抗战以前，他曾几次办报；抗战以后，他先后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社长、《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管《大众日报》的工作。他还担任过党政军其他重要职务，但每个时期的革命活动，都跟新闻宣传工作分不开。因此，我们每想到他，总想到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我们党的新闻宣传的战斗传统。
李竹如同志是山东利津县人，生于1905年1月5日。他在家乡读了小学，1922年至1925年在惠民第四中学读初中。当时，王烬美等同志在山东建立党组织，在惠民也有党的活动。李竹如在这里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初中毕业后，李竹如到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附中读高中。后因学校一度停办，他到济南进了正谊中学。
就在正谊中学读书时，入党不久的李竹如在同学中集资创办了油印的《竞进》周报。他在课余抓空写文章，并油印、分发，使许多同学从那张小报上闻到了新鲜油墨的气味，也嗅到了先进思想的芳香。
1928年的“五三”惨案后，趁军阀张宗昌败逃、蒋介石反动势力尚未染指山东北部边远县时，李竹如回到家乡利津县发动群众，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后在反动派追捕下，他不得不二次去南京。
在南京，他考进中央大学。在那里，他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地攻读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以后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曾担任我党在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后因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暂时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教。
当时，他准备一面教书，一面办一个报纸。报纸定名为《今报》，报社的牌子写好后还没挂出去，国民党在济南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查禁进步报刊，《今报》不能出版，他在济南也无法隐蔽，又转到平原县第五乡师任教。
李竹如教书期间进行了多种宣传活动。他利用上农村经济学课，给学生讲《资本论》；并在学校中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还多次组织学生排演富有革命内容的戏剧。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了伪满傀儡皇帝后，李竹如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编写了讽刺剧《大登殿》，并亲自任导演和演员。
在平原县站住脚跟后，他又去济南开辟了另一个阵地——同友人一起创办了《新亚日报》。报纸创办之日，李竹如在《新亚日报》筹备处的大墙上，贴了四个大字：
“大众喉舌”。
这个报纸创办之初，确曾是大众的喉舌。虽然社长是国民党员，实际办报的却是李竹如和他在原正谊中学的一些同学。李竹如负责《新亚日报》的副刊。他既教课，又当编辑和撰稿人，经常往返于济南、平原之间。后来他放弃教书，专去编报。他曾用过许多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有时他不得不用迂回的方式为人民说话。例如，针对国民党报刊的欺骗宣传，他在一篇题为《怎样读杂志》的连载文章中提醒读者：“我们读杂志时要不受它的迷惑，必须持着批判分析的态度，……只要常常忘不了事实，拿事实和报纸上说的相印证，一切的欺骗便不攻自破了。”他有时也在报上进行较为公开的宣传。如1935年美国和日本政府为第三国际问题向苏联提出抗议后，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攻击，《新亚日报》刊载了《第三国际与苏联》一文。
《新亚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报社内部发生了分化。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逼迫下，李竹如不得不离开山东，于1936年夏天到了上海。
在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的支持下，李竹如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兴业里二十二号租了一间旧式的底层统厢房，办起了四开铅印的《文化报》。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该报题了报头。李竹如担任报纸主编。报社除一名做事务工作的雇员外，其他都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928年入党的娄凝先，1935年入党的高清远（李光灿）。《文化报》驻北平的通讯员，是1926年入党的边帅之（边伯明）。别看编辑部的房子小，人手少，他们办的却是一份向全国十几个省发行的报纸。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周文、夏征农等同志都和《文化报》有联系，并为该报撰写稿件。为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报，李竹如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他写的社论、评论。他还经常走出编辑部到外边采访。鲁迅先生逝世后，《文化报》用近一个版的篇幅刊载的长篇通讯《鲁迅先生之丧》，就是他采写的。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文化报》伸张正义，用大量篇幅连续报道了全国各界对“七君子”的声援，以及“七君子”被捕前，李竹如访问沈钧儒先生的通讯。李竹如还在报上辟专栏介绍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靳以等几十位当代作家。在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下，《文化报》经常被迫“开天窗”，但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着于“八一三”进攻上海。《文化报》无法再办下去，李竹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却带了一筒蜡纸，一块钢板，几支铁笔。在敌人轰炸下，铁路、公路断了，他便步行。途中，他把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油印成传单，沿途散发。他途经江苏、安徽、河南，进入山西。
在晋东南，刘、邓率领的129师将他留下工作，他担任了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的社长，以后又当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副总编辑。在战争环境下，报纸的纸张来源、印刷、发行都有许多困难。由于没有条件铅印，《中国人报》先是油印，后改石印。这是一张面向工农兵的报纸，李竹如同志要求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把话说到人民大众心里去。李竹如同志除经常自己写稿外，还担负了全部审稿和部分改稿任务，每期报纸稿件都经他审阅付印。
1939年5月，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奉命开赴山东。北方局调他到一纵队政治部担任民运部长。随部队到山东后，他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任《大众日报》管理委员会主任，还担负“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的理事长。当时报社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缺少报纸工作经验。李竹如认真抓了编辑记者队伍的建设和报纸的改进。在1939年到1942年的《大众日报》上，登载了李竹如署名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他在沂蒙山区农家的油灯下写成的，有的是在凛冽寒风中呵开冻笔写就的。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保持着亲自执笔写文章的习惯。《大众日报》上有不少重要社论、评论，是由他执笔写的。
李竹如同志对《大众日报》的工作抓得很细。他经常参加《大众日报》的社务会议，从编辑方针、报道计划、工作人员的学习，到报纸的排字、印刷、发行、传递，他都过问。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行到山东，由于敌后环境，有时在路上要费时八个月。《大众日报》发行也很不及时，李竹如经常为此感到焦心，想尽各种办法改进，甚至连邮递员需要增发雨衣等事，他都想到，并及时给予解决。
李竹如同志尤其关心编辑、记者的思想、政策水平的提高，他经常给大家作学习辅导。他领导下的《大众日报》社，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许多编辑、记者后来都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众日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1940年1月1日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同志曾特地写了贺词，用电报发到山东。
1940年李竹如同志还被选为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会长。在他主持下，该会曾把战地国民教育问题，以及在山东如何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问题，作为自己致力推进的重大课题。李竹如就这些问题在报纸上写过许多文章。他抓什么工作都抓得很紧、很细。1940年冬开展冬学运动，从组织、领导、动员一直到教员问题，教材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经费问题，等等，都考虑得非常周全。
1942年，党在全山东，首先在滨海地区发动了减租减息运动，李竹如同志这时担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秘书长。为搞好减租减息工作，到他牺牲前夕，他还在农村作调查，到哪里都与群众打成一片。
李竹如同志长眠地下四十年了，但他仍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