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周立波的创作道路
宋遂良
从左翼作家联盟到第四次文代会，五十年间，周立波同志的文学生涯是同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息息相关的。三十年代，他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并翻译和介绍中外进步作家的作品，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文化新军中，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廓清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道路而战斗；四十年代，他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鼓舞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土改运动，写出了民主革命中人民翻身解放，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压迫的《暴风骤雨》；五十年代，他又以描写工业恢复的《铁水奔流》和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六十年代，在我们的文学事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左倾思潮的干扰摧残时，周立波清醒地进行过抵制，他和它一起受难。十年动乱的风雨过后，正当他以顽强的意志、深邃的思想和成熟的艺术向他的创作顶峰攀登时，病魔夺去了他。
周立波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代作家，他始终站在革命斗争和文学创作的第一线。当我们今天回顾他一生的战斗业绩时，突出地感到他的整个文学活动（理论的和创作的）都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和艺术上的科学性。他似乎比他同时代的一般人更重视艺术的规律，更早地认识到必须展开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研究他的成就和经验，继承他们那一代作家的宝贵传统，对于我们发展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周立波是一名革命战士，同时是一位作家。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听将令”，守纪律，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献身于革命事业。他坐过监狱，上过前线，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无论是做记者，任翻译，干编辑，当秘书，作教员，还是写小说，都听从革命的需要。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也都是他投身于那个时代火热斗争的历史结晶。他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面对着拿枪的敌人的追捕和不拿枪的敌人的攻击，在白色恐怖的重围中，他比从文艺教科书中更深刻地懂得了文艺的政治意义，懂得了“听将令”的重要性。可以说“为革命而写”和“写革命”这个方向，他从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起就是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的。
周立波一生，多次讲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教育和召唤作用，直到他的晚年，仍以能参加这次座谈会为荣。他有时是联系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来谈的；有时是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方面来谈的，他所阐述的，正是《讲话》的根本和精髓。他回忆说，“讲话”以前，他同老乡住一个山坡上，“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讲话”以后，他就主动要求随三五九旅南下，以后又参加东北土改工作团，下石景山钢铁厂，带着全家回湖南农村落户……他因为参加中苏合拍《解放了的中国》的文献片而未能去朝鲜前线而深觉遗憾。深入斗争实际使他开掘了创作源泉，使他的艺术才华放射出光辉。1956年，他在《致湖南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贺信》中，勉励青年作者搞创作“首先是‘经’字。‘经’指经历，就是经历一些生活和斗争。没有经历，任何有才能、有修养的人都将没有办法动笔”。1961年，他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又谈到合理安排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周立波关于作家深入生活的论述和实践，正确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的原则。今天看来仍然是生气勃勃、切实可行的。
为革命而写作，听从党的召唤，长期地深入生活，这就是周立波和他们那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我们新文学的宝贵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在文学领域内，周立波从写诗歌、散文到评论，从写报告文学到长、短篇小说，从翻译、讲授外国文学到研究中国古典名著，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功底厚实，视野开阔，素养深蕴，懂得文艺规律，能比较全面地理解政治和艺术的辩证关系。
在挽救民族危亡和进行阶级拚搏的紧张斗争年代，周立波是一个英勇的文艺战士，他为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反击托派和“第三种人”，为批判汉奸卖国文艺而写过许多生气勃勃的评论文章，表现了他的勇敢进击精神。1939年到达延安以后，在局势和环境都比较安定的情况下，周立波就用全副精力为鲁艺学生讲授“名著选读”，为提高当时还处于比较幼稚阶段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水平而呕心沥血。建国初期，他热情饱满，风尘仆仆地投身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又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民族艺术风格的探索。他希望在表现农民的美学观和描绘浓郁的乡土色彩的基础上，吸取古典文学简练生动和外国文学细致严密的长处，为文学形式的民族化和现代化而辛勤探索，形成了他自己所特有的一种秀朴、精致、明丽、含蓄的艺术风格。这在他的《山乡巨变》和此后写成的《山那面人家》等20多篇短篇小说中，得到了比较完满的体现，但他并不满足，他还在不断探索，孜孜以求。
当我们的文艺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越来越违反艺术规律，受到种种“禁区”和行政手段的限制、干涉的时候，周立波清醒地表示过忧虑，勇敢地进行过抵制。他在《山乡巨变》中描写了一个群众威望极高的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合作化高潮时，李月辉因为“坚决收缩了一个社”而犯了右倾错误，受了处分。但这个人物却不象当时一般文学作品中描写过的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那样，有着忏悔、灰颓的精神状态，或内心不满的阴暗心理。他一如既往地忠心耿耿、理直气壮地工作。1962年，周立波在他主编的《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言中，极力赞扬赵树理“朴实无华，言无虚假”的风格，并且认为象赵树理笔下的实干家潘永福“也是我们需要的真正英雄”。针对“左”的文艺思想对创作题材的种种限制，和对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急功近利的狭隘理解，周立波指出：“所谓文学的战斗意义，历来就包含着给人以教育和影响，知识和欣赏，陶冶和娱乐各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恰恰感到在我们的短篇创作中，给人以赏心悦目和高尚娱乐的小巧轻松的作品太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文学上的齐白石？不能借鉴于古代的传奇、话本和《聊斋》上四百三十一篇作品中对种种鬼狐的不同写法？”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一定要写，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他还主张“写一点反官僚主义的作品”。可以想见，在当时要发表这样切中时弊、抵制“左”倾思潮的见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由于这类“越轨”的言论和不合时宜的主张，周立波被视为“右倾”，被当作宣扬“中间人物”论而受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更为此而吃尽了种种苦头。
但同样奇怪的是，现在又有些人把周立波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拥护《讲话》精神的一些主张看成是“正统派”的言论。
正是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中，使我们看到了周立波的全面和正确。当他从革命的全局着眼，把文艺工作当作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尽管这种看法也体现着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局限性），他坚定地维护文学的党性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纯洁性，坚持文学反映重大题材、塑造英雄人物等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当他把文艺作为人民的一种生活需要，当他涉及具体的创作问题时，他总是强调文艺多方面的作用，尊重它的特殊性，坚持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原则。
坚强的党性和深厚的艺术素养使周立波既看到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性；又懂得领导忽视艺术规律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性。他坚决维护党对文艺的领导，强调革命文艺“不但要表现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且要表现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和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从而避免了右的错误；他同时又非常重视创作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尊重艺术规律，努力提高艺术水平，从而又防止了“左”的偏差。由于没有了片面性，更显出了他的坚定性。他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力求实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周立波一生勤奋好学，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他曾经希望我们的作家“达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文化水准”。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范例。他早年曾热心于学习西方和俄国的文学，后来又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西游记》等尤其下过功夫。他的外文底子很厚，翻译过普希金、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是南方人，但在《暴风骤雨》里却运用了那么多丰富生动的东北方言，可见他学习群众语言的努力。他认为“文章得失不由天”，要靠自己长期的积累锤炼。周立波谦虚质朴，待人平易，无官欲权欲的庸俗气味，有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他经常真诚地解剖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严格要求。他说《暴风骤雨》有“三不够”；对《铁水奔流》更不满意，他总希望以高质量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他的这些高尚的品德，山高水长，是我们作家队伍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深入生活，投身斗争，开掘艺术的“源泉”；勤奋学习，加强素养，继承艺术的“渊流”。开源“接”流，这就是作家周立波取得成就的两个重要途径。他首先是革命战士，而后才是人民作家，这就是周立波五十年创作道路所提供给我们的根本之点，对于今天的青年作者，是很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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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文学》、《文艺报》在京召开座谈会强调：
要进一步繁荣报告文学创作
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为开创报告文学创作新局面，《人民文学》、《文艺报》编辑部，最近联合在京召开座谈会，三十多位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同志出席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到会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几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可喜成就。指出，报告文学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是走在前头，打了先锋的。许多作家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报喜中之忧，报忧中之喜；颂人民之大喜，分党之大忧，在促进现实生活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十二大向全国人民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任务，希望从事和组织报告文学创作的同志，在这个新的伟大任务面前，很好地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依然象前几年那样抖起威风，迅速开创出一个报告文学创作的新局面来。
在座谈中，同志们说，报告文学是建立在真实性原则基础上的年轻文学样式，它已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实绩自立于文学之林。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是报告文学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是它发挥力量的特有手段，所以，每一个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人，在这一点上都不应有稍许的动摇。参加会的同志认为，报告文学同别的文学样式比较起来，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它来得更真实，更直接，更迅速一些。因之，报告文学作家在反映生活矛盾和斗争时，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从而正确地认识、评价和表现生活，真正作到褒贬适当，抑扬准确。同志们指出，报告文学毫无疑问地属于文学范畴，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完全可能，也应该采取众多的文学艺术手法（自然，这些手法在运用时与在小说等创作中不能等同），从而使作品更有感染力。这几年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较之过去都有了重要的突破和显著提高，可惜没有对此作很好的理论研究和总结。
会上，不少同志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了发言。他们说，现在十二大胜利闭幕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局面将逐步展开，这给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我们不应稍有懈怠，要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现实生活的激流中去，报告我们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风貌。同志们还说，文艺既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因之，繁荣和发展报告文学创作，更好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光有作家们的热情还是不够的，希望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给以必要的支持和协助，共同促其不断发展。会上，大家得知中国作家协会将举办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十分高兴。大家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报告文学创作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浪潮。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徐迟、田流、朱子奇、许觉民、刘剑青、唐因、理由、韩少华、李玲修、杨匡满、鲁光、谢大光、王宗仁等。出席的还有孔罗荪、葛洛、戈扬、唐达成等同志。 （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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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
曾镇南
也许你会觉得《燕儿窝之夜》（魏继新作，载《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太象一篇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也许你会一眼看出小说行文的某些匆促、粗疏和生硬之处，但是，读下去，你就不能不折服于小说的强烈的思想冲击力量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燕儿窝油库的姑娘们并不是生活的骄子，时代的幸运儿。她们可以说是一群被生活挤压着、被世俗鄙视着的姑娘。她们虽然也在大都市文明生活的冲击下，未能免俗地珍惜着宝石花手表、弹力呢裤子和头上的“波涛滚滚”，但她们绝不是那种不愁衣食、耽于空想、多才多艺的所谓现代女性。不，说到底，她们是承担着生活的重担的质朴的劳动女性！她们虽然生活在偏僻处所，然而并没有远离大时代的冲击波。举凡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朋友们所经历的追求、苦痛、迷惘，她们都经历过。她们自有悲欢、自有矛盾、自有弱点，而且都带着时代的烙印。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似乎是庸常之辈的姑娘，却在特大洪水袭来时，在严酷的自然力的考验中，显现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小悲愁和小琐事遮掩了、压抑了的优美品质和坚毅力量，以一组充满崇高的献身精神的英雄群像出现了。作者以不可遏止的激情，令人信服地写出了：严酷的大自然的挑战，不但激发了她们固有的那种劳动人民敢与自然灾害搏斗的顽强力量，而且唤醒、强化了她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的责任感，提高了她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她们在与大自然的战斗中洗涤了身上的尘土，掀开了自己的生活史的新的一页。
《燕儿窝之夜》给予读者的新的思想刺激力，首先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认识、反映当代中国青年精神风貌的新角度。在近年来的新作中，我们曾结识了不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认识意义的青年形象。他们是十年内乱这个特殊的时代的产儿，受过许多磨难，尝过世味的辛酸，有着很多的愤激和迷惘。这些青年形象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然而，这些青年形象的创造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他们在反抗压抑、扭曲个性的那一部分不合理的社会环境时，往往不能上升到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作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的高度。他们在追求个性的发展，开掘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时，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带有一种或浓或淡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往往被写得很张狂、很傲世、很偏激，而这些又不是被当作弱点来揭示的，而是多少有点作者与之同声同气的自我表现的味道。这样的青年奋斗者、抗争者的形象，看得多了，读者不免会起一种新的厌倦感。因为单是愤激，并无助于任何一个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社会现实课题的解决。需要一种更富有建设性、更负责的生活态度，需要寻找当代青年和劳动人民的更深刻、更紧密的联系。于是人们开始期望着更坚实、更积极的青年形象在文学中出现。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继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之后，《燕儿窝之夜》以朴实、刚健、清新之笔，为我们活画出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青年劳动女性的形象，这怎么能不叫读者感到喜悦呢？
由庸常之辈到抗洪英雄，由灰色琐屑的生活到壮丽宏伟的战斗，这其间，燕儿窝油库的六位姑娘无疑经历了一番思想性格的飞跃。这种飞跃是怎样发生的呢？作者的描写是否令人信服呢？我觉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努力按照生活的原貌，朴素地、各各有别地写出这些姑娘们性格中本来就固有的、潜在的积极因素，怎样在集体的劳动和战斗中生长、强化起来。她们并不是由于受到外来的思想强光的照射才突然成长为新人和英雄的；她们只是在时势的推动下，在劳动和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唤醒了劳动人民固有的崇高的斗争力量，尽了她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公民的本份而已。这一点，在小说塑造得最好的三个姑娘：任海萍、邓倩倩和刘翠翠的形象上，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
这三位姑娘都有很多弱点，曾被有点方正古板的林秋月和泼辣尖刻的耿海琼看不上眼。然而，不管她们有多少缺点，她们毕竟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从她们吃奶的时候开始，就汲取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思想、见解、观念。这些思想、见解、观念以非常朴素的形态，存在于她们的思想性格中。任海萍虽然经过一系列幻灭，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几乎把自己看成了现实世界中多余的人；但作者并没有把她写成孤傲的恨世者。不，作为普通油库女工的任海萍，她对守大门的工作是认真的。她希望与昨天告别，“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她不同意倩倩那种“对什么事都无所谓”的态度，“心中隐隐产生出一种对新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样一种要求上进的信念中，也就潜埋着她在抗洪斗争中忍受着生理上的痛苦忘我劳动的契机。邓倩倩是开放型的，心直口快，单纯任性，粗豪可爱。虽然她自己说“我现在学会了放大水排子，随波逐流”，但在她的内心世界里，还是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的。她看不惯“把自己包裹起来，很有点八面玲珑”的白莉萍。对老讲大道理，待人冷冰冰的林秋月有反感，但却佩服她忘命劳动的狠劲，并从她身上懂得了“一个人不能老是为了自己活着”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她有一种改变油库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她之所以对林秋月讲的“一根杠子、一副绳子、一个翻架的传家宝”“越听越烦”，就是因为她向往着油库的现代化。在她这种对多少有些刻板和僵化的思想工作的厌烦和牢骚中，难道不是潜伏着非常积极的因素吗？作者非常细腻地写出了倩倩思想性格中的这些积极因素，这就为她尔后的英雄行为提供了基础。刘翠翠从农村来到城里，置身于一大群花花绿绿，伶牙俐齿的姑娘堆中，“竟变得谨开口，慢开言了”。她看不起自己，处处学城市姑娘的样。但是，在她身上，劳动妇女的气质和自尊没有泯灭。当她为了减胖被“饥饿疗法”弄得脑袋发晕时，忽然猛醒了：“去他的！老姐子生就干粗活的命，学什么小姐样！胖就胖吧，胖有胖福！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看得重，牛高马大的，拉辕子都拉得起，有什么不好？”能够在劳动中感到自尊和美的翠翠的这种心理，难道不是从社会主义生活的泥土中产生的吗？有着这样的心理和气质的翠翠，终于在抗洪斗争中“感到了自己的价值”，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作品里没有什么豪迈的壮语，更没有流行的政治思想的概念，完全是从生活自身、从性格自身流出的朴素的描写，然而却产生了征服读者的力量。
这三位女性之成为文学画廊中的新人，并不是因为她们思想特别高大完美，而是因为她们思想性格中固有的、被压抑着的优美品质、情操被作家重新发现、重新强调出来了。而且，就这些青年劳动女性的朴实耐劳、顽强坚韧而言，她们秉承着我们民族历久常新的优秀质地，是联缀在中华民族的老干苍枝上的鲜花，虽然几经风吹雨打，却能在严峻的考验中放射出灿烂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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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不同的人生道路
——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读后
雁行
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同在蓝天下》（作者石英），是一部描写青年的生活、思想和人生道路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三个自幼相好的女青年为主人公。她们同在社会主义的蓝天下成长起来，但是她们对于人生的态度、理想的追求、事业的进取和爱情生活的抉择，又很不同。透过这些不同性格的矛盾、冲突，作品告诉人们：青年，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振兴国家、民族的四化大业融为一体并为之献身，生命才有价值，青春才会放出光彩，生活才有意义。
林竹是一家大商场的小百货部钮扣组的售货员。她安心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创造性劳动，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作品以朴实和富有激情的笔触，描绘了她怎样在极微细的不为人注意的事情上，给亲人、朋友、同事、同学，尤其是给陌生的同志并不相识的顾客以方便、体贴、温暖和幸福。作品在展开这些富有思想深度的细节描写的时候，着力揭示出她这样做，“不是盲目的好好干”，而是怀着“振兴祖国的责任感”，这就使这个人物有了一定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姚兰对于今天某些青年人来说，可以作为一幅逼真的画像。这是一个与林竹的生活道路相反的娇小姐的形象。她自私、偏狭、嫉妒、骄纵，喜欢以恶作剧的方式玩弄、虐待别人而自得其乐。为了达到一种卑污的心理上的满足，她可以栽赃诬陷自己最好的女伴的男朋友。在她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只是商品的交换和尔虞我诈的相互利用。“谁妨碍了我的快乐，我就惩罚谁”，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在她同韩厚恋爱的纠葛中，暴露得最为充分。她羡慕韩厚的写作才华和报社编辑的职业，认为这可以帮助她实现进入“上流社会”的梦想；而她又决不会真正爱上这个并没有多少风度的“救命恩人”，因此，她毫无真诚可言，始终在玩弄自己，也在玩弄别人，最后，她险些走上毁灭自己的道路。这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实在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胡梅是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生活的青年。她善良、单纯，但又心胸狭窄，缺乏主见。她不愿意象林竹那样为了社会、为了工作而抛舍自己，也不愿意象姚兰那样染着时髦的尘埃，不择手段地攫取个人的私利，她的生活理想就是找个称心如意的对象，组织一个甜蜜温暖的小家庭，和美温饱地厮守度日。这个目光短浅、平平庸庸的女性形象，同样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现实生活中许多青年的侧影。当然，胡梅在林竹等人的帮助、带动下，终于进步了。这种进步，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出我们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青年所取得的成果。
难能可贵的是，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把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社会生活的内容，近距离地、比较迅速地反映出来。它把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理想和情操，熔铸进艺术形象之中，这就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本质和底蕴。因而，它所引起的读者的联想和思考，就不仅仅在艺术的范畴之内，而且深入到了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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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红楼梦新论》出版
刘梦溪的《红楼梦新论》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意义和艺术特征，以及主要人物、版本源流、红学发展史等，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阐发和探索。 （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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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出版
中国新诗创业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新诗的社团勃起，其原因何在？当时有哪些社团、哪些诗人、哪些优秀的诗作？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向远合著）可以初步使人们了解上述问题。这部论著，记载了五四前后大约十年间新诗创业期的风云，对《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诗社”到《晨报副刊·诗刊》等文学期刊或文学社团逐个地又较有系统地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回答了人们关于新诗发展的一些问题。（胡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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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年鉴》（一九八一）出版
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的《中国电影年鉴》（一九八一），已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本大型的电影年鉴，它在重点反映一九八○年电影情况和基本资料的同时，简略介绍了建国以来中国电影的概况。这本年鉴内容广泛，资料丰富，辟有特载、回顾与展望、战斗的历程、追思录、中国电影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电影评奖、电影文学、电影科学技术、台湾电影、香港电影、友好往来、电影争鸣动态、电影机构介绍、电影书刊、电视、电影故事、国产影片目录、电影纪事、外国电影资料、彩色图片等栏目二十个，具有文献性、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的特点。它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主编。从今年起，将每年编辑出版一册。 （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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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苏轼研究学会举行学术讨论会
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于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在湖北黄州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多名教授、专家及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九十多篇，着重讨论了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以及苏词的思想艺术成就。 （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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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首都作家诗人集会纪念李白逝世
首都作家、诗人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七百人于十一月十七日集会，纪念我国伟大诗人李白逝世一千二百二十周年。纪念会由臧克家主持。艾青、冯至、葛洛、林林、聂鞠逊、钟敬文、魏巍、启功、玛拉沁夫、郭预衡、王亚平等出席。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邓魁作了学术报告。报告说：我们今天纪念李白，应当特别重视他和时代、国家的密切联系，重视他热爱祖国、关怀国家命运的深挚感情。还应当特别重视他追求光明、向往自由的热情，重视他那种憎恶庸俗的风气，仇恨邪恶势力的精神。
（柯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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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文化组和音协召开继承古曲传统座谈会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组、中国音乐家协会最近召开座谈会，讨论整理、继承古代歌曲优秀传统问题。
大家认为，我国的民族音乐遗产非常丰富。整理、继承、发扬民族音乐传统，对于振兴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应引起音乐界和社会的普遍重视。在整理古代歌曲优秀传统中，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否认民族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反对发展变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座谈会呼吁要尽快抢救音乐遗产，希望尽快建立一个音响资料馆，把纸上的音乐变成“活音乐”，使后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传统。
座谈会上还介绍了不久前举办的“华夏之声”音乐会和“古曲新生”音乐会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大家表示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多做工作，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健康的民族音乐作品，开创我国音乐事业的新局面。 （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