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山高挡不住太阳
——怀念人民音乐家向隅
朱子奇
党的忠诚战士、人民音乐家向隅同志含冤死去已十四年了。十月卅日,参加了为他举行的纪念会,又听了他的一部分优秀作品的演唱,特别是几十位延安老战友、老歌手(很大一部分也是向隅当年的学生)上台合唱,还听了吕骥等同志对向隅生平作品的介绍,我的心情很激动,深感欣慰和振奋。那雄壮优美的歌声多么亲切、感人,仿佛把我带回了延安,带回了艰苦而欢乐的、充满诗意的战斗年代。
在党的十二大后,当文艺界的同志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奋发图强的时候,适逢向隅诞生七十周年、入党四十周年,补开这个纪念会来追念他,学习他,是很有意义的。
向隅同志是我们党在音乐战线上的一位坚强战士,一位成就卓著和影响广泛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在我国现代革命音乐史上占有他独特的地位。他是一名勇敢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党的影响下,他年轻时代就在故乡湖南参加了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后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十几岁就能演奏二胡、月琴等民族乐器。他以半工半读维持学习。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了西洋音乐和钢琴,掌握了和声学和作曲法,成为著名老音乐家黄自的高才生。他在上海和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张曙等革命音乐家一起从事进步活动。1937年秋,向隅同志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带着他称之为“战斗武器”的一把心爱的提琴,冲破重重困难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向隅带来的提琴,是延安的第一把提琴。
我和向隅是1938年3月在延安相识的。我同他的爱人、著名声乐家(现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荣枚同志一起从湖南到延安。他们都是我的音乐老师。我经常徒步十多里到“鲁艺”看望他们,向他们请教。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和向隅合作写了一些歌曲,有三首收入了《向隅歌曲选》。向隅同志的革命品质,音乐修养,严谨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到延安后,参加了“鲁艺”的筹建工作,是音乐系最早的教员和系主任之一,还兼任延安星期音乐学校校长。1942年他入了党,出席了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在东北,在上海,为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领导大批音乐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并创办了“工农兵音乐会”和“音乐干部进修班”,在音乐普及和提高方面,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他培养了大批革命音乐人才。活跃在各个时期的许多著名音乐家,都是他的学生。向隅同志还为开创我国人民广播音乐这门新的艺术事业作出了最早的重要贡献。
向隅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在各个革命时期都写了许多战斗力很强的歌曲。收入今年2月出版的《向隅歌曲选》的就有39首。如果把他写的歌曲的题目排列一下,就可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的连贯和发展,可以说是这段革命史的标志,也可组成一首和谐的大时代交响曲,一部丰富多采的赞美诗。他的音乐作品的一个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是政治思想与音乐艺术的紧密结合和完美统一。在乐曲处理上,既讲究高度的技巧性,又力求通俗的群众性。他的许多歌曲,是响应党的号召,配合革命斗争而创作的。如他的一些代表作,被公认为是我国现代革命歌曲成功之作的《红缨枪》、《反投降进行曲》、《打到东北去》等歌就是例证,做到了政治性强,又避免了标语口号化。那些认为“响应党的号召”、“配合政治需要”就难于创作出好作品来,就容易成为概念化、口号化而失败之类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正确、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要有生活、激情和技巧,是可以写出好作品来的。强调艺术创作的思想政治性,正是当前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向隅有一句话:“音乐是战斗的武器,是时代的喇叭。”他是这样说,这样做的。我想起我们合作写《反投降进行曲》的情况来。那是1939年年底,抗战进入艰难时期,日寇极为疯狂,汪精卫当了汉奸,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投降,天空布满乌云。我们的同志也有对前途产生悲观的。全国人民看着延安。在这年的下半年,我们英明的党连续发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项伟大而响亮的号召,使全国军民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为之一振。党又一次扭转了危机。我和向隅同志在听了洛甫同志的报告后,约定写一首歌。我把写好的歌词,步行十多里路赶到桥儿沟去交给他。他高兴地说:“钢铁是从烈火中锻炼出来的”这句开头语很好,形象有力!
(这句话是洛甫同志报告中用的)他又到周扬同志那里去取来中央有关文件,对照作品检查。他说还要加一节:“把汪派托派从抗战营垒中踢出去!”我很赞成说:“踢”字很有劲。他就动笔加写起来。写成后又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并交“鲁艺”合唱团试唱,还特意送给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同志审查。萧向荣同志立即批准印发各部队机关学校。这首歌就唱开了,流行到各解放区。解放初期也广播、演唱过,很受群众欢迎。当时有苏联、罗马尼亚音乐家也称赞过它,认为这首歌有中国民族气派,战斗性强,音色美,和声协调,这是一首中西音乐结合,又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成熟作品。可惜,这首歌和向隅的其它歌不久都随着作者的不幸遭遇而消失了二十多年之久!
我还记得,有时我们研究作品久了,荣枚同志就下山用土碗把小米饭和土豆汤端到山上的窑洞里来,天黑了就点亮小油灯,一面“会餐”,吃着香甜的小米饭,一面兴奋地共商创作。我们合作写其他歌,也大致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有时,他们还送我下山,交我一根“打狼棍”,好在路上以防万一。因为我要经过荒凉的延安机场才能回到城里“抗大”政治部。
向隅同志的性格,外表看,有点特别,有点“冷”,甚至也有点孤僻、“向隅”。其实,他的内心是一团火,他对党的事业热得很,专得很。对同志爽直诚恳。他不喜欢到处哇啦哇啦,或拉关系,搞个人的一套,正如贺绿汀同志所说:你不会看到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发表哗众取宠的演说,更不会看见他顺风转舵拍马吹牛,到处钻营。这也许正是他给自己取名“向隅”的缘故吧。我们现在正需要这种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的向隅精神和气质。
向隅这样一位党的忠诚战士和有成就的艺术家,却长期遭到打击和折磨。1943年在延安受到康生搞审干扩大化之害被隔离了近两年。1960年又因为讲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就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多年被剥夺了创作权,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十年浩劫更是被“四人帮”点名残酷迫害,对他进行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的惩罚,使他含冤死去,终年只有55岁。乔木同志11月1日写信给荣枚说:“我认识向隅同志,尊敬他在音乐领域特别是他后来在广播事业局时期的辛勤劳作,为他长期蒙冤和在1968年不幸去世而深感悲痛。”
《山高挡不住太阳》,这是向隅同志和老舍同志合作写的一首歌的歌名,也是一句预言,一句真理。现在,害人虫终于被扫除了,伟大的红日在高升,向隅同志的冤案、错案全彻底平反了,推翻了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辞,我们以欣慰和祝贺的心情来纪念他,来向这位为我们共同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尊敬的战友和艺术家致哀、致敬。让我们唱起他那激昂而雄壮的进行曲,在伟大党的阳光照耀下,向新的历史目标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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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花神伯
刘芳
初到乡间小镇,感到一切都很陌生而又新奇。清早儿起来,信步来到镇外一片树林里,正要练身做操,忽听头上窸窸窣窣,香气扑鼻。仰头一望,在黎明的晨曦中,只见一树树的桃花,艳如绯云红雨,飘飘洒洒,泼了一地,使小镇顿时流红溢彩,变成一个红玛瑙般的世界。那一片片圆圆的、边角上已经隆起许多干瘪褶皱的桃花瓣儿,象降落伞似的,翩然飘下,静静地躺在泥土上,恬适地睡去了。我俯身拾起一叶花瓣儿,放在手心上一嗅,仍还散发着淡淡的、迷人的温馨。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落花时的热烈场面。那浩浩荡荡的落花儿,洋溢着如赴归期的欣喜,从容不迫,爽爽快快地离开枝头,非但没有丝毫萧瑟离愁之感,而倒有蓬勃待发之势,看了让人感奋不已。它们哪里是在落花儿,分明是用自己生命留下的最后颜色,再一次装点江山,美化生活,给人留下一帧新美的画册……只有此时,我才恨自己平日光喜欢花开时的热闹和浓烈,却没有想到落花也是如此的壮美和艳绝……
落花下,一位童颜白发的老人,正用扫帚轻轻地将满地落花扫在树根下堆放起来,然后用脚踩实。
我走上去好奇地问:“莫非大伯是在学黛玉葬花吧?”他转过身,见我很认真的样儿笑着说:“我可没那精气神儿。不过,这些花瓣埋在土里,就能变成养料,使花枝更加繁茂起来。”
这老人个头很高,精神矍铄。我们边走边谈,很快走出这片树林,正要上路,蓦地,一处姹紫嫣红的小花园出现在眼前。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偏僻小镇的桥头空地上,竟开出如此绚丽夺目的花朵,实在是这里人们难得的一块小憩胜地。
花儿的种类很多,有艳红似火的美人蕉;芬芳馥郁的香雪兰;娇美惹人生爱的大丽菊,……不要说花色妩媚好看,单是听这脆生生的名儿,就已使人心醉神迷了。在花坛的周围,栽了一圈翠绿欲滴的垂丝柳。在柳荫之下,隔不远就放一块滚圆光滑的石墩儿,很多游人坐在上面观花赏景,笑语不绝,使人立刻想到这个小镇上的行政领导,一定很关心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为大家做了许多好事……
这时,有两位大嫂,胳膊肘上挎着小篮儿,叽叽呱呱地走到老人的身边说:“花神伯,俺家院里的花坛上,还没有玉兰香和合欢花呢。俺那口子说咧,这两种花儿不但馨香扑鼻,花名儿也吉利,非叫俺向您要几棵不可。”
“就是呢”,另一位大嫂也摇着老人的袂口道:“俺也想要几棵百日红和瓜叶菊,快给俺们找找吧。”
老人眯细着眼,拨开花枝,小心翼翼地倒着脚窝儿,步入花坛,左瞧右看,终于挖出几棵她们所需要的花种。
我看着有些蹊跷,就问身边一位妇女:“大嫂,谁是花神伯?难道这里还卖花吗?”那两个女人见我直“愣神儿”,都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花神伯,就是这位吴县长!他退职还乡后,就把桥头这块空地开垦出来,建了一座小花园,每天工余饭后,大人小孩都来这里游玩养神儿。”说着,那妇女领我走上桥头一看,原来这个不到千户的小镇,家家户户,院里院外,都透出一抹红艳艳的光彩。她说:“在吴县长的倡导下,俺们小镇上的人都忙起花事来了。家家都栽了许多花草树木,为的是美化环境,强壮人的精神。”说到这儿,另一位快嘴的大嫂忙抢过话茬:“他不但教俺们怎样养花种草,还精心为大伙培育花籽和花苗。他那心灵,真比护花神还要美,因此,大伙都叫他花神伯。”说完,她们又叽叽呱呱地向村里走去了。
我长久地凝视着这座清新、明丽的乡间小镇,和这位象落花一样,正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颜色美化生活的老人,心头不禁吟咏起龚自珍的著名诗句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不正是这位花神伯的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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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拾零

一件纺绸长衫
妙沙
鲁迅的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上海时期,许广平同志曾为鲁迅做过一件蓝色毛葛长衫,但他没有穿,而他常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在夏天,鲁迅还穿过一件纺绸长衫。这是他喜爱的一件衣服。
原来,鲁迅的这件纺绸长衫是用美国友人史沫特莱送的一段浅黄色纺绸衣料制成的。它体现着鲁迅和史沫特莱的深厚友谊。
史沫特莱对鲁迅十分尊敬,在生活上也给予很大的关心。她见鲁迅一直忘我地带病坚持工作,脸色苍白、日见消瘦,心里很着急,曾多次劝鲁迅到国外去休养。鲁迅因“中国需要我,无论如何不能走”,“中国必需有人出来坚持和战斗”,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之后,史沫特莱又设法请了一个欧洲籍的美国医生为鲁迅诊治。当她知道鲁迅的病情已恶化到“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时,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下了眼泪。在此之前,她出于深厚的战友情谊,特地到一家绸布店选购了一段轻柔凉爽的纺绸衣料,送给了鲁迅。
史沫特莱给鲁迅的纺绸制成的长衫,现作为鲁迅的珍贵遗物,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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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夫妻井(外一首)
莫西芬小夫妻挖好了一眼井,首先给军属把井水送。军属大娘很受感动,一滴泪落在井水中。社员说大娘落下的那滴泪,十里路以外能听见声。地委书记说还不够,它直通中央直达北京。
送水挑起扁担把水送,十五里恨不得一脚登。友谊的力量真无限,铁脚能踏过摩天岭。为什么水桶能飞过天,托起它的是互助风。这样的水送到邻队里,一落地就能把根生。不说它浇的根要比泰山牢,出的果子比沂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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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还应该讲点“过去”
赵化南
常常听到一些人谈论青年人的缺点,什么青年人怕艰苦,不听话,羡慕外国云云。有的言词慷慨激昂,甚至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然而他们对如何教育青年,却很少谈及,对老年人在帮助青年成长中的责任,也一字不提,这似乎有些不太公道。
美国朋友阳早在谈这个问题时说:“现在,一些青年人糊涂,我觉得与其说青年人糊涂,不如说老年人糊涂,有些人把过去忘记了,他们不想自己是怎么干过来的,不讲传统,只讲日本、美国怎么好,怎么富,也不讲它是怎么富起来的。”许多青年并没有出过国,怎么也说美国、日本那么好?这恐怕是受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影响。这些年,有些地方传统教育搞得少了,青年人不懂得“过去”,对旧社会的苦难,对建立新社会所经历的曲折艰难,没有多少的感受。不懂得“过去”,就不能把握“现在”,也谈不到正确对待“未来”。老年人是从“过去”走过来的,感受深刻,有责任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青年。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同样一句格言,从饱经风霜的老人之口说出,力量要大得多。老年人的经验对青年人异常宝贵,多给青年讲讲“过去”,给他们补上“过去”的一课,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对于我们的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讲传统,讲“过去”,可能有人认为是老一套。其实,生活之树常青,真理之光永存,正确的东西并不因其“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示出它的宝贵。当然,讲和做要统一起来,如果说一套,做一套,那就难怪青年人不买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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