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机械工业能够担当制造四化建设所需设备的主角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沈鸿
三十年来，我国机械工业有巨大发展。现在拥有三百万台机床，形成了品类基本齐全的体系，承担着制造各方面设备包括许多重点建设项目成套设备的任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提高机械产品的质量，是机械工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当前机械产品质量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既要看到某些机械产品质量差的一面，必须尽一切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又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机械产品质量不高，因素很多，不能全怪企业。但一定要加强服务，加强管理，提高质量。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只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同时借鉴外国的经验，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国机械工业完全可以成为制造四化建设所需设备的主角。
不可轻视自己的力量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这是非常正确的。机械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提供技术装备的。回顾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我深信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机械工业是能够承担制造我国四化建设所需设备的任务的。
我从事机械工业，自旧社会算起，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延安时期，国民党封锁，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的小小机械工业，为边区的军工民用，制造了步枪、迫击炮、炮弹、子弹、火药、三酸，以及炼铁、采油、造纸等等设备，部分解决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工作我是参加了的。老实说，我们这批技术人员，当时谁也没有做过这些工作。为了抗战的需要，大家努力，同心同德，终于克服了困难，造出了机械，也锻炼了一批干部。我们这批当年在山沟里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谈起往事，深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真理。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搞的156项重点建设，虽然主要是苏联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援助，但其中大量的配套设备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自从那时以来，一个以修配为主的、全国仅9万台机床的旧中国的机械工业，到现在已发展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27％、拥有300万台机床、约1，200万职工（其中技术人员100多万）、品类基本齐全的机械工业。三十年来我国机械工业作出的成绩和其他工业一样也是巨大的，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这支力量。
当年在延安山沟里，我们就能制造那么多东西，而今天有这许多人、设备、工厂，完全能够担当制造四化建设所需设备的主角。我这样说不是说大话，而是有根据的。就原一机部范围而言，三十年来制造了许多重点项目的成套设备。
在冶金设备方面，有名的国内自己设计的重大建设，如马鞍山车轮轮箍厂、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成套设备，重庆西南铝加工厂的三万吨大型模压机，一万二千五百吨有色金属挤压机，二米八宽的铝板轧机，舞阳钢厂生产特厚钢板用的四米二宽的厚钢板轧机。这些设备都比较先进，和当时的国外产品相比，并无多大逊色。为本溪钢厂制造的一米七大型热连续轧机，也已在试生产了。
火力水力发电设备，全国已安装使用的机组6，900万千瓦中，国产的占80％。
合成氨产量1，480万吨，约70％的设备是自己制造的。其他如煤炭、石油、建材、化工建设用的设备中，国产的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全国300万台机床的95％以上是国产的。
全国运输用汽车的80％以上是国产的。
农业机械绝大部分是自造的。
号称精密机械的仪器仪表业，为成套服务已有很大发展。
造船工业为国内服务外，近年也打入了国际市场。
非机械工业部门自己制造部分机械，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纺织工业部的纺织机械不仅自给，还可以出口。
铁道部的机车车辆，除极少数进口外，几乎全部是自造的。
耐用消费品机械，这几年有很大的发展。
其他部门如冶金、煤炭、石油、水电、地质、交通、邮电、建筑、轻工、医药、农林、水产、农垦、商业、公安等部门所属的机械工业，或制造或修理，为国民经济及本部门服务的品种是不胜枚举的。
军工我不熟悉，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原子弹、远程导弹，我国不是也能制造吗？那两弹是有钱也买不来的。这是依靠我们的政策，依靠我们的大协作，依靠我们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爱国主义，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毛泽东思想而成功的。它争得和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对当前的质量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当前，我们有的机械产品质量不好，大家都很关心。这主要是十年动乱使经营管理、生产技术落后造成的。正如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落后，大批职工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严重不足。”
质量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发展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从认真抓好培训工作入手，不断加强经营管理，产品质量问题才能逐步解决。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一门科学的质量控制，前几年在我们这里还作为新闻，才开始学习，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同人家还有相当的距离。
但是，对于我国机械产品当前出现的质量问题，也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大体上，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品质量差，正常时期就好一些；经营管理强的工厂的产品好一些，管理差的工厂质量就差。这是第一。
第二是为使用部门服务的问题。
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把用户当作帝王，积极为使用部门服务，以求得企业的生存和最大的利润。社会主义企业应该有更高的服务精神，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是求一个企业的利益，而是要谋求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是我们现在有不少机械企业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官工作风”还相当严重，这是我们机械工业的致命伤！
这里面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不能全怪企业，如领导体制，计划多变，乱压任务，加以物资分配体制不合理，使人们无所适从。
但是，一定要加强服务。没有服务，就不可能完全了解用户的要求；
没有服务，就不可能使用户用好产品；
没有服务，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你的产品质量，也就不可能改进你的产品。
经过服务，才能开阔眼界，扩大思路，使产品推陈出新，不断发展。很可惜，这种极普通的道理，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重视。这几年在市场调节择优定货的推动下，才稍有所改变。
第三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工作，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不要说技术储备，就连日常改进也维持不了。工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物力，以取得技术进步，增强竞争能力。他们的机械工业的研究与发展费用约占销售总额的2～8％，而我们则连1％都不到。
第四是机械产品配合复杂的问题。
机械产品，品种繁多，一套或一台新设备自开始提出要求到使用，中间必须经过研究、试验、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修等主要阶段。内有单机成套、机组成套、车间成套、工厂成套，外有原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轻工、化工、油料、矿物类的物资供应，都必须品种对路，质量合乎要求，互相协调，涉及整个国家的工业标准和质量水平，有一个环节失调，就有可能影响整体。
第五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
读书要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一步一步地提高，这是个规律。工业的发展也同样有它的规律。西方国家经过了上百年实践，而我们只有三十多个年头，而且大部分时间又在搞运动。政治上“左”倾错误不能不影响到经济计划、生产技术和管理，诸如无人负责，强求先进，盲目赶超，高指标，瞎指挥……，结果计划不稳定，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本来可以做成的事，也变为做不成了。
总之，要改进和提高机械产品的质量，必须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同时学习世界上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几年来我们提出的品种、质量、成套、服务这四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质量是品种的生命；品种是成套的基础；成套是形成生产能力的手段；服务是使用与制造之间的桥梁。这可以说是客观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其中成套与服务尤为急需改进的薄弱环节，既要强调事前服务，更要强调事后服务。
总结自己经验，借鉴外国经验
对于国家既有需要、国内又有可能制造的机械设备，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计划，一个是质量。
买东西，谁都想买个好的，这是情理之常，没有什么可说的。机械设备是生产手段，建设部门都希望得到可靠耐用、得心应手、经济效益高的成套设备。作好事前服务，满足用户的需要；作好事后服务，保证用户使设备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这是制造部门义不容辞的事，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实践的考验，使下一轮制造的设备能够改进得胜于上一轮的需要。
过去，我们制造九套大型冶金设备的主要经验是：首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技术政策，把对设备的技术要求定在一个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既符合使用又可能制造的水平上。在工作方法上有：（1）重大成套设备，必须在国家长远计划中作好安排；（2）制造部门与使用部门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持，为共同事业而努力；（3）要确定成套设备的设计与制造的负责工厂；（4）要确定专责人员管理；（5）设计人员一经确定，不许变动；（6）要做模型试验，有条件的就做模型机来实践。九套大型设备，就是在有计划安排和保证产品质量这几条指导思想下制造完成的。这几条并没有什么高深奥妙之处，只是工作的必经的程序和规律而已！可惜后来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能贯彻始终。近几年国家重点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设备，开始准备全部安排在国内制造。后来自造的设备在技术要求和制造时间方面配合不上，进口了一部分设备来配套。这样做，既自力更生，又吸收了世界先进的东西。以价值计算，大概80％以上为国内自造，不到20％为进口的。建设中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它的重大设备全部自造，有一些测量仪器是进口的，但花钱很少。我想，我们今后建设，可以参考二汽方式，也可以是葛洲坝方式，因地因时因事不同，不能强求一律。
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讲得很明确：“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我们的认识应该统一到这一点上来。过去有过一阵风，把国产的机械说得好得不得了，超这超那，那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反过来，说国产的机械没有好的了，要先进就得求洋，没有洋就得落后，以拥有进口的机械为荣，使本来可以由国内安排生产的设备，也要进口。这两种错误思想，都不利于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全面地、历史地来看问题，生产设备的落后，确实能影响工厂的经济效果。但也要考虑到设备是人来管的，有高效的设备而没有有训练的人来管，同样也不能获得经济效益。
开展学术交流以提高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是群策群力办好机械工业的一条重要途径。这里可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国内的交流，另一方面是国际的交流，两者相互促进。我国有这许多研究机械的学术团体，这许多会员，这许多工会会员，过去在很多城市，开过不少定期的、不定期的、大的、小的交流会议，曾对学术研究和技术改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今后还要继续提倡。至于国际方面，我们历来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科学技术知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不是一国的私物。造纸的方法，制造火药的方法，都是西方学习我们的。那时候我们比他们高明。制造机械这一行，现在我们还不及他们，要学习人家这方面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他们的组织管理方法。在文化科学发达的今天，技术文献，汗牛充栋，彼此都在交流，谁也不能划地为牢。技术工作实际上已是世界化了。虽有专利、保密等等措施，也可以经过商业性和学术性方面的活动进行交流。当然我们吸取外国的东西，必须是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不是相反。就是说，要有所取舍。这就必须首先总结自己的经验，只有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才能真正吸取外来经验，才能不致流于单纯照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总之，我国三十年发展起来的机械工业是一笔巨大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全国各方面的机械制造力量要同心同德，要更好地为各行各业服务，各行各业也要爱护这支力量，互相协作，团结一致，这样，我国机械工业就完全可以担当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设备制造任务的主角。到那时，各行各业得到发展和提高，机械工业也将得到发展和提高，向更广阔的天地健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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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它的文化“围剿”和军事“围剿”相伴随，相配合，其实施情况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的起伏相一致，经历了开始镇压和严酷镇压两个时期。
自1927年秋到1930年秋是第一时期。这个时期国民党忙于新旧军阀混战和内部各派系间的权力之争，开始对北伐战争中就已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进行封禁镇压，但是还不能全力顾及。此时，他们制订了种种统制革命文化的“办法”、“规程”、“条例”来抑止革命思潮。如1927年议定的《学校施行办法草案》，1928年公布的《各级学校规程》，1929年施行的《宣传品审查条例》，都要求以阉割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精神的国民党“党义”作为准则，如果违背就要受到严酷的处罚。创造社、艺术剧社、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文艺社团和学校，都因这种“罪名”被查封。
国民党的压迫没有能阻止革命文化的传播。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革命低潮时期，革命文化运动却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中发展起来。1929年秋，中共中央为统一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从1930年开始，文化领域中的各种左翼联合组织，如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在上海相继成立。这年冬天以后，北平、天津、保定、太原、青岛、济南、广州、南京等地以及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都出现了一些左翼文化联合组织。
“左联”等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惊恐。1930年秋，国民党结束了新军阀的混战，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白区正式发动了文化“围剿”。从此，文化“围剿”进入了第二时期。第二时期又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时间长、范围广，其办法也更严酷。
1930年9月，国民党当局密令取缔“左联”等组织，通缉鲁迅等革命文化工作者①；10月，在南京枪杀“剧联”盟员宗晖，这是发动文化“围剿”的信号。12月，随着军事“围剿”的开始，文化“围剿”全面展开。2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出版法》，对书刊及其他出版物作了许多限制；倘若违反此法，书刊遭扣禁，发行人受罚款、判刑等处分。据不完全统计，《出版法》公布后，1931年因“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缘由而被查禁的社会科学书籍，有一百多种②。
1931年1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它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说成“危害民国”，“危害民国”即以“叛国”论罪。其中因“叛国”之“罪”可叛死刑的条文有八款之多。如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随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出笼，国民党肆无忌惮地屠杀革命作家。1931年2月7日，“左联”五位盟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和冯铿，就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杀害。鲁迅也因此案牵连离寓避难。此后不久，国民党又在上海大批查封书店，当时因出版或销售进步书刊被封的有“现代”、“北新”、“群众”、“江南”、“乐群”等数家。
国民党“围剿”革命文化运动既用高压政策，又耍欺骗手段。他们为抵制革命文艺理论，嗾使一批御用文人鼓吹“为人类的艺术”、“三民主义的文学”等等来迷惑群众；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由托派分子来对中国社会作曲解，以混淆视听。蒋介石本人也捧出法西斯主义作为他推行个人独裁和巩固反动统治的武器。
如同国民党三次军事“围剿”遭到可耻失败一样，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文化“围剿”也同样没能摧毁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化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掀起了要求抗日的高潮，国民党阵营中某些派系集团也表现出抗日倾向，国民党政府暂时被迫中断了“围剿”。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文化工作者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中来，革命文化活动反而空前活跃起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人民的反动政策。在1932年5月以屈辱的条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之后，国民党又暂时稳定了局面，6月间即对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蒋介石遭到三次军事失败后，决定要“硬干、实干、快干”，“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③。与此相适应，在第二阶段的文化“围剿”中，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
他们在文化领域中设立了新的关卡，如1932年11月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1933年1月通过《新闻检查法》及检查标准，3月成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这时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被认为“反动”，而且要求抗日救国也被视作“危害民国”了。
从此，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摧残文化工作者，加强了特务活动，改逮捕为绑架，以暗杀代判刑，并且扩大了打击面。1933年5月绑架了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诗人应修人因反抗绑架与特务搏斗，坠楼而死。同月，作家洪灵菲在北平被捕，翌年夏在南京遇害。1933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中央研究院门前。在他们准备行刺的黑名单中，还包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以及社会上层许多开明人士。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后来也遭到了毒手。他是自由资产阶级代言人，仅仅因为发表了一些反对不抵抗政策的言论，1934年11月被特务在沪杭道上刺杀。
1933年10月，随着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发动，国民党对文化“围剿”更加紧了。10月6日，蒋介石在南昌电嘱南京行政院加紧压迫全国普罗文学与左翼作家④。11月6日起，国民党上海当局举行“剿匪”运动宣传周。12日，国民党法西斯组织在上海实行大检举；同日及13日，所谓“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暴徒先后将艺华影片公司捣毁，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门市部大玻璃窗砸碎，并向各影院发出警告信，不准上映田汉等编导的影片。14日，捣毁承印美国人伊罗生编辑的《中国论坛》之勒佛尔印刷所。30日捣毁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
查禁书刊的办法也逐步升级。最初只是偷偷摸摸地暗扣，后来发展为明禁。1934年2月，竟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定目录，电令上海当局派员至各书店挨户查禁149种文艺书籍，而且还在报纸上发布消息。鲁迅1924年以后的译作，除《两地书》与《北平笺谱》之外全被禁止⑤。查禁已出版书刊尚不足，5月25日起又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文艺及社会科学图书杂志未出版的原稿。这个“图审会”对于作者文稿有生杀予夺之权，或者未曾付梓即被扼杀，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
文化“围剿”的第二阶段也象第一阶段一样，仍然使用两手，一手是暴力的绞杀，一手是玩弄些欺骗的花样，如提倡“新生活运动”、宣传“尊孔读经”、实行中学毕业会考等等。帮凶和帮闲的文人们也一齐参加反对革命文化的大合唱，如胡秋原之流鼓吹“第三种人文艺”，买办文人胡适兜售“社会重心论”，等等。另外，一些文化特务则办起专事造谣污蔑的刊物，如《微言》、《人言》、《十日谈》、《社会新闻》等，都以攻击革命文化运动为能事。国民党反动派玩弄欺骗花样是为了麻醉人民群众，抵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进步文化的传播。
但是，它们的“文”“武”两手都没有达到目的。随着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文化革命深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谬论，创作了丰富多采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的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1935年，随着华北危机的出现，“一二·九”运动象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抗日救亡的火焰，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宣告了国民党两种“围剿”的彻底失败。
（包子衍）
〔注〕①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5889号，原件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号：国民党国民政府档案〔一〕1785）。
②据《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205—254页。
③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训话，转引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大事记》第19辑第19页。
④《中国论坛》第3卷第1期（1933年11月7日出版）。
⑤ 见1934年3月18日致增田涉信，载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