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今古人物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希曼诺夫斯基的创作道路
赵沨
今年是波兰现代音乐的先驱者希曼诺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我对外友协、中波友协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为此联合举办了音乐会。会上，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沨作了长篇讲话，介绍希曼诺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首都音乐工作者演奏了希曼诺夫斯基的《第二交响乐》等作品。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这位作曲家，赵沨同志特为本刊写了这篇短文。
在群星灿烂的世界乐坛上，在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祖国而功垂史册的人民音乐家中，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卡罗尔·希曼诺夫斯基。
二十世纪初叶的欧洲，在新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肖邦逝世半个世纪之后，波兰现代音乐的杰出先驱者卡罗尔·希曼诺夫斯基应运而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是欧洲社会异常动荡的年代，作曲家为了不断寻求能够表现这一时代、这一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体验的音乐语言和风格，他曾经长期徘徊在当时此起彼伏的不同音乐流派之间；但同时他由于追求音乐表现人民的道路，对这些流派一方面接受它们的影响，一方面克服它们的不足，扬弃它们的消极面，为波兰现代音乐——继伟大的肖邦之后的波兰现代音乐顽强地战斗着、探索着，直至达到他的目的。
希曼诺夫斯基1882年出生于当时属于波兰的一个边远农村。他最早受俄国的斯克里亚宾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是练习曲第三首（降b小调），一方面是深沉、内在、耽于凝思之中的思辨性的内向特征，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奔放的情感冲动的力量，深刻地表现了当时一个波兰知识分子的内心体验和那个历史动荡时期的社会思潮。而从同时期的《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中，既能看到他对民歌素材的质朴和半音化和声语言的发展方法的对比，更可以看到其早年创作同波兰音乐传统特别是同肖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华沙成立了名为“青年波兰”的年轻作曲家的集体，它的核心便是希曼诺夫斯基。这个团体致力于创造波兰现代民族音乐，追求肖邦的传统，但又受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强烈影响。希曼诺夫斯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我们可以举出《第二钢琴奏鸣曲》、歌剧《哈吉特》、《第二交响乐》等等。但这种被德、奥普遍承认的作品在波兰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甚至音乐学家波林诺夫讽刺地称之为“模仿瓦格纳、斯特劳斯的笨拙的鹦鹉”。当然，这种受到德国新浪漫主义音乐浓厚影响的作品在华沙遭到冷遇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第二交响乐》中已经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艺术个性，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我好象表现了音乐的一种新的价值，感到在创作中见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自由”。这一作品可以说是希曼诺夫斯基自己的特有风格的开始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曲家1914年在战火硝烟中回到故乡潜心作曲，在创作的风格上也从此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不妨称之为作曲家第三个探索时期，这就是从德国新浪漫主义的影响向法国印象主义风格的转变。钢琴音诗《浮雕》和钢琴曲《假面》、小提琴和钢琴音诗《神话》，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流传最广、深受赞扬的《阿尔图斯的泉水》，取材于一个希腊神话。河神阿尔培奥斯爱上了美丽的山林女神阿莱图斯，他从阿卡迪亚的河底通过海底追求山林女神，走到奥加岛的一个泉水边。这首音诗中那种德国新浪漫主义式的紧张和声为印象派那种纯音响性的效果所替代，那种清新的钢琴织体使人非常自然地联想到德彪西和拉威尔。
还不能不提到作曲家的《第三交响乐》，这是一部供乐队、合唱队、男高音独唱者奏唱的交响乐康塔塔。声乐部分采取十三世纪波兰诗人鲁米的诗《夜之歌》——诗人赞美黑夜，渴望在寂静的黑夜中同上帝相见。这种梦幻、神秘色彩的境界很适合作曲家当时的思想情绪状态——这是在残酷的世界战争、俄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以及很快席卷全俄的革命风暴中，波兰知识阶层陷入惶惑、苦闷之中的表现。正如作曲家自白的那样，这作品是“对自己的生活梦想的埋葬，在新的坟墓上的悲泣”。作曲家陷入天主教的神秘主义之中，自然找不到自己的道路。
但这种彷徨并不长久。二十年代中期，作曲家在二十多年的“上下而求索”的矛盾之后，终于转到创作上的一个新阶段，即在音乐中对波兰民族性的追求，发展波兰现代音乐的新的道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随着波兰社会民族意识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发展，作曲家和人民生活的接触、特别是对波兰山区人民民间音乐的收集和研究，是其风格转变的主要原因。斯特拉文斯基用现代技法和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结合（以舞剧《结婚》为代表），是作曲家获得灵感的另一个原因。从二十年代中期到1937年作曲家逝世，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钢琴《玛祖卡舞曲》20首、舞剧《山盗》、库尔皮西民歌改编曲42首、《第四交响乐》和《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些作品中不同性质地把波兰现代作曲技法和波兰民间音乐内在地融合在一起，标志着作曲家在风格上的成熟。
波兰的民族性得到完美体现的作品是作曲家的舞剧《山盗》。这一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舞剧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作曲家不是简单地引用民间音乐为主题素材，而是创造性地把民间音乐的音调加以提炼、改造和升华；但也不排斥在必要时原封不动地引用完整的民歌，而把这些民间音调用复杂、精致的现代技巧——复杂的和声语言和调性对比、奇特而新颖的管弦乐音响加以武装。从《第四交响乐》和《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起，作曲家语言又朴素而简洁了。我们可以说，朴实无华时常标志着成熟，虽然表面上看好象与波兰民间音乐的融合减弱了，但波兰民间音乐的清新气息仍然象一条红线贯穿在整个音乐之中。
希曼诺夫斯基的创作道路给我们以极大的教益，一个有胆识的作曲家总是在终生为追求自己的风格、追求艺术上的创新而奋斗的。希曼诺夫斯基也受过斯克里亚宾、瓦格纳、斯特劳斯、瑞格、德彪西、拉威尔以至斯特拉文斯基等流派的影响，但他从未满足于“笨拙的鹦鹉”的境界。在这些大师们的作品影响中也有他自己的追求和创造，最终在波兰民间音乐中经过对现代技法巧妙的消化而找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这正是伟大的肖邦开创的道路。不无巧合的是，德国法西斯给欧洲带来大灾难的前夕，希曼诺夫斯基不得不移居瑞士，而其在生命的最后所写的，正和肖邦一样，是朴素无华而又充满着波兰的阳光的、象征着波兰民族精神的《玛祖卡舞曲》。
这是全世界纪念希曼诺夫斯基的原因，是波兰人民把今年作为希曼诺夫斯基年的原因，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和音乐工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的原因。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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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纽约地铁探险记
谌容
在纽约，我坐了一次地铁。
关于纽约的地铁，传闻颇多。有说那地铁很脏，脏得难以想象；有说那地铁很乱，乱到抢人杀人。
记得临出国前，去丁玲同志家作客，谈起纽约，她说她曾想去坐坐地铁，被同志们含笑劝阻，未能成行。言下不无遗憾之意。
到了纽约，当我说要去坐地铁时，同志们连声劝我别去；又告诫我们，出门上街最好带上十块钱，万一遇上强人，给了钱就行。不然，人家就要拿刀子捅你。其实，这经验早已有人给我讲过。
正好，美籍华裔教授李又宁女士来找我。她虽是专攻中国历史，却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兴趣。文史不分家，我们是好朋友。她长住纽约，自告奋勇领我去。我们团的翻译金坚范同志，人颇勇敢，在飞机上就表示有难同当的，立即准备好了遇难时的现钞。王西彦同志虽近70高龄，凡事不甘落后，也报名参加我们的行列。张光年同志因尚在时差病中，举步艰难，只好留守。
我们走出领馆大门，拐弯过街，坐上公共汽车，到了地铁站口。
入口处极其简陋。两名售票员坐在油漆剥落的窗口后面，买票的人很少，显得冷冷清清。
一下台阶，就有一股令人不舒服的气味扑鼻而来。似乎是霉味、汽油味，又似乎是垃圾堆的臭味。地上有可疑的便溺的痕迹，有废纸、破塑料袋、空罐头盒子，的确是够肮脏的了。
放眼看去，窄窄的站台上，除了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还有几个乘客站在那边。他们穿着随便，慈眉善目，不象打家劫舍的恶棍。
过了几分钟，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那声音之尖厉，我在别的地铁确实闻所未闻。随着这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叫之后，一辆披挂得鬼怪似的铁车出现了。
直到车在面前停下，才看清这车身的不一般。整个一节节车厢的外壳上，全被密密麻麻的五颜六色涂满了。黄色的圈圈、白色的三角，覆之以黑色的字母、粉红色的道道，和一些辨不出是什么形状的线条，层层叠叠，乱七八糟地交织在一起。记得儿时在四川念小学时，老师骂学生字写得不好，常斥之曰：“鬼画桃符”。看到这鬼脸一般的车皮，确有“鬼画桃符”之感。
来不及细琢磨，我们就上了车。车厢内也是一样，除了车顶、椅背上方的车壁贴满了稀奇古怪花花绿绿的广告之外，凡是空隙的地方，均由这些鬼画补壁。
车内乘客不少。开始我们站着，后来有了空座就坐下了。待坐下之后，不免打量起周围的乘客来。我看到的：有穿着劳动布裤、线上衣、背着沉重大书包的学生；有提着购物袋的家庭妇女；有上车就低头阅读的知识分子。从肤色上看，他们绝非属于同一个祖先。有白人，有黑人，有黄人，也有介于白、黑之间的棕色人。大家和平共处，尚无将要爆发“战斗”的迹象。后来，就见从车厢左边门钻出一条壮汉来，那身量不比我们篮球明星穆铁柱矮多少，两条粗胳臂，一双大手。我心想，是不是来了？只见他伸手轮换扶着铁杆，摇摇晃晃地经过我们面前，走到右边，进入另一个车厢去了。就这样，我们平安无事地下了车。
不过，坐了一趟纽约的地铁，却在脑中留下一个问题：在这高楼如林的现代化大城市，何以存在如此陈旧破烂的公共设施？及至问了美国朋友，才得知一二。原来，纽约的地铁兴建甚早。好比一个漂亮的女人，年轻时也是风姿绰约不可一世的，如今时过境迁，红颜色褪，此其一。其二，六十年代初（推算起来，是越南战争年代）美国青年愤世悲政，满腔的不快无处倾吐，开始在这无辜的铁皮身上发泄。试想，再光洁的铁皮，历经二十多年的折磨摧残，自然是遍体鳞伤、面目全非了。
那么，市政当局为什么不采取点措施，起码弄点水洗洗干净？又据说是，擦了又被涂上，以至擦不胜擦，最后只好放弃不理、听其自然了。
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还告诉我们，本来市政府答应更换全部地下铁的，后因所需费用太大，只好作罢。他还说，纽约的街道也该好好修了。但是，如果全部翻修，需要的钱可以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因而也就不想动手去修它了。这番话，大有破罐子破摔的劲儿，令人听了不免有些丧气。
在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市里，最现代化的建筑与最肮脏的贫民窟并存；最优秀的艺术与最不堪入目的三个X电影院同在，这就是纽约。假如这位朋友的话是真的，那么，再过二十年，纽约城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后来，我在美国和加拿大见到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一提纽约地铁就说“可怕”。他们问我对纽约地铁的印象，我说：“在我坐的那一趟地铁，在我坐的那一节车厢里，我看到一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他们都乘车去办自己的事。我相信他们是一些善良的人。当然，那个地铁应该修整一下。”
我的朋友说：“你运气好！”（附图片）
（题图：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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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看仙企鹅登陆
叶进
在四面临海的澳大利亚，到处有美丽的海滨和海岛。从墨尔本市出发，驱车沿着奥利弗山边公路行驶，穿过路斯巴特小镇附近的海峡大桥，就来到了著名的菲利浦岛。因为岛上有着仙企鹅登岸的奇观，这里成了一处游览胜地。
仙企鹅是一种稀罕的鸟类。它小巧玲珑，饶有风趣，人人见了都觉得可爱。它的退化了的短小双翼，已不能带动身躯在天空中飞翔，但却能凭借它在水中迅游，是游泳能手。它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加上它那洁白的胸脯和深灰色或黑色的背部与头部，活象西方穿着燕尾服的绅士！
仙企鹅在同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给自己找到了两个较为理想的生活环境，一个是澳大利亚的东南海岸，一个是新西兰的西海岸。
夕阳已下，时过黄昏。海滩上人山人海，比钱塘江八月观潮的人还多。人们排成两列，中间是海滩，岸上配有数盏照明灯。岸边有个大牌子的布告说：“仙企鹅登陆时间为下午8时零5分。”人们不时地看手表：8点零5分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第一只仙企鹅在惊涛骇浪中出现，真是分秒不差。这个“总领队”首先游到岸边，在沙滩上左顾右盼一番，然后回头引领“众弟兄”大摇大摆地鱼贯上岸，每队约有五十来只。总领队单立在前侧，“弟兄们”在后面排成三列纵队，整整齐齐，煞似训练有素的士兵。队伍排好后，总领队“嘎嘎”一声令下，全队开步走，直奔海滩沙丘。第一队登陆后，第二队接踵而至……
夜深了，人们却不愿离去，以惊奇的目光看着如此一队又一队的仙企鹅在这个地点登陆，一夜间竟有2，000只之多。
每年9、10月间，澳大利亚正是春天，一群群仙企鹅都来到海滩挖洞穴居。不久雌鹅生蛋，共生3个。雌鹅在孵卵期间，雄鹅破晓即出海觅食，夜间大腹便便而归，把储存在肚子里的食物一口口吐出来，喂给雌鹅。它们嘴对嘴传递食物，真是一对对相亲相爱的天生佳偶。
倦鸟知还。雄鹅在茫茫大海中无论走出多远，从不迷失方向，准能及时回来，上岸后各自“回家”。沙丘上几千个巢穴，密密麻麻，难以辨认，但每一只雄鹅却决不会走错门户。否则，“女主人”会连打带骂，赶它出去。
一朝小鹅孵出，雌鹅便与雄鹅一起出海。小鹅们在家等候，夜间父母归来，便可饱餐一顿。过不了多久，小鹅长大，大家纷纷出海，兼程而奔。
仙企鹅虽以四海为家，但始终不忘故乡。哪怕是千里迢迢，也要回到原来的出生地，继续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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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沃克与《战争风云》
陈明仙
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沃克先生和夫人，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目前正在我国访问。一天，沃克夫妇到天安门散步，一位懂英语的中国人同他攀谈起来。谈话中他说出自己是《战争风云》一书的作者，这时围在四周的群众中有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马上兴奋地对沃克说，他读过这部书，很喜欢它，并同沃克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和讨论。这个场面给沃克的印象颇深，事后他说起来仍感动不已。
的确，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两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宏伟图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人们很想知道他是怎样创作的。沃克在与中国作家、这两部书的译者和出版者、历史学家、大学生等见面和座谈中，分别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沃克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从明斯克移居美国。他1915年出生在纽约。193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是美国海军一艘舰只的副指挥官。
1946年退役以后，他从事职业写作。至1965年，他先后出版了7部小说，其中有的成了美国畅销书，有的改编成电影。1952年他曾获普利策小说奖。
1962年他开始写作《战争风云》，1978年写完了该书的续篇《战争与回忆》。沃克说，他之所以要用自己中年时代最宝贵的十六年岁月来从事这两部书的创作，目的不是为名，也不是为钱，而是犹太人的苦难所留下的严重创伤，促使他要告诉人们，战争是多么残酷。他希望人们能够了解战争，牢记战争，并争取避免战争！
有人问，这两部书涉及的是十分重大的政治历史题材，反映了规模空前的战争背景，描绘了众多的人物特别是象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以至希特勒这样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而他的书，既能真实地叙述历史，又能生动、鲜明地刻划人物，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沃克先生的回答给我们的突出感受，是他善于将丰富的艺术想象与严格的调查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他说，退役后，经过多年悉心经营，他收藏了1，000多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走到哪里，就学习、研究到哪里。关于中途岛战役的书，他就收集通读了30部。1964年，他索性把家搬到华盛顿。在那里，他可以利用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也可以采访五角大楼的重要官员、退休将领，请他们详谈战时情况。沃克既依靠书本知识，也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如他为了写好潜艇作战，曾多次到潜艇去体验生活。他还走遍欧洲各国进行考察。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说中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统计数字是可靠的；那些大人物的言行，来自史实或可靠的记载，并尽可能写得有血有肉。
有人认为只有所谓的严肃作家才算第一流作家。由于沃克的作品一般人都看得懂，因此被划入通俗作家之列，问沃克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沃克说，他的写作目的和态度都是严肃的，但他绝对不能同意，一个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不能为大众而写作。他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为什么人的观点来加以说明。他不赞成有些作家把读者局限在少数人的圈子里，写一些朦胧的东西。相反，他要使“能走路的人个个读得懂”。许多中国作家认为，他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严肃重大的题材，这恰恰是他创作的特点和优点。
沃克先生对中国这个具有延续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十分景仰，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他对自己的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感到荣幸，并把这两部书作为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现在他的《战争风云》又由他亲自改编成16个小时的电视系列片，片子已由派拉蒙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拍完，正在配音。他希望有一天中国观众也能看到这部系列片。 （插图：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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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土著
在澳大利亚的城镇漫步，有时会遇到一些皮肤黝黑、头发鬈曲、浓眉阔鼻、高颧大嘴的土人。今年一月，我曾在悉尼市的海德公园看到来自北澳的土著。他们赤裸上身，用兽皮遮盖下身，手执长矛，载歌载舞，然后围着一堆柴火，用土法烧烤白薯。
据学者研究，澳洲土著可能在三、四万年前从亚洲大陆迁移而来。他们刻苦耐劳，但不知耕作，不会饲养牲畜，逐水草而居，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澳洲土著主要聚居在澳大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他们信奉鬼神，有独特的祭祀仪式。他们没有书写文字，各个部落有各自的语言。
树皮画、岩石画及雕刻是澳洲土著的主要艺术。在首都堪培拉以及悉尼等地的博物馆都有这些艺术品展出。土著中产生过著名的音乐家、演员、诗人、拳击手和网球手。
当英国殖民者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侵占澳洲时，土著大约有三十五万人，五百个部落。由于殖民者的大肆虐杀以及天花、肺病的流行，土著人口锐减，现在纯血统的仅有四万多人，他们在北澳及附近岛屿仍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部分人已进入城市，在工矿企业或政府机构工作。
·黄昆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