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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为什么我知错而不能改错？
编者按：一位县委副书记认识到自己搞不正之风的错误，很想改正，但又不能改正，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很值得认真研究。
不正之风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象一张网，由许多人织成而又不断地粘连一些人。谁要突破它，往往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这涉及许多尚未觉悟的织网人的某种“利益”。但是，这张网必须破除，不正之风必须纠正。党中央早已采取措施，党的十二大又作出争取五年之内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决策，广大干部和群众也不断进行着斗争。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希望“织网者”迅速觉悟起来，并勇敢地投入纠正不正之风的斗争之中。
国务院今年发出文件，指示各地纠正在招收和调配职工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要求一经发现，立即纠正。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也有过类似文件。
在这方面，我有两个错误。一个是1971年，我采取压小年龄的办法，将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刘贵娥转为城市户口，同年招为工人。再一个是，1980年，我授意县民政局安排了一个叫慕宏章的复员军人（是已同我离婚的前妻生的孩子）的工作。这件事过后不久，就有人揭发。我知道自己利用职权，安排亲友，挤掉别人，做了错事，于1981年元月29日，要求民政局写了清退慕宏章的文件（附有我的检讨），报告榆林行署民政局。事后，又写了好多信，陈述详细情况。地区民政局不但不支持我，反而提出一连串的质问。无奈，我向地区领导人作了反映。而在一年之后，即今年2月21日，地区民政局与劳动局联合行文，把这个从“后门”进来的慕宏章，又从“后门”安排到榆林地区的一家公司当了工人。
我身为一个县的主要领导人，对自己的错误想纠正而纠正不了，这给我开展工作、纠正不正之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今年4月，我再次向地区民政局、劳动局申述理由，并指出他们越过清涧县直接安排慕宏章工作的错误，要求发文纠正，但是，地区民政局个别领导人坚持错误，不予纠正。之后，我又去找主管专员和地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尽述详情，提出要求，也未得到明确的回答。6月20日，我又写了长达3，000多字的材料，将此事的详细过程和我的看法向地委汇报，仍然没有回音。8月上旬，我再次到地委催问，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
回到招待所，我想了很久，越想越不通，思想上挽了个大疙瘩。一个“难”字萦绕胸怀。后来，我想到了新闻界。我相信报社会支持我的，于是，提笔陈情，希望见报。
中共陕西清涧县委副书记 刘生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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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希望化工部也来一个“淘汰”
不久前，卫生部向全国医药卫生部门发出通知，宣布淘汰一百二十七种疗效不确、毒副作用大的临床用药。这些药品将由安全高效的新药所取代。这是党和政府为了保障全国各族人民身体健康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这件事，我想到了农药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农药产量成倍增长，但高效低毒的品种却屈指可数。如“六六六”早在七十年代初就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淘汰，而我国却仍然作为主要的有机氯制剂而盲目发展。近十年来“六六六”产量几乎占我国农药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加上我国广大农村尚未建立农药使用监察机构，乱施滥用农药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地区的农产品受到严重污染，有的食物中“六六六”残留量大大超过规定标准，对人民健康构成极大威胁。
农药和许多医药产品同出一源，都是化学工业的组成部分。现在，卫生部已淘汰了一百二十七种药品，化工部怎么办？为了人民的健康，希望化工部领导也能下决心来它一个“淘汰”！
湖南株洲湘江氮肥厂
徐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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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人好事
她不想跳“农门”了
今年2月3日，你报第八版《大家谈》栏刊登了我区邓县十林公社十西大队青年女社员“刘丽霞”写的《改变了不安心务农的思想》的来信后，读者纷纷寄信给“刘丽霞”表示支持。这使“刘丽霞”更加坚定了信心，决心努力实践自己的诺言。
最近，笔者来到邓县十西大队，走访了“刘丽霞”同志。“刘丽霞”真名叫刘春菊，年过二十，197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过去，由于她一心想跳出“农门”进“城门”，身在家中心在外，生产一直搞不好，被群众瞧不起。1981年12月19日，你报第五版“书信往来”栏刊登了《青年农民王桂香的愿望实现了》的一组信件后，使刘春菊受到很大教育。从此，她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努力搞好责任田里的2.2亩“宛7107”优良小麦品种繁育工作。经过精心管理，共收麦种1，400多斤，全部上交大队，供社员兑换种植。
刘春菊很关心村里孩子的成长。她看到本大队一些学龄前儿童没人照料，成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在父母的支持下，春菊把自己家的一间房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找来木料请人做了桌凳、黑板，自费买了教具、玩具和儿童读物，办起了“育红班”。今年2月以来，先后有61名4—6岁的小朋友入班学习。3月间，春菊的姐姐介绍她到公社水泥厂当临时工，春菊断然放弃了。为了不影响儿童们的学习，她早起晚归，利用空余时间种好责任田。
为了搞好教学，春菊勤奋学习，收集了大量有关幼儿教学法的材料，针对少儿特点，自编教材，在育红班开设了计数、识字、画画、唱歌、做游戏、讲故事等六门课程，积极培养小朋友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和父母对小朋友们照顾得非常周到。夏天，春菊家备有开水，为孩子防暑解渴；刮风下雨，她总是把孩子们接来送去；孩子们衣服破了，她给补好。春菊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干部、群众和孩子们的家长，纷纷要交费给春菊，但春菊怎么也不收。
最近，刘春菊分别被共青团邓县县委、邓县妇联会授予“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共青团河南省南阳地委
冀淑芳 赵德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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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苦恼
为什么一位县的领导人想纠正自己的错误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到陕西省榆林地区去调查。调查证明，刘生宽信中反映的情况属实。
刘生宽想改错而不得改的阻力，主要来自行署民政局。我们到那里了解情况，他们讲了三点不同意清退的理由：
一、刘贵娥被招工进城的事，已过去十来年，省里也有过文件，她不属于清退对象。这一点看来有道理。
二、刘生宽的信没起多大作用，行署民政局是按政策将慕宏章招工的。
这一点很值得商榷。因为事实上刘生宽的信是起了重要作用的。1980年由公社上报给县民政局要求安排工作的复员军人共七名，县民政局先排了一下队，慕宏章被排在第六。县民政局原研究决定上报二人。后来得知名额增加了，就暂没有上报。正是这时，刘生宽写了信。以后县民政局没有再开会研究，就把七个人全上报了，只是把慕宏章的名字提到第三位。行署民政局依次批下来四个名额，慕宏章自然包括在内。
关于按政策招工问题，我们查阅了陕西省1979年的有关文件，其中讲到，回农村的复员军人中“确有特殊困难，而又无法参加农业生产者，可由县安置办公室严格审查，报地、市安置办公室批准后安排工作……”。关于慕宏章的上报材料上讲的是，他1975年入伍，1980年复员。服役期间母亲去世，父亲身体不好，下有两个妹妹。这种情况和其他三个未被批准的人相比如何呢？比如有个叫马建亮的，是1976年入伍，1980年复员。父亲因病退休时由其弟马建贤接替。其弟上班不到一个月因公出差，途中发生车祸死去，母亲因此精神失常，父亲病情加重，下面还有5个弟妹，生活很困难。县民政局先前开会研究准备上报的两人中就有他，但后来他却被排到第五，自然落选了。
三、刘生宽安排前妻的儿女引起了家庭矛盾，他才不得不清退这两个孩子。
分析起来，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刘生宽搞不正之风安排前妻子女的工作，并没有引起家庭矛盾，相反，刘生宽现在的妻子曾经出面安排了刘贵娥的工作。那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也证明她并没有歧视刘生宽前妻的孩子。她现在支持丈夫改正错误则是正确的。
由于刘生宽勇于知错改错，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加上县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又得到地区工作组的配合，清涧县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搞得比较好，清退了二十几个县局级领导干部的子女。这样就得罪了一些人。9月中旬，刘生宽接到调令，到地区工作，担任榆林地区档案局局长。刘生宽因为知错不能改错，现在正深深苦恼着。
本报记者 周朗 戴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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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铁路应建立赔偿制度
看了你报9月22日第八版刊登的《运粮污染状况亟需改变》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附记”后，深有感触。在铁路运输中，被糟踏的国家物资何止粮食一项啊！
上海产的自行车，是全国人民争相购买的名牌货，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我持票到五金商店去买车，谁知摆在柜台里的自行车，浑身都是“伤痕”。有的车架弯曲，有的掉漆，有的有坑有疤。不买吧，舍不得几年才分配到的一张购车证；买吧，花钱买残品，心里实在不舒服。但最后还是决定花172元买一辆。商店的同志让我看了一些变形的、损坏严重的自行车，说这都是铁路部门“野蛮装卸”所造成的，他们无法对顾客负责。
我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生产部门要改进包装，铁路部门要对装卸职工加强教育；另一方面要建立赔偿制度。对“野蛮装卸”等原因造成的损失，铁路方面要负赔偿的责任。否则，长期下去，怎么得了！
安徽马鞍山市马钢二厂
纪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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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危难中见深情
我叫孔庆花，是农村一个普通社员。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党报表表在我丈夫患病期间，父老乡亲们帮助我家求医买药、捐钱送粮和帮种责任田的感人事迹。
我家原来6口人，4个儿女。当大儿子才9岁、小的还未满周岁时，我丈夫帅新立就患了病干不得活了！一病五个年头。我家就成了生产队里的“老超支”户。今年5月，我大儿学仁又突然患病死去，这真是雪上加霜啊！一家人泪流满面，新立边哭边对我说：“庆花呀！我活着也是废物，反把你连累了，以后你就别管我了。”
我听了哭得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啊？正在这困难的时刻，生产队里75岁的革命残废军人、烈属袁洪老大爷来到了我家。他劝我们不要太伤心，并说：“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大家富裕起来了，决不会让你一户遭难。”第二天，他帮我推车送新立去离家10多里的长红医院看病，一个姓张的医师二话没说就把病人收下了。
我丈夫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是我们队里的社员帅学荣等和高桥公社社员王秋生、红旗公社义田大队社员陈添、大塘大队社员帅新录、帅新茂、县医院医生卢中岳等同志解囊相助，拿钱送粮帮助我丈夫治病的。他们共筹集现金250多元，稻谷600斤，要我一定把新立的病治好再出院。袁洪老大爷不仅帮助20多元和100多斤稻谷，还不辞辛劳，到县民政局代我申请补助，又找了公社民政干部，解决了住院费80元。
在治病期间，为了不让我家承包的责任田荒芜，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还自牵耕牛，自带农具、肥料、秧苗，帮助我们家种好责任田。他们只用一天半时间，就帮我把六亩责任田的禾栽下去了。生产队、大队还帮我用贷款买回尿素、氮肥135斤，还买了农药。大家帮忙耘禾、追肥、灭虫，连饭都没让我供一餐。看到田里的禾长得那样好，我的心怎能不激动！新立一人患病，伸过来的却是几十双温暖的手，这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才有可能啊！
在乡亲们的热情帮助下，经过长红医院大夫们的精心治疗，我丈夫的病情已有明显好转。现在，他已能下地走路，并能做点家务事了。我和我丈夫从心里感激党，感激深情的父老乡亲们！
江西铜鼓县三星大队社员 孔庆花口述 吴行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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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勇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
青田县严肃处理“开后门”卖化肥的有关人员
我县章村区供销系统化肥的销售和管理都很混乱，“开后门”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当地群众极为不满，曾不断写信向上级反映。县供销社于今年6月组织工作组对章村区供销系统进行了全面清查。清查结果表明：这个区的供销系统在1981年1月到1982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用于“开后门”的化肥达137.3吨，这还不包括被擅自挪用的12.5吨。全区经营过化肥的20名营业员，全都“开后门”。据他们自己交代，“开后门”卖出的化肥共计102.88吨，其中卖出5万斤以上的营业员有两人，3万斤以上的有1人，1万斤以上的有3人。这批化肥的基本去向是：一，被本系统的干部、职工弄走66，554斤；二，区、公社和其他部门的干部、职工搞去31，930斤；三，营业员向自己的亲友“开后门”600多人次，共115，658斤。
章村区供销系统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化肥“走后门”事件，一方面是因为区供销社和各门市部的负责人带头违背化肥销售政策，人人批条子，为亲友、熟人大开方便之门，以致上行下效，形成了层层“开后门”的歪风；另一方面是销售和管理制度很不健全。全区化肥票的印刷、发放、回收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也没有专人管理化肥票证，漏洞甚多。对化肥的销售和库存情况，区供销社负责人也没有很好掌握，直到今年6月底，在县供销社工作组的帮助下，他们才进行了一次全面盘点清查。
最近，县供销社已对章村区供销系统的有关人员分别作了处理：区供销社多种经营组组长郑逢友擅自挪用多种经营生产专用化肥1，620斤，供给亲友熟人，给予撤职处分；祯埠供销分社经理吴锡龙经手批条子“开后门”卖化肥达11，186斤，给予撤职处分；洪埠门市部生产资料营业员陈足勋1981年4月至1982年6月“开后门”卖化肥63，587斤，给予记大过处分，罚款200元，半年内不得参加评奖；生产资料营业员林建华
“开后门”卖化肥9，467斤，同时还有赌博、贪污等行为，被辞退回家。与此同时，章村区供销社还对其他八个生产资料营业员分别给予罚款50元到200元的处理，并通报批评。
浙江青田县广播站 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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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胰岛素供应紧张问题正在解决
读了你报10月16日五版刊登的《从医生哭病人买不到胰岛素说起》一信后，我们感到有必要将胰岛素的有关情况简要函告你们。
胰岛素，全国年需要量约100—120万瓶，国内生产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1980年生产93万瓶，销售104万瓶；1981年生产118万瓶，销售97万瓶。供应紧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978年库存增大，1979年减少了生产。由于药厂大幅度减产，打乱了原料配套的协作关系，再恢复就需要较长时间。加上生产胰岛素的原料猪胰脏的供应问题以及药厂利小或亏损，也影响了生产单位的积极性。1980年出现供应紧缺情况后，有关领导部门均很重视，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预计今年产量可达130余万瓶。
为解决医疗急需，今年临时进口23万瓶。目前，供应紧缺情况已得到缓和。为了鼓励肉联厂多采摘质量好的胰脏供应胰岛素生产，国务院已批准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关于提高胰脏的收购价并适当提高胰岛素的出厂价和销售价的报告，执行通知已于9月28日发出。
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预计明年上半年医疗需要的胰岛素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
国家医药管理局政策研究室
第5版()
专栏：答复反应
高音喇叭已改成低音喇叭
你报十月二十三日第五版刊登《高音喇叭吵得我们不得安宁》的来信后，引起了渭南县社队企业管理局领导同志的重视。他们除了制订改进措施外，还先后两次派南塘街旱地溜冰场的两位同志来部队征求意见。回去后，他们把原先的高音喇叭拆掉，改装成低音喇叭；对溜冰场的开放时间也作了更改，每天晚上九点钟停止溜冰。
渭南县社队企业管理局这种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进工作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陕西渭南驻军
唐水福
第5版()
专栏：毖后录
美化环境何必参观“花果城”
今年，到山西省临汾市——“花果城”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据统计，1至10月份共有800多人。9月初至10月20日，“花果城”接待了15个单位、331人。山东、湖南、黑龙江、新疆、河南、内蒙古、陕西等省、区都有人来。本省的人更多，长治、榆次、太原、运城、方山等市、县都曾来人“取经”。有的参观团还乘坐自己的汽车。10月18日，陕西省一个县45人，乘坐大、小轿车3辆。辽宁省一个市来25人，陕西省一个市来83人，都是乘坐自己的汽车长途跋涉。在这种情况下，临汾市不得不专门组成办公室，负责接待事宜。
绿化城市，美化环境，主要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去办，这是临汾建设“花果城”的基本经验。临汾建设“花果城”也没有到外地参观。相反，山西有一个城市近三年来连续派人到“花果城”参观，但他们街头的花卉、果木，至今仍然保存不住。
王艾生 骆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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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立此存照
名和实
——山东济南市所见
李锦摄
一张座椅，安置在风景秀丽的大明湖畔。远看相貌堂堂，近看有椅无座。座椅而不能让人坐，有其名无其实，只能让人感叹不已。
有人统计，历下亭周围十三张座椅，伤残败破者共十张。对此，公园方面半年多来置之不理。
这类座椅无可救药了吗？当然不是。只要下点功夫，花点投资，稍加修整，它们就名实相副了。那样，大明湖风光就会更引人，游人就会更欢喜。
——编者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