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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康水平和两个“力争”
邬沧萍
小康水平和两个“力争”是密切联系的
十二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力争”的任务，即二十年内，“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力争”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两个“力争”是密切联系的。
达到小康水平，无论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或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总产值来衡量，都既要考虑经济增长的因素，也要考虑人口的因素。
如果两个“力争”都能实现，到本世纪末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总产值将是2，333元，国民收入是1，200元左右。水平虽不算高，但是对于我国人民来说，这种小康水平曾经是多年梦寐以求的，现在是可望可即了。
必须看到，只力争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还不够，还必须有人口不超十二亿这个“力争”。因为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等于工农业总产值除以人口总数。这是工农业总产值作为分子起作用，人口作为分母起作用。前者增长越快，规模越大，则小康水平到来就越快，达到的小康的水平也越高；人口则相反，增长越慢，规模越小，则越有利于达到小康水平。而且，两个“力争”又是相互制约的，一个“力争”实现不了，另一个“力争”的实现也不能不受影响。
两个“力争”也不是等量齐观的，工农业年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力争”始终是决定性的。十二大报告规定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重要原则，明确强调党的首要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
与此同时，十二大也把控制人口增长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强调，明确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认真领会。
不要低估人口作为“分母”的作用
本来，用按人口平均的指标如人均的国民收入、人均的粮食产量、居住面积等等来衡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个众所周知的经济问题。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对这类指标并不重视。长期认为人越多越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很少考虑人口增长过快会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此相联系，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快慢无关宏旨。因为人口年增长率高低之间差别几乎都是以千分比来计算的，最快也得二三十年才翻一番；而在高指标的空气下面，经济年增长率动辄10％、20％甚至更高，几年就要翻一番。相比之下，在按人口平均的指标中，人口似乎就无足轻重了。我国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1957年以后有20年徘徊在600斤上下，有些年份还更低，主要是由于决策上的失误，但忽视人口的作用也是一个原因。
现在，人口在平均指标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了。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推行计划生育，宣传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时，利用人口增长过快使得按人口平均的耕地减少，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和收入增加不快等事例进行宣讲，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把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仅仅从“分母”的意义上来认识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看到它对“分子”所发生的影响。
充分认识人口对“分子”的作用
我国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过程中，人口对“分子”起作用问题，就是人口增长对生产或更具体地说对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影响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口增长和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促进还是延缓，要作具体分析。
历史上不乏人口增加对生产发展起促进作用，并使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更快增长的事例。这种事例大多出在地广人稀、资源充裕并有能力开发和利用的国家。具体到农业，首先要有足够的可耕地，具体到工业要有充足的原料来源、生产装备和技术力量，而且劳动资源不足。在这样条件下，人口增加稍快一点，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使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比人口增加更快。但是具体到我国目前的情况，无论从人口、经济结构、资金、技术力量或自然资源等等方面来看，都不存在人口增长快能促使经济更快发展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我国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上强调促进作用多，谈延缓作用少。只是在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对生产发展的延缓作用，但多是停留在人口作为“分母”来说明延缓生产的发展，很少研究人口增长过快对生产发展速度本身的影响，也极少研究和计算影响的程度。事实上，人口增长过多了、过快了，如果不想降低生活水平的话，势必增加消费基金以抚养更多的新增人口，结果不能不缩减积累基金，影响生产发展的速度。这种影响是明显和直接的，其影响的程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以阐明并能具体估算出来的。
一种估算方法是通过用于抚养新增人口的社会支出额来估算影响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额，再来计算对生产发展速度的影响。例如1979年我国有些研究机构曾计算过我国一个人由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的培养费用平均是2，200元（其中城市6，900元，城镇4，800元，农村1，600元）。按此计算，假如多增加1亿人口，就意味着社会得用2，200亿元抚养这1亿人成为劳动力。虽然这是一个时期把逐年开支累计起来的数字，但是这笔“开支”不能不影响到每年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不能不延缓经济发展速度。换句话说，假如不多增加这1亿人口，生产发展速度肯定会加快。
另一种估算方法是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直接计算对生产增长速度的影响。估算的方法是：人口每多增加1％，生产发展速度也大体相应地降低1％。根据是：用于保证多增1％人口所需的人口投资，必然相应地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因而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就延缓了1％。这一计算方法简便易懂，目前计算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对生产发展速度的影响，几乎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如果用后一计算方法来匡算一下我国人口增长对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其情况是：按1981—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2％，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人口增长到本世纪末不能控制在12亿以内，而是13亿的话，这就意味着人口每年比力争12亿时平均高0.45％，从而使得工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率也会由7.2％降低到6.75％。按降低了的速度计算，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就不是28，000亿元，只能是25，453亿元。（注）
十二大报告指出：“人口增长过快，不但将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粮食和住宅的供应、教育和劳动就业需要的满足，都将成为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这就是说，人口增长对生产发展速度的影响绝不限于能够直接匡算的这种影响，还有很多无法计算但程度可能更甚的影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妨碍“按劳分配”的贯彻，也会妨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会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而延缓生产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影响到人口的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结果必然通过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而影响发展速度。此外，人口增长过快，就业和教育跟不上，会给社会安定带来很多问题，就更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两种可能性
十二大报告重申：“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在方针的第十条中提出：“为了保证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严格地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家建设逐年扩大；或者是控制不严，措施不力，听任人口继续大量增长，从而既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也不能很好地进行经济、文化、国防的建设。二者必居其一。”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赵紫阳同志分析的两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要争取第一种可能，避免第二种可能，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注：根据1981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是7，490亿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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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序言
李新 陈铁健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的院长胡乔木同志的倡议，我们从1978年8月起，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一书。乔木同志建议我们的书写成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并要我们以《苏联国内战争史》作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的中文版只见到第二卷，即写十月革命的那一卷。时间是1917年10月至11月，只约两个月左右。内容包括了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的爆发和胜利，以及全俄各地对十月革命的响应和胜利。材料来源很多：既引用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档案，各种文件和记录；又引用了许多当事者的亲历记和有关人的回忆录；而把报刊记载只作为补充——并不以它为主要资料。这本书内容翔实，叙述生动，长达五十余万言。后来苏联有关十月革命的许多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都把它所记载的资料作为重要的依据。在中国，写成一部类似的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很有必要，很有用处，但是困难很大。首先是档案不全，其次是亲历记和回忆录不多，尤其是革命领导人很少发表过系统的亲历记、回忆录之类的文章和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三十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实在太多，要写得象《苏联国内战争史》那样详尽，不知道要多少卷帙！我们经过反复的讨论研究，准备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写成13卷、600万字左右的历史书。它是历史长编性的，材料要丰富，要准确。凡是材料不足，问题还不清楚的，宁可暂时不写。因此我们每卷所写的问题少而集中，但对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写得详尽充实。我们的书虽带有长编性，但它是著作而非资料。为此，照录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是必要的，不如此就不带长编性了。但是，我们引用材料，甚至大量地照录原始材料，是为了通过材料把历史事件的原委说清楚。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以及其结局和影响等等，都是通过材料而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把它们展示出来。当然，我们不只是单纯地排比史料，不要论述。只要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论述还是必要的。不过我们的论述，总是以材料为依据，用史实来说明，而且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样，我们的书，就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长编，所以称之为带长编性的著作。这样的体裁是否可取？我们的书是否达到了这种体裁的要求？请读者同志们评论吧。
要编写一部翔实的带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绝非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我们根据从前编书的经验，决定采取大协作的办法。编专题资料和写专题论文或著作，是写书最好的基础。我们拟订了一百五十多个专题，发动和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的同志们来认领专题、编辑资料，并希望他们能根据所编的资料进而写成论文和著作。1979年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上，这一百多个题目已被各地的同志们认领回去了。这样就推动了全国都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例如，辽宁的同志们就认领了“九·一八事变”这个专题。现在，他们不但编成了资料，而且已经写成专著出版了。这对我们将来写书（写这个问题时）是很有帮助的。至于我们现在写书，也是靠协作，不过主要依靠北京的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来参加，而没有分散到全国去。因为写书和编专题资料不同，需要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过于分散就难以进行。现在参加我们写书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内蒙古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地方院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等军事院校的一些同志，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个别同志，总共有三十余人。开始写书的时候，我们把写13卷书比作建筑一幢13层的楼房，每一层内部的结构虽可有所不同，但13层应是一个整体，要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做到各层基本上一致，符合统一的规格。后来感到这部书部头太大，参加的单位和人太多，过于统一很难做到；而且各卷不能同时并进，势必旷日持久，不易完成，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危险。于是改变设想，把13卷书比作13座建筑物，统一在一个园林里，从全局来看是统一的，就各个建筑物来说又是独立的。就好比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等一系列的庭院，每一处都独具匠心，而又互相联结，构成统一的整体——大观园，这样就更加美观和壮观。大观园是《红楼梦》作者头脑中的产物，并无完全相同的实物可寻。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却是可供借鉴的实物。五个亭子大小有别，分开是独立的，而联在一起又大小适当，远近合宜，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要完成这样的建筑颇不容易，需要的是大建筑师。要写成与此相比拟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就更为困难，需要的是大手笔。而我们既不是大建筑师，又不是大手笔，只不过借它来作比拟，悬它来作目标罢了。根据这一新的设想，我们把13卷书分给了各单位，以一个院校为主承担一卷。现在13卷书的责任都已落实到人，并先后开始工作。
我们对全书13卷，有一个粗略的整体设计。准备每一卷都有一个书名，可以单独成书，单独印行，哪一卷先写完就先出版哪一卷。13卷合在一起就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部完整的书。各卷分头进行，但是为了取得经验，为了各卷在思想、结构、体裁和文风等多方面尽可能做到统一、和谐、协调与合拍，凡是参加写书的人，都首先参加第一卷的编写工作。或写书，或编资料，哪怕只参加少量的工作也好，总要通过共同协作的实践，总结出切实可行的经验来，以指导以后各卷书的编写。参加第一卷编写工作的人较多，而写书又不需要这么多人；同时第一卷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章，有不少问题还不清楚，需要大量搜集资料，因此我们先抽人编辑了一部《“一大”前后》的资料。《“一大”前后》出版后发现不少错误，我们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并决定随即出版修订本。经过一年多的资料积累之后，1980年，我们开始分头写第一卷。1981年，我们便分章分节地打印写就的初稿，送给有关的同志征求意见。是年秋，召开了一次较大的讨论会来讨论初稿。随后即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对初稿进行整理和修改。到冬天，由主编集中精力，以修订稿为基础，再进行一次加工，便最后定稿。第一卷书写作的经过大致如此。第一卷共分三章。第一章是五四运动，提供初稿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的李义彬同志和内蒙古大学的官守熙同志。第二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初稿的是后勤学院的邵维正同志、军事学院的周子信同志、政治学院的胡庆云同志、北京师范学院的高军同志、西北师范学院的徐世华同志和清华大学的刘桂生同志；四川美术学院的乔毅民同志和北京外语学院的李流华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提供初稿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的刘明逵同志；李义彬、邵维正同志也参加了少许工作。对全部初稿进行整理和修订的是李新、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邵维正和李义彬同志。最后加工定稿的是李新和陈铁健同志。
根据第一卷全书三章的内容，我们替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伟大的开端》。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两个主要的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并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同盟军；第二，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下，它才能取得胜利，才有可能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发展。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此后的中国革命已毫无疑义地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显示了它伟大的力量。1921年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随后，1922——1923年，中国工人掀起了第一次罢工高潮。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段历史，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至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看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把我们写这一段历史的书叫做《伟大的开端》。这个开端的确是伟大无比的开端。因为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农民战争，无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排除一切障碍，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历史的真理已由历史的实践证明了。继这一卷书之后，我们还要继续编写以下各卷。以下各卷所写的历史，也都是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领导农民战争、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历史。这些历史是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凝成的，它是那样的可歌可泣，那样的光辉灿烂，不用说我们这几支拙劣的史笔，就是最伟大的作家，以他如椽的彩笔，也很难写出与这段历史本身相比毫无逊色的作品来。难道我们就此却步了吗？不！我们还是要按照乔木同志的建议，用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力争如实地把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至此，我们深感乔木同志建议的正确。因为对我们说来，编写这段历史的长编已经够吃力了，至于著作，那是很难胜任的。为了不使大家泄气，姑名之为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如是而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部美其名曰著作的历史长编，能够象《苏联国内战争史》那样，为各种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提供有用的资料。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也就满意了。至于写出这段历史的伟大著作，请俟诸后之来者。
（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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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与探索》开辟专栏深入研究渤海史
黑龙江《学习与探索》从今年第四期起新辟了《渤海史研究》专栏，深入研究渤海史。第四期和第五期刊登了十篇有关渤海史的论文，并专文介绍国内渤海史研究近况。
渤海国（公元698——926年）是我国唐代东北少数民族靺鞨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震国。公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祚荣改国号为渤海，正式成为唐朝的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都城长期设在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渤海生产进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史称“海东盛国”，它为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东北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元926年，渤海被契丹族灭亡。
我国史学界一直重视渤海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最近几年，许多史学工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文物和确凿的史实记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深入地探讨了渤海史的若干重要问题。例如：渤海是以靺鞨人为主还是以高勾丽人为主？渤海是唐朝的地方政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附属国？渤海文化是唐文化的一部分还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弄清祖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也有利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第四期发表的孙玉良的《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对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作了切实的考订和鉴别，在肯定日本古籍中保存的数百条渤海史料绝大多数是历史真实记录的同时，也指出了日本古代某些史官根据政治需要歪曲篡改史实的错误。日本古代的某些史官在编篡史书时不仅删去了有关史料中一切为他们所不同意的内容，而且在渤海致日本的封书牒状以及谈话记录中大作手脚、夹藏私货，以制造他们所需要的所谓渤海朝贡日本的“根据”，从而造成了部分史料的混乱、失实。
孙秀仁、干志耿在《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一文中对渤海的族属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他们认为，渤海国在其存在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形成以靺鞨人为主体而又不同于原有靺鞨族的新的族的共同体，即渤海族。“渤海族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吸收靺鞨其余诸部，并挹娄、夫余、?貊、沃沮故地原住民以及部分高勾丽遗民等成分，经过长久岁月而最后形成的。”“从本质上说，渤海族是以汉化了的靺鞨族为主体的新的牢固的族的共同体”。
第五期刊登的李强的《论渤海文字》一文，将现有的渤海“文字瓦”上的文字或文字符号，分门别类，逐字研究。以其中的“殊异字”与渤海碑刻及内地通行汉字进行比较，证明绝大部分“殊异字”是当时汉字的别体字或者是工匠们的形似误写。作者认为，渤海通行的文字是汉字，渤海从来没有创制过本民族的文字，由于渤海与内地“车同轨，书同文”，大大方便了渤海学习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作者这一结论，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渤海有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争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渤海文化是唐文化的一个部分。 （房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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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10月26日在上海举行。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重要问题之一。对洋务运动的评价，目前史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论。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10月23日在青岛市举行首届年会。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罗志如、厉以宁合著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一书，已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齐振海、李春秋合写的《理想与实践》，是一本适合广大青年特点的理论性读物。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翔德同志的著作《美的哲学》，最近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作者的74篇短文汇编而成的文集。其中有《如何对待外来文化》、《领导威信与群众路线》、《总结经验的经验》等文章。这些文章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哲学与学习、工作、生活的关系。
△欧远方同志所著《安徽包干到户研究》一书，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