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关于《可爱的中国》手稿的转送
鲁迅博物馆 叶淑穗
最近在《书林》、《北京晚报》、《妇女》等报刊的有关文章中，都有谈到关于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是谁转送的问题。10月20日的《羊城晚报》更以题为《〈可爱的中国〉是谁转送的？》写了一篇摘自《妇女》的短文。文中这样写：“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一书的前言中说，此书是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事实上文稿转到上海时，鲁迅先生已经逝世，是由胡子婴转送的。”这种说法，前几年我已经听说过，也曾为此于1979年7月9日和李何林同志一起访问过胡子婴同志。胡子婴同志详细地讲述了她所经历的事情经过。几年来我们对这件史实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与了解。现在就所掌握的材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转送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上，首先应当肯定胡子婴同志是有功绩的。她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接送过烈士的手稿。第一次是在1935年夏天，即方志敏烈士说服了看守所的上士文书高家骏（后改名高易鹏），从杭州请来他的女友程全昭（化名李贞），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及文稿送到上海，请宋庆龄、鲁迅等设法转给党中央。当程到上海后，几经周折未见到宋庆龄和鲁迅，一天傍晚就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她说明情况并要求邹到宝隆医院去取。适值邹出国。当时在店中的毕云程和胡愈之得知此事，十分焦急。因为稍不慎就会落入国民党的圈套，而置之不理又怕误了大事。正在踌躇中，胡子婴得知此事，她坚决表示：“我去！我是非党群众，即使被捕也牵连不了别人。”她赶快回家，哄睡了5岁的女儿，并作好牺牲的准备，给孩子写下了遗书。马上赶到接头地点宝隆医院，从那个女孩子手里，取回了一个纸包，并送回了生活书店，交给了正在焦急等待的毕云程、胡愈之，回家已经夜深了。
再一次是在1936年11月18日傍晚，由一个和方志敏同牢的蒋军法官胡逸民，将方志敏的遗稿送到胡子婴家中的。他说：“你们都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一定能将稿子转给共产党中央。”但五天后的一个深夜，章乃器等“七君子”被捕。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为保护好烈士的手稿，她万分焦急。当即请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将烈士手稿转宋庆龄处。
我认为胡子婴同志讲的是事实，特别是所讲的第一次的情况与高家骏、胡愈之等当事人的回忆是基本相符的。但是胡子婴同志一直认为她看到《可爱的中国》的原稿是在1936年11月，也就是鲁迅逝世以后。所以她对此稿曾经鲁迅保存并转给冯雪峰交党中央的说法，多年来是有疑问的。但她为什么没有出来更正呢？正如她在答记者问时所说：“重要的是烈士的这部著作能够保存下来和群众见面，至于是谁传送保管，那是次要的事。而且这件事又是直接关系到我自己，出来更正，似有争功之嫌，这在我的思想上是通不过的。”
那么，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可爱的中国》一文的手稿又是什么时候从狱中带出来的呢？
从高家骏的自述中证实，方志敏在狱中写《可爱的中国》一文时，不但纸张、笔墨是由高提供的，而且原稿的前三、四页还是高替他重抄的，从现在影印的《可爱的中国》的稿本中，还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前后两种不同的字迹；再者，高家骏讲，在决定让程全昭到上海去送信的“第三天深夜，方志敏交给我一个纸包，说，这是给党中央的密信和《清贫》、《可爱的中国》两篇文稿，要亲手交给鲁迅，另外还有三封信。还交代了看信的方法。”关于《可爱的中国》一稿的写作情况和送出经过，高家骏应当是最知情的人。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77年8月25日，他在写给军事博物馆负责人的亲笔信中还写到：“方志敏烈士生前，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文稿是在1935年7月初，南昌大水后的第五天，由我从狱中携出，交给程全昭（当时方给化名李贞的）转送到上海，在宝隆医院前，面交许广平同志收的。”他讲的许广平，应当是胡子婴无疑了，因为除胡子婴同志外，许广平同志从未讲过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胡子婴同志前后两次接到的方志敏烈士手稿，是否均是《可爱的中国》呢？1979年9月15日我们鲁迅研究室写信向宋庆龄同志询问此事。9月19日宋庆龄同志的秘书张珏同志曾打电话答复我们：“宋庆龄副委员长说：曾经转过方志敏的稿件，但不记得有《可爱的中国》一稿。”事实上，经查对《可爱的中国》手稿现仅存一份，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从这些情况证实，《可爱的中国》的手稿是1935年夏送到上海，即胡子婴从宝隆医院取回来的那一份，胡子婴同志看到此稿，也当是在此时。时间当然是在鲁迅的生前。
那么这份手稿究竟是否经鲁迅保存？冯雪峰同志所写《说明》又是否有误呢？
唐弢同志曾说过，他亲自听到雪峰同志讲过此稿确经鲁迅保存的经过。笔者也曾几次问过雪峰同志，回答也是肯定的。1972年12月冯雪峰同志到我们馆座谈时，也曾谈到：“我印象中鲁迅先生把一包东西（其中是方志敏同志给中央的一封密写的信和《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篇文稿）交给我，是1936年5月间我到上海后大约两星期交给我的。鲁迅先生说过方志敏给他的信，他洗出来看过后就毁了。他又说过，送来的人象一个商人。这印象我是清楚的。”“给中央的信，记得是三页，我洗出后抄送给中央了。文稿则请示过中央如何办，中央叫我在上海设法保存，我就保存在谢且如家中。”这与他在该书《说明》中写的也是一样的。
鲁迅是怎样得到《可爱的中国》的手稿的呢？曾流传有几种说法，到底哪种是实情呢？最近笔者又再次访问了胡愈之同志，据胡愈老回忆，当年胡子婴同志将手稿取回交生活书店后，是经他转鲁迅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是毕云程同志。在当时党处于地下的情况下，胡愈老考虑到鲁迅的安全，是不到鲁迅家中去的。他说，当时可能是借着生活书店给鲁迅送稿件的机会带给鲁迅的。这样鲁迅说的“送来的人象商人”也就可以印证了。他还谈到：这稿当时为什么要转给鲁迅呢？一则因为方志敏附有给鲁迅的信；二则因为从1933—1935年期间，上海党组织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能和中央间接取得联系的只有鲁迅和宋庆龄，而鲁迅比宋庆龄就更好一些。胡愈老还说到，冯雪峰到上海后，也曾向他讲过鲁迅将方志敏的手稿交给他的情况。
从这些回忆中，完全可以说明《可爱的中国》一文的手稿送到上海时，鲁迅还未逝世。而且确实经鲁迅保存并转给冯雪峰交党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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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谈“人格”
黄彦
人而有格，并非怪事。世上的万事万物，无不有格。鉴定产品或接待外宾讲规格，处世交往或文学创作讲风格，立身为人讲品格，查考阅历讲资格，写诗讲诗格，交易讲价格。人为万物之灵，岂能无格？人们把“侮辱人格”视为大不敬，把“降低人格”视为大不当，把“丧失人格”视为大不义，这更说明“人格”比各种各样的“格”，都更为紧要。
请看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两件事：我国赴美进修、研究乙型肝炎疫苗取得重大突破的年轻女科学家何葆光，拒绝美国某研究机关每年三万二千美元高薪的聘请，毅然回国，将知识献给人民；云南参事室的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程占彪利欲熏心，竟纵容女儿同香港一资本家姘居，做姨太太。两者相较，人格之高下岂非相别天壤！
有人说：作人难。这不是危言耸听。至少应该正直，诚实，这是起码的格。但还不够，还应该有助人为乐、勇于献身、为国争光、心怀天下的抱负和情操，即应有高格。人的本领不可强求一致，但为人求高格，则是每个人努力都可作到的。我们讲精神文明，“文明”同
“精神”是不可分的。文明诚可贵，精神义更深。这人格以及国格等问题，也是精神文明的真髓，振奋民族精神的大端。而且应该说，在新的复杂情况和发展形势下，人格问题已显得突出、要求也更高了。我们每个人都应反躬自省：在高低贵贱多种人格中，你属哪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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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在延边的田野上
文牧
他一回到家乡，就一头扎在故乡延边的田野上。
原来在家乡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青年突击手，是个出色的民兵。就从他在生产上的猛士形象，也够写本书了。
当那列从省城开到这个边境的偏远的火车，在小站停住的时候，小站立刻沸腾了。
是迎接自治州来参观的客人吗？
不是。
是远方的朋友来访问咱们的苹果梨老果农吗？
也不是！
他一走下火车，便受到无数人群的包围，那是特意来迎接复员转业军人返回故里来的欢迎人群，这支大军黑压压一层，一圈又一圈地把他包围起来。
他还记得那年送他参军时上车的欢乐情景，其中还有他的表妹。
现在，他在人群中并没有发现她，他曾经给她写过好多封信，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她的回音。他遍寻不见，心中想，可能是另有所爱了，如果她不欢迎我这个复员军人，那也没有啥，我的主要精力，我们的青春是要献给故乡的田野的。年轻的朋友啊，至于爱情吗，迟早会来的，不是表妹，那就还有新的理想的人物来到身边。
今天，当他坐在金秋的田野上，作短短的间隙的休息的时候，他掏出了烟包，卷着自己亲手种的金红色的土烟，那烟丝是又细又匀的，还加了一些黄烟，那是咱们延边地区的特产——烤烟啊，这个绣花的淡泊桑吉〔注〕，寄托着他年轻妻子福顺的一片深情。
他又沉浸在幸福而甜美的回想中了，那是他回到故乡第一年的端午佳节，西村的姑娘们和东村的姑娘们比赛着朝鲜族的传统节目——秋千，眼看那拴秋千的古老的核桃树杆要折了，有个姑娘要从秋千上摔下来了，金吉洙不顾一切地抢上前去，说时迟，来时快，他正好接住了这个姑娘，全村人一片惊慌，一时间，姑娘们都傻眼了，幸亏吉洙接住了，救了姑娘，自己却被树杆打伤了。大家又惊又喜，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了。
“吉——洙——哥啊，我不是做梦吗？”
“福顺，你不是好好的吗？别急啊——”
从此，西村的福顺和东村的吉洙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札阿波吉！明札阿波吉！”
远远地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郑福顺来给他送饭来了。
金吉洙被这“明子他爹”的喊声打断了思路，他从遐思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金吉洙已经回到家乡两年了。去年故乡获得了庄稼大丰收，那是实行了责任制以后，山村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和福顺也已经有了一个掌上明珠的小女儿了。两年来，他没有辜负部队首长和战友的期望，回到地方也是一位优秀的战士，他也没有辜负家乡人们的信任和嘱望，他担任着大队的民兵指导员。他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奋力劳动在田野上，迎来了又一个吉祥如意的丰收的金秋。
金吉洙吃着妻子福顺送来的香甜的打糕，夫妻俩相对地微笑了。这时候，乡亲们见了都哄笑了起来。高远的湛蓝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变幻着各种形象的白云，远处的田野上响起了歌声——
伊哩哩——依哩哩——
金风吹送着丰收的歌儿，
伊哩哩——依哩哩——
金色的稻浪铺满在延边
大地……
〔注〕淡泊桑吉：朝鲜族语，烟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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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里红（外二首）
朱述新山里红，山里的星星，群山的眼睛。一簇——一个星座，鲜亮，光洁，晶莹；一颗——一只明眸，闪耀，流盼，多情。昔日阴冷的山梁山坡，成了灿烂的河汉星空；千年死寂的荒山野岭，醒了，开始了新的生命：那密密丛丛的山里红哟，不正是它们青春的旗旌！
山路陡峭，回转，崎岖，这是进山的路！陡峭的路，盘上青山峰顶；回转的路，通向深山深处，崎岖的路，连着大山的肺
腑。进山来吧，群山在热情招呼。路这边，流泉飞瀑；路那边，杂花生树。扑进山的胸怀，走入迷人的画图。山路哟，绕着云旗火树，挑着花团锦簇……
山村山顶的歌声天上撒，云端的问话不敢答……密林里一声招呼，山那边别有人家。亮闪闪的小径下挂着一幅画——晚归的牛马，迟开的山花，满载的毛驴儿，一队队，慢悠悠走进了红墙青瓦。红墙青瓦，绿围翠匝。一家，两家，鸡鸣犬吠栖鹅鸭；三家，四家，金柿红果把檐压……道是来到了桃花源？笑话！看那——电视天线，在家家房顶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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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张杰锋为何愁眉苦脸
西璘
发明“擒纵叉复位精密冲裁新工艺”的南昌手表厂工人张杰锋，被邀请出席了省市劳模座谈会。省长同他坐在一块谈心，他却仍是一副愁眉苦脸。乍想似乎叫人不解：发明搞成功了，省长又亲自来接见，乐都乐不过来哩，还有什么不高兴？
人是不会自寻烦恼的。张杰锋愁眉苦脸，自有他的苦衷。眼下，他当然算“行时”了，但是，过去经历的坎坷使他不能不深一层去想问题：明里压制、打击的现象可能没有了，暗里还有没有“小鞋”穿呢？当面讽刺、挖苦他的可能也没有了，背后点三道四的“是非嘴”能闭上吗？长期压抑着自己的那种嫉妒、刁难的空气，是否会因为报纸上文章一登、领导上开口一讲，而顿时匿迹？
看来，当一个先进人物，并不是那么轻快惬意的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在某些单位，似乎有这么一股风，专对着先进人物吹。有些人自己碌碌无为混日子，却又生怕别人出类拔萃。对那些干出些成绩的人，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先进人物自然免不了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在于这些缺点当他成了先进时便突然被用放大镜放大起来而成了
“严重问题”。这种反常现象，同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一种极端狭隘、自私的市侩习气污染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这也是一种不正之风。
张杰锋的遭遇不是个别的现象。当然，话还得说回来，新苗总要破土而出，先进人物也总要应运而生。凡是压制、打击先进的人，到头来总是要垮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