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为国为民,英勇献身
——记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杨琪同志
张达志 张秀山 刘景范
杨琪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曾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陕甘游击队”骑兵队长,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等职。他为创建陕甘工农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
杨琪同志于1936年2月16日在著名的红军东征战役中英勇牺牲,年仅40岁。
求解放,手中要有枪
杨琪,字建亭,1896年出生在陕西省延川县北塬村。他家境贫寒,自幼务农,对各路农活,样样精通,人称“务农状元”,在本村及邻近青年中享有很高威信。
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实践中,杨琪同志深刻体察到农民的疾苦,对于地主、土豪、反动民团任意欺压、吊打、剥削农民深恶痛绝,对于陕北军阀井岳秀支持反动民团压迫农民更是气愤不过。杨琪同志决心起来和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1925年,年近30岁的他毅然离开母亲和妻子儿女,奔赴河南,弃农投军,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郑思诚团。杨琪同志刻苦学习打仗的本领,很快得到郑思诚的信任,被提拔为排长。这年秋末,郑思诚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派杨琪回陕北老家招兵买马。杨琪同志利用这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带领数十人,将枪支弹药带回延川县,打算组织革命队伍,开展对敌武装斗争。
可是,在杨琪同志返回延川的途中,陕北军阀井岳秀得知此事,将兵力埋伏在延川县南塌家川附近,杨琪同志等一到塌家川寨子立即被团团围住,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来人多数牺牲,杨琪同志也负重伤,后突出重围,但所带枪支弹药被劫一空。
挫折和失败并没有动摇杨琪同志用革命武装反抗反动民团和军阀的决心。1926年春,在杨虎城部下又当了几个月排长的杨琪同志回到陕北,利用当时武装护送山西烟客的关系,终于又搞到一些枪支,经过多方努力,建立起一支20余人的反抗地主、土豪、军阀的队伍,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有了枪,靠党指方向
杨琪同志领导的武装,独立地在晋陕之间的清涧和石楼县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杨琪同志盼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1929年冬,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派他的侄子杨可箴(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工作。杨可箴给他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使他懂得要革命,只有跟共产党走。并要他们在黄河两岸打游击,消灭反动武装,扩大部队。1931年,一次,杨琪同志率领队伍,从陕北东渡黄河,在山西石楼县孙家石湾,一举歼灭了一个反动民团团部,并俘虏了反动民团团总,给这一带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引起军阀阎锡山、井岳秀的注意,他们企图围歼这支队伍。正在这时,拓克宽、黄子文同志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指示,率领晋西游击队20余人,来到陕北,在清涧县与杨琪同志会面,共同研究了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的问题。这是杨琪同志初次接触党领导的队伍。这个时期,陕北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抗租抗税,斗争形势如火如荼。杨琪同志更加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是革命的领路人。他们与晋西游击队汇合后,打了几仗,由于敌众我寡,决定到陕甘边找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这时,杨可箴同志不幸在雁门关延川蛇顶山战斗中英勇牺牲。杨可箴同志牺牲后,杨琪同志甚为悲痛,表示一定要找到刘志丹。
1931年秋,杨琪同志率领队伍,在陕甘边界东华池,终于找到了刘志丹同志,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边界游击队合并。以后,杨琪同志在谢子长、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里转战陕甘边界,为陕甘革命事业英勇奋斗。
从此,杨琪同志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
1932年5月,杨琪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底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创建照金苏区中杨琪同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3年5月,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投敌)兼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他执行王明路线,指挥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结果遭受敌人的重兵包围而失败。杨琪同志率领的骑兵连也被打散。有个别人在挫折面前,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而杨琪同志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只身一人,打扮成短工,肩扛锄头,时而打短工,时而要饭,经历一个多月的艰难曲折,终于回到照金苏区,表现了他对革命、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33年秋,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决定进军南梁,开辟陕甘苏区。杨琪同志担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为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合水、庆阳、保安、安塞、甘泉等县的根据地作出巨大的努力。并配合主力红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五次“围剿”。
1935年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杨琪同志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张达志同志任师政委。
这个时期是陕北红军发展的高潮时期。八十四师在成立的第二天,夺取了南沟岔战斗的胜利,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缴获敌人轻机枪6挺。接着,又在阎王砭、贺家湾连打两个胜仗,击溃国民党军队两个连。特别是在贺家湾战斗中,缴获了敌人的全部辎重和军饷,为建设红军提供了物质保证。在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杨琪同志指挥的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起了重大的作用。杨琪同志在陕北安定、延川县一带群众中很有威望,群众到处流传着“杨琪骑的白马,打的红旗”的话。
杨琪同志参加革命后,自觉地磨练自己。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处处听党的话,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1935年9月,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与以刘志丹同志为首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杨琪同志被免去师长职务,被迫离开前线,带领几位同志一起到后方负责采购棉花,为部队筹集冬装等。对此,杨琪同志坚决服从,从无怨言。他不仅做到了组织服从,而且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杨琪同志也能经受住暂时的委屈。一个时期,由于进行所谓的“肃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给刘志丹、杨琪等一大批陕北党和红军的创建者及部分营连干部扣上“土匪”、“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者”等莫须有的罪名,给他们戴上脚镣手铐,投进牢房,严刑拷打。有不少同志被迫害致死。
在复杂情况下,杨琪同志对党仍抱着坚定的信念。他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我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多年,多次负伤,从未屈服,我对革命问心无愧。我相信党会纠正你们的错误作法。”
1935年10月,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很快了解到迫害刘志丹等同志的严重事件,及时作出决定,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同志,挽救了陕北根据地。
1936年初,杨琪同志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三团团长。为了实现党中央“东征宣言”,他在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下,忠心耿耿地跟随刘志丹同志踏上了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
在作战中,杨琪同志总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对同志关怀备至。他看到有掉队的战士时,总是主动把自己的马让给战士骑。每到宿营地,他总是自己亲自喂马,让饲养员多休息。每逢夜晚宿营,他常常自己守夜,让别的同志休息。
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残暴的敌人总企图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们绞尽脑汁地搜捕革命者,杨琪同志的家就曾多次被抄。敌人抓不到杨琪同志,恼羞成怒,疯狂残害杨琪同志的妻子儿女,把他家洗劫一空,最后甚至放火烧掉杨琪同志家,致使他的妻子儿女沿村乞讨,无家可归。特别对他的儿子杨廷藩同志(现在国防科委工作),要加以迫害,企图斩草除根。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困难,只是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
当刘志丹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关切地要他回家安置一下,他说:“我参加党,干革命,家里吃点苦算不了什么,等到革命胜利了,那时大家就都有好日子过了。”
1936年2月主力红军东征山西,二十八军奉命北上神府,等恢复并扩大神府苏区后,再东渡黄河。部队到达绥德县境内时,遇到蒋介石、井岳秀部队的堵截,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杨琪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在红山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把他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刘志丹同志对杨琪同志的牺牲深为悲痛,号召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英勇作战。同年4月,红二十八军在神木县沙峁头渡过黄河,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同志也不幸牺牲了。他们的死,是我党我军极大的损失。但是,广大指战员学习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
今天,杨琪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六年了。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在十二大方针的指引下,把革命先烈开拓的园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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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而多难的一生
——回忆爸爸邓子恢同志
邓毅生
我爸爸邓子恢逝世之后,董必武同志曾手书悼诗:
崛起闽西有俊声,敢挑重担任批评。
忠于革命忠于党,应是毛公好学生。
这首诗寄托着董老对亲密战友的无比深情,也是对我爸爸的评价。每当读到这首诗,就使我想起爸爸战斗而又多难的一生。
崛起闽西 转战中原
父亲老家在福建龙岩东肖,地处闽西山区。我祖父是个中医,由于地主豪绅欺凌,后来出走广东,客死他乡。父亲目睹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对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和灾难,有极深的体会。
中学毕业后,爸爸曾东渡日本留学,后因病中途辍学。归国后,他寻求革命真理,创办《岩声》报,抨击黑暗统治,1926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了江西崇义县“五一”暴动;1928年初,又参加领导龙岩县(今龙岩市)后田农民暴动;同年7月,参加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工作,开展闽西游击战争。
那时敌强我弱,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匪武装,经常下乡“清剿”,爸爸有一次回家来,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武装从前门入,爸爸刚从后门离开,在群众的掩护下转移上山。在残酷的斗争中,有人劝爸爸去避一避风头,但爸爸总是笑笑说:“穷人要翻身,反动派要打倒,哪有不死人的!”
我那时只有几岁,但也经常随着大人东逃西躲。从1929年到1931年,家里房子三次被烧,我们母子没有歇脚之地。敌人的猖狂只能加深爸爸的仇恨,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1929年初,父亲接任闽西特委书记。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二次进入闽西。23日傍晚,父亲在龙门圩见到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汇报了闽西工作情况。从此,爸爸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闽西共同战斗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道路的精辟分析,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方针和路线,以及用兵如神的指挥才能,使爸爸很佩服。据说,他们工作之余,经常漫步在枫树林里或者小溪畔,研讨革命问题。董老的诗句:“应是毛公好学生”,正是父亲和毛泽东同志战斗情谊的概括。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爸爸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爸爸在福建沿海白区领导地下斗争,直到第二年7月才到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爸爸奉命留下来坚持斗争。他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返回闽西根据地,和张鼎丞等同志会合,开始了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9年,我和叔叔、叔伯弟弟三人一起去参加新四军。我们到达皖南时,爸爸已随叶挺军长到江北整编四支队去了。以后,他就留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淮北区党委书记。“皖南事变”中,我和叔伯弟弟邓复生不幸落入敌手。不久,复生牺牲在铅山集中营。我在上饶集中营被关押了几个月,后虽逃出敌营,但长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6年冬,我辗转来到上海,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同年底到达山东临沂独树头,会见了久别的爸爸。这时,正值蒋介石对我华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爸爸同陈毅等同志率新四军作战略转移至山东。当爸爸知道我在向党组织写脱党期间的报告时,他严肃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再三教育我对党组织要绝对忠诚老实,要实事求是地把情况写清楚。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爸爸对敌人无比仇恨,斗争坚决,从不退让;对人民群众充满着阶级的深情,甘为人民作马牛。我听妈妈讲过一件事。那是1960年的困难时期,爸爸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栩栩如生的塑像,再现了旧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爸爸迈着沉重的步子,一边参观,一边对儿女们讲解。当他来到那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的塑像旁边时,默默地站住了,淌下两行热泪,久久没有说话——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爸爸对妈妈说:“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侮他们。”他常称自己是“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凡涉及到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爸爸也并没有因为战事繁忙而忘掉群众。每当战斗间隙,他总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在山东解放区,那时战事频繁,驻地时时变更,我经常看到他与驻地房东老乡谈心,宣传党的政策和了解村中的各种情况。部队宿营,他都要亲自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情况,不准有丝毫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1953年,爸爸调中央农村工作部任部长。他在农村工作部的十年间,带领工作组走遍了祖国大部分省、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北京,他也不放松调查研究。爸爸经常与家乡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家乡的群众和干部来京开会,都要来看望爸爸。家里经常是门庭若市。对人民群众,爸爸尽量亲自接待。他经常告诉家里人,这也是向群众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1961年他身患黄疸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组织上安排他去海南榆林治疗、休养。这时候,国家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闽西家乡许多干部群众给爸爸和张鼎丞同志写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这年春天,他和张鼎丞同志率领一个工作组,带病经漳州返回龙岩,深入到东肖、湖邦、曹溪、小池等地进行了二十余天的调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干部和群众。有一天,他和张鼎丞同志在龙岩街上理发,刚理了一半,群众闻讯,都围到了理发店门口。他俩等不及理完发,就赶紧走上大街,接见了群众,还发表了即兴演说。群众都高兴地说:他们虽然住在北京,却和我们老区群众心连着心。
在龙岩的调查中,他发现了农村经济工作的许多弊病,农村食堂也弊多利少。爸爸从龙岩回来,心情十分沉重。我刚好到北京开会,爸爸整夜和我谈家乡人民的情况,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还提议叫我考虑,是否可以回家乡去搞农村工作。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我未能去成。
爸爸非常重视群众的创造精神,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1962年前后,安徽等省出现了生产责任制,或者叫“责任田”。爸爸去作了调查研究,认为生产责任制很好,并准备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在农村普遍推广。有的好心人曾劝他说:中央对此还有不同意见,最好等中央态度明确后再说。爸爸说:“不能等,应当向中央明确地提出意见。”“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现在,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重温爸爸这些出自肺腑的声音,我常常泪湿衣襟。
忍辱负重 赤胆忠心
每当读到爸爸生前战友回忆他秉公无私的文章时,我的心头就十分不平静。爸爸一生不仅与敌人作残酷无情的战斗,而且还要象鲁迅先生说的“横着站”,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我算了算,从爸爸1926年入党到1972年逝世的四十余年中,他竟受到五次大的错误批判,几次被撤职、降职、靠边、下放,备受精神折磨。但正如一句俗话说的:当蜡烛向下斜的时候,火焰却一个劲地往上伸。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革命的火焰也从未在爸爸胸中熄灭。他忍辱负重,忠心赤胆,顾全大局,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1930年,爸爸在闽西任特委书记,兼红十二军政委、闽西苏维埃主席。他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这年6月,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命令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十二军冒险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爸爸不同意这样做,被扣上“新右倾”的帽子,受到排斥打击,被解除了红十二军政委、闽西特委书记等职务。
1932年,爸爸在中央苏区任财政部长。他一到职,就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统一苏区财政,统一会计制度,建立国库制度,还主持训练财会人员的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支援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但当时的苏区经济根底很薄弱,又是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之中,加上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苏区财源枯竭,货币贬值,财政赤字日益严重。1933年,党中央迁到苏区,进一步推行极左路线,完全排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同时对爸爸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扣上“一贯机会主义”的帽子,公开点名批判,并降职为副部长。但爸爸以革命大局为重,继续任劳任怨地搞苏区经济的财源开发工作,一直坚持到瑞金被敌人攻陷,主力红军长征。
1955年浙江省的农业合作化发生了一些偏差。中央这时也发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进行整顿”的指示,毛主席提出“停、缩、发”的方针。爸爸在农村工作部,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浙江合作社要适当收缩的意见,拟定了给浙江省委的建议电文,经中央同意发出。这时,爸爸刚好要出国访问,由浙江省委具体执行这一方针。
这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也符合实际情况的。不料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对爸爸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不仅在政治上说他是“右倾顽症”,说他是“小脚女人”,而且说“在组织上也是背着中央的”。对这些批评,农村工作部的同志思想不通,爸爸自己向中央作了检讨,承担了全部责任,同时,仍然坦率地向中央陈述了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这个时期,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每星期六都回到家里。从部分同志口中,我了解到一些情况。但爸爸从来没有同我们流露过不满的话,只是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在房间看书、读报、阅读文件,研究农村工作情况,直到深夜。
1957年,爸爸生了一场病,身体明显地差下去了,但他并没有倒下去。他不顾年老体弱,依旧风尘仆仆到各地去调查,希望在有力之年,还能为农民谋一点福利。从1958年下半年起,他根据自己长期工作的实际经验,编写了一本《农村会计课本》,希望能提高农村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1961年,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出了稳定生产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一系列意见。
今天,这些话也许是十分普通了。可是在二十年前,仅仅提出责任制、自主权这些“词汇”,就会招来横祸。果然不出一些同志所料,1962年,在所谓“反右倾”的风暴中,爸爸又一次受到批判。连他领导下的农村工作部也被说为“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连同他这个部长,一起被撤销了。
十年动乱中,父亲所受迫害,更是一言难尽。家被抄了,人也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幸亏周总理出面保护,他才回到家里,但继而被赶到广西乡下。当时他已年过七旬,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万分担忧。可是爸爸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闲着,经常到生产队访问社员、干部,还专心研究县社五小工业的现状和前途,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1970年,爸爸身体更差了,经常发烧,骨瘦如柴,连护士打针都困难了。妈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病情,周总理立即派飞机把爸爸接回北京,送进了北京医院进行治疗。得到爸爸病重返回北京的消息时,我还没有被“解放”,急忙请了假,从四川赶到北京。这时正是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的前夕,爸爸在医院里,病体沉重,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躺着闭目养神。爸爸问起我的情况,我满腔悲愤,向他倾诉,但又不敢说得太深,怕他心中难受。爸爸听完了我的申述,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缓慢而深沉地说:“毅生,别难过,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是爸爸对我说的最后的话。而后来的历史证明爸爸说得很对。“九一三”事件传达后,爸爸十分高兴,参加了中央会议,还在病床上写了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
1972年12月10日,爸爸与世长辞了。当时,我不在爸爸身边,听妈妈说,父亲在那最后的日子里常常喊着:“红四军来了,快去!快去!毛主席在等着我们哪!”
历史早已为爸爸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党中央也已将爸爸的冤案彻底平反。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新貌,爸爸一生所关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身在九泉,也会含笑瞑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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