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通讯

五莲山区打开了致富大门
本报记者 林晰 姚赣南 本报通讯员 韩春圃
五莲县,位于胶东半岛的南部。全县有大大小小9,000个山头,9条主河、100多条支流横贯其间,山势起伏,重峦叠嶂。这里临近黄海,气候宜人,资源丰富。“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用山管山。”这是山区人民千百年生产实践的经验谈。可是,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山区也“以粮为纲”。结果,粮食上不去,林业副业荒废了,路子越走越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把束缚农民手脚的绳索解开了,调动了山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五莲的干部重新认识问题,重新规划山河。县委认真分析了本县的实际情况:全县总面积216万亩,宜林山滩有105万亩,耕地只有64万亩,人均一亩地,二亩山。算算经济效益帐,他们终于发现以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是费力不讨好的;而山区的优势,主要是植树造林。于是一个新方针确定了:“以林为主,林粮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这个方针反映了全县人民的意愿,人们的积极性“呼”地起来了!
新的步伐
在实施新方针的过程中,县委采取农、林、牧、副、渔全面安排,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办法,使整个山区经济象一部机器协调地运转起来,从而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
——“树上山,粮下川。”“山下建粮仓,山上建‘银行’。”通过调整农作物布局,山上的4万亩“挂田”、“鞋带子田”退耕还林了,大片的河滩变良田,种上了麦子、苞米、花生。三年来,全县成片造林17.2万亩,新栽苹果、板栗、山楂等各种果树300万株,新建小水库、塘坝50多座。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逐年增加了。
——道路,同山区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山上没有路,财富是包袱。山上有了路,包袱变财富。”山里人吃够了“行路难”的苦头。1976年秋天,松柏公社前苇场大队收获苹果6万斤,只因为没有公路,靠人抬肩扛,拚死拚活才运出4万斤,剩下的2万斤,只好烂掉了。近三年来,全县大力筑路,共修公路1,900公里。条条公路象银色的丝带环绕着座座青山。
——县财贸部门把支援山区作为头等重要的工作来抓。供销系统派人送货下乡,协助生产队制订多种经营规划,加强技术指导。百宝出了山,工业品进了山,流通渠道打通了。
——以长带短,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综合经营,是五莲治山管山的一条好经验。他们既抓长远规划,又抓当年收益,正确处理林业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全县养了2万箱蜂,一万只貂,3万头大牲畜,5万只羊,35万头猪,几十万只鸡,还成立了采石、抽纱、建筑、铁木加工等专业队,“远抓树,近抓牧,工副业天天见收入”。群众生活逐年改善,集体积累逐年增加……
多少年没有办成的事,几年之间办到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劲头为什么这么足?一个农民回答得好:“县委按党中央的精神领着我们干,干得有个准头了!”
“干得有个准头。”这个评语很重要。这几年五莲县委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不搞“一风吹”,不机械地照搬照抄别人的办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矛盾,处理问题。比如,对办林场的问题,一度县里有人说:社办队办林场是“左”的东西,统统要下放。县委研究后认为,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最根本之点在于:树多了还是少了?林养了还是毁了?山林收益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还是反对?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结论:在五莲搞社办、社队联办、队办林场方向对头,有利于高标准治山,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有利于科学营林。几年来,各类林场已发展到112处,有专业场员1,500多人,面积达18.6万亩,一直没有发生乱砍滥伐林木的现象。
新的信念
三中全会的“致富政策”,象一声春雷,打破了这深山幽谷里的安宁:到处在修整农田、挖坑筑坝,辟山开路,栽树营林……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这里就发生了巨变:山青了,水绿了,村庄美了,千家万户开始富裕起来了。
街头公社芙蓉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善德说:“俺村三年迈了三大步。1978年人均集体分配只有183元,去年达到515元。全大队172户人家,这几年盖新房的就有110户。”村头第一家是饲养员张义吉家。他家真不比城里人家差。5间新房里,摆着大衣橱、高低柜、写字台、缝纫机、自行车,十几只大小缸里,盛满了麦子和苞米。女主人乐呵呵地告诉我们:“全家5口人,两个半劳力,去年年终分得现金2,700元,今年可能更多点。”象这样由穷变富的农户,在五莲山区相当普遍。
早在五十年代,街头公社坊子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复平就提出了“要想富,就得治理山川多栽树”的口号,带领群众清乱石,挖树坑,垒堰坝,治了西山又治东山,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山林。1980年,徐复平患肝癌病故。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嘱咐大家:“活着我没有治完东山,死后也要看着大家把东山治好。我希望把我的骨灰盒埋到东山上。”这创业者的遗言,饱含着爱山爱林的一片深情。
五莲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狭小的山窝里攀上高山,眼光豁然开朗,“怕山、怨山、愁山”的旧观念一扫而去,“穷山恶水”是可以改造成“金山银水”的。这就是他们的信念。五莲的成就,是既有科学态度,又有实干精神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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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扎实实加快山区建设
本报评论员
山东五莲县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山区优势,较快地打开了山区致富的大门,全县人均分配超过了附近许多平原地区。五莲县的成就有力地说明:山区生产潜力很大,开发山区大有可为。今年7月间,中共山东省委在五莲县召开了山区建设工作会议,推广这县治山治水的经验。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占国土总面积的70%。许多山区过去是革命根据地,如今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要地。重视山区,加快山区建设,应提到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建设山区,首先就要正确认识山区,摸清“庐山真面目”。山东省委和五莲县委的领导同志深入山区建设第一线,到山区的人民群众中去,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山区建设规划,为搞好山区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我国幅员辽阔,同样是山区,条件各不相同,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具体地掌握改造每个山区的客观规律,发挥各自的优势,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加快山区建设,还要扎扎实实地解决山区的一些实际问题。交通和水利,是山区的命脉。凡是交通方便、水源充足的山区,生产就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改善得也比较快。有了水,山就活了,山区人民生活和生产就有了保证;修通了路,山区经济就活了。因此,修路和治水是山区建设的两件大事。五莲县在山区建设中采取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办法,治山造林种草不忘治水修路,他们的经验很值得重视。
要使山区人民创造的财富真正变成社会的财富,必须大力疏通流通渠道。山区生产商品性大,大部分山货、林产品都需要销售出去。商业部门应当采取切实措施,支持山区发展生产,为山区农民提供经济信息,支持加工农副产品,积极组织收购;同时,要把山区人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好。这样,整个山区的经济就会象一部机器一样协调地运转起来。
现在不少山区砍树毁林,在陡坡开荒,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处于恶性循环。这种毁山不治山的状况必须紧急制止。要引导山区人民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改坡地耕作为水平耕作,改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提倡种植木本油料和木本粮食,等等,用正确办法解决山区粮食问题。开展植树营林有利于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和维持生态平衡,还会给其他地区带来间接效益。这是一项造福于子孙万代的事业,应该特别重视。
建设山区是一场硬仗。如果没有五莲人民那种愚公移山的气魄,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是不可能把山区建设好的。我们必须看到山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高度积极性。只要各级干部振奋革命精神,讲求科学态度,领导群众实干巧干,就一定能够开创出山区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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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顺昌县推广人工促进天然更新造林法
本报讯 记者张铭清报道:先放火炼山,再在空地上种上清一色的树种,这种传统的造林方法在福建省顺昌县开始被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的办法所取代。这个县去年用新办法造林2.4万亩,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顺昌县原先用老办法炼山造林,既不利于水土保持又破坏了草木自然腐烂形成的肥力。而且树种单一,全县人工造林85万亩,几乎全是杉树、松树,由于树种比例失调,还影响了生态平衡。县林业局的技术人员1980年在郑坊公社推行人工促进自然更新的方法。他们在十片具备天然更新条件的3,180亩采伐迹地上,每亩保留天然目的幼树300株以上,加以封禁,让它自然恢复阔叶树用材林。由于多层次的天然混交林互相搭配,各得其所,充分利用地力和空间,所以混交林生长速度比纯林快。板山大队封育的六片山,每亩生长的目的幼树平均806株,头年长高1米以上,第二年就郁闭成林。其中224亩混交林,封禁5个月,27个树种平均树高0.79米,地径0.47厘米,一年半后平均高达2.58米,地径2.3厘米。这是人工林难以达到的。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方法不但有利于保持肥力、涵养水土,而且比人工造林省工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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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通讯

笑客的来历
——广东省南海县见闻
本报记者 刘宾雁
南海县,老早以前就是先进县了。
在《人民日报》上,时隔十七年,有过两篇关于南海县的较长的报道。有趣的是,1964年4月1日和1981年8月27日的两篇报道中,第一个小标题,都用了“黄金时代”这个词。
前一篇报道,“黄金时代”的内容主要是:“1963年全县两季水稻合计平均亩产量达到968斤,每亩比解放初期提高近一倍。此外,猪、蚕茧、塘鱼、甘蔗、水果等产量也分别比1962年增长了二成到一倍以上。”
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报道了粮食、甘蔗、花生的大幅度增产,光是粮食,就卖给国家3亿余斤。下文却是:“但是……”
两个时代、两篇报道的不同,就在这“但是”以后了。1981年的报道中写道:“但是,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河网上,铁路的小镇车站上,大批的生猪、鸡、鸭、鹅、塘鱼、瓜菜等各种农副产品和各种工副业产品,正源源不断地外运。南海农民这几年大批兴建新房,新建的小楼几乎是一年一个标准……南海县1980年的集体分配人均341元,家庭副业收入每人至少有100元。今年夏收预分,每人又比去年同期增加15元。”
前一个“黄金时代”里,根本没提农民收入和生活状况有什么改变,想来不是由于记者的疏忽所致。因为前十七年虽然水利化和机械化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农民却并没有富起来。真正的巨变,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间,约三年多,只占1949年解放以来三十余年历史的约十分之一。
我们在南海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四人帮’要是早十年垮台就好了!”同一句话,还有另一种说法:“要是早十年照现在这么办,今天我们不知富裕成什么样子了!”
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县委的领导同志说:“你不知道,‘左’的影响太深哪。二十多年来,基层干部够苦了。有些运动来了常整基层干部。从1958年起,先是反右整风,反右倾,整社反五风,一些事业心很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建设家园拚命工作、很少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许多人被整下去。‘文革’一来,所有‘长’字号的又都挨整……久而久之,有些人就‘看惯看透’了,谨小慎微,得过且过,不担风险,少负责任。这种精神状态,是错误路线造成的。不改变,怎么得了?‘左’的东西不批透,有人就想走老路,行吗?”所谓“走老路”,并不一定是要重新实行“四人帮”那一套,而是恢复到“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时那个样子。从1978年起,县委不知召开过多少次会,讲过多少话。他们大声疾呼,口干舌燥,反反复复讲的就是一个道理: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再走老路了!一定要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回到“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年,那一年全县人均集体分配是153元。1976年,仍然是153元。现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一个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一年要150元上下。近三年,全县人均集体分配却翻了一番,达到374元!
难怪人们说现在是解放以来从没有过的黄金时代呢。难怪社员们在家门口贴上这副春联——“门迎春夏秋冬福,户接东西南北财”呢。
物质上去了,精神怎么样?人富了,思想“修”没“修”呢?精神里头,一个支柱是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文革”十年,把下乡的干部叫做“倒米队”,“翻荷包队”,还说:“加紧也喝粥,紧跟也没肉!”现在呢,倒过来了,是生怕我这里紧跟、加紧,你在前头拐弯儿了。农民把自己的希望概括成为“三定”——“政局安定,政策稳定,干部坚定”,一句话:千万别变,千万别摇摆,因为农民下定决心跟到底啦!
还有比这更大的信任吗?
除了中央的政策好,县委的领导班子也真是叫人信得过。从县委常委到各部、委、局,象一台润滑得很好的机器一样和谐一致地运转,听不见什么噪音。不是互相扯皮,而是彼此支持,合作,谅解。这也是来之不易的。县委的领导同志总结说:“极左不批透,很难团结好。”
这个县委有些“反常”,同那些比南海穷得多的地方相比,好象在逆潮流而进:农民不断盖起楼房,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宿舍很多仍在旧的平房里。县一级机关,往往是一套人马,挂几个牌子,人员不多,还经常往下头跑。记者要想拽住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不容易。特别可贵的是,和那些光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不同,这个县委最害怕“吹”,宣传成绩处处留有余地。就说全县人平收入374元这个数字吧,家庭副业收入就没算进去。还有,穷队的标准,也不断提高、加码。最早,是人平收入100元以下的,算做穷队。1980年,这种穷队只剩下21个了。这不很好吗?稍一使劲,报纸电台就可以宣布“南海县穷队完全消失”了。可是不,他们又把穷队标准提高到人平收入150元以下。这一来,穷队的数字一下子又增了好多。
县委书记有一个信条,简短得很:“咱们不能给共产党丢脸!”可是他又不爱宣传,老是躲着记者。他懂得:共产党的威信前些年下来了,并不是因为宣传太少而造成的;要把威信搞上去,主要也不能靠宣传。
他似乎很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同物质的关系那条基本原理。的确,在南海县,处处都可以见到物质的东西在闪光,把人们的精神照耀得更加明朗、乐观而愉快了。首先,全县上下党政干部勤奋廉洁、生龙活虎般的战斗姿态,反映到人们的心镜里,就使他们对党的信心增强了。
离开南海时最使我们兴奋的,是由于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二十余年来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流向倒转过来了。工厂到一些富裕队招工,没多少人愿意去了。复员转业军人,普遍要求回到家乡去。你要想动员一个社员或生产队队长脱产当干部,还得要你磨破嘴皮。有的复员军人当初吵着闹着去了工厂的,现在死乞白赖地要求回生产队了。怎么回事呢?简单得很:社员劳动一年下来,收入成倍地超过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一个行政十三、四级的国家干部,他何苦非进工厂或者当干部不可呢?城里的姑娘也愿意嫁给社员了,农村还会有女青年外流吗?
简而言之,这里的城乡差别在逐渐缩小。这对于精神文明的影响,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吧。
这当然不是说南海县不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去年,南海县的教育经费是500万元。今年,又拨出500万元。老实说,我在别处还没见过生产大队的干部为了青少年不上学或不好好学习那么犯愁、那么着急的呢。有的大队,出高工薪到城里聘请退休教师。有的,给民办教师定制度——学生成绩每提高一步,增发工资10%。结果民办教师的收入倒超过了正式教师。这也同经济有点关系——队办企业需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人呀。此外,象大沥公社创办的文化公园——设有剧场、溜冰场和画廊,以及他们创造的“以文养文”制度(用卖画得来的钱资助业余画家去游历名山大川,画出更好更多的画来),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农村干部在发展精神文明方面的主动、创新精神。
至于社会风尚,只需指出一点:一路上见到许多鱼塘,里面有很多几斤重的大鱼,却不见有专人看守。我问这个大队的干部:“夜里也没人看守吗?”答曰:“没有”,“没有人偷鱼吗?”——回答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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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玉田县唐辛庄大队今年粮食总产超过三中全会前四年的总和,人均生产粮食2,800多斤,人均交售1,500多斤,图为社员们正在把收下来的粮食交给国家。
桑福宝 吴华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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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级党委重视 采取有力措施
临夏回族自治州刹住侵占耕地歪风
据新华社兰州电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刹住农村中侵占集体耕地乱建房屋的不正之风。
1980年冬和1981年春,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村一些地方发生侵占集体耕地乱建房屋的现象,引起州委和州人民政府的重视。州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讨论,并作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和纠正这一问题的规定。会后,各县的农业、民政、公、检、法等部门联合组成工作组,由县委领导干部带领,深入农村逐社逐队地进行认真查处。到目前,这个州对侵占集体耕地乱建房屋被责令拆除的有1,212处,其中罚款的531处,没收在非法买卖的土地上建房的7处。现在,全州基本刹住了这股歪风。
临夏回族自治州在纠正侵占集体耕地乱建房屋问题时,注意对农民进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教育,使大家划清生产责任制和土地私有制的界限、土地种植权和土地所有权的界限。临夏县先锋公社河西大队经过这种说服教育,在十天之内就顺利地把乱建房屋的问题处理好了。
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对社队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处理,从而使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如临夏县城关公社4个生产队以集体名义卖给城镇居民土地四亩六分建房,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将非法买卖土地的3.9万多元全部没收,将其中两个生产队出卖的土地收归国有,另外两个生产队的土地退回集体,共罚款2,100元。广河县三甲集公社陈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马占德带头在大块地里抢打建房庄基两处,占地2亩4分,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县委决定撤销他的党内职务,并将庄基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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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讯集锦

启东县利用深井水保养鱼种越冬
本报讯 通讯员张建国报道:江苏省启东县水产局在近三年里,利用深井水共保养5,600斤非洲鲫鱼越冬鱼种。
非洲鲫鱼是很受群众欢迎的养殖新品种之一,但水温在10℃以下就难于繁殖。启东县水产局淡水养殖股于1979年10月利用工业生产深井水,建造了四个鱼种越冬保种池,进行这项试验获得成功。目前,已发展了20个这样的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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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讯集锦

建三江垦区300万亩大豆获丰收
本报讯 黑龙江省建三江垦区,在遭受建国以来最大的春涝、虫灾、旱灾和草荒面前,夺得300万亩大豆大丰收。到10月24日,全垦区已进场大豆5.3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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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讯集锦

希望各地做好棉籽收贮加工处理
全国植保总站在11月初发布的《植物病虫情报》中说:抓好棉花留种工作和做好带菌棉籽的加工处理,是开展棉花枯、黄萎病检疫、防治的重要环节。进行这些工作,有赖于农业、粮食、供销等各有关部门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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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棣县积极解决群众卖枣、卖棉难
本报讯 山东省无棣县派出干部深入基层,解决群众卖枣、卖棉难的问题,加快了收购进度。
今年,无棣县干枣总产达1,700多万斤,棉花总产比去年增长两倍多。因增产幅度大,收购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有的收购点出现了卖枣、卖棉排长队的现象,群众意见很大。
县委、县政府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成工作组,到26个收购点进行调查研究,并采取了措施:一是增设收购点,全县小枣、棉花收购点由过去的53个增加到80个;对产枣产棉多的重点队重点户到村进户收购;二是做好组织工作,错开交售时间;三是及时帮助基层解决收购工作中一时缺资金、物资等实际困难。
采取以上措施后,基本上解决了群众卖枣、卖棉难的问题。到10月14日全县已收购小枣1,433万斤,比去年同期多收729万斤;收购棉花6,756担,比去年同期增加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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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社员消除怕变疑虑
北楸一队变成了“电视村”
本报讯 记者罗茂城报道:四川省崇庆县城关公社北楸大队第一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在学习十二大文件过程中,消除了怕露富的思想疑虑,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买回了七十二部电视机。加上原有的二十四部,全村一百零三户中,除了五户单身汉和两户五保户以外,家家都用上了电视机,成了崇庆县第一个“电视村”。
北楸一队人均只有六分耕地。近两年实行“双包”责任制以后,社员们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大搞集体工副业和家庭副业,家家户户收入大幅度增加。原来有些社员存在怕政策变、“出头椽子先烂”等思想疑虑,因此一直“怕露富”、不敢买电视机。最近领会了党的富国富民政策长期不变的精神以后,消除了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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