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
——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活动五十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周扬
我今天来参加庆祝三联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感到特别地高兴。
岁月如流，我跟三家书店有五十年的交情了。今天到会的很多是我们文化出版界的同行，有不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们都为党的出版事业竭了力，作出了贡献。有的同志已先后离开我们，不在人世了。我们今天深深怀念李公朴、艾思奇、柳湜、沈志远、金仲华、黄洛峰这样一些同志，中国人民也都会怀念他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今天在座的，徐伯昕、钱俊瑞、张仲实、胡绳、徐雪寒同志，以及一些我不太熟识的同志，都是老战友。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写作者和出版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我们许多人要靠拿稿费维持生活，但我们不是为金钱写作，而是为革命写作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会，主要也是为叙革命友谊而来的。这种友谊是一种最可宝贵的革命感情，是经历了困难、胜利和挫折长期考验的。五十年之久了，这就是半个世纪，时间不短哪！
我当时不认识邹韬奋同志，但我已久闻他的大名。对他的事业精神和革命操守十分敬仰。胡愈之同志是他的亲密合作者，也是我素所敬慕的人物。鲁迅和茅盾，可以说都是生活书店的精神支柱。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党内党外的都有，大家对生活书店，以及后来的三联书店，都是怀着同样的革命感情。这因为这三家书店，不只是一般的进步书店，而是党所直接领导的最早的出版机关。这几家出版社，它们在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伟大转折关头，民族反帝斗争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有如春雷一声，曾在广大读者中唤醒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把无数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
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同志都是书店老板，我们有时也叫他们老板，他们实际上也是老板，但这些老板与一般老板不同，而是革命书店的老板。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的关系，同志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讲话，也不叫什么“朋友们，同志们”，因为都是同志们，而且许多人早就是党内的同志了。
这三家出版社所以能在出版界、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我党所直接领导的出版机关。当然，我们还应提到，同样是党所直接领导的南强书店、湖风书店这样一些出版机关。它们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文艺更早。但是三家书店却存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它们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暴风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入。这几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今天来的人特别踊跃，特别热情，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许多负责同志都讲了话，王震同志也讲了话。对三家书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王震同志刚才讲到中国古代三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中国的文化的确很古老，也很灿烂，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民族的光荣。但是我国的近代文化，包括中国的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并不古老，历史也并不长，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亲近的，也是十分宝贵的。三联书店所经营的正是近代、现代文化。它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紧相联。中国古代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其遗产浩如烟海，有无数的珍品。但是中国近代、现代文化，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虽然历史较短，却在我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我国历史上天翻地覆时期的文化。世界上诞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出现了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涨和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新文化也就随之诞生、发展了。我国人民现在正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三联书店所从事的革命文化的建设，其思想核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新的文化建设是和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分不开的，我们只有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改造，才能建设我们自己带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三十年代在上海，我们许多同志都是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都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但还不懂得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只是到了1942年经过延安整风以后，才逐步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也许三家书店的许多同志当时也跟我差不多，对毛泽东思想还没完全认识。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是坚信不疑的。当时三家书店是传播革命文化和革命思想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中心。它在中国当时那样困难、那样艰苦、那样充满危险的条件下，勇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了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是有很大功劳的，所以它至今受到人民的怀念和爱戴。
讲到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都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为目的。后者又是以前者为基础，两者又是互相依赖，一时一刻也不能分离的。所有精神文明的产品都离不开物质的手段。书籍、图画、乐谱以及音乐厅、剧场、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等等，许多都是文化艺术本身，同时又都是它们的手段。物质生产要有积累，文化也需要积累，而且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需要积累。一个国家人民文化水平的高低，就是教育普及的程度，不但要看文化设施的多少，还要看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及它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也就是说，它对世界文化提供了多少珍品。文化积累，主要就要靠图书文化资料的保存和使用。
三家书店就是从事文化积累工作的，首先要注意现代、近代文化资料的积累。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精神文明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精神，但它也是物质，它变成了图书、资料、展览品、唱片、影片，这不都是物质吗？这些都需要积累和不断更新。所以搞文化工作的同志，都应该重视文化积累。我们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古代文化落后，主要是近代、现代文化有些落后了。我们的古代文化并不落后，全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我国。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文化积累的重要。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们的古代文化，已经积累了几千年，他的成品很多，经过了时间和历史的淘汰能够留传下来的都很精致。我们的近代、现代文化，没有几千年，还不过一百年左右。所以这个积累非常重要。我们讲文化建设，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积累。要使积累工作做得更好，使它的精华得以保留、流传下去。我们不但要有绘画馆、戏曲馆、音乐馆，还要有现代文学资料馆、电影、电视资料馆等等。
刚才和朱穆之同志谈到文化工作，我就讲了要注意文化积累的重要。不但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单位，各个文化单位都有一个积累问题。所谓文化发达，就是文化产品的不断生产、积累和流通，以及产品和传播手段的不断革新。特别是传播手段（包括发行）要革新。现在，我们的印刷物，出版物数量不少，现在最重要的是提高质量，并改进印刷技术包括装潢、插图等技术问题。现在，无论电影、印刷和出版技术都比较落后。要承认落后，不然就不能进步；承认落后，就要立志革新。书籍如此，电影也是如此。文学和电影尽管有了一些创新，但技术技巧方面革新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条件还比较落后。我们的文化艺术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并努力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化的积累、传播和革新。积累要丰富多样，传播手段要现代化，要革新，即使是现代文化，也要革新，要日新月异。所以，对于文化的保存，不但要善于传播，而且要勇于革新。
三联书店已经做了传播现代文化的工作。所谓现代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文化。你们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好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再前进。
（198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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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同志，我们的良师益友
——纪念郭沫若同志诞生九十周年
任白戈
今年是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沫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沫若同志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光辉灿烂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每当忆及我读他的著作时的情景和同他相处所受到的教益，倍增怀念，悠悠难忘。
创造社的创始者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发起和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一支生力军。他首先以旧社会的叛逆者、才华横溢的新诗人的姿态出现于中国文坛。他的诗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和清新独特的艺术风格勇猛地抨击旧世界，热情地歌颂新生力量，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代诗风，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回忆大革命时代，许多青年学生是那样爱唱《湘累》、《聂嫈》中的一些歌曲，争相背诵他的一些诗句。他的诗启迪着青年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觉悟。我那时在共青团工作，除了爱读《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政治书刊而外，文艺方面最喜欢读沫若同志的诗，特别是他的《女神》、《星空》和《三个叛逆的女性》。1927年下半年，我在成都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还常和一些共青团员背诵《女神》、《凤凰涅槃》中的一些句子，至今犹能琅琅上口：“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谈到这些诗，年青人心里真象点起了一把烈火。就这样，我们常常从沫若同志的新诗中吸取营养，吸取力量，受到鼓舞。
创造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很大的功绩，它先后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着广大青年的觉悟，培养了一些革命作家。特别在后期，它创办了《文化批判》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写文章的主要有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王学文……等同志，他们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成为我们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坚强阵地。郭沫若同志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者。
创造社从前期发展到后期这一思想上的飞跃，是和郭沫若同志的思想发展分不开的。
口诛笔伐蒋介石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一位作家、学者，而且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
郭沫若同志在1924年就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1925年在上海，同共产党的领导人有很多交往。1926年初，在瞿秋白同志的推荐下，他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就在这一年，他毅然脱下西装，换上戎装，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先后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副主任和代理主任的职务。从此，他在全国的名声更大。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妄图拉拢他，对他特别表示礼遇和尊重，但沫若同志不为利所诱，始终坚持了革命立场和革命原则。
由于北伐将士的奋勇作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北伐军迅速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占领武汉。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成了革命新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1927年春，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的时候，赣州、南昌、九江等地风云突变，先后发生了右派制造的巨大的流血惨案，流氓、地痞、青红帮大打出手，戕害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其况令人目不忍睹。而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沫若同志及其它党务工作、民众团体负责人一再要求严肃处理的情况下，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百般包庇纵容。这时不少人怀疑蒋介石身边有坏人，“为群小所误”。沫若同志则锐敏地感觉到蒋介石本人就是幕后的指挥，但一时未找到真凭实据。“三·二三”安庆惨案的发生，使沫若同志明察了蒋介石“叛党、叛国、叛民众”的种种罪恶。沫若同志愤怒万状，就在3月31日夜里，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写出一篇震动全国的讨伐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铁铮铮的事实，撕碎了蒋介石伪装革命的假面具，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和反革命本质。檄文一开头就犀利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沫若同志毅然脱离蒋介石的南昌反革命大本营，跑到武汉，把檄文登在武汉《中央日报》附刊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出版的《革命生活》日刊上，不久，北方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檄文的发表，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提高了大家的觉悟，激发了对蒋介石反动派的仇恨。这对广大人民奋起同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的活动作英勇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四川处在“三·卅一”惨案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川。我在重庆从事惨案的善后工作，调查死伤的同志，疏散不能在重庆立足的同志。4月间的一天，我在一位同志家中，从他订的武汉《中央日报》上看到了沫若同志的这篇檄文。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兴奋和痛快，更增长了我对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深仇大恨，也激起了我更高的革命热情。我对沫若同志除了爱慕之外，更加上一层崇敬的深情。我穆然沉思着：在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沫若同志能这样英勇果断，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非凡的智谋和胆略，实在是一位大智大勇的政治家！虽然当时我还不曾见过他的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他的安危却时刻萦回在我的脑际。我默然祷他平安无恙。大概到了1928年吧，我听说他东渡日本了，但还是常常思念着他。
良师益友
1935年的暑天，我到日本东京，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得知郭沫若同志就在东京郊外居住。长期以来，他进行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的研究，有着超过前人的独到见解，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历史时期的划分，作出了科学的论证；他写了不少考古研究的著作，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在日本也引起了许多汉学家和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和称赞。听同志们说，他那些年还参加了东京左联支部的活动，而且实际上起着指导作用。我急于想见到他，便约了左联东京支部的支部书记魏猛克一道去他家里。我们见了面，彼此都十分高兴，可说是一见如故。在互诉衷情之后，他问及国内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我把当时左联对外的斗争和内部的涣散都告诉了他，他表示出很大的关心。从此，我同魏猛克常常去他家里，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意见。当时，我们东京留日学生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文艺活动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各种读书会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思想，孤立国民党派遣的亲日派学生。留日学生中的多数都渴望听到郭沫若同志的讲演，但日本警视厅对他防范甚严。沫若同志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打出邀请名人讲演的招牌，组织一次请日本名作家藤森成吉向中国留日学生作讲演，由他公开出面致欢迎词，然后再次集会，就由他讲演，使警视厅猝不及防。我们照此办理，果然一举成功。留日学生们听了沫若同志的讲演之后，爱国热情大为高涨，许多人逐渐接近和参加左翼文化活动，从而团结了大多数留日学生在我们周围。在此以后，各大学的留日学生会的领导权，就逐步掌握在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学生手里。最后，在选举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机构时，终于把长期被国民党把持的领导权夺了过来。就这样，大大推动了我们在留日学生中的工作向前发展。
在文艺战线上两个口号的争论中，郭沫若同志显示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真知灼见。起先，我们忙于做东京左翼文化活动的日常工作，对国内这场争论并没有引起注意。当原左联领导同志带信给我们，说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论战是当前国内文学界一场重大的斗争时，我们才开始重视。我和魏猛克同志为此专程去告诉郭沫若同志。他听了之后，马上要我们召开一次座谈会，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会后，他亲自将座谈记录加以删节，编为特辑，在我们的机关刊物《质文》上发表。同时，在那炎热的天气里，他连夜写了一篇题为《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批驳了那些认为“国防文学”缺乏革命性和纯洁性的错误意见，明确表明了他自己在论战中的立场和观点。不久，当他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时候，他又连夜写了一篇题为《菟苗的检阅》的文章，还风趣地注明“赤膊大战一夜造成”，其中含意是说鲁迅先生是左翼文坛的统帅，两个口号争论的双方，都是原来在他领导下的战士。两军对战，犹如鲁迅先生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一次实战演习的检阅一样。沫若同志的这一观点，不但说明论战的性质是属于内部的争论，而且说明鲁迅先生并不是站在哪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的。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鲁迅先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是他并没有反对过“国防文学”口号。有些人认为鲁迅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就是反对“国防文学”口号，这实在是一大误解。沫若同志在当时双方争论非常激烈，而又没有读到鲁迅先生前此有关论战的一些谈话和文章的情况下，能作出这样正确的理解和论断，实在是极为难得的真知灼见，对此，我从内心感到钦佩。
沫若同志本来是我们的前辈，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老师看待。但他在参加左翼的各种活动中，却把大家当成朋友，同我们打成一片，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们在留日学生中搞戏剧活动，他不但来看演出，并常在演出前后到排练场和后台来指教。他关心同志们的写作，有的寄稿子给他，请他指教，他总是认真帮助，提出修改的意见。他还满腔热情地扶持东京左翼文艺刊物的出版，常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刊物写文章。我们的《质文》就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沫若同志既是我们的良师，又是我们的益友，他深深受到东京左联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沫若同志和我则在接触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我离开日本回国。沫若同志是在“七·七”事变后悄然离开家室冒险回国的。我们在上海又见面了。同年8月，我动身去延安，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才又在北京重见。建国以后，我们彼此在两地工作，平时少有来往，但沫若同志高尚的革命品德，刻苦的钻研精神，忠厚长者的风度，关怀青年一代成长的热情，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沫若同志，我要永远向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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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剧为什么上不去？
——介绍《剧本》月刊九月号一组文章
近几年来，被“四人帮”、摧残破坏的歌剧艺术，逐步复苏，创作和演出的作品数量不少，例如，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来京参加献礼演出的歌剧就有14台之多；去年歌剧剧本讨论会征集到近两年的歌剧新作就有90多本。
但是，也应该看到，与其他艺术部门比较，歌剧显得落后了，数量上虽然不少，但优秀的不多，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够达到或超过以前的水平，被公认是激动人心的出色作品。
歌剧为什么上不去？《剧本》月刊今年9月号发表了五篇文章，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将其中三位同志的文章摘要如下。
丁毅同志在题为《愿歌剧艺术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的文章中说：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我国歌剧固有的优良传统。《白毛女》、《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优秀歌剧，就是坚持了这一优良传统的代表之作。近几年来，歌剧艺术处于不太景气的状况，其形成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其客观上的原因，如文化工作的领导部门及报刊舆论对歌剧艺术的提倡、支持和关心不够；歌剧生产周期长，生产难度大，而歌剧团体往往缺少适应这种特殊情况的条件等等。但从这几年歌剧艺术本身的状况看，却不能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程度脱离群众、脱离生活斗争实际的现象。因此，要改变歌剧不景气的状况，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都好的作品，就必须坚决地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张拓同志在题为《论歌剧创作的指导思想》的文章中认为，造成歌剧艺术不兴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首先从歌剧创作的指导思想上来检查主观原因。《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并至今流传不衰，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歌剧创作人员遵照党的指示，同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在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同人民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周总理在六十年代初期，对文艺工作者所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就是中国歌剧发展道路的最确切的概括。近几年来，许多歌剧新作缺乏生命力，主要就是由于没有发扬这个歌剧的好传统。有些同志是淡忘了；也有些同志认为《白毛女》的经验已经过时，现在是八十年代，再强调发扬传统就是“倒退”，更不必重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要打开歌剧的落后局面只有另辟蹊径，走歌剧现代化的新路。张拓同志不赞成歌剧现代化这个说法，他说：“因为意识形态和经济建设不一样，并不是最新的东西就是最好。”他还说，歌剧除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之外，还应该加上多样化的要求，提倡歌剧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自由选择和相互竞赛。中国歌剧只有确定这不可分割的四项要求：实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多样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并将其明确作为歌剧创作的指导思想，歌剧艺术走向兴旺才能得到根本保证。
任萍同志在题为《提高艺术质量 建设保留剧目》一文中说：现在歌剧创作形成这样的公式：急急忙忙地搜集材料和编剧，急急忙忙地作曲，急急忙忙地排练，急急忙忙地演出，最后落得急急忙忙地收摊。如此反复不已。即使有些剧目基础较好，观众也爱看，大多也演过了事，很少精益求精、轮换上演的。上述这种情况，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任萍同志说，歌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生产程序比较复杂，生产周期又长。要提高歌剧艺术的质量，就必须重视保留剧目的建设。演一个丢一个，必然使创作人员疲于奔命，无法攀登艺术的高峰。中国的戏曲，外国的歌剧，都有大量的保留剧目轮换上演，经久不衰。试想，如果它们都要全靠新创作的剧目，那也会生存不下来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建议歌剧研究会协助全国各主要歌剧院团，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仔细挑选一批以往创作演出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组织作者加工修改，锤炼成为全国歌剧院团经常上演的剧目。当然，保留剧目之成其为保留剧目，关键在于质量。质量高了，不保自留；质量低了，虽保难留，终至流失。歌剧创作质量的提高，特别要注意时代精神和表现形式的问题。
（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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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沪举行
一九八二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上海举行。这次讨论会是由上海师范学院、中国红楼梦学会、上海红楼梦学会筹委会联合举办的。来自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新闻出版单位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与会，共收到论文七十余篇。讨论会受到文化部和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与会代表围绕着《红楼梦》思想艺术、文物版本、研究方法、作者家世生平、移植改编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多年来争论不休的曹雪芹“佚诗”、“画像”的真伪问题，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了重大进展。有关同志在大会上出示了民国初年八旗文人富竹泉的《考槃室诗草》原件，从中找到曾一度被认为是曹雪芹佚诗的《自题画石》，可以确认系伪作。河南省博物馆的同志向大会介绍了有关陆厚信绘“曹雪芹小像”的调查报告，据调查，画像原为俞楚江后裔所持有，后经人编造题跋，伪称为曹雪芹小像。与会多数代表认为调查报告有说服力，但也有些同志提出疑问，希望能继续进行调查和讨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向大会报告了从清宫内务府满文档案中新发现的有关曹家抄家后的资料，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重视。这次讨论会显示了近年来红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会议期间，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还举办了内容丰富的《红楼梦图书资料展览会》，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张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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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归来
由团长冯牧和副团长吴强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八人，于九月下旬在参加洛杉矶美中作家会议及参观访问后已于十月底回到北京。
美中两国作家们在一起对彼此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是对于文学和作家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但是两国作家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是相同或相似的。在讨论作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时，中国作家在发言中，认为作家应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而创作，他们的作品应对社会和人民负责。冯牧同志在会议第一天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致词时说道：中国的作家认为“只有同人民生活保持血肉相连的关系，只有同人民共命运、共忧患、共欢乐，他们才可能获得富有生命力的创作源泉和创作动力”。与会大多数美国作家同意中国同行的看法。但是个别作家对作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在美国当前的社会里，作家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一位作家对美国作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比喻为只能象一个南瓜从四尺高处丢下来发出的嗡声那样的作用。有的则对“人民”的提法表示异议。这些不同的看法不但在中美作家间，而且也在美国作家之间引起了争辩。但整个会议充满了友好和探讨的气氛。
这次会议增进了美中两国作家和人民间的友谊和了解以及文学交流，为了进一步加强中美文学交流和增进作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冯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美国东道主卡曾斯先生提出了一九八三年邀请美国作家到中国访问，并探讨了举行中美作家第二次会议的可能性。
洛杉矶作家会议后，中国作家代表团应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任聂华苓和顾问保尔·安格尔的邀请到衣阿华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举办的“中国周末”活动。在那里，代表团会见了亚、非、拉丁美洲和欧洲等二十七个国家的三十多位作家，还会见了台湾老一辈著名作家杨逵和其他两位作家，并和台湾作家一起参加了题为“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讨论会及其他参观访问活动。
代表团在衣阿华访问期间，正值我国国庆，代表团和正在美国的作家陈白尘、刘宾雁一起举行了招待会，与应邀出席的中外来宾一百五十余人欢聚一堂。
代表团在洛杉矶和衣阿华度过难忘的两周之后，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和西部一些城市。并同当地的作家和学者举行了座谈。 （宝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