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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我国人口状况的几点分析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人口分析小组
国家统计局于1982年10月27日发表了《关于1982年人口普查主要数字的公报》。这次普查结果，我国人口为1，031，882，511人，大约占世界人口45.6亿多人（注1）的22.6％。其中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下同）和现役军人共1，的8，175，288人。这次人口普查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人口普查的全部数据，正在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现在，根据手工简易汇总的主要数字，结合过去年度人口统计资料，对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状况，作几点简要分析。
一、我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控制，但要实现到本世纪末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的目标，还要作很大努力。
29个省、市、自治区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以1964年7月1日0时为标准时间）的694，581，759人相比，十八年间共增加313，593，529人，增长45.1％，年增长率为2.1％。这说明十八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的绝对数是很大的，增长率是比较高的。但从各年度的增长情况看，十八年中，前后有明显变化。据近两次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年报资料，前九年共增加18，66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74万人，年增长率达2.68％；后九年共增加12，69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10万人，年增长率降低为1.51％。这反映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自1973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这次普查资料，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55‰。这样的增长率水平，同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这次普查到本世纪末，十八年半内增加的人口数要控制在19，182万人以内，平均每年只能增加1，037万人。根据这个目标，要求年人口增长率平均降到0.95％以下。而当前又正值生育高峰，所以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从1964年普查以来的十八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9.3％，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7.4％，粮食年增长率为3.7％。这说明，尽管遇到十年内乱的严重干扰，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个事实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劳动生产率不高。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过去十八年间新增加人口所需的消费资料，占同一时间增加的消费资料总值的30％；如果人口年增长率降到1％，则这一比例就会下降到14.8％（都按当时的平均消费水平计算）。再以吃粮为例，十八年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72亿斤，按每人每年消费粮食520斤计算，每年新增人口所需粮食占增产粮食的52.7％；如果人口年增长率降到1％，则这一比例就会下降到25.1％。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物资和粮食用以加快四化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这充分说明，十二大提出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完全必要的。十八年中，最近九年人口增长速度比前九年下降44％。拿我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来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2年的27.32‰下降为1981年的10.93‰。看来，只要继续把这一工作切实抓紧，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其他有关工作，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可以进一步下降的，控制人口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二、全国人口密度显著增加，地区之间的人口分布有所变化。
按照这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107人，比1964年普查时每平方公里的74人增加了33人。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如果把沿海和内地分别来看，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密度，从1964年的每平方公里232.7人增加到这次普查时的320.6人，每平方公里增加87.9人，上升37.8％。内地18个省、自治区的人口密度，从1964年普查时每平方公里47.3人增加到71.4人，每平方公里增加24.1人，上升50.9％（其中人口稀少的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六个省、自治区从每平方公里7.2人增加到11.8人，上升63.9％）。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情况是：上海从1，745人增加到1，913人，天津从553人增加到687人，北京从452人增加到549人，江苏从434人增加到590人，山东从363人增加到486人，浙江从278人增加到382人，河北从210人增加到282人，广东从191人增加到280人，辽宁从185人增加到245人，福建从138人增加到213人，广西从101人增加到158人。内地18个省、自治区的情况是：河南从301人增加到446人，安徽从224人增加到356人，湖北从180人增加到255人，湖南从177人增加到257人，江西从126人增加到199人，四川从120人增加到176人，山西从116人增加到162人，陕西从101人增加到141人，贵州从97人增加到162人，吉林从84人增加到120人，云南从52人增加到83人，黑龙江从43人增加到69人，宁夏从32人增加到59人，甘肃从28人增加到43人，内蒙古从10人增加到16人，新疆从5人增加到8人，青海从3人增加到5人，西藏自治区从1人增加到1.6人（按实施普查区域的人口计算的）。人口密度的上述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有计划地建设战略后方，稠密地区的人口有一些迁到人口稀少地区；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般比内地低。在地广人稀、劳力缺乏的地区，人口密度适当增加，对经济发展有一定好处；但我国大多数地区是人稠地窄的地区，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三、市镇总人口的控制收到一定成效，但还要继续控制。
从人口的城乡分布看，与1964年人口普查时的数字相比，市镇总人口共增加79，485，541人（注2），增长62.5％，高于全国总人口增长45.1％的速度。十八年间，我国市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64年的18.4％增至20.6％，仅上升十分之一强。这个速度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低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人口过分集中于大中城市引起的许多问题。这说明我国提倡在农村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有计划地在农村发展一些中小型企业、控制市镇人口等一系列政策，是取得了成效的。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汉族。
同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汉族人口增加285，407，456人，增长43.8％；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27，309，518人，增长68.4％。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64年普查时的5.8％上升为6.7％。其原因，主要是党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给少数民族以大力支援；同时，国家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上的要求也宽一些。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过去有些少数民族的居民没有填报自己的民族成份，现在做到了如实填报。这也是少数民族人口增加较快的一个原因。
29个省、市、自治区的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15个（1964年为10个），即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土家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瑶族、白族和哈尼族。人口超过十万的少数民族为13个（1964年为10个），即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畲族、拉祜族、佤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土族、柯尔克孜族和羌族。人口超过五万的少数民族为7个（1964年为3个），即达斡尔族、景颇族、仫佬族、锡伯族、撒拉族、布朗族和仡佬族。人口在五万以下的少数民族为20个，即毛难族、塔吉克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鄂温克族、基诺族、乌孜别克族、京族、崩龙族、裕固族、保安族、门巴族、独龙族、鄂伦春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珞巴族、高山族和赫哲族。（按实施普查区域的人口计算）有些人口数很少的民族，人口增长更快一些。例如，居住在四川省的羌族，由1964年普查时的49，105人增加为102，768人，增长109.3％。又如，居住在黑龙江省的赫哲族，由1964年普查时的718人增加为1，476人，增长105.6％。
五、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仍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这次普查的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同1964年人口普查时比较：十八年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增加了3，141，566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增加了57，361，124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增加了145，930，267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增加了159，335，851人。每十万人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1964年的416人上升为599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由1，319人上升为6，62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由4，680人上升为17，75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8，330人上升为35，377人。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64年普查时的38.1％下降为23.5％。这些数字，反映了十八年来，尽管有十年内乱的干扰，我国教育事业仍有相当的发展。同时，扫除文盲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还必须看到，我国教育事业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落后的，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现在，我国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还要继续努力；扫除文盲的工作进展不够快；中等教育的结构不合理，职业（技术）中学和农业中学比重偏低；有些初中或高中毕业生，由于受十年内乱的影响，实际文化水平较低，迫切需要补课；高等教育的发展，同客观的需要更不适应。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每十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而我国只有599人。
最后，还要说到，通过这次人口普查，证明我国经常性的人口统计年报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这次普查的以1982年7月1日0时为标准时间的29个省、市、自治区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100，818万人，减去现役军人数424万人（去年年底统计数字中未包括），再减去1982年上半年的自然增加数约658万人（按1982年仍维持1981年全年自然增长率14.55‰的水平，上半年自然增长率按全年的45％计算），为99，736万人；同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30日公布的1981年年底总人口99，622万人相比，相差114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14‰。我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逐步建立起来，并逐步发展和健全。十年内乱期间曾一度受到干扰，这次人口普查开始前，认真进行了户口整顿，使人口数字和项目更加接近实际。今后，在这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户口登记和人口统计制度，尤其是农村地区；并建立对人口变动情况的抽样调查制度，继续为国家提供准确的人口数字，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注：1 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资料，1980年世界人口为44.1亿多人，年增长率为1.7％，按此推算，1982年世界人口约为45.6亿多人。
2 市镇总人口是指居住在市（不包括市辖县）和镇的全部人口，包括居住在市镇的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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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新进展
夏东元
最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
第一，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是既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彼此联系的共同之处”。对立的方面这里不赘。它们“彼此联系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在“师夷长技”上的共同性。持此论点的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是近代被压迫农民的反抗运动，带有向西方学习的新因素，它较早地学习和使用西洋新式武器以打击清王朝；而洋务派也
“师夷长技”以打击太平天国。（二）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在促进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发生发展上的作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已在缓慢地发展，战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加快地为资本主义造成条件，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的发生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处在弦上的“箭”的发出，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触动的。镇压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触动弦上资本主义的“箭”使之发出，却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太平天国实行利商政策，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大有增加，内外贸易均有增长。太平天国活动的地区，封建关系大大地松懈了，小农经济提高了商品率。太平天国所造成的这两个后果，都对资本主义有利，而洋务运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揿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绿灯的电钮。
第二，对于洋务派“反动的目的，却导致了进步因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的论点，多数同志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在过去，对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它是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一种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对立面，一种认为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次讨论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由于资本主义不仅有与封建主义对立的天然性格，且“与洋商争利”是洋务派创办洋务企业的主要目的之一，故亦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作用。至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所办海军海防等军事设施有抵御外侮的意图和作用，许多同志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能够达到这种基本相同的看法，是因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方法论趋于一致。过去在评价洋务运动中实际存在两个标准。一种是政治标准，即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标准，把洋务派、洋务运动划在敌对的一方。另一种以经济的发展，即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这条线索为标准，洋务运动既然起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当然要对它作出肯定的评价。其实，毛泽东同志既讲过“两个过程”，也作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的论断。会上不少同志实际上把上述两个论断结合起来阐述问题，故能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
第三，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很自然地涉及到洋务运动的成败问题，甲午战争失败是否是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问题。不少同志不同意过去史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最后是失败了，但不能说它“彻底破产”，因为它的失败包含着成功的因素。洋务运动的兴起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面，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在运动的推行中，活跃了思想，开阔了眼界，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尽在船坚炮利”，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说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预期目的。有同志说，所谓破产，只是清政府政治的破产，“彻底破产”论显然是不妥当的。
这次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涉及的问题很广，不少问题须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洋务运动的内容是一切与洋人打交道的事都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还是只有与“自强”、“求富”相关的事才属于它的范围？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是否都算在洋务运动的账上？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有没有责任？这些问题还无专文论述，讨论也未充分展开。另外，这次讨论会论文的很大特点是对洋务企业逐个解剖，但为数不满十个企业，有些重要企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都无专文，对于许多民用工厂更是少有专论。如能对洋务企业及与有关人物进行微观研究，而后再作综合的宏观分析，对今后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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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二十八）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十一章 做好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
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社会主义生产企业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企业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应该怎样做才最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企业的活动和组织
什么是经营和管理？
经营和管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把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理解为组织、协调企业内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建立适当的规章制度和指挥、监督、检查系统，并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企业任务的完成。但要把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办好，除了做好管理工作外，要解决的问题、要做的事还很多。比如要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实际情况，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以及采取怎样的办法、走怎样的路子，进行研究，作出战略性的决策。很好地分析企业内外的各种条件，努力把研究结果变成科学的决策和实际行动，尽量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些就是企业的经营。在具体讨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之前，首先要对企业的活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总的说来，经营和管理，就是进行企业的活动和组织，以达到预定的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企业活动的一般内容
社会主义生产企业活动的中心内容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它进行这种活动所凭借的，就是企业本身所拥有的劳动力和各种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以及整个企业的组织力量。在生产企业中，绝大多数人从事直接施加在劳动对象之上以取得产品的劳动，这是整个企业活动的基础。但是必须指出，在企业中必然还有一部分人要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付出劳动。这种劳动是必要的，因为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资本论》第1卷第367页）马克思还说：“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资本论》第3卷第431页）
还须指出，在社会化的生产中，任何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不是在分散孤立的状态中进行的。企业在进行生产中一定要从其他生产企业取得原材料，取得能源，又一定要同交通运输业、商业、银行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现代化生产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日益提高，不仅推动了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也有力地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不论在工业领域还是农业领域，生产专业化都有发展的趋势；不仅企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工具设备，而且元器件乃至零部件都要由别的企业提供。社会化生产的这种客观情况，决定了企业不仅在内部关系方面，而且在外部关系方面，都有大量的经营管理工作要做。
社会主义生产企业的一般组织状况
从事社会化的大生产的企业同个体的小生产完全不同，它不是某一个人所能经营和管理的。一个企业，有几百、几千甚至几万职工，他们从事各式各样的劳动。这么多的人共同工作，不仅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而且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任何一个精明能干的生产企业的行政领导人，都不可能对每一个职工直接指挥和管理，而需要在生产企业内部设置一个有若干层次的严密的组织机构。依靠这一套机构，按照一定的分工，互相协调地进行组织和管理。这种组织机构，通常由企业行政领导人和各科室（它们是职能机构）组成企业的上层管理机构，下面是企业所属各生产单位（在公司下面是厂，在厂下面是车间）直到基层（包括工段和班组）。各生产单位也有行政负责人员和职能组织人员。生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内容是由企业活动的内容决定的，而经营管理工作则主要是企业和所属各生产单位的行政领导人的职责。凡是从事社会化生产的企业，都必须这样组织起来，社会主义的生产企业也应该这么做。当然社会主义生产企业与资本主义生产企业在组织上是有区别的，但社会主义生产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也是要由这些行政领导人和帮助他们工作的各职能部门组成的机构去进行。
不同类型的生产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会有很大的区别
任何生产企业都有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者是因为生产过程本身是一种自然过程这一点引起的。它同生产企业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没有关系。而后者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引起的。
从企业生产的自然属性来划分，可以有农业企业与工业企业之分。在农业中又有狭义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之分，在工业企业中有采矿业与加工业之分。从企业技术装备上来划分，则有使用现代化机器设备的企业与使用手工工具的企业之分。从规模上来划分，则又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分。从生产企业的社会属性来说，社会主义生产企业同资本主义生产企业则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两者不论在对内关系上和对外关系上都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生产企业，在内部不存在剥削和压迫关系，在外部也同其他社会主义企业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但是对我国生产企业的社会属性的考察，不能满足于指出它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由于公有制形式的不同而分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各种形式的城镇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不同的社会属性当然会直接影响生产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我们打算分别考察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企业、社会主义城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企业和农村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在考察属于各种不同社会属性的生产企业的时候，同时也注意自然属性上的区别对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章执笔：晓亮 唐丰义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