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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传记不是传奇
邵而为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评价一个作家，要“知人论世”，最好了解其全部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其作品。我看不仅对作家，对其他任何名人亦如此。因此，写他们的传记是很必要的。写出来自然会有人读，一读就了解了。否则，读者既不能搞外调，又不能查档案，光凭道听途说，再加上种种“流言”，甚至连作者是男是女都搞不清，要作到“知人论世”就难矣哉！
传记有两种。一是自己写，即所谓自传；一是别人写，即所谓替人立传。但传记不等于“传奇”，不管哪一种，都不能奇而不真，即使写的是“盖世奇才”，也不可损真出奇。写一个人的成年以后，搞的太离谱不那么容易，因为他或她的言行不是天马行空式的独来独往，知情者大有人在，有被戳穿的可能。而写童年可能出来作证的少，甚至根本无法可证，证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比如，几十年来，我碰到过不少搞外调的，也被“审问”过若干回，可从来没人提出过：你小时吃奶老实不老实？睡觉尿不尿炕？
然而，类似童年吃奶尿炕的小事，到了某些名人童年传记的作者手里，就有可能被渲染成童话，甚至神话，于是被写的也就近乎神童，处处不凡。主人公小时候聪明过人，洞晓人世，白璧无瑕，通体灵光，只不过被埋于污泥中，一旦出污泥而见阳光，更加光彩夺目。让人读了，叹为神奇，可望而不可即。幼年即完美无缺，不是神童是什么？
神童观念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反映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二十四史》，就颇不缺乏这种观念。我一读到其中某些人物的童年“事奇”，往往产生怀疑。这大概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自己小时候不是神童，所以理解不了神童之神。
我读了新蕾出版社出版的《作家的童年》丛书里一位诗人写的自传，发现他原来小时候就是“湿人”——爱尿炕的。尿湿过母亲的衣裳。尿湿过亲戚家的新被褥。当了八路军了还尿，以致和同被窝的小战友打起架来——噢，八路军原来也有打架的。用极“左”的眼光看，这岂不是无聊吗？不是给八路军脸上抹黑吗？我想，诗人这样写自己的童年，无非是表现他同农村的很多贫家儿子一样，朴实，率真，平平凡凡，没有神童味，一股调皮劲。并不是为了自轻自贱，在儿女面前和广大读者中出自己的“洋相”。惟其如此，让人读着感到真实、亲切、可信。作者写这类事很有分寸，他以成年人的思想来回顾童年的稚气，从而感到当时很可笑，而不是嘲笑或美化过去。如果谁以诗的夸张把这童年的事加工渲染，说那尿渍象水印笺谱或米家山水，以证明诗人童年之奇，那将是以无聊来欺骗现在青少年单纯的童心。作者的态度很严肃，没有往这迈一步。
可惜，在一些写名人童年的文章中，不求真的现象并非个别，传统的神童观念仍起着潜在的作用，形成了高大全式的“老化”的儿童像，可敬而不可爱。当作小说看尚且不可，当作传记看，则差了一个字——传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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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之窗
多彩的生活折光
——综述电视短剧集《多棱镜》
章仲锷
由中国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录制、潘霞导演的电视短剧集《多棱镜》，正象它的名字一样，力图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绚烂多彩的光芒。已播出的三集，我以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这个创作初衷的。它比较及时地撷取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日常事件，艺术地再现于荧幕，以小见大地揭示出时代的本质。这样的尝试，无疑应予肯定。
第一集也许主题还不太集中，而第二、第三集，由于编导与演员们的努力，可说是越来越显示了它短小鲜明、真实感人的特色。第二集的三个短剧是歌颂我党优良传统的；第三集则是多侧面地展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带来的社会新风。它们取材的角度和描述、以及故事虽有不同，但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象开采矿藏似的，从不同的横断面，朝向共同的中心发掘。
既曰短剧，自然容量有限，却又可以扬“短”为长，在有限的篇幅里，开拓丰富的内涵，给人以隽永深长的回味。正如鲁迅所说：“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这也象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我以为关键在于人物塑造和思想深度。例如第二集里《将军》（江林等编剧）中的司令员，由于意外的车祸（因躲避孩子）被摔伤，通过他对年轻司机的处理，穿插了他同这个战士平时下棋逗趣的细节，不仅反映了我军官兵平等、亲密无间的优良传统，也使他提出“是娃娃重要，还是司令员重要”这一体现军民深厚情谊的命题，其性格依据和思想轨迹，更为真实可信。象这样通过典型细节塑造人物，达到思想升华的艺术处理，可说是“短”而不小，耐人寻味。
短剧集在真实感和生活化的问题上也很有特点。这不仅在于完全是实景拍摄，演员的表演比较朴实自然，毫不矫饰，更重要的还因其大部分剧情取材于人们熟悉的新闻报道，是真人真事基础上的概括集中。象第三集中《好姐姐，你在哪里？》（郑泉宝根据周玉荣的信改编）、《心灵》（郑泉宝编剧）和《搬家》（夏钧寅等编剧）三个短剧的内容，我都读到过有关的报道，这就感到分外真实亲切。既有新闻性，又经文学加工，也许它可以发展为象“报告文学”那样的电视艺术中的轻骑兵，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的艺术样式。而通过比较，那些在情节上虽较曲折，却过于追求意外巧合的短剧，例如第二集中的《深情》（斯民三、周以勤编剧）和《烛光》（斯民三、周以勤根据史中兴同名小说改编），前者批判送礼报恩的市俗人情，后者歌颂党的政工干部的心灵美，尽管立意也很好，但《深情》中安排那位不明真相的老爹出来解决矛盾，似有“编造”和“做戏”的痕迹，因而也就减弱了感人的程度。当然，这里绝没有推崇真人真事、贬低艺术虚构和典型概括的意思，而只是表明短剧集要发扬自身的特长，更应强调从生活真实出发，宁“拙”毋巧；力求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不去追求那种演绎主题的“戏剧化”效果。
然而，朴拙不等于粗陋，简和繁，粗与细，总是相互映衬，交替穿插方能跌宕有致，节奏分明。在这方面，第三集的《搬家》，也许因其篇幅较长，一些场景和镜头的处理，就显得十分细腻逼真，有助于人物的刻画和气氛的渲染。相比之下，此集中的另一个短剧《心灵》，就失之于粗疏，给人一种只是交代事件过程的感觉。
顺便提一下时效感的问题。我以为最强烈的时效感，还是看能否准确而及时地攫取到人们最关切、注目的主题，恰如其分地点拨起广大观众共鸣的心弦，起到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作用。要相信大多数观众的思辨能力和欣赏水平。因此，幕间要不要出现那么个扮演说明主题的角色，值得商榷。他的语调有时显得做作，同那种平易、朴实、真挚的艺术风格不太协调。这也许是我的偏见。（附图片）
常四爷：这是哪家的茶馆？ 于世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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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孩子们第一次看到木偶戏
最近，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了乌兰牧骑建立二十五周年的文艺调演。在丰富多采节目中，有一台与众不同的节目——用蒙语演出的木偶戏，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是内蒙古草原上第一个乌兰牧骑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演出的。他们过去第一个把文化食粮送到牧区，现在又第一个演出了木偶戏，使木偶在草原上“落户”，让牧区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木偶戏。
二十五年来，这支土生土长的文艺轻骑队，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为牧民送歌献舞，感到牧区的广大儿童缺少文化生活，他们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决定对适合儿童特点的木偶戏作新的尝试。
今年3月，队长巴图朝鲁带着三个十八九岁的队员到上海木偶剧团学习小分队演出的儿童木偶戏。这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牧民子女，困难太大了，过去连木偶戏都很少看，更不要说表演它了，而且又不适应上海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但为了早日让牧区儿童看到木偶戏，他们发扬乌兰牧骑不怕苦、不怕累、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克服困难，刻苦学习。在上海木偶剧团的热情帮助下，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初步掌握了木偶戏演出的基本技巧，学演了一些木偶戏。
“六一”儿童节那天，他们首次为锡林郭勒盟幼儿园演出。幼儿园老师写信感谢他们让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用蒙语演的木偶戏。以后，他们又先后到那达慕大会上和牧区演出了50多场，受到了牧民和儿童的热烈欢迎。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蒙语木偶组，共有四个人，他们道具简单轻便，只有两个手提箱和一套扩音设备。不仅能在草原上演出，也可以在蒙古包里演出，所以人们称赞他们是“轻骑中的轻骑”。蒙语木偶戏的演出，既丰富了牧区广大儿童的文化生活，增加了剧种，也为乌兰牧骑为广大农牧民服务增添了新的形式。（附图片）
张世英文 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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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赣中风情扑面来
吕厚明
金秋十月，橙黄桔绿，是收获季节。江西省宜春地区《农村风情》摄影艺术展览在北海公园开幕了，它是献给首都人民和广大摄影爱好者的一束瑰丽幽香的山茶花。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以表现农村题材为主的影展。展出的102幅作品，是从近年来这个地区300多名业余摄影爱好者的1，000多幅作品中挑选出来的。作者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个地区，竟然拥有如此众多的摄影爱好者，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展品题材广泛，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气象。吴立山的《冒富大叔》拍摄的是一位农民在学骑自行车，作品有趣地反映了这位农民大叔富足舒畅的生活。《圩场一角》以排列整齐的自行车为前景，表现了农村集市贸易的繁荣兴旺，这熙熙攘攘的市场一角，是今天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缩影。《瓜熟了》，采用的是侧逆光，表现了农村生活的情趣。《挑肥水》，画面上只有被雾笼罩的肥水桶和一个大斗笠，表现方法还是比较新颖的。《溪畔》，拍摄三个姑娘在溪畔洗衣，近处的磨房水车，远处的水牛群，交织成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另外还有好几幅风光照片如《袁水晨雾》等，构图、用光都比较讲究，充满了诗情画意。还有一些表现人物的作品如《扎根故土》等，也给人以新意。
看完了影展，使人深深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农村政策，使老革命根据地赣中的山山水水变得更加生意盎然，使这里的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同时，也启示我们，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也是搞好摄影创作的根本。
据了解，宜春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对包括摄影在内的文化艺术工作比较重视。这次展出的作品中，就有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作品。因此，这个地区的文艺工作发展得比较迅速。（附图片）
圩场一角 柳坤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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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文学研究会举行年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在南京举行年会，200多位代表认为，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对我国的文学事业来说，既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又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塑造出众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是社会主义文学区别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学的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它使文学发展的路子更加宽广。提出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决不是要文学去塑造那种高、大、全，假、大、空的“英雄人物”，而是要塑造包括半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实践中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社会主义文学的作用正是要以新人物的形象去培育、造就一代新人。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的文学是很有成绩的。近两年的文学，无论就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来说，还是就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都有了新的开拓，显得更加多样化。这是近两年来文学的主流。同时也应该正视近两年来文学创作中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的倾向。我们的文学应该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
这次年会认为，我们的文学近几年坚持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是必要的。但也不应忽视革命浪漫主义，不能忽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并且容许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吸收、借鉴世界上现代派的一些艺术手法和技巧，以丰富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这是符合“洋为中用”的方针的。但是，对于现代派中各个流派的政治的、哲学的理论思想，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觉，决不能放弃必要的设防。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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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角
硬笔书法与软笔书法
晓路
人们通常所说的书法作品是用毛笔书写的。但是，今年六月在北京举行的《柴田木石钢笔书法展览》，作品全都是用“钢笔”书写的。所谓钢笔，准确地说应是硬笔。这种硬笔，包括钢笔、铅笔、圆珠笔及其他用竹、木、骨、金属、矿物和塑料等硬质材料做成的各种笔。笔有硬笔和软笔之分，那么，书法也就有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之别了。
硬笔书法的产生比软笔书法还早。大约六千年以前，我国原始人就在半坡陶器和大汶口陶器上用石片或陶刀刻有许多象形符号。据认为，这就是最原始的文字，称为陶器文。这也就是硬笔书法的滥觞了。以后的甲骨文、钟鼎文和篆书则是硬笔书法的发展。这种原始的硬笔书法，以其单纯、明快的风格吸引着人们，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趣味。软笔书法的产生依赖于毛笔的产生。据认为，毛笔产生于秦汉。只有隶书才是真正最早的软笔书法字体。隶书的产生是书法史上重大转折点。
在现代生活中，硬笔是必不可少的文具。有幼儿学字的蜡笔、铅笔，老师教学的粉笔，应用最广的钢笔、圆珠笔，刻印用的铁笔，绘图用的直线笔等。硬笔书法应用范围广，实用价值大。因而，进一步研究硬笔书法，提高硬笔书法的水平，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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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山川风物
益都风物略
钟容
山东益都县旧名青州，一座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这是早已闻名的了。经历了千百年历史沧桑，特别是十年动乱对文化“史无前例”的浩劫，在益都博物馆仍能看到那么多的文物，在益都驼山仍然保存着那么精美的隋唐石窟佛像，却令人感到意外的欣喜。
驼山上的石窟造像，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主峰东侧的悬崖上，毗邻并排着五座石窟和一处摩崖造像群，共有大小佛像、菩萨像和供养人像638尊。其中最大的高达6米，最小的只有30厘米。这些石像刻成的年代，据考证，早的诞生于南北朝时代的北周，晚些的刻于盛唐。从这些佛像上，很能找到佛教在山东半岛流传的历史渊源。雕刻的独特风格和精湛技术，会给研究雕刻艺术的人以很大兴趣。人物的形象和服饰，细腻而生动。例如第一窟里如来佛左侧那座亭亭玉立的观音菩萨像，面容圆润，神态端庄，头梳罗弦式高髻，颈有横线，胸前有极细致的璎珞充作项链。她肩上的帔巾斜垂，下著出水芙蓉式的长裙，腰间又裹以袜肚，象蝉翼般的薄纱，还在轻轻地飘拂着。这座石窟，据考证，成于武则天长安年间，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了（见附图一）。
在驼山之东，北对益都城，还有一座云门山。云门山上也有不少寺庙碑石和石刻佛像，唐宋以来，青州的文人雅士，为它写了不少诗篇。向北的山崖上，还刻着一个7.5米多高的
“寿”字。它比驼山距城近，因而成为益都人逢年过节、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的好处所。县城西南16公里的玲珑山下有白驹谷，层峦叠嶂，山谷幽深，崖壁上刻有北魏大书法家郑道昭的留名手迹，共19个字，每个字一尺左右，结体宽博，笔力雄浑，至今保存得很完好（见附图二）。
益都县博物馆收藏有万余件文物，而且有不少珍品。原始社会的陶片，龙山文化时代的黑陶四耳壶，商周的铜鼎、铜觚和铜钺，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都是不多见的。1965年发掘的商代奴隶主墓，48名殉葬的奴隶和六条监视着奴隶的狗，白骨累累，三千年后使人们还感到不寒而栗。大型的汉代雕刻，还保持着古朴圆拙的独特风格。陶瓷中从唐三彩、宋青州窑到明清官窑出品，都引人入胜。宋代画家赵千里的《蓬莱仙境图》和明代仇英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也都是罕见的艺苑奇葩。使人感佩的是博物馆同志在人力、财力都不足的情况下，埋头苦干，惨淡经营，作出了可喜的成绩，还建立了一支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文物考古队伍，这是很不容易的。
益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古往今来的人物，更使人悠然神往。翻开《青州府志》、《益都县志》，从春秋战国、汉魏南北朝、唐宋金元以至明清，列名的连篇累牍，不可胜数。益都人以这些有名望的先辈感到自豪。有的虽不是益都人，但在青州做过官，为当地人民做过好事，人民一样地记住他们，感谢他们。城西的范公亭，便是纪念宋代名臣范仲淹的。范仲淹晚年知青州府，勤政爱民。当时洋溪畔出醴泉，不仅能供应居民饮用，还可以制药酿酒。范仲淹为了便利居民用水，在泉口上造了一座亭子。居民感念他，便称之为范公亭。范公亭曾经毁于兵燹，但总有人继续重建，代代相传。范公亭后还有三贤祠，是纪念范仲淹、欧阳修和富弼的，这先后三位知府，对青州人民都有些“惠政”，人们建祠缅怀他们，现在还悬挂着他们的画像。
由于封建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异族侵略者的狂暴蹂躏，以及天灾人祸带来的苦难，益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出现英勇反抗的战士。其中还有两位农民起义军的著名女将。一位是金章宗泰和年间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杨安儿的妹妹杨妙真，在哥哥战死后统领队伍，人称四娘子，威震远近。另一位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的唐赛儿，她虽不是益都人，却以益都县境的髻髻寨作为战斗的根据地。她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群众中口口相传，使青年人眉飞色舞。
在益都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块特别的纪念碑：“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那是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炮制了济南惨案，残杀了当时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烈士，悍然占领济南等地。日帝的暴行引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强烈抗议，而蒋介石政府却对日屈服，草草了结这一丧权辱国的惨案。益都人民为了表示同仇敌忾，特地在县城树立一块纪念碑，让后代子孙永远不忘国耻。抗日战争中益都沦陷期间，当地人民巧妙地保存了这块纪念碑，直到解放后才让它重见天日，继续担当无声的爱国主义教材的任务。
山东是齐鲁故地，地上地下均有珍贵的文化宝藏。仅是益都一县，就有那么多的文物遗产，其它地方可想而知。它们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十分丰富、十分宝贵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内容。（附图片）
（附图一） （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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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要做文明旅游客
刘保富
清朝乾隆皇帝喜游山玩水，爱题诗留名，走到哪写到哪，不少名胜古迹常常能见到他的题诗，后人把这种到处题诗留名的作风称做“乾隆遗风”。想使自己的“大名”与山水齐名，共古迹不朽，实在是一种醉心名利的不正之风。
遗憾的是，乾隆皇帝虽已死去近二百年，其遗风却变本加厉，仍在盛行。名胜古迹处，总有些不文明、不知羞的游客，乱涂乱写乱刻“某某到此一游”，以及文理不通、别字连篇的大作，比比皆是。我们山东益都县的驼山，石窟造像是颇为著名的，可是石窟四壁及佛像上有人用铅笔、墨水涂写了些字迹，个别游客竟在佛像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赴鲁写生”一行大字，是用油画颜料涂上去的，刷都难以刷掉，大约真想“留名千古”了。
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全民的精神财富，是群众游览的场所，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条件，有些还是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为了保护好名胜古迹，供群众游览，政府常常要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加以修整，每个游客都应当备加爱护，同一切玷污破坏的不良现象作斗争。爱护名胜古迹，是尊重人民利益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表现，是中华儿女应有的美德。在名胜古迹处乱写乱画，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题辞胜地，“名”虽留下了，但不是芳名，而是骂名。正是：
劝君莫效乾隆风，
玷污名胜留骂名。
要做文明旅游客，
神州古迹万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