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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计划地推进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朱镕基
有计划地推进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是促进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一个关键。当前的经济形势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一要靠管理，二要靠政策。同时也要大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积极推进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有计划地推进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是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一个关键，是今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
发展经济要抓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建国初期，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装备极为缺乏的情况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重点是以156个工业项目为中心的基本建设。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一直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方面，相对地忽视了对原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走过了一条发展速度和积累率比较高而经济效益比较低的道路。教训是深刻的。
经过六十年代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和多年来生产建设的实践，我们对工业发展道路的认识加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工业的指导思想有了更加明确的转变。1980年12月，赵紫阳总理提出要依靠现有企业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把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加强了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工作。通过国家财政拨款、集中企业的部分折旧基金、发放轻纺贷款等办法，由国家重点安排急需的更新改造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对于调整时期保持一定的工业增长速度，保证市场供应，增加财政收入，都起了重要作用。
过去三年，由国家安排的重点更新改造措施资金共121亿元，由此形成的节煤、节电、节油、节水能力折合1，900万吨原煤，压缩烧油能力800万吨，恢复发电设备能力400万千瓦，增加西煤东运能力和港口吞吐能力各1，000万吨，增加轻工、市场产品生产能力折合年产值150亿元。
大量事实证明，通过现有企业挖革改形成的生产能力，一般比新建同样规模的企业要少用三分之二的资金，节省一半的设备和材料，投产时间也快得多（一般是半年到一年）。许多地区，近三年来工业增加的产值，一半以上是靠现有企业挖革改得来的。
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主要是：偏重量的扩大，忽视质的提高；偏重于搞“厂内外延”（有的企业形成“生产挤辅助，辅助挤仓库，仓库挤马路”的现象），或者单纯增加原来技术水平的设备拥有量，企业落后的技术面貌没有显著改变。
当前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
当前的经济形势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去年的进一步调整，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去年10月起，重工业生产开始回升，今年继续增长。1至9月累计与去年同期比较，重工业增长9.8％，轻工业增长7.5％。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引起了能源、交通的进一步紧张。解决的办法是“抓两手”：一是要适当集中财力，扩大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规模；一是要调动现有企业的积极性，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只有把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的品种、质量与生产的工艺、设备）搞上去，把产品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降下来，提高生产的经济效果，才能缓和当前能源、交通紧张的矛盾，并有助于扭转某些轻工产品销售不畅的局面。前者是开源，后者是节流，二者不可偏废，但是后者比前者投资省、见效快、效果大，必须予以更大的重视。
现在我们企业的经济效果很差，表现在供生产消费的中间产品生产规模很大，煤、电、石油、钢铁等的总产量都居世界前几位，而供人民消费的最终产品产量却比较少。这主要由于我们在工艺、设备方面落后。每创造1万美元国民收入所消耗的能源（折标准煤），在日本只要5.5吨，英国是13.1吨，而我国要32.6吨；每吨钢的综合能源消耗（折标准煤），日本是0.6吨，美国是0.8吨，而我国的重点企业平均要1.4吨；我国机械工业每年消耗1，000多万吨钢材，利用率只有60％左右，而经济发达的国家为80％。可以说潜力到处有，遍地是黄金。加强企业整顿，加上技术改造，就可以大大地提高经济效益。
一靠管理，二靠政策
为了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一要加强管理，二要靠政策，归根结底要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一、首先要在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上来一个转变。
技术改造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发展花色品种，降低能源和物资消耗，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果，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有些同志也讲技术改造，但是只注意把老摊子越搞越大，从“小而全”到“大而全”，或者单纯扩大生产能力。这种做法与新的基建工程相比，经济效益是要高一些，但还不是真正的技术改造。
举个例子。最近我们研究了一个轴承厂的改造方案，它要求把生产能力扩大一倍，即每年增加2，000多万套滚动轴承产量，投资只要6，000多万元，应该说投资效果是比较好的，新建同样规模的工厂可能要两亿元。但是，现在我国生产的轴承寿命短（比国外差三四倍），材料利用率低（只有36％，国外可达55％），性能差（噪声大六七分贝）。因此，改造目标必须是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上下功夫，提高轴承质量，赶上国际标准的要求。这样，生产规模不必扩大，就可以获得倍增的使用价值，而且还可以大大减少原材料（合金钢材）和相应的能源消耗。如果各行各业都按这种指导思想去进行技术改造，能源、交通的矛盾就可以缓和，国民经济的面貌就会改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改造就是产品改造，目的是要生产出使用价值更高的产品，有更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说来，不是不要扩大生产能力，而是要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扩大，不要原样翻版。
二、技术改造主要是通过设备价值补偿的形式，实现工艺改革和设备更新。它和基本建设不同，而和企业现行生产联系密切，多数是在边生产边改造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在管理上既要强调计划性，又要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不能管死了。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鼓励企业追求技术进步、扶植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政策。目前需要在价格、税收、信贷等方面调整政策，并且加强计划管理，使企业既感到外来压力，又有内在动力，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三、技术改造要在总体规划和行业规划的指导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
技术改造要有多层次的规划，各工业部门应该制订行业规划，各地区应该制订地区规划，并且要相互协调。企业在行业、地区规划的指导下，制订自己的规划。纳入计划的项目要经过可行性研究，考虑能源、水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及其他条件的平衡，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的配套，并且和治理环境污染结合起来。
技术改造还要和工业调整、企业改组和联合结合起来，和企业整顿结合起来。企业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没有几个“明白人”，就先不要进行大的技术改造。
四、技术改造要从全国着眼，从中心城市和骨干企业着手。
我们的国家很大，进行技术改造不能一般号召，全面铺开，一拥而上，而要抓住中心城市，抓住关系全局的重点骨干企业，先从这里开始搞起来。沈阳搞起来，影响东北一大片；上海搞起来，联系到许多省、市、区。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形成若干点、若干块的系列，象葡萄串一样，就把全国带动起来了。
要抓重点，绝不是不管一般，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往往投资少、见效快，不容忽视。
五、技术改造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内，国家的基建投资不会有很多增加，而且要集中用于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因此技术改造只有充分利用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包括折旧基金、企业利润留成中的生产发展基金，以及银行贷款和外资等。这笔钱为数是不少的，要引导企业把这部分资金更多用于本身的技术改造。这是能不能搞好技术改造的一个关键问题。
大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技术改造必须和国内技术攻关和国外技术引进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在技术引进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过去偏重进口成套设备多，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注意不够。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技术引进工作必须注意以下方面。 一、要引进适合我国资源条件、生产条件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先进技术，而不能统统采用最新技术。一般说来，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极其困难，而且花钱太多。这只能限于少数必需的项目。我们的方针是主要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抓紧消化、吸收、推广和创新的工作。
二、引进技术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三、引进技术要着重引进“软件”，即设计、工艺、制造、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包括许可证贸易、合作生产、技术服务、顾问咨询等方式。必要时也要进口一些我们还不能制造的样机、检测仪表、关键设备和必需的生产线。
四、应当注意防止大量重复引进，减少设备进口。如属国内外市场容量大、投资收益率高的项目，如技术设备国内还不能制造，或虽勉强可以制造，但不能保证同等质量和交货期限的，为了争取时间，仍允许进口，有一点重复，也不那么可怕。
五、引进技术要着重搞中小项目。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大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要“成千上万项”地搞起来。这和进口大型成套设备不同，没有什么风险，应当放手一些，政策适当放宽，审批权限适当下放，手续力求简化，以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
在利用外资方面，目前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一是接受一部分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中长期低息项目贷款；一是吸收一些外商的直接投资。到今年上半年，投资协议金额大约有30亿美元，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44个，合作经营合同425项，补偿贸易600多项等。所有这些方式都受到了我国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取得了很大进展，加强了我国能源的开发和铁路、港口的建设，促进了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对我国国民经济起了良好作用。
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是有远见的发展战略。积极组织国际交流，开展技术考察、咨询，鼓励技术贸易合作，成千上万项地引进技术，改造我国的现有企业，这对于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达到工农业生产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是作者在第二次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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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下不为例”之风不可长
林放
对于某些干部的违法乱纪，说是要严肃处理，而处理并不怎么严肃的事例，在报刊上是常有记载的。明明是严重的违法，处理起来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怎能谈得上“严肃处理”呢？
为什么严肃不起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个“下不为例”的歪风在作怪。
例如前些天报上所载温州市农村毁田建房的情况，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三年来毁田造屋达6万多亩，而带头刮起这股歪风的，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请看，乐清县委十二名常委中就有六名毁良田盖了新房，其中两位是县委副书记。领导带头，基层干部以及经济犯罪分子都跟着干，滥占耕地之风怎么不越刮越凶呢？
处理过没有呢？有关党组织好象也“清理”过一番。怎样清理？据说“一般采取‘既往不咎’的方针”来个“下不为例”。如此这般，违法的事情却反而得到承认，合法化了。甚至有些已被没收、查封、折价的违法建筑也先后发还了。这就使得违法分子更其肆无忌惮了。
我这里不想谈毁田造屋这件事。我想说的是这个“下不为例”的借口已成为姑息纵容的同义语了。也可以说，动不动以“下不为例”偷换“严肃处理”，也已成为损害党风、失信于民的一股歪风了。“下不为例”就是说明某些党组织对于违法干部的掩护过关。“下不为例”其实是化非法为合法，听任多少件违法乱纪之事借此而溜之大吉。“下不为例”其实是向大家开一个恶例，让后来的人可以援例。因此，不刹住“下不为例”之风，功过不分，赏罚不明，所谓“严肃处理”往往就是空话。在新党章已经生效的今天，再也不能容许“下不为例”来损害党章的严肃性了。
（原载10月31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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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五次军事“围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国民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和恐惧。蒋介石在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就纠集大批军队从1930年至1934年连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跑到南昌，亲自部署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调集11个师又3个旅共10万人，以鲁涤平为总司令，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建立了八百里的弧形围攻线。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用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节节阻击、消耗、疲惫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国民党军队五个半师分路进攻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后，将兵力增加到九个师继续推进。12月30日，敌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由东固向龙冈前进，钻进了红军设置的“大口袋”，被埋伏在附近山中的红军围歼，师部及两个旅共9，000人被全部歼灭，张本人也被活捉。第五十师谭道源部闻讯后，急忙由源头向东韶撤退，遭到红军追击，两个团被歼，余部分别退向南丰和洛口。其他各师纷纷退却。五天内连败两仗，第一次“围剿”就此告终。
三个月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围剿”军总司令，从各地搜罗了20万杂牌军队，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以江西宁都为主要目标分四路进攻：王金钰率第五路军向东固等地进攻；孙连仲率第二十六路军向东韶、小布进攻；朱绍良率第六路军向广昌、黄陂等地进攻；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向龙冈、宁都进攻。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迫敌而居，待机歼敌。1931年5月16日，第五路军的公秉藩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王冠英旅，由富田向东固迫近，以一字长蛇阵在山间小道行进，隐蔽在白云山上的红军猛冲下来，杀向敌军，势不可当。经一昼夜激战，敌二十八师大部被歼，留守在富田的一部也遭到红军围击。接着，北撤的郭华宗四十三师大部，西援的高树勋二十七师一个旅，据守广昌的胡祖玉第五师，在建宁的刘和鼎五十六师，也先后被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我军于十五天中自西向东五战皆捷，共歼敌3万多人。
两次“围剿”的破产，使蒋介石气急败坏，于1931年7月接着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次由他亲自出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了30万兵力，其中还包括他的嫡系部队5个师，限令3个月内消灭共军，并邀德、日、英国军事顾问随军策划。他把“步步为营”的战术又改为“长驱直入”，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7个师从南丰方面进攻；以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6个师从吉安方面进攻。陈诚十四师、罗卓英十一师长驱直入，侵占黎川、广昌、于都等地，四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驱赶红军于赣江消灭之。但是在红军“避敌主力，击其虚弱，乘退追击”的战术面前，国民党军队非但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斗志沮丧。8月间，上官云相四十七师、郝梦龄五十四师和毛炳文第八师两个团次第在莲塘、良村、黄陂被歼。正当“围剿”遭到惨败的时候，9月3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反蒋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蒋介石只得下令“围剿”部队撤退。这时红军乘退追击，蒋鼎文第九师一个独立旅在老营盘被歼，韩德勤五十二师在方石岭被全部歼灭。
国民党在三次“围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对其他根据地也一再发动“围剿”。1932年5月进攻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军，在红四方面军进行的“苏家埠战役”中，有17，000余人被歼，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被生俘。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全国正规红军发展到10万人，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有10多万。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300万人口，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其他根据地也有了扩大。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大片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于1932年6月起又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调集了81个师另29个旅、39个团共63万兵力，并自任“围剿”军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围剿”军总司令，坐镇武汉。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他首先集中主力24个师另5个旅，以“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方针，大举进犯鄂豫皖和洪湖地区。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英勇抗击敌军。8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激战七昼夜，国民党军主力被歼5，000余人。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红军其后一再失利，于9、10月先后撤离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分别转入四川和黔东。红四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刘湘、杨森、刘存厚等部的“围剿”，在22个县和一个市建立起革命政权，红军又发展到8万多人。转移到黔东的红军后来发展为红二方面军，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3年春天，国民党军队扑向江西中央根据地，以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陈诚、蔡廷锴、余汉谋分任中、左、右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是主力，兵分三路由乐安、南城、金溪“分进合击”，向广昌进攻。第五十二、五十九师抢先深入宜黄地区，于2月27日拂晓被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山地伏击，经过两天战斗，五十二师全军覆没，师长李明负伤被擒后身死；五十九师遭围歼，师长陈时骥被活捉。陈诚不甘失败，继续指挥“中路军”南进，结果号称“精锐部队”的第十一师，于3月21日在距东陂八华里的草台岗被围歼，师长萧乾重伤毙命；李延年第九师乘夜突围，也被歼灭一部。其余各部仓惶向黄陂、宜黄撤退。蒋介石沮丧不已，说自己“打仗从来没有这样失败过”。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深入侵略，又于1933年10月调集百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央红色区域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先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及美、意军事教官执教，又从国外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还制订了13种反动禁令。他放弃了以前急进深入的战略，改用层层筑堡、逐步推进的办法，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周围修筑2，900多座碉堡，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派顾祝同、何键、陈济棠为北、西、南路军总司令，分三路向赣南逐步推进。先是，9月占了黎川，打开了根据地“北面的门户”，继则进犯广昌。红一方面军在黎川东北的洵口同周嵒第六师打了遭遇战，歼灭第十八旅，生擒旅长葛钟山。但是，“左”倾路线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打拚消耗的阵地战，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以后，国民党军队主力经甘竹市扑向广昌，红军又使用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激战十天，众寡悬殊，国民党军陈诚、罗卓英部于1934年4月28日占广昌。国民党军队进而分六路向兴国、古龙冈和石城突进，用飞机轰炸，重炮轰击，步兵攻击，步步推进。经过前后一年的战斗，红军元气大伤，根据地逐步缩小，不得不于10月从长汀、宁化和于都、瑞金等地出发长征。
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虽然使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遭到惨重损失，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消灭红军的目的。相反，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之后，我英勇红军终于击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到达抗日前线阵地陕北，并进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严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