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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为什么不同意这个孩子入党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离休干部 万华青
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给山西省榆社县委纪委的一封信以来，许多新闻单位对我进行了采访，同时，我还先后收到了许多老干部的信，表示要向我学习，使我深深感到不安。我做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党员，如果说能在晚年为改变党风做一点微薄贡献的话，这完全是应该的，况且我做的还很不够。
我的大儿子万春曙是1957年离开我的，距今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父子经常通信，在他给我的来信中，大多是介绍家乡的情况，而我给他的信中，大多是教育他好好工作。1967年，我回老家山西榆社县一趟。这时他调到药材公司当上了采购员，听说他干得还不错，我很高兴。
1975年，我退休后回山西探亲。有一次我到大儿子家住了40多天。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气魄”和排场：家里宾客不断，人来人往，柜橱里的烟茶名酒，样样俱全。一个邻居对我说：“你儿子挣钱不多，生活可挺高啊！”我也觉察到我儿子走的是一条不正的、危险的路。我曾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而且趾高气扬，指责我说：“你还批评我呢！你能干啥，你啥也干不了，你看看我叔叔（一个远房叔叔）在公安局当干事，法院判了的案，到他那一笔就勾销了。可你呢，我想盖房子，你连一块地盘都要不来。”我说：“是的，我没本事。”
我回到沈阳后，还是经常给他写信，批评教育他，可他一直不给我回信。直到1980年的10月份，榆社县的一个采购员来沈阳办事，我问他：“我给药材公司的党支部写过信，春曙在那里表现怎么样？”他说：“啊，听说了，你给党支部写的信，党支部都给大家讲了，老子还说儿子坏话，大家听了都觉得可笑。”他走了之后我心里想，我是个党员，向组织上反映情况是应该的，也是很正常的。随后我又给榆社县药材公司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谈了我的意见。
今年2月份，在沈阳的二儿子来看我，进门就对我说：“我大哥入党了，也提升副经理了。”对我的大儿子我是了解的，在沈阳读书时就发现他有劣迹。而现在，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对党没有多少感情，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怎能入党呢？想到这里，我深深感到一个老党员的责任。所以，我立即动笔给县委纪委写了一封信，坚决不同意不够党员标准的儿子入党。信发出两个月后，我还感到没有尽到责任，便于今年5月份回山西榆社县找县委面谈。县委负责同志接待了我，说要把我的信修改后送党刊上发表，并把修改后的信交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我说：“这样做对党有利。”
我在大儿子家住了10天，把写信给县委纪委的动机、写信的内容都给他讲了，并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听了之后，心服口服，也表示了承认错误。当然，他这次承认错误这么顺利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当时正巧他们药材公司在地区举办了一个干部学习班，我儿子刚刚学习回来才几天。他对我说：“爹，我通过3个月的学习，深深感到别人的水平都比我高，工作能力也比我强。请你老原谅我，我今后要吸取教训。”我说：“那好哇，我希望你端正态度，改正错误。我这次回来有两个打算，我原先估计你不变，也可能变，现在看来你变了，我希望你变。”在临回沈阳时，我还特意到县委汇报了他思想转变的情况，我同县委书记说：“这些天我的工作做了，很有成果，今后还要巩固，那就靠你们了，希望你们找他谈谈。”县委书记说：“那好，我们一定找他谈谈。”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任务。我虽然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我仍然还要从我自己做起，从我的家庭做起，管好自己的子女吧！
这是万华青同志最近一次讲
话稿的摘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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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航空工业部党组号召党员干部
学习万华青同志先进事迹
本报讯 11月7日，中共航空工业部党组发出通知，号召航空工业全体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万华青同志维护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的事迹。
通知说，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共产党员、离休老干部万华青同志维护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他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所应具备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部党组希望航空工业的全体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学习万华青同志的崇高品质，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从我做起，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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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威海市重视教育和安置刑满释放人员
本报讯 通讯员姚维俊、于吉林，记者晓渡报道：中共山东省威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教育和安置工作。自1978年至今年9月底，回到威海市的刑满释放人员共55名，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他们绝大部分表现较好，没有一人重新犯罪，有的还成了技术骨干、先进生产者。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威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多次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强调教育和安置好刑满释放人员，防止他们重新犯罪，对于争取社会治安好转的重要性。在研究部署这项工作时，要求对刑满释放人员做到政治思想上热情帮助，经济上同工同酬。市公安局对将要刑满释放的人，事先通知所在的社队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刑满释放人员回到公安局和派出所报到后，公安人员首先对其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并根据劳改机关的评审结论，将其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存在问题，转告他们所在单位，把管理教育任务落实到人。刑满释放人员中有技术的，也能发挥专长，生产中成绩突出的，与其他职工一样受到表扬和奖励，生活方面存在实际困难的，及时帮助解决。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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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化县大力宣传先进典型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湖北省光化县利用有线广播、幻灯、图片展览、组织先进人物巡回报告、印发典型材料等形式，大力宣传农业、工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上的1，200多个先进典型。这些先进典型中，有捐款1，000元支援生产大队购买拖拉机的5位农民，有三请不离山窝窝、立志农村作贡献的光化公社园林场技术员姚凤君，有义务为农民修理收音机2，200多部的薛集公社电话员张德香，有十二年如一日孝敬公婆的光化公社女社员杨秀华，有农民喜爱的一朵红花——县豫剧团团长汪爱枝，有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的县外贸局长戈文懋，有户卖万斤粮的张集农场罗清时和赵岗公社郭源忠等。这个县通过对这些典型的宣传，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雷一明 晏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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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阿城继电器厂共产党员杨顺义，原来只有中专水平。他刻苦钻研技术，近几年和同志们一起研制出14项新产品，经考核评定，被破格提升为高级工程师。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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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应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新形势
宜春县认真做好退伍军人安置工作
编者按：全国每年都有一批退伍军人回到农村，他们是农业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各个县都象宜春县这样，认真做好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就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为开创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贡献。
本报讯 记者易彩资、通讯员卢坤生报道：江西省宜春县在农村实行多种生产责任制后，积极采取措施做好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个县每年都有三、五百名退伍军人回乡。县政府把退伍安置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层层建立责任制。他们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省政府有关退伍安置工作的政策规定，确定把安置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并健全了组织机构。县成立了退伍安置领导小组和常设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干部。每年退伍军人回乡前，县政府都要从武装部、公安、经委、粮食和供销等部门抽调有关领导参加办公室工作。同时，公社、大队都有人具体分管这项工作。
近年来，这个县在社队企业中先后安置退伍军人共520多人，其中有汽车驾驶员、拖拉机手、民办教师和农业技术员等。目前，这个县有130多名退伍军人当了大队干部，有七十多人被推荐担任县、区级领导和专职武装干部。
宜春县还采取多种办法帮助退伍军人劳动致富，及时给他们分配了责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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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岂能如此“以毒攻毒”
游子
“你这人怎么这样，用枕巾擦皮鞋？！”某旅店服务员拎着脏枕巾拉住一位即将离店的旅客责问。
“这么脏的枕巾，你们也不换洗，我不把它擦得更脏些，你们准得继续给旅客用！”客人强辩道：“这叫‘以毒攻毒’，懂吗？”
旁观者有人批评客人缺乏社会公德，有人批评旅店不注意卫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药物学中确有“以毒攻毒”一说。但是，把它搬到社会领域，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原则或手段，就大谬不然了。俗话说得好：“两个错相加，并不等于正确。”对待别人的缺点、错误，不持善意规劝、严肃批评的态度，而是“以毒攻毒”，只能扩大、激化矛盾，完全不能使对方折服。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矛盾，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态度，分清是非，达到团结，决不能“以毒攻毒”，以致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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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经济衰退的趋势及影响
魏大业
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由于多种原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曾持续高涨。台湾省的经济在外国资本的扶植下，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9.3％。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以后，台湾经济则出现了时起时伏，总的增长速度日趋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的状态。现在看来，台湾过去所经历的“黄金时代”已成“明日黄花”。自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所开始的经济滞胀交织并进的局面，至今仍持续未已。人们对当前经济的“低沉、不景气、萧条”，充满“无望感”。
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衰退”
这次台湾经济的下降趋势，在第二次石油危机震荡下，实际上于1979年初就已开始，其经济年增长率几成直线形下降：1979年从1978年的高峰13.9％下降至8.1％，1980年下降为6.6％；1981年再降为5％（原估计为5.5％）。今年以来，第一季度为4.3％，第二季度为3.5％，第三季度估计为3.1％。而实际上，其严重程度要远超过官方公布的这些数字。与此同时，城市消费物价的年增长率也不断上升，1979年从1978年的5.8％升至9.8％，1980年升至19％，1981年仍高达16.3％。今年以来，为稳定社会人心，台湾当局不惜以加重经济衰退为代价，进一步抽紧银根，使物价年增长率大体保持在1978年“低度膨胀”的水平。日本一家周报说：台湾已“遇到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
台湾本来以农业为主，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自六十年代，在外资扶植下大搞加工出口经济以来，很快便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周期循环的经济危机和经济风暴之中，而且，一次比一次范围大，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第一次石油危机所触发的经济衰退本来就是台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影响之大，至今“仍使人难忘”，而这一次又远超过上一次。
这一次的经济衰退，与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相比较，除共同点都是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交织并进外，其主要不同点是：（一）从时间看，上一次从衰退到复苏共两年多时间；而这一次即使从1979年第二季度算起，也已经三年多了。
（二）从过程看，上一次来势凶猛，由重到轻，好转较快；而这一次则是由轻到重，长期停滞，直到现在还在“谷底徘徊”。
（三）从为害看，上一次受影响的面较窄，主要是纺织等业，其他如水泥、电子、电机等出口还续有增长；而这一次正如台报所称，“它的半径几乎触及到台湾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层面”。（四）从抢救措施看，上一次因衰退前曾经历多年的景气年代，底子厚，所采取的抢救措施收效快；而这一次衰退前的好景不长，底子薄，元气还未完全恢复，却又面临一次新的危机，因而尽管一个措施接一个措施，而景气不佳如旧。
基本难题何在
台湾经济这种严重的衰退趋势，集中地反映了经济结构本身存在的问题。它是劳力密集型的、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简单加工装配性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对外依附性大，经不起包括石油危机在内的各种国际经济风暴的袭击，目前其产品也不再象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那样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此即所谓“内忧”。另一方面，当前西方经济长期萧条不振，发达工业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主义盛行，香港、南朝鲜、新加坡等与台湾竞争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在发展与台湾相类似的劳力密集型工业，从而迫使台湾现有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日趋缩小，这对以外贸为“生命线”的台湾来说是一大威胁。此即所谓“外患”。
为摆脱困局和谋求出路，台湾当局早在十年前就已提出发展重化工业或实行“工业升级”。所谓“工业升级”就是改造台湾经济结构本身，使现有的劳力密集型工业改造为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使现有“简单”、“初级”、“低层次”、“附加价值小”的加工装配，改变为较“复杂”、“高级”、“多层次”、“附加价值大”的加工装配。一句话，提高台湾现有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
然而，台湾当局关于“提升产业结构”的口号，已喊了多年，却始终提不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资金问题。台湾当局制定的“十年经建计划”，实际就是工业升级计划。据专家们匡计，要实现这一计划，最少要一千五百亿美元，约等于过去三十年台湾全部固定资本投资的三倍。此类资金，大部要靠民营企业投资，而民营企业因此类工业所需资金多，风险大，回收慢，加上台湾“前途未卜”，经济“前景不妙”，因而多裹足不前，甚至千方百计将资金抽逃至外国。1981年，台湾民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率已从前两年平均的35.2％降为6.8％，官方投资更从1979年的41.8％降为4.6％。台报说：台湾这种“投资不足和资金外逃”的现象，已使经济患上“恶性贫血症”。现在是“面色苍白，虚弱无力”，长此下去，将“难保不会休克而死”。
二是科技问题。过去主要搞劳力密集型的加工装配，技术比较简单，花钱不多就能买来，一直靠吃现成饭，忽视基本科技和应用科技的研究。稍微尖端或重要一点的技术项目都被以“技术合作”名义控制在日本和美国人手里。现在要搞工业升级，一缺高级科技人才，二缺现代化技术设备，三缺规模较大的近代化企业。台湾中小企业共五十余万家，约占整个工商企业的98％，要在如此分散、规模狭小、人材缺乏、设备陈旧、生产和管理技术都很落后的中小企业的基础上来实现工业升级，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蒋经国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就长期而言，我国（台湾）经济本质的主要的弱点是技术进步缓慢。”
总之，“后有追兵，前无去路”，这就是当前台湾经济所遇到的基本难题。前者，是指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加工出口优势正在为新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取代；后者，是指限于资金、技术等各种条件，要把台湾的分散落后的小规模企业，改造成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大工业，是很困难的。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工业中，台湾虽更侧重于机械、电子、电机、咨询等能源消耗少、附加价值大的策略性工业，然而由于它对于科学技术的要求更高，困难也更多。
目前台湾经济所遇到的这些困难不是偶然的，它是台湾当局近二十多年来片面畸形发展加工出口工业的必然结果，是这种经济形态本身所固有的脆弱性、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
趋势、后果及影响
台湾经济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当前经济的衰退趋势、后果及影响如何？我们且作如下初步估计：
（一）台湾经济对西方国家依附程度甚高，而目前美日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正走下坡，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日趋深刻和严重。在此情况下，台湾经济不可能有大的好转。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较过去大大降低。台湾“经济部长”提出的要在1985年前后使经济结构有一个较大的改善，以及要使今后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大体保持在7.5％左右的水平等设想，肯定要落空。
（二）台湾当局谋求出路之道，只能是进一步的投靠和依附西方国家。美、日等国的垄断资本为谋摆脱自身困境，也在加紧向台湾转嫁经济危机，把自身淘汰的陈旧设备折价运往台湾。从1979到1981年的三年经济不景气中，美日等西方资本无论在对台私人直接投资、中长期贷款或与台湾搞“技术合作”方面，都大大超过前三年的景气时期。其中私人直接投资由年平均一亿一千万美元增至二亿六千万美元，中长期贷款由六亿余美元增至九亿余美元，技术合作由九十余件增至一百三十余件。今后，随着台湾经济危机的发展，台湾官资、财团和外国资本之间的勾结将会继续加强。台湾一切挽救危机的措施，都不会象当局所吹嘘的那样是“增强独立自主”，而是更加“依附于西方经济”。
（三）在经济衰退的冲击下，台湾的外资、官资和私人财团这三大资本，与当地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日趋表面化。三大资本联合一致，转嫁危机，直接受害者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台湾近年有所谓“赵耀东经济路线”之称，其基本点之一，就是“不再保护民族工业”，实即不再保护中小企业。近几年来，三大资本里应外合，倾销产品，垄断价格，独占贷款，被兼并或挤垮了的中小企业估计最少在十万家左右，减产或处于半歇业状态者更多。中小企业主们过去是一片“叫苦声”和“呼救声”，而今是一片“埋怨声”和“谩骂声”。不满情绪和离心倾向在增加。为求摆脱困境，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与祖国大陆进行通商。
（四）台湾的工农劳动大众和广大消费者，是外资、官资和私人财团三大资本转嫁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即使在目前如此不景气的条件下，三大资本的利润仍然是很高的。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1980年在台侨资外资获取的利润为四亿五千万美元，平均利润率达16％，剩余价值率达253％。全台湾一百家最大民营企业，1980年的平均利润率亦达15％，资产总值一年内由八十四亿美元增至一百亿美元。而广大工农大众因失业增加，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度日更加艰难。现在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仅十万余人，连台报都认为这是“玩弄数字游戏”，而实际失业、半失业的人数几乎是此一数字的十倍，超过一百万人。
（五）在经济衰退冲击下，台湾由于失业、半失业者增加，游民与黑社会组织日趋活跃，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各种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率急剧上升。以八十年代初与五十年代初比较，一年内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数计增加2.7倍，平均每天由三十余件增至一百四十余件。目前，台湾的社会问题多如牛毛，卖春、贩毒、吸毒、赌博、诈骗、抢劫、行凶者比比皆是。成百上千的婴儿和妇女被当作商品暗里“出口”。平均每年有近两千人自杀。台报惊呼，台湾已进入“道德堕落的危机时期”；“经济犯罪案件的增加，实则是经济基础动摇的开始”。
目前的台湾经济已进入近三十年“历史上罕见的”艰难时期。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望振衰起蔽，再创新局。经济牵动整个社会的人心，这对一向注重经济、并以此作为自保求存和稳定社会支柱的台湾当局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打击。今后三五年内，台湾经济结构若仍无较大改善，很可能会呈现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