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党和人民的金融事业家
——忆曹菊如同志
乔培新 崔光 尚明 詹武 陈心波 夏鸣
曹菊如同志是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店员家庭。因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辛亥革命后，曹菊如同志受反帝反清思潮的影响，立下了“富国强兵”的志向。五四运动时，为生活所迫在江西作店员的曹菊如同志结识了邓子恢等同志，开始看到《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接受了进步思想，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因曹菊如同志写文章揭露资本家投机发财的内幕，受到他们严重的打击，后来不得不出走南洋。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革命志士到了南洋，他接触革命同志日多，在印尼等地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华侨爱国组织救国会，从事进步活动。曹菊如同志在南洋六年，于1930年离开南洋，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维埃国家银行创始人之一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召开，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9月，召开了闽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设立闽西工农银行。邓子恢、曹菊如、赖祖烈等七同志为银行筹备委员。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城正式成立。曹菊如同志是闽西工农银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时，闽西根据地在敌人不断围剿下，条件很困难，在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他和同志们一起正确执行了党的金融政策，较好地完成了政府规定的任务。闽西工农银行对繁荣苏区经济，支持军需民用，发挥了很大作用。曹菊如等同志参加革命前都未搞过银行工作，当时也无有关银行的参考资料，但他们善于钻研，从实践中学，制定了收款单和付款单办法，分清了会计和出纳的责任；接着毛泽民同志托“交通”在广东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经曹菊如等同志一起研究，终于建立了一套银行会计、营业、出纳等方面的制度，为以后建立国家银行业务做了准备工作。
1931年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于11月在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1月，曹菊如同志奉调去瑞金，帮助毛泽民同志筹备国家银行。在行长毛泽民同志领导下，筹备工作进行得迅速、顺利。到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开始营业了。到同年冬，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当时，以党、政、军机关和国营企业为主要对象的银行存款、放款、汇兑业务都有发展，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发展，开展了对白区的贸易，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但当时处于革命战争时期，银行最主要的任务是为财政服务，通过财政以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曹菊如同志协助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为建立国家总金库，整顿税收，统一财政，制订财政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普设分支机构和培训财政、银行干部做了许多工作。有的后来进入中央苏区的人指责财政部不应发向地主、富农筹款的指示，曹菊如同志同邓子恢、毛泽民同志一起，抵制了这些人错误的指责。同时，在当时十分困难的环境和完全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初步草拟了金库条例，建立了一套金库制度。
1934年10月，曹菊如同志参加长征。他是没有马骑，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的干部。长征时，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毛泽民行长任政治委员，队长是袁福清同志，曹菊如同志是支部书记。这个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其中有几十担银行自造的白洋，几十担票子和一批印票子的机器、材料等。从闽西、赣南出发，经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省，历尽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在过草地前，国家银行大队的同志已分散到其他部队去了。最后剩了两担装有黄金等贵重物品的担子，是由曹菊如同志和两位运输员同志护送过草地到毛儿盖的。途中粮食很缺，他们吃了3天生麦，终于保护住了红军的贵重物品。银行干部参加长征的14人，路上死亡了6人，到陕北时，只剩毛泽民、曹菊如、钱希钧、曹根全、任元志、黄亚光、郭金水和迟一年才到陕北的莫钧涛。
理论联系实际的榜样
1937年冬，经国共两党协商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原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政府任命曹菊如同志为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边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发行货币与经营光华商店”。当时，受国共两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协议的限制，边区银行不能发行自己的票子。可是也不能让法币充斥边区市场，而且当时辅币十分缺乏，群众被迫以邮票代替辅币使用。于是根据市场流通需要和群众要求，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批准，用“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开始发行了一分、二分的辅币，逐渐增发到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以至七角五分的各种辅币，其作用实际是主币。到1940年冬，边区城乡基本上已全部流通“光华商店代价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边区银行一手发行货币，壮大资金力量；一手抓物资，以兑换的法币，组织物资进口，保障军民供应，从而巩固了边币的币值。对于这种边区银行与光华商店相辅相成的做法，有人讽刺为“商业银行”，毛主席曾肯定并表扬了这种做法。1941年3月，代替曹菊如同志主持边区银行的同志，离开了边区的具体情况和历来巩固边币的成功经验，仅一年多的时间，物价上涨，边币贬值。后来，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才使边币又重新占领边区市场。在这个时期里，曹菊如同志遵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长期货币银行工作的实践中，探索到边币和法币比价变动的一些规律，从而提出确定和相对稳定合理比价，巩固和扩大边币流通阵地等卓越的见解，为货币问题上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作出了榜样。不久前，陈云同志在人民银行总行编的文稿中题词，称赞曹菊如同志“在延安时对货币的作用有过卓越的见解。在这方面还是我的老师”。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曹菊如同志刚割过阑尾，但接到中央要他去东北解放区的命令后，即抱病登程。在行军途中，曹菊如同志以巨大的毅力强忍着伤痛，精神十分感人。1945年冬，曹菊如同志冲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到了承德，由于国民党扩大内战不能前往东北，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就留他在承德工作，曹菊如同志毫不计较名誉地位，担任了冀热辽分行的行长。
1946年，冀热辽地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中，并与晋察冀老区隔绝，斗争十分艰苦。曹菊如同志主张，在金融上要象在陕甘宁边区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一样，来个“金融割据”，要求中央批准发行冀热辽地区的钞票。曹菊如同志的主张，虽未能亲自付诸实施，但后来在冀热辽中央分局的领导下，筹建了长城银行，发行了“长城券”，对支持冀热辽地区的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受到党的赞许。1948年冬，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建立了东北统计局，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统计机构，曹菊如同志任东北统计局局长，对创建我国的统计制度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曹菊如同志曾任东北银行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的具体筹划下，东北地区的金融事业有了很快发展。
新中国金融事业的优秀领导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同志开始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不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等职。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他亲自作调查，根据调查的大量材料和数据，认为关键是迅速改变因战争形成的城乡交流停滞，发展城乡工农产品交流。为了促进城乡交流顺利进行，银行着手建立了发行库，办理城乡之间的汇兑。1955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他具体主持全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混合流通，无差别兑换等措施，并精心细致地进行了准备工作和兑换工作，对货币的正常流通和币值的长期稳定，都起了重要作用。曹菊如同志还非常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对于财政、信贷、物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极深刻的研究，并用以指导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曹菊如同志对建立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曹菊如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忠诚革命战士，是享有很高威信的优秀领导干部。他一生中经受过几次“左”的错误的打击，也对左倾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是深恶痛绝，坚持了高度的党性原则。曹菊如同志逝世一年多了，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5版()
专栏：
优秀的党员 忠诚的战士
——记陈一帆同志
程子华 徐运北 田坪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陈一帆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7年9月28日含冤逝世，终年53岁。在他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这位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
战斗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第一线
陈一帆同志，辽宁海城县人，童年家贫如洗，青少年时代就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关内，在他二哥的帮助下，在北平上了中学，毕业后入中国大学。1935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以后，又多次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每次游行示威都走在队伍的前列。“一二九”以后，中国大学学生会成立，他是学生会组织的护校纠察队的负责人之一，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国民党特务分子开展了顽强的斗争。1936年2月21日，中国大学同学在校内举行欢迎南下宣传团返校群众大会，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一帆同志以纠察队负责人身份，与军警周旋，保证了大会的胜利召开。当天会后，反动军警闯入校内进行大逮捕，一帆同志率领群众与之搏斗，使一部分同志乘机逃脱。大家对他的勇敢机智，都很钦佩。有一位当年同他一起战斗的老战友，用“遥忆华年同战斗，君挥铁臂最前头”的诗句，追忆当年陈一帆同志英勇斗争的情况。通过严峻的斗争考验，1936年3月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担任北平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秘书等职。从此，他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北平，他利用当时在北平作官的二哥的住宅为掩护，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做了不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陈一帆同志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党需要他到哪里，他就战斗到哪里。“七七”事变前夕，北平地下党疏散，按照党的指示，他转移到晋察冀边区。临行前，他对结婚不久的爱人王坚同志说：“我要到前方去抗日，此去生死难知，你要深明大义。”在他的影响下，后来王坚同志也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一帆同志受党的派遣，到对敌斗争最残酷的晋察冀二分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以秘密党员身份先后在国民党新编第二师政治部和牺盟会五台中心区工作，向友军宣传团结抗战，为我方秘密递送情报，对影响孙殿英和阎锡山部军政人员参加抗战，作出了较好成绩。以后，他继续在晋察冀边区从事党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到1941年，他先后任崞县和五台县县委书记，对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两个县进行了整顿，领导了五台两次反
“扫荡”战役。1942年到1944年，他先后在二地委河南、河北分委任领导职务，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接
着，他又被派往环境十分艰苦的雁北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在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打开了大同、阳高县一带的局面，进而挺进绥东。
日寇投降后，陈一帆同志受党的派遣，组织干部
团，日夜兼程，经张家口、承德开赴东北，为开辟辽南解放区而战斗。当时辽南地区是敌我激烈争夺的重要战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战争环境艰险复杂，陈一帆同志始终保持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1946年5月，国民党军在东北大举进犯我解放区，蒋介石于5月23日亲自飞往沈阳督战。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我辽南解放区的进攻，我军对分驻于辽南海城、鞍山、大石桥、营口一带的国民党第60军184师进行分割、包围，同时利用蒋军内部派系矛盾，争取该师起义。在此情况下，当时担任辽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陈一帆同志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带领3名警卫员，前往海城火车站，同国民党184师师长潘朔端进行谈判，宣传我党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前途，促成了潘部于5月29日的起义。国民党184师的起义，是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上第一个国民党整师的起义。它使当时没有一支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沈阳市门户大开，震撼了东北战场上的蒋军，鼓舞了我军的斗志。
忠诚党的合作事业
1949年10月，陈一帆同志调东北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供销社，并且使他们关心自己供销社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刘少奇同志曾提出，社员入社要交纳股金，并实行年终分红。这个建议遭到高岗的反对。陈一帆同志敢于坚持原则，顶住高岗“左”的干扰，坚决执行了刘少奇同志的正确主张。
1950年底，陈一帆同志调全国合作总社工作。他先后担任干部局局长兼组导局局长、理事会副主任。那时正当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初期，许多县以上合作社联合社正在筹建，大批新解放区的基层供销社正由点到面地组织起来，任务十分繁重。陈一帆同志在总社党组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有关合作社的方针、政策，作了大量组织指导和干部方面的工作。他坚持通过加强供销业务，紧紧围绕供销业务，按照以集镇或适当的大村为中心建社的原则，整顿、巩固老区供销合作社，发展新区合作社。为适应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他主持制定了基层社和各级联社示范章程，以及各项组织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针对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刚刚从武装斗争转移到生产建设，许多干部不熟悉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他强调认真抓好干部培训。在他的具体组织下，很快办起了总社干部学校，在几年当中培训了许多领导干部和业务干部，并为地方合作干校输送了师资。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1962年正当手工业战线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时候，陈一帆同志调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
他到职后，即到上海、南京、苏州、武汉、孝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他访问了手工业传统集中地区，听取了省、地、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察看了为数众多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工厂和手工业部门领导的国营工厂，同手工业老工人、老社员、厂社财会人员和干部进行了广泛交谈。他发现手工业集体所有制的调整还不够彻底，曾经不适当地转为国营工厂的一些手工业合作社，还没有调整回来，或者只改为手工业联社统负盈亏的合作工厂，“吃大锅饭”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为此，他组织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关于调整手工业队伍，巩固手工业合作社》和《关于整顿、巩固、提高手工业合作社的指示》等文件，主持修订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他提出，要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对手工业的所有制、组织形式、生产规模等进一步进行合理的调整；转厂过渡不适当的手工业合作社要坚决退回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种集体所有制形式应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合作社一定要办得名副其实，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要躺在国家身上，要替国家分担困难。
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
陈一帆同志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在1951年冬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作为全国合作总社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一帆同志在运动开始阶段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相当冷静，注意掌握政策。当时一位同志因被怀疑有重大贪污问题一度被隔离反省，一帆同志向有关同志交代，一定要重事实，重材料，只许动员，不许逼供。为了防止发生问题，他甚至搬到办公室去住，避免了发生大的问题。尤其可贵的是，一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专政对象”被隔离审查后，仍然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他生前曾对自己的爱人王坚同志说：“他们逼我说谁是叛徒，谁是特务，我不能胡说呀！……我说错了一句话，一个好同志就要倒霉。……宁可我死了，也不能坑害一个好同志。”事实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的日子里，在大会小会的残酷批斗和逼供、诱供直至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情况下，他只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没有冤枉一个好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当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时，无不为之感动。
一帆同志在长期工作过程中，不辞辛苦，不怕疲劳，一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论到省、市联社，还是到基层厂、社，都是亲自做笔记，提问题，问得很细，有时把基层领导干部和会计都问得答不上来。他不仅坚持做到不吃请、不受礼，不准搞“迎送往来”；而且十分珍惜地方人力，强调陪同人员要尽量减少，从不给地方添麻烦。1952年盛夏，他带领几名干部到中南地区出差，到达汉口已是中午时分，当地机关下午3点才上班，为了不给地方同志增加麻烦，他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临时休息。以后在武汉的日子里，他和同行同志都住在全国供销总社中南办事处的一间大会议室里，机关送来电风扇也被他谢绝了。五十年代初是这样，后来他当了全国手工业总社主任仍然是这样。1963年9月，他带领两名干部到石家庄出差，从市联社借了3辆自行车，到基层社、厂检查工作，都是骑车前往。
陈一帆同志对亲属和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经常教育他们要努力学习，热爱劳动，生活俭朴，爱护公物，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有特权思想。他的5个孩子常穿打补钉的衣服，有时孩子不愿穿，他就用“俗话说笑脏不笑破”等朴实的道理教诲他们。不论在齐齐哈尔还是在北京工作期间，他都带领孩子们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菜，并且向他们讲，这并不只是为改善生活，而是为增强劳动观念，增进同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支持和鼓励孩子们参加清洁队的背粪、倒垃圾等义务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他还常教育孩子们尊重司机和保姆同志，平等、热情地对待他们的子女。孩子们节日到大会堂参加游艺节目得到的小奖品，也被他动员送给公务人员的子女，这样的事很多。
第5版()
专栏：
一袋大米寄深情
张国琦
一位红军老战士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1936年7月，已有身孕的她随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了草地。草地的情景，真使人触目惊心！四野茫茫，经常笼罩着迷蒙阴森的浓雾。低湿地的草丛，掩藏着小沟，缓缓流着浅黑色的水。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圈”，如踏不稳，就会陷下，不易拔出。草地的天气，变化无常。对于经过半年转战，又刚刚翻过雪山，体力没有得到恢复的指战员，草地是又一道难关；对一位孕妇来说，困难就更显得突出。然而，最严重的困难，是缺粮断炊的威胁。
虽然红二方面军在过草地之前，曾在甘孜地区筹集了一些粮食。但甘孜以北，人烟稀少，物产也不丰富，筹粮十分困难。先行的红四方面军热情帮助，主动把粮食送给他们一部分，但每人只分到了一小袋炒青稞，最多只能吃一个星期。
进入草地的头几天，炒青稞可以充饥。没多久，炒青稞吃完了，大家只好吃野菜。由于他们跟在四方面军的后面行军，沿途连可吃的野菜也不多了。后来，有些部队只得以野草、牛皮和牛羊骨头当食品，有的同志甚至把草鞋上的牛皮烤一烤或煮熟来充饥。眼看产期就要到了，她心中很忧虑。
一天，刚走上一个小高地，她腹痛难忍，被同志们扶进一个小
“土堡”里。小“土堡”是先头部队为防备反动土司骑兵袭击，用土坯堆成的。在这里，她的第一个小孩诞生了。望着刚刚出世的孩子，她幸福地笑了。然而，当看到小孩那吮动着的小嘴时，她意识到，孩子想吃了。怎么办？要是有一点米汤给他喝上一口，该多好啊！
夜幕降临，天气也突然变坏了。雷电交加，雨雪纷飞，虽然有单层小帐篷，雨点还是从缝隙里飘进来，湿透了她全身，冻得浑身打颤。她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艰难地坐待天明。天亮了，温暖的太阳升起来了，奇迹般的事情忽然展现在眼前，同志们真的端来了一碗大米稀饭。原来，红军剧社的李伯钊同志路过时，听说有位女同志生小孩，就把自己仅有的一小袋大米留下了。这些米可以让小孩挨过草地。她接过了稀饭，心中很不安：“伯钊大姐自己怎么办呢？”望着小口袋，看看刚刚到人世间的孩子，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在今天，一小袋大米对于产妇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那时候，这就是生命。这位红军战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随着部队又艰难地走了一个来月，终于走出了草地。而伯钊同志自从把那袋大米留下以后，没过多久，自己就断粮了。以后靠吃野菜，坚持行军，坚持工作。在快出草地时，她实在坚持不住，倒在地上，是同志们把她搀扶出草地的……
听了这位红军老战士的故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二万五千里长征早已是过去的事了。但是，向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迈进的“长征”仍进行着，还会有各种艰难险阻横在我们面前。革命队伍中的那种纯真的革命情谊是多么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