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涧水尘不染 山花意自娇〔文艺回忆录〕
——忆柳青同志
林默涵
我早想写点什么来纪念柳青，他离开这个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相搏击的激荡的世界，已经四年多了。但拿起笔来，各种印象就不分先后地一齐涌到眼前，真是“思缤纷而不理”，不知从哪里写起，因而又累次地放下了笔。
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一本纪念柳青的文集，要我也写一篇，多次催促，我还是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来，只好把多年来关于柳青的一些不连贯的印象记在下面。
最难忘的是柳青临危时留给我的印象。四年前的6月12日中午，突然接到维玲同志的电话，说柳青病危，已经从病房转移到抢救室，要我赶紧到医院去。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连忙赶到医院，柳青已经神志昏迷，不能认识人了。医生说，他曾经停止心跳几分钟，刚刚抢救过来，现在需要立即请一些名医会诊。我通过卫生部沙洪同志找到了过去给柳青看过病的朱贵卿教授。这位教授自己也正患病在家里休养，当他知道了柳青的病况，立刻表示：我应该去。会诊以后，我们送朱教授上车时，他沉重地告诉我们：柳青同志的病太重了，也太久了，恐怕救不过来了！这使我们的心情愈发感到压抑和痛楚。然而当晚竟闯过来了，13日白天也平稳地过来了，我们以为也许还有救。到了下午5时左右，柳青的病情又突然恶化，血压骤降到零，5时12分，这位为人民、为党、为革命文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杰出作家的炽热的心，终于最后停止了跳动。弥留之际，他的爱女刘可风在身边。
柳青原名刘蕴华，陕北吴堡人。他很少讲自己的身世，我只知道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不过他能够出外上学，家里总不会穷到难以糊口。他的早期作品《在故乡》，大概是写他回乡的见闻，从中可以约略看到他家庭的情况，他的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勤勤恳恳的务农人（陕北叫做“受苦人”），日子还算过得去的。
我第一次看见柳青，大约是1940年的冬天，在延安杨家岭。那时我正在协助艾思奇同志编辑《中国文化》，这是党中央办的一个理论刊物，除了艾思奇同志，就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所以寄住在边区文化协会（也许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我记不清楚了）。一天早起，我下山散步，在山坡上遇见一个穿日本军大衣的生人，看得出是从敌后战场回来的。他个子瘦瘦的，脸庞黧黑，一双圆圆的眼睛仿佛含着羞涩。我们互相望望，却没有打招呼。这样的相遇有好几回。后来见的次数多了，就自然地讲起话来了，我才知道他叫柳青。我们竟然谈得很投合，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他都到我的窑洞里来聊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跟我谈话，至于我，是因为觉得他朴实，率直，没有什么派头，也不掩藏自己的毛病。他常说：我是个农民，在我身上有许多农民的缺点。而使我最感兴味的，正是他对于陕北农村的惊人的熟悉，他能够把陕北各种农民的性格、爱好、习惯等，如同讲故事一样描述得十分生动有趣，使人听得忘记了疲劳。
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逛光华书店，看到新来的重庆出版的刊物《文艺阵地》，翻开第一篇是小说《地雷》。柳青兴奋地说，这是他的作品。可是署的作者名字却是“柳倩”，我认识柳倩，我们曾经在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一起工作过，他是一位诗人。我说：不对吧，为什么署“柳倩”的名字呢？柳青很不高兴，深怪刊物编辑不该把名字弄错。也许因为柳倩已经知名，而柳青却还无人知晓，因而编者或校者想当然地把“柳青”改成了“柳倩”吧。但是，只要认真想想柳倩一直在大后方工作，从未到过华北敌后根据地，怎么可能写出反映敌后战斗的《地雷》来呢？就该不至于发生这样的差错了。
柳青买了一本刊物带回，当天晚上，他气冲冲地跑来对我说：《地雷》被国民党报刊检查官作了许多篡改。例如“组织”被改成“受训”；“八路军”被改成“国军”；“自卫队”被改成“壮丁队”；“军民合作打日本”被改成“抗日是国民的天职”；最奇怪的是把敌人的“扫荡”改成“骚扰”。这确实令人愤慨。后来我读了这篇小说，还是深受感动，尽管它受到了检查官老爷们的无理糟踏，却终究改变不了它所反映的敌后军民为保卫国土而战斗的伟大气魄。相形之下，只是更显露出国民党老爷们的愚蠢、怯懦的丑态罢了。
《地雷》并不是柳青的第一篇作品，他早在上中学时期，就开始练习写作了。1936年他以柳青笔名在一个中学生文艺刊物上发表散文《待车》。这篇散文不足二千字，写了一群在反共内战中负伤的国民党士兵（大概是东北军），在西安车站待车被转到别处去的情景。从这极小的一角，可以使人联想到很多，想到这一群伤兵的悲惨的命运，想到他们对于被迫打内战的无言的憎恨，想到他们对于失去的家乡的怀恋，……柳青一开始写作就表现出他的模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表明他具有摄取一点反映更多东西的本领。
在创作《地雷》的前后，他还写了《误会》、《牺牲者》、《一天的伙伴》等等，都是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牺牲者》写了几个战士对于牺牲了的伙伴的深挚的感情。这些战士都是穿上军衣的农民，他们带着浓厚的农民气质：质朴、固执、惊人的耐苦力，还有一些落后的意识。这说明柳青是很了解农民的，他确实是农民的儿子。但是，他并不以为自己“出身农民阶级”，就用不着到群众中去吸取营养，丰富创作源泉了。他在延安呆的时间不长，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到了绥德；1943年春，他到了米脂县农村当乡文书。他说：这时才算真正下农村做实际工作。在这以前，他虽然到了农村，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因为并没有进到农村的实际工作中去，而只是为写作搜集材料，“观察”生活；也就是说，他还不是生活漩流中的一分子，而是岸上的旁观者。“短短一两个月工夫，并不和群众发生实际的接触，只靠耳闻笔记的材料，就想写出反映阶级斗争的艺术作品，不说现在过了将近十年，就是过了一年我真正接触实际以后，也已经知道这是可笑的了。”这是他后来的自白。这比起那些认为无须到群众生活中去，坐在家里灵机一动就能写出伟大作品，并且创作源泉永远不会枯竭的作家来，自然是很不足道的。但柳青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的。他说他理解这一点，不仅是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而且是“被现实逼迫”出来的。正是这一“逼”，才使他后来成为最熟悉农民，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典型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亘古未有的深刻变化的杰出作家。几年乡文书生活中的观察和体验，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基础。
1944年夏，我从延安到米脂探亲，顺便去看柳青。从米脂县城到他住的吕家?乡，要翻过几道山梁，到达那儿时已是黄昏，一弯新月已经升起。柳青对于我的意外到来，十分高兴，立刻吩咐他的老伴杀鸡蒸馍招待我。当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多，灯油干了，又点上蜡烛，山村的夏夜颇有凉意。他兴奋地告诉我农村斗争的复杂性和他的创作打算。第二天早起，他带着我在村里串门，后来走到一个地主家里，那个地主老头正在吃饭，看见柳青和我进来，赶快从炕上下地，作了一个揖。我看那地主吃的饭菜并不怎么好。离开地主家以后，柳青对我说：陕北的中小地主，大多是吝啬鬼，有钱舍不得吃，都窖在地下了。
我在柳青的村里盘桓了一整天，临别时，我给他留下了一首小诗，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几句：
麻鞋粘杂草，攀越访故交。
涧水尘不染，山花意自娇。
相逢纤月上，对语烛光摇。
为塑英雄像，何辞沥血劳。
这里的“涧水”、“山花”，含有双重的意思，既是纪实，同时又暗喻柳青的不慕繁华、不求名位的淡泊性格。但我没有把这点意思告诉他。
我向柳青告辞，他怕我迷路，又怕我被狼吃掉，送我走了很远，直到我走上大道，他才回转。我问他：你一个人回去，不怕狼吗？他说：这条山路我走惯了，有办法对付它们。
就在这年年底，我从延安到了重庆，在《新华日报》社做联系读者的工作，后来又编《新华副刊》。不久日寇投降，接着爆发了内战，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调动大军进攻解放区。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关山阻隔，音信难通。后来却在香港看到了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使我极为惊喜。柳青向我描述过的许多人物，而今又活跃在书中，我仿佛回到了陕北的农村，又看见了涧底的清流，坡上的野花，重新闻到曾经哺育过我，使我获得新的生命、新的思想的高原泥土的气息。
1949年9月，我从香港回到北京，柳青也在这里。我们真没有想到能在北京见面，谁料得到解放战争会这么快取得全面胜利呢？他告诉我，抗战胜利后，他到了旅大，在那里写成了《种谷记》。1947年赶回陕北参加解放战争，目前正在写一部反映西北战场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铜墙铁壁》。
《种谷记》围绕变工种谷这件事，描绘了农村中各种不同性格的农民的心理、打算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写了新与旧的斗争，新的如何艰难地前进，旧的如何挣扎着后退，显示了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熟悉程度和描写本领。但小说的故事发展缺乏波澜，多少给人以单纯刻画人物、展览人物的印象。正如后来柳青自己说的：在《种谷记》中“我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我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之嫌”，这是由于“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之故。又说：“我在新的小说《铜墙铁壁》里作了最大的努力，有了一些改进。”
这是确实的。作者在《铜墙铁壁》这部小说中，绘制了一幅威武雄壮的战争图画，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的结合，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作品的中心思想表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并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这里还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这是在长篇小说中首次描写革命领袖人物的成功的尝试。比起《种谷记》来，对于人物已经不是虽然细腻却流于平面的描写，而是在人物的行动和斗争中来树立他们的形象了。在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
柳青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我很为他高兴。同时，我也对他提出了一个希望。我说：现在文艺界有一种风气，就是有些人写了一篇作品受到称赞，就马上大写“我的创作经验”，甚至“我的创作道路”，其实，才写了一篇作品有多少经验可谈呢？更说不上什么“道路”了。希望你不写这种东西，等到八十岁真正有了较多经验时再写不迟。柳青很同意我的意见，直到他死也没有看见他写过这种文章。据说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三不主义”，其中一条就是不介绍经验，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在我所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中，柳青是我的诤友之一，我和他可以没有顾忌地互相提意见。他的直率的开门见山的批评，往往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缺点和弱点，使我受益匪浅。
多有不自满的作家，才会有使读者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作品。柳青就是一个在创作上不知满足的作家。他说过：“文章的作者如果喜欢听赞扬的话，不喜欢听不满意或不满足的话（敌意的毁损例外），甚至对说了这种话的人记恨，这种人是注定没出息的。我始终不甘心做这种人。”他知道：只有到群众生活中去，才能找到创作的活水源，才能找到滋养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的维生素。他说：“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改造作家。在生活里，学徒可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他认为一个作家不能借群众成了名，就脱离开他们。那种以为曾经同群众结合过一时就够一辈子受用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因此，《铜墙铁壁》一脱稿，柳青就又卷起铺盖回到陕西农村去了。他总是往下钻，而不肯漂浮在上面。
这回柳青选择了长安县皇甫村作为生活根据地，把全家也搬到那里去落户，他并且担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的工作，经常拄着一根打狗棒到各村奔波。他不是群众斗争的局外人，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斗争，在斗争中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人们亲切地叫他“柳书记”，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心事，都去找他交谈，请他帮忙，甚至娃娃头上长疮怎么治疗，也来请教他。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民和生活并没有吝惜给柳青以应有的报偿。在人民的哺育和生活的滋养下，经过了几年紧张、艰辛、呕心沥血地劳动，柳青终于写成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写的是西北终南山麓农村中的贫苦农民，从旧时代渴望创一份可怜家业的梦想的破灭，到迎来了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合作化道路的伟大事变。俗话说“创业难”，在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处处使人感到它的艰巨性。它不但遭到敌对力量的反对、破坏，而且受到自己人中间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阻碍。个体农民由于千百年来侷处于零星分散状态，因而形成的狭隘心理和保守观念，是很难改变的。这场斗争比土地改革还要复杂得多，更多的要靠思想教育，靠合作生产优越性的示范，来说服和吸引农民自愿地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创业史》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激烈变化，虽然还只是第一部，却以它气势的磅礴，描写的细腻，思想的深邃，对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特别是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形象——梁生宝的塑造，赢得了广泛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还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受到国外读者的好评。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有些人说：《创业史》宣传了错误的政策，梁生宝不是先进人物典型，而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物。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首先，把生产责任制与农业合作化对立起来，把前者看成是对后者的全盘否定，既不符合党的农业政策，也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因而是荒谬的。中央明确指出：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这种新的劳动方式适合我国农村的情况，能够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持实行并逐步完善。要克服过去在指导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如侵犯社队的自主权，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体副业，限制集市贸易等等。然而这决不是要否定合作化。其次，应该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很明显，如果土地改革后，不实行农业合作化，就不可能巩固土地公有制，农村就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富农姚士杰之流就会重新骑在贫苦农民头上，也就不可能实行今天的生产责任制。因此，农业合作化把我国广大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创业史》作为记录了我国历史巨变的壮丽画卷，它将会在文苑里留传下去；梁生宝作为一个站在历史巨流前头的先进农民的形象，也决不会失去或减少他的光辉。
关于生产责任制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问题，应该留待经济学家们去论述。我们知道，《创业史》并不是解释某种经济政策的教材，它写的是人，是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他们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活动和纠葛。那些认为《创业史》宣传了错误政策的人，正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政策的图解，因而认为政策一有变化，作品也就没有意义了。抱着这样的态度去评论作品，就会把许多好作品都否定掉。
柳青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很严格，总是改了又改，精益求精；他对个人生活方面的要求也很严格，总是力求俭朴，同群众打成一片。他带了一家人到皇甫村安家落户，住的是一座破庙改建成的房子，他家的生活水平，也和当地农民差不多。柳青过着这样清苦的生活，在皇甫村整整住了十四年。《创业史》出版后，他把所得稿费全部捐给了公社，公社用这笔钱办了机械厂。
柳青对于穿着更是随便，他和关中的农民一样，夏天戴顶草帽，冬天戴顶毡帽，上身是中式的对襟布褂，脚穿纳底布鞋，剃光了头，蓄两撇小胡子，看上去活象一个庄稼老汉。因此，也闹过一些笑话。比如，他到城里开会住旅馆，就有过不让他进电梯的事。柳青对此一笑置之。
十年动乱中，我跟柳青完全隔绝了。我是最早被揪斗、被关起来的人之一。整整九年，我被单身囚禁在一间屋子里，窗玻璃上涂了白漆，还遮着窗帘，只有最高一层窗格子，可以透进一点光亮。没有书籍，没有纸笔，也没有人说话，只是呆坐着，在悬念、回忆和幻想中艰难地度过漫长的日子，这是怎样一种生活呢！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长期单独禁闭人，因为长期的精神孤独，可以使人发疯。我记得在百无聊赖中，曾诌过一首怀念友人的诗：
秋风瑟瑟雨丝丝，坐对囚窗欲暮时。
雁过长空音讯断，云封别浦梦魂驰。
谁教急管吹愁曲，我自低吟托远思。
黯影森森笼四壁，月华一线上征衣。我那时的心情虽然有点怆然，却并没有绝望，“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沉沉黑狱，终不能完全遮断一线光明。
柳青的影子常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挨斗了。我想：他一直住在农村，除了写作，既不当“官”，也不大发表什么言论，该不至于被揪斗罢。谁知道他也一样逃不出这个劫运。1975年夏天，我被流放到江西后，才陆续听说他曾被揪到西安游斗，他在皇甫村的家被捣毁，老伴被逼死，他自己也几乎活不下去。后来周恩来同志过问柳青的情况了，才保住了他的命。邪恶势力毕竟没有能把他压倒，他学会了“在困难中微笑”，坚韧地活下来了，他相信“四人帮”必然垮台。
然而，柳青虽在困难处境中，还是一直关心着我，悄悄地打听我的下落。1972年后，我的老伴从监狱释出了，一次柳青偷偷来京，托人把她找去，详细地询问我的情况，但我的老伴也知道得很少，只有相对唏嘘，柳青不禁落了泪。自从我被送到江西后，可以和家里通信了，但我没有给他写信，当时在“四人帮”的淫威下，我们通信是有危险的，我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来。
1977年底，我得到我所尊敬的同志和爱护我的朋友的帮助，才得以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1978年5月初，正是小麦扬花季节，柳青的严重哮喘病不能适应，不得不离开陕西来北京治病，住在朝阳医院。我去看他，十多年未见，真是恍如隔世，悲喜交集。然而，别来多少事，相见反无言，我们都不愿意谈论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我看他身体十分衰弱，只劝他好生疗养，什么都不要想，把病治好了，好重振旗鼓，写完他的《创业史》。
1978年5月底，召开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准备恢复被“四人帮”砸烂了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柳青因病不能出席。我为筹备这次会议，忙得焦头烂额。我想他一定很关心这次会，挤出时间去看了他，告诉他会议的情况。我觉得他的气色、精神都好得多了，心里很高兴。他也很兴奋，并说：在十年浩劫中，因为不能写作，倒有时间思索了许多问题，不仅对文艺工作，而且对政治生活、经济建设等等，都有许多想法和看法。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我们相约待会开完后，好好谈一谈。谁知这个愿望竟未能实现，而且永远不能实现了，他永远把他思索的成果带走了。
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但立志要用自己的作品来推动生活的前进，而且直接参与了改造生活的斗争，但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干预生活”。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他自己参加创造的生活。他关心农民的牲畜的饲养，同基层干部一起编写了《耕畜三字经》。他认真地观察和研究了陕北地区的气候、土壤和地形的特点，提出了改变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的建议。这个建议从实际出发，有科学根据，受到了农业科学家们的重视。只有真正属于人民的作家，才会这样关心人民的利益。而不关心人民利益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有利于人民的作品的。
柳青爱人民，人民也爱柳青。我不能忘记，柳青追悼会后大家向他的遗体告别时，哭得最伤心的是从皇甫村赶来的一位农民，他坐在灵堂门前，哭成了泪人，这是皇甫村派来吊唁柳青的代表。柳青生前嘱咐，将他的骨灰一半留在八宝山，一半葬在他长期生活过、斗争过，同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血肉情谊的皇甫村，好让他永远同他们在一起。他的子女们照他的遗嘱做了，这是足以告慰于他的。
柳青同志，你安静地长眠吧！人民不会忘记你，祖国不会忘记你，因为你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你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儿子！
1982年9月末——10月初。
第5版()
专栏：
要重视深入生活的问题
本报评论员
深入生活的问题，看来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今天要重新强调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创作，与我国迅速发展着的生活和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着的需要相比，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反映生活的广度来看，虽然文艺创作的题材比过去是丰富了、宽阔了，然而，人民群众在各条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昂的劳动热忱、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的事物、新的人物以及所遇到的不少重大的生活矛盾，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显然，这与作者的生活视野还不够宽阔，对不少生活领域不熟悉或不够熟悉有关。从反映生活的深度来说，不少作品比较肤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而没有往深处开掘，显得一般化；还有一些作品任意编造，漏洞百出，根本经不住推敲，显然，这也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不够细致深入，生活积累不够丰富厚实有关。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发展，不能不重视深入生活的问题了。
作家、艺术家到生活中去，关键要在“深入”上下功夫。有的同志提出，作家不必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串串门，聊聊天，这样的方式比之长期蹲点的方式，了解生活可以更多一些、更快一些。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欠全面的。作家到生活中去，可以根据各人的特点和条件，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在这方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求。但是，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要达到“深入”。跑马看花不能代替下马看花，道听途说不能代替自己的亲身实践。生活不是浅矿，作家不“沉”到生活里去，蕴藏在生活深处的新的事物、动人的东西、闪光的精神是难以捕捉到的；要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敏锐地看出生活的发展趋向，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希望一些作者，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作者，不要满足于在生活的浅滩上涉足，而要真正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深水中去，把对“面”的了解和对“点”的深入结合起来，把耳闻和自己的亲身体验结合起来，这样，一时半时也许拿不出成果，但是，日久天长，将会尝到好处和甜头的。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还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去熟悉一些自己原先不熟悉的事物。有些同志也许会提出：作家不是要写自己最熟悉的吗？毫无疑问，作家必须写自己所熟悉的，倘若作家对自己的描写对象不熟悉，缺乏感情，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很难活起来，他的作品也是很难打动读者的。但是，作家、艺术家又不要把“写自己熟悉的”当作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足，把自己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一个具有高度时代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除了写他熟悉的以外，必要的时候，还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听从时代的“将令”，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去熟悉他原先所不熟悉的事物，去创作人民所期望他创作的作品。服从时代的“将令”，到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去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变不熟悉为熟悉，创作出“切合时宜”的作品来，这在我国是有传统的。周立波同志原来熟悉的是知识分子，根据时代的需要，他突破自己的生活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在熟悉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基础上，写出了《暴风骤雨》。柳青同志也是始终坚持深入生活的。他们深入生活的扎扎实实的作风，是值得发扬的。作家、艺术家多方面地去熟悉生活，努力开拓自己的生活视野，还有一个好处。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是孤立的、锁闭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千丝万缕地扭结在一起的。作家、艺术家在深入了解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同时，旁及其他领域和其他方面，有助于他们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下，写出生活的立体感和纵深感，写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些，在我们文学创作中还是比较薄弱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稳步地向前发展，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他们的驰骋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热情地、扎实地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我们相信，作家、艺术家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不断提高创作技巧的基础上，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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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组织文艺家访问“经济特区”
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文联继组织作家到徐州煤矿之后，最近又组成了以戏剧理论家马彦祥为团长的参观访问团前往福建“经济特区”参观访问。
参加这次参观访问活动的作家、艺术家有曲波、雷加、刘知侠、何洛、于是之、卢肃、黄河、林扬、袁汝逊等。参观团已于最近赴福州。在那里，他们将访问工厂、农村、部队；会见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参观闽东电机厂、集美“特区”、石狮侨乡和新建的厦门港口等。
今后，中国文联还将继续开展这类活动，为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马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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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剧作学术讨论会在南昌举行
今年是我国明代大戏剧家和文学家汤显祖（一五五○—一六一六）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在南昌举行了汤显祖剧作学术讨论会。汤显祖，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他写的《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为“临川四梦”）对封建礼教和当时黑暗政治进行了大胆暴露和抨击，在戏曲形式方面也大胆突破旧曲律，对当时和后世的戏曲有很大影响。他还有大量诗文、尺牍被后人传诵一时。根据他原著改编的赣剧《还魂记》和昆曲《游园惊梦》，先后拍成了电影。他的剧作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上演，享有很高声誉。国外有人称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这次学术讨论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五十四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是日本来华进修的一名女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的内容涉及汤显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美学理想、戏剧理论、创作道路和诗词作品，还有对“临川四梦”的探讨。参加这次学术讨论的有来自全国十个省市的一百六十余名代表，其中有教授、学者、戏剧及电影工作者和有关方面人士。与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双百”方针，认真展开了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
会上还观摩了七台汤显祖作品的整理、改编演出的大戏和折子戏，剧种有赣剧、采茶戏、东河戏、宁河戏、盱河戏等。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文化部、中国剧协、江西省文化局、剧协江西分会联合举办的。
（赵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