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两个文明的建设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邢贲思
物质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科学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离不开科学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进行正确的估价，这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盛衰兴亡的大事。在社会主义社会，把知识分子称作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完全错误的。人总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的改造，对于知识分子适用，对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同样适用。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应当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有高度科学文化修养和有高度思想觉悟、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十二大不仅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经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的纲领，而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大会把两个文明的建设确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重要条件。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对于知识、对于科学教育文化蔑视以及对于知识分子歧视的“左”的思想。
重视科学和文化，就必然尊重知识分子；蔑视科学和文化，就必然歧视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过去，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知识无用论”曾经不胫而走，盛行一时，于是知识分子的头上就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而受到歧视也就成了势所必至的事。一个国家、民族，如果蔑视科学和文化，歧视知识分子，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过去就有过这种沉痛的教训。我们是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之后，才懂得这一真理的。十二大的报告批判了对待科学和文化、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这种拨乱反正，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物质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科学和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容易一致，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否也离不开科学和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就很不一样。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可以不必借助于科学和文化，可以不必依靠知识分子。他们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而共产主义思想是和劳动人民（按照习惯的理解，此处所说劳动人民只限于体力劳动者）天然相联系的，有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不高，也一样能够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可见有没有文化、文化高不高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无关。与此相联系，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也就必然会被看成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不仅如此，甚至会被看成只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当被批判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军中的一员。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先撇开它的理论混乱、逻辑乖谬不说，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简单归结为思想建设本身就违反了十二大的精神。十二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概括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种概括科学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是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的。把完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保留一个，舍弃一个，强调一个，贬低一个，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疏忽，一种表述上的失误，而正是长期以来蔑视科学和文化、歧视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的一种表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已建立了多年，但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还不发达，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比起许多先进国家来还相当落后。不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要想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十二大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确定为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重大决策。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进行正确的估价，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盛衰兴亡的大事。在这一大局面前，我们个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坚持早已被历史判定为错误的观点呢？
思想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就一定意义可以说更为重要。十二大的报告提出，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那么，在思想建设中究竟需不需要科学和文化，需不需要知识分子呢？当然需要，不仅需要，而且必不可少。那种认为思想建设可以不依靠科学和文化、不依靠知识分子的观点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就在于把共产主义思想同某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同某种简单的常识混为一谈。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本身是一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和知识内容，我们要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不能依靠朴素的阶级感情，也不能依靠简单的常识，当然更不能依靠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词句，而是要靠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要靠通晓人类长期积累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纷繁复杂的各种现代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共产主义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何以一定会走向共产主义，把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向往是一回事，对共产主义具有科学的认识是另一回事。不能想象，一个完全不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包含的理论内容、知识内容茫然无知的人，能够真正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不能想象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体系会自发地在人们的头脑里、哪怕是在工人的头脑里产生。人们只有通过学习，而且是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才能解决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才能解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问题。可见，科学和文化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共产主义思想建设中的重要因素，知识分子不但应该充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军中的一员，而且也应该充当共产主义思想建设大军中的一员。把科学和文化、把知识分子排除在思想建设的大门之外，不但是一种认识上的偏颇，而且势必会妨碍我们的思想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有人也许会说，科学和文化固然是思想建设所必需的，但是把知识分子当作思想建设大军中的一员，是抬高了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就需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方针应当仍然是团结、教育、改造。这又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含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人的认识总是会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客观事物向前发展了，人的认识一时没有能适应，就会产生落后意识；同时，一个人生活在剥削阶级的影响没有消除的社会里，必然会沾染上剥削阶级的思想。从这样一个广泛的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当然是需要改造的，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世界观改造，难道仅仅对于知识分子适用，而对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就不适用？应当讲都同样适用。这种意义上的世界观改造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同志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话来自勉勉人。但是有的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也不是要求其他的人和知识分子一样进行这样的自我改造，而是仍然把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要求他们进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样的改造对于其他人当然是不相宜的，所以它是而且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任务。把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其他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和体力劳动者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们出的力主要不是体力，而是脑力，他们生产的劳动成果不是物质产品，而是精神产品，他们是通过辛勤的精神劳动，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和各种精神服务乃至物质服务（如医生、工程师等）。同样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为什么对于从事物质生产、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的劳动者可以承认他们是劳动者，而对于从事精神生产、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其实也不仅仅是精神产品）的劳动者——知识分子，就不能承认他们是劳动者呢？为什么时至今日，还要死守着以前的观点，硬把一个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属性强加给他们呢？
有人也许又会说，这样讲是不是有点美化知识分子，是不是意味着否认在他们的身上沾染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呢？其实这是两回事。说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回事，说知识分子会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另一回事。把两者混同起来正好说明思想上的混乱。否认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并不必然要否认知识分子会沾染上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影响并没有消除的社会里，因此沾染上这样那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是必然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没有例外，他们岂止是可能沾染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甚至还可能沾染上封建阶级的思想。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沾染上剥削阶级思想的又何止是知识分子，克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又何止是知识分子的任务？抓住知识分子沾染上某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一事实，继续坚持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只能被理解为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是长时期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思想的继续，是一种未被纠正的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至今没有落实，知识分子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安排和正确的使用，甚至压制、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这只能给我们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的建设带来危害。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当然也有学习的任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知识分子要真正发挥自己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中的作用，首先应当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有高度科学文化修养和有高度思想觉悟、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自身也面临一个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掌握知识，但是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我们应当不断汲取新的养料。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时时在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得到开拓，新的科学成果时时有所涌现，即使是一个原来的知识积累相当丰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不能适应科学迅猛发展的形势。因此，只有努力学习，不断吸取新的知识，才能跟上现代科学前进的步伐，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除了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最新科学成果外，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自觉地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党员知识分子更应当这样），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又一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想建设、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说它更为重要，因为正如我们的文化建设需要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以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一样，知识分子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也需要有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思想作指导，我们不但可以明确学习的目的，激发我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革命热情，而且可以提高我们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鉴别能力，使我们能够做到吸取积极的因素，扬弃消极的因素，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用。说它更为艰难，因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正如前面所说需要真正通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同自己头脑里的多种非共产主义思想作斗争，这样的历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比掌握一种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会更复杂、更曲折。因此，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思想建设问题应当重视，并且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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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国民党改组派
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陈公博等官僚政客同蒋介石争权夺利而产生的一个政治派别。改组派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8年冬成立于上海。当时曾风靡全国，影响深远。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危机，派系活动加剧。党内政治地位较低的蒋介石，野心勃勃，为了篡夺最高领导权，同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很早就存在着矛盾。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排挤出国，汪蒋矛盾由此公开化。1927年“七·一五”武汉国共分裂后，蒋介石以国民党的正统自居，电邀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加入南京政府。汪便提出条件，要蒋下野。南京政府中的桂系和沪派（以西山会议派为主）也乘机逼蒋，于是，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通电下野，旋去日本。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经冯玉祥调解，实现了蒋汪合作。这时，经汪精卫提议，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任总司令职。蒋重新上台后，利用“广州暴动”事件，唆使其心腹对汪精卫、陈公博等大肆攻击，迫使汪退出政坛出国，汪派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也被蒋一脚踢开。陈、顾等人痛恨蒋介石排斥异己、实行独裁，于是秘密集会，拥汪为领袖，以改组国民党为号召，在上海进行反蒋活动。
1928年5月7日，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他撰写的《今后的国民党》及《如何实行党的改组》等文，提出“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6月1日，顾孟余创办的《前进》以及其他反蒋刊物《呼声》、《夹攻》、《民主》、《左锋》等，也和《革命评论》的调子相呼应，形成了声势颇大的反蒋舆论阵线。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著文猛烈攻击南京政府，大骂蒋介石，并且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随后，陈公博、王乐平等人又创办了“大陆大学”，用以培养“人才”。这对于在大革命失败后，既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又不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幻想走改良主义道路的一些人，具有很大的欺骗作用。《革命评论》的问世，在政治上、组织上为改组派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28年11月底，“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制定了会章（总章），随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责国民党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抛弃了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宣布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宣言”并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毒攻击，叫嚷要“努力扫除之”。改组派中央称总部，设在上海，由陈公博、王乐平、顾孟余、王法勤、朱霁青、潘云超六人负责。总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部分，分别由上述六人兼任正副部长。总负责人为陈公博。1929年1月下旬，陈离沪去巴黎后，由王乐平接任。改组派会员遍布上海、南京各大学，浙、苏、皖、鄂、湘、鲁、晋、豫、川、桂等十余省，相继建立了改组派支部。此外，日本、越南、香港、新加坡、法国也都建立了改组派组织。
改组派成立后，首先进行政治反蒋。改组派利用国民党内对蒋介石指派圈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不满情绪，在各地集会、演说、发宣言，掀起了颇具规模的反蒋活动。1929年3月，在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大会上，改组派提出了“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同特务发生了冲突，结果被蒋介石派宪兵镇压。汪精卫、陈公博等14人为此联合发表宣言，指责蒋“违反本党的民主原则”，宣布“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于是，国民党“三大”在3月20日通过了警告汪精卫、永远开除陈公博党籍的决定。改组派的反蒋政治斗争宣告失败。
其次，改组派利用“编遣会议”后，各派新军阀对蒋介石削弱异己部队，扩充蒋系部队的不满，策动军事反蒋。1929年9月，陈公博策动张发奎在宜昌起兵拥汪讨蒋，打算夺取武汉，进攻南京。南京的改组派准备举行暴动以配合张发奎。后因张忽然改变计划，致使南京暴动流产。同年12月，陈公博又策动唐生智、石友三分别在郑州、浦口起兵“护党救国”，准备再攻武汉与南京，由于蒋介石采取收买与进攻的两手策略，唐、石先后遭到失败，“护党救国军”也就烟消云散了。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对上海改组派总部下毒手，派特务将王乐平杀死，改组派由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陷于瘫痪状态。这以后，汪精卫与冯玉祥、阎锡山等联合反蒋，商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汪主党，冯主军，阎主政，各派重要人物都可以分得一杯羹。5月11日，冯、阎反蒋大战爆发。8月，汪在北平主持召开各主要反蒋派系都参加的扩大会议，通过了以汪为首的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人选。当汪精卫正在做黄粱美梦的时候，石友三忽然倒戈，使北进的桂军在衡阳受挫。与此同时，张学良又被蒋收买，于9月18日通电拥蒋。19日，奉军直逼平津，使反蒋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冯、阎被迫宣布下台，汪精卫将扩大会议移往太原，匆匆地通过“约法草案”后，再度逃往法国。至此，改组派的军事冒险活动完全破产。1931年1月，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派。在政治舞台上鼓噪一时的改组派，就这样夭折了。
但是，改组派的上层分子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扣押了胡汉民。胡派粤籍中央监委古应芬等立即策动陈济堂讨蒋。5月，胡派、孙（科）派、沪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同南京政府对立。汪精卫带领150多名改组派分子到会，成为会议的主角。随后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蒋介石被迫派代表到广州同“非常会议”各派谈判。胡、孙、沪派坚持要蒋介石下台。蒋便单独与汪勾结。在蒋答应分给改组派十个中央委员名额后，汪派便退出了“非常会议”。这次政治分赃达成了蒋汪再度合作，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顾孟余任交通部长。1932年1月，汪、陈、顾等人赴南京上任，成为蒋家王朝的新贵。至此，改组派“打倒蒋介石”、“改组国民党”等等骗人的高调再也唱不出口了。这场丑剧使得那些对汪、陈改组派寄予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它的会员们异常愤慨，纷纷离开了他们。此后，汪、陈更堕落为亲日派政客，到抗日时期终于成了最无耻的大汉奸。
（查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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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第二届年会
最近，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在哈尔滨市召开第二届年会。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一些主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代表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在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问题上，许多代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革经济体制，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要寻求一种体现它的更适当的具体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它的优越性。
有些代表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要研究判断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一个较好的经济体制，首先应该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有保护作用，即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劳动者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他们管理经济的权利；有利于合理分配人力物力资源，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能够保证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等等。
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不同的形式。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划分三者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如何运用好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资金运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许多代表认为，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要重视和加强资金运动的理论研究。代表们探讨了社会主义资金的概念和货币流通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并对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这方面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何调节好货币流通和组织好资金运动，发挥现有资金的效益，对于整个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非常重要。
会议还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江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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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陈扬炯同志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常识》（农村读本），是一本颇有我国农村生活气息的哲学通俗读物，很值得一读。近年来，社会上出版了一批通俗哲学著作，但是象《哲学常识》这样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对象的读物，还是很少见的。根据我国农村生活的现实和农民群众现有的文化水平，通俗易懂地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是一件重要而又较为艰难的工作，从这个方面说来，《哲学常识》的出版是一次可喜的尝试。 （余嘉琪）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辑的《文史知识丛书》第一辑《文史专家谈治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包括夏承焘、朱东润、郑天挺、余冠英、周祖谟、李学勤、庞朴等20位文史专家亲自撰写的治学之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多年研究探索的甘苦，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余 哲）
△苏双碧同志的新著《阶级斗争与历史科学》最近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我们既要坚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又不能以此完全套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既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又不能对历史人物贴标签；既要反对研究历史“从斗争需要出发”的实用主义态度，又不能脱离现实政治、脱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原则。 （石 枫）
△王松霈、王梦奎著《农村经济概说》，最近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作者就农村经济一些基本问题阐述了有关方针和政策。 （左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