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假如再给他十年
——悼石鲁
王汶石
他安息了,他毕竟还是停止了呼吸,同他在其中战斗了一生的这个世界永别了。
他躺在那洁白如雪的灵床上,躺在他的战友、亲人和党组织献给他的花簇丛中,那样的安详、平静,眉间是那样的舒展,开朗。
他真是那样心平气和地同死神握手的么?是的。那也就是石鲁。一个勇敢乐观的人,他就是那样的性格。四十年来,我从未听他诉过什么苦,即便是最近十几年,他虽病得那样沉重,但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从来不曾诉说过自己的病痛,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是以他那惯常的笑容接待那些到病榻旁来看望他的、或许可以说是来为他送行的人们。
然而,他真是那般毫不留恋地离开战场、甘心接受这永恒的休息么?不,决不!这哪是石鲁?这哪是他的性格?四十年来,我从未见他有过什么自我满足的情绪,他总是那么忙,那么闲不住,总是在追求,追求,满怀信心地追求。熟悉他的同志都知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有许多画要画,还有许多文章要写,他还要发展他的“长安画派”,他还在关心着党的美术事业,直到临终前的几分钟,他还在关心着一位中年画家的入党问题。他才不过六十三岁,他的事业实际上才刚刚开头,他好不容易坚持到今天,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政治上天朗气清,艺苑里惠风和畅,英明的党领导我们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正是他挥笔泼墨的大好晨光,他怎么愿搁笔休息呢,他是绝不甘心的啊!
我在未认识石鲁以前先认识了他的画。那是一幅青年人的还有点稚气的画,但却是一幅控诉的画,愤怒的画。纪念抗战五周年的时日,在延安文化沟口的露天舞台上,展出了一个纪念画刊,其中有一幅题为《娃娃兵》,画的是日寇练兵场上,我们的一个同胞被缚在枯树桩子上,旁边一个凶恶的日本军官正在指挥一个满脸稚气的娃娃兵,提刀练习砍杀这个无辜的老百姓。日本侵略者就是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把他们强征入伍的日本少年,训练成嗜杀成性的恶魔。这幅画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天后,我被调到西北文工团去工作,和画的作者认识了,他就是石鲁,文工团的美术组长,一个来自四川仁寿的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少爷,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信仰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共产主义,背叛了自己原属的阶级,跨过巴山、秦岭,越过黄龙、乔山,不远千里,徒步来到延安,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小伙子,热情,雄辩,自信,倔强,而他的性格中最吸引同志们的,是他那令人惊叹的、顽强的苦学和独创精神。
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但他对于任何一件于革命有益的具体而细微的工作,干起来也都是极端负责任的。每当演剧时,舞台布景工作,从设计、制作到装台,便都落在他的肩上。记得那是在演出苏联话剧《生活在召唤》,我们文学组的同志,也加入临时组建的舞台工作组,跟他学习使用锯、刨、斧、锛;跟他在山沟里的风化石缝中,寻找红、黄、蓝、绿、赭等各种可以代替颜料的泥土;跟他学习幕间换景,这种时候,他总是日日夜夜埋头劳作,从无半点嫌弃厌倦之色。
他是一个在艺术上造诣很深、追求很高的人,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乐于把他的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在那为民族争生存、为人民大众夺取政权的年代,他象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革命文学工作者一样,把他的绘画艺术当作武器,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他从事漫画、宣传画、版画的创作;他参加街头诗画的活动;他热情地加入“拉洋片”组,和其他同志一起,赶着毛驴,在陕北山村,自画、自拉、自唱,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揭露敌人,消灭敌人,和那些拿枪拿炮的武装同志,在一条战壕里,用不同的武器对敌作战。
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党员艺术工作者,他恭恭敬敬地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刻苦地磨练技巧,他那深入群众,苦练苦学的精神,在当时的延安是很引人注目的。他的妻子是演员,带孩子的任务,常常落在他这个当画家的爸爸身上。有一个时期,在延安,无论是骄阳似火的酷夏,或是冰封雪拥的隆冬,人们常常会见到一个长发蓬松的青年,背上缚着一个黑瘦的小男孩,时而在南七里铺的山头,时而在杜甫川的硷畔,一忽儿在延水之滨,一忽儿又在凤凰山麓,坐着个自制的小马扎,捧着块自制的小画板,为农民,为石匠,为牧羊人,为赶脚汉,为自卫军,为老红军,为小八路,为女战士,为婆姨、女子,为老汉、娃娃潜心写照,为陕北的山,陕北的水,陕北的窑洞,陕北的山村,以及陕北的蓝天,白云,落照,炊烟写生。他就是石鲁。石鲁的这种远大志向和苦学精神,代表了他同时代的延安青年,代表了那个年代革命青年共同的精神风貌,而同时,他又给他周围的青年战友,树立了一个出色的榜样。
他是党培养的有才能有成就的画家,但他却一向虚怀若谷,从不自视高大。大西北解放了,党把团结陕西和西北美术界、发展西北社会主义美术的重任交给他,他没有辜负党的委托,在团结党外艺术家方面,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心地光明的共产党员。西北文代会筹备期间,石鲁同志极力主张由非党民主人士、著名国画家赵望云先生担任西北美协主席。此后多年,先后在西北和陕西美协,他一直为望云同志作助手。
他是一个襟怀开阔的人,但又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人。他那种不妥协精神令人神往。建国以后,文艺界“左”的东西越来越严重。石鲁作为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为了发展风格多样的社会主义艺术,为了保护有独创性的青年画家,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挺身而出,和一些不恰当的观点作斗争。人们不会忘记,六十年代初,一位青年版画家的一幅题为《枣园春色》的作品,被加以色彩灰暗、调子阴冷等等不切实际的指摘。石鲁不同意这个批评,他出面为那位青年版画家辩护。在一次省委宣传部召开的规模相当大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带去那幅作品,悬挂在会议厅的墙壁上,摆开阵势,声称愿意同任何人辩论。这就是石鲁,这就是他那种坚持正确意见时的不妥协精神。
在艺术创作上,进城多年来他坚持同庸俗社会学作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独创。他是被誉为“长安画派”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者。他既努力学习前人,而又不泥古。不论是人物还是山水,也不论是花卉还是书法,他的每一件作品,每一个形象都有独到之处。他毫不妥协地坚持艺术风格上的创新。
这样一个政治上对党忠诚,艺术上才华横溢的优秀党员艺术家,后来的遭遇却是很不幸,很悲惨的。十年动乱的年月里,我们同住一个“牛棚”,而在那个“牛棚”里不幸的人中,又数他最不幸,最悲惨。当时,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经常胡乱画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人家在他的床铺下搜出几张这样的东西,要给他定个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甚至策划判他死刑。亏得医生证明他确是精神失常,这才保存了生命。后来,由于外贸组织字画出口,又适逢要解放干部和使用干部,于是,一夜之间,他居然身价百倍,当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的美术顾问。然而,曾几何时,“四人帮”又祭起一阵批“黑画”的妖雾;于是,一夜之间,他又变成了一个制作黑画的大罪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更有甚者,病得奄奄一息的石鲁,又一次要被作为“敌我矛盾”的角色,强制发配到镇巴山区去劳改,只是由于他的亲属为了给他医病到处奔走抗争,才把行期拖了下来,熬过了这次放逐风。
令人难忘的是,即便是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共产党员石鲁,他愤怒,他抗争,但他从未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未丧失对生活的勇气。他还有着庞大的计划,为此,他长时间躺在病床上,极力保持着心绪的安宁,指望着能早一日离开病床,盼望着能恢复手指和腕关节的灵活,以便能够早日握笔挥墨,为自己终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再添几笔新的色彩。不幸的是,十年动乱落在他头上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虽然,他在病中还为救灾义卖作画,但他备受摧残的躯体,终于还是没有能够战胜死神,当代中国一支灵秀的画笔终于还是过早地折断了。
他安息了,如今,他静静地躺在灵床上,静静地躺在前来同他告别的战友、学生和亲人之中。照我看来,以他那火样的热情,倔强的性格,雄辩的口才,他是绝对应当申诉,呼喊,抗议死神的不公的,然而,意外地,他却是那般安详,宁静;那般的释然和开朗。这也是不难明白的。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么?他一生,为自己的信仰战斗了,为自己的党战斗了,为自己的人民战斗了,而且战斗得那般出色。他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最寻常的但却比生命还尊贵的光荣称号。
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又想,他实在还年轻,如果再给他二十年,就算十年吧,那在他的征途上,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壮丽的景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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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副刊文选

紫燕飞来了!
辽宁海城县温香公社 张富彦
“呢喃”“呢喃”……
不知从哪儿飞来两只紫色的小燕,落在门前银白的电线上,对着我家的屋子不停地唱。我扒在窗口偷偷地望着它们:紫色的脑门儿,黑红的下颏,雪白的肚子,好看极了。
“妈妈!”我兴奋地跑到外间厨房,抱住妈妈的腿,悄声地告诉她说:“咱家门前有两只燕子。”
妈妈向外望了一眼,说:“还是去年那两只。”
去年,我们家房里住着一对小燕。它们天天不知从什么地方衔来黄泥,在乌黑的房梁上垒窝。累了,就落在门前的电线上栖息。也不唱,也不叫,只是不停地用小嘴梳理胸前被河水打湿的羽毛。我和哥哥很喜欢,常常望着它们在屋子里舞动翅膀,哪怕搅得满屋灰尘。只有妈妈不高兴,埋怨燕子弄脏了她的锅碗瓢盆,曾几次在黄昏的时候,不给燕子留门。最后,那个小盆似的燕窝,在我们小哥俩儿不在家的时候,也被妈妈用竹竿捅碎了。……
“它还能记住家么?”
“能,燕子的记性顶好。”
我不信。去年秋天飞去的小燕,在遥远的南方住了好几个月,千山万水地回来,怎还能记住自己的家呢?可我也辨不出这两只和去年的那两只有什么不同。
这时,一只燕子朝我家半开的房门俯冲过来,又极快地飞向蓝天。
“妈妈,它们要进屋。”
“快把大门开开。”
“您让它们来住么?”
“傻孩子,燕子住喜房,不住愁房,有燕子的地方吉利。”
“那去年您……”
“咯咯……”妈妈反倒笑了,“我们不是盖了新房么?”
是的,我家这四间大瓦房是今年春天刚刚盖起来的。这是爸爸在责任田里劳动,妈妈在家养兔挣钱盖的。崭新的松木檩子,白灰抹墙,红砖铺地,连锅台都是用五颜六色的瓷砖镶嵌的。而在以前,我家一直住着爷爷在五十年代初期修建的三间草房。那柳木房梁和土墙壁,已被烟气熏得看不出模样了,屋顶满是灰尘,一碰就“哗哗”地掉土。我这才理解妈妈去年捅燕窝的心情。急忙打开了两扇房门。
紫燕飞回来了!一头钻进屋里,又闪电般飞了出去,飞向广袤的苍穹。
我十分惋惜,担心它们不会再回来。妈妈安慰我说:“你放心,一会儿就飞回来了。”
果真,不一会儿,它们飞回来了。并且领来一群伙伴儿,“呢喃”“呢喃”,满屋旋舞、吵闹,好象在说:
“看,我们的房子多漂亮,你们都搬来吧。”
“不,我们的房子也是新的,比这更漂亮。”
它们叫着,纷纷落在笔直的房梁上,歪着头,向屋里瞧着,好象正在欣赏里屋的立柜、沙发和电视机……。
我怕惊飞了它们,用脑门儿把妈妈顶回了里屋。可它们还是飞了。只剩下我家那两只美丽的紫燕,落在门前的电线上,高兴地唱着:“呢喃”,“呢喃”!……
(选自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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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告别讲台
——一个退休老教师在欢送会上的话
安徽繁昌县 鲁谷风说什么青丝换白发,是迟暮的悲哀;人——哪有回天之力,能让过去的岁月再回来?航船,离开港口,越发感到土地的可爱;教师一旦告别天真的队伍,又何尝,不依恋:草上露珠滚动,枝头蓓蕾初开!记得那年女师毕业,一身蓝衫,齐耳短发,老校长送我上讲台。教我备课,帮我管理学生引我走进彩色的童心世界……于是我发现,我是幸福和欢乐的中心,希望和未来的主宰。每当我走进教室,心如拥抱大海:这满眼嫩雏,铁蛋小丫排排,敢说——几十年后幼苗不成参天树,征帆不从此处开!?这窗前不眠灯,这三尺讲课台,伴我度过多少春和秋:为我送走多少栋梁材!现在,我真心理解到,那奔驰在原野上的列车,为什么总是高亢的欢叫,因为它没有到达终点站的悲哀,只有为前进加速而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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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河水〔油画〕  陈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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