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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略重点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环节
王珏 吴振坤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两个倍增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十二大作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对于实现二十年的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正确确定战略重点的重要性
在一定历史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包括为实现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的各种手段以及各种手段之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交错的矛盾综合体的运动。其中必定有对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突出矛盾。对国民经济这个矛盾综合体来说，其中起决定作用的突出矛盾，就成为解决战略目标的各种手段中的根本手段，各个环节中的根本环节，这也就是必须抓住的战略重点。因此，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在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任务中，客观上都会形成一个或几个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选择的主攻方向，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各项措施中的关键部分。因此，战略目标的正确制定，固然是首要的，但战略重点选择得适当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关系极大的。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就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有由于战略重点选择得适当而取得成功的事例，也有由于选择不当而遭到挫折的事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奠定工业基础，从而实现当时确定的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我们把那些基础性的工业部门（主要体现为156项工程）作为工业化建设的重点，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1957年以后，提出了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的战略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的要求，把钢铁作为工业发展的唯一的战略重点，又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战略口号，把钢铁突出到不适当的地步，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这固然首先是战略目标制定上和“大跃进”方式采用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但战略重点确定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现实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经济工作中着重克服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首先抓住农业这个战略重点，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方针问题，从而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这对于带动整个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好转，都起了重大作用。
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战略目标的制定是科学的、有根据的、切实可行的，但由于战略重点选择不当，目标也不能得到完满的实现，甚至根本不能实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战略目标制定之后，正确地确定战略重点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正确确定战略重点的主要客观依据
十二大为什么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决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都是直接影响和制约我国今天和未来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全局性、基础性的因素。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如果吃饭问题解决得不好，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其次，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第三，农业为工业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第四，农业还为自己和国家积累资金。第五，农业本身的全面发展，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且还会解决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农业的状况如何，农业的发展快慢，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能源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特别是现代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动力。机器的运转、机动车辆的运行、炼钢炼铁、照明等等，都离不开能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因此，能源问题同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能源之于经济的发展，犹如粮食之于人的生命。在现时代，能源已成为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问题。
交通运输是地区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从历史上看，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河川的通航和电报的使用，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现代的条件下，交通运输的发展更必须与生产和流通的发展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专业化和协作，促进生产技术的交流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扩大产品销售和原材料供应，促进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交通运输必须先行一步，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实践中越来越成为强大的推动力量。科学通过物化为技术而形成现实生产力，并体现在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手段诸方面。科学与生产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了，它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要有大批的人材，没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材，就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现代劳动工具和工艺过程空前复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物化了的科学。这就必然要求它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具有相应的科学知识。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其趋势是前者的作用在下降，后者的作用在提高。这就对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越高、生产经验越丰富，生产力水平也越高。一个国家没有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要达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那么，教育的大发展大提高可以说是关键的关键。
上述简单分析表明，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在现代经济中处于特殊的地位，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是现代经济正常运转和迅速发展不可缺少而又极为重要的支柱。因而，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两个倍增的战略目标，它们在客观上必然成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
解决好战略重点的迫切性
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之所以成为战略重点，还由于实现战略目标对它们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目前我国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的、根本性的限制因素。因此，“通观全局，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这就是说，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迫切需要解决好这几个战略重点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装备仍然很落后，技术水平不高。在全国耕地中，机械耕种面积还不到50％。化肥施用量，每亩有效成分才十几斤。在全国耕地中，可以灌溉的面积不到一半。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薄弱，许多地区还是靠天吃饭。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人均占有的农产品数量也比较少。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率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农业的落后状况与现代化经济建设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牢牢抓住农业这个重点，继续发展当前农业的大好形势。为此，要把农村建立起来的生产责任制继续长期坚持下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继续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同时，广开生产门路，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大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以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
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目前能源供应十分紧张，运量和运力之间的矛盾极为突出，使不少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使不少流通环节受到阻塞，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能源的开发和交通的建设不仅投资多，而且周期长，所以，能源和交通需要的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必须贯彻执行解决能源问题的正确方针，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节约能源不仅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还是靠技术改造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必须集中适当数量的资金，进行新油田、新煤田的开发和建设，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能源和交通的建设要结合起来进行，交通还应先行一步。首先要加强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同时也应注意水运、公路以及邮电通讯的建设。要千方百计使交通运输能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目前科学技术就总体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工业生产技术大体上相当于经济发达国家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有些部门的技术还更落后一些。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落后，消耗很高，效益很差。教育方面，无论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教育质量低，基础教育质量更低，教育结构不合理，职业教育不发展。科学和教育的这种落后状态，既影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又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把科学和教育搞上去，必须尽一切努力加强和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材，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我们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才能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
正是由于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的重要性和落后性，才使它们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战略重点。毛泽东同志说过：“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只要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这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在搞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牢牢抓住并解决好这几个战略重点，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实现十二大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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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赏罚严明 “为治之要”
穆福田 马周年
我国三国时代的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曾这样说过：“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乃是“为治之要”。古往今来，凡是有远见、有作为的领导者，无不把赏罚严明当作治国治军的重要武器。他们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既要明确宣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又要撷取好的范例，捕捉坏的典型，褒此贬彼，赏此罚彼，让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汲取教益，或起而效尤，或慎之戒之。从本质上讲，赏罚严明，就是原则分明，纪律严明。
纵观我国历代王朝兴衰史，凡是赏罚严明的时代，正气就上升，邪恶就受到抑制，国势就兴旺强大；凡是赏罚失当的时候，邪气就嚣张，正气就被窒息，国家就日渐羸弱。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隋王朝。这个仅经历了两代帝王的短命王朝，却有一部大治大乱、大起大落的历史。文帝杨坚，赏罚严明。他多次下诏褒奖政绩突出的官吏，亲自把考绩天下第一的临颍县令刘旷提升为莒州刺史，对在另一次考绩中荣登榜首的汴州刺史令狐熙赐帛三百匹，并布告天下。恰恰相反，太子杨勇因奢侈好色被废黜，儿子杨俊因多造宫室被关了禁闭。大臣杨素说罚得太重了，他声色俱厉地训斥道：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的说法，是否要另订一套皇子律？对儿子严厉若此，对贪官污吏可想而知。这些措施，深得天下好感，成了他振兴三百多年战事纷乱的疲癃局面，把封建制度推向繁荣的机杼。继位的炀帝却一反其道，以能否满足个人的淫欲为标准而滥施赏罚。他巡游江都途中，先后有三名地方官恳切地劝他回转京都，莫作劳民伤财、损耗国家元气之举。他盛怒之下把他们杀了。到达江都，他接见地方官，不问政绩优劣，专问献礼多少。两个名声很臭的贪官，因献珍奇异物有
“功”，立即得到升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吏治大坏，民不聊生，隋文帝开创的基业转瞬被剥蚀一空。农民起义的巨浪，终于淹没了这个独夫。披览史籍，这种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俯拾皆是。
研究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到，要作到赏罚严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关键是必须作到三条：一是自身正；二是赏罚依法不依言；三是不得以贵贱亲疏异法。
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必然以有利还是有害于事业的成功为标准来决定赏罚。因此，除少数偶然情况外，都能作到赏罚严明。一个骄奢专横的君主，则必然以能否满足一己私欲、迎合个人偏见为标准，其结果只能是正邪颠倒，赏恶罚善。例如直臣的进谏，因其多是披肝沥胆、切中时弊的忠言，历来为史官推崇。但谏者的遭遇却不同：比干仗义忠谏，商纣王不以为善，反以酷刑杀之，那是因为商纣王昏庸无道；魏征犯颜直陈，唐太宗认为他“安国利人，成我功业”，多次重赏，那是因为唐太宗有治国强邦的事业心。历史上多少个赏罚失当的先例，不都可以从统治者自身的
“不正”中找到根源吗？
在以言代法、言即为法的情况下，赏罚就没有了法律标准。这是造成赏罚失当的一个重要原因。请看《贞观政要》记载的一段史实。初唐时，朝廷大开选举。一些人伪造资历欺骗政府。“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后来果然查出几个不自首的。罪犯被交给大臣戴胄办。他却没有按唐太宗的意见处死罪犯，只是依法判为流刑。于是君臣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唐太宗说：我下令处死罪犯，你却判为流刑，不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我的话还有没有信用？戴胄从容不迫地答道：陛下既然把案子交给我，我只能依法办案。依法办事，是国家的信用，最大的信用。您的话，只是激于一时喜怒而发。我若违背法律而按您的某一句话来判案，那才是最大的失信呵！唐太宗转怒为喜，说，我的话有悖于法，你能纠正，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争执的结果，终于统一到依法办事上来了。不但罪犯罚得恰当，就是坚持依法定赏罚的戴胄也得到了太宗的奖赏，被提升为尚书左丞。
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等级宗法制度。在不少执法者那里，赏功罚罪变成了赏贵罚贱，赏亲罚疏。这种作法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影响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一些明智的政治家有鉴于此，先后提出并实行过“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等主张。这种史实，史籍有不少记载。例如，汉武帝依法处死外甥昭平君（《汉书·东方朔传》），董宣严惩湖阳公主的亲信（《后汉书·董宣传》），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三国志·蜀书》），曹操以五色棒杖打豪族（《三国志·魏书》），等等。这种赏罚严明的作风，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历史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作到这一点的封建政治家固然不多，但他们毕竟象漫漫长夜中的点点星光闪烁在古典史籍之中。
我们肩负着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重任，赏罚严明同样是很重要的。比之古人，我们应该而且能够作到：原则更加坚定，法律更加健全，赏罚更加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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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二十四）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九章 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
第三节 为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而努力
在党的领导下，为生产结构合理化作出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做好这件事，首先当然要弄清生产结构的含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结构合理化的评价标准，提高对生产结构合理化重大意义的认识。这些需要继续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
研究在今天中国合理的生产结构的特点
建国以来，我们已经逐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还一定要使这样的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因此，我国的生产结构必然是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生产结构。加深对这一点的认识，对于研究我国生产结构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研究我国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色，我国在对外发展经济关系时应该怎样发挥我们中国的优势和怎样保持和发展这种优势。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虽然没有必要在各个地区都建立一个比较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地区结构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要研究各区域内部的生产结构，研究发挥各地区的优势，编制区域规划，加强和改进各地区间的分工协作。这些都是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而产生的生产结构上的特点。
今天，我国的生产毕竟还比较落后，对这点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1979年我国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70％以上；农业净产值占工农业总净产值的46％；农业和轻、重工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5％；……这样的情况，是同经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的。它说明农轻重的协调发展，在今天我国部门结构中占据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发达国家就未必如此。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如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之间的部门结构）以及在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之间的部门结构与产品结构，它们的重要性在我国也就比较突出。在技术构成上我国在积极采用适用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要采用适用的中间技术，甚至某些落后的技术也还不能完全不用。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而产生的结构方面的特点。
还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对今天我国合理的生产结构进行研究，作出科学的判断。
分析当前生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生产结构更加合理的出发点总是现实的生产结构。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分析现实的生产结构的情况，确认现实的生产结构中哪些是合理的应该保存和发展，哪些是不合理的应该改变，确认当前生产结构中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1979年提出调整方针时，我们作过这样的分析。由于生产结构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分析工作需要经常进行，每隔一个时期，就要做一次通盘考虑，了解情况的发展。情况掌握了，如何使生产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的途径和步骤也就比较容易找到。
实现生产结构合理化最重要的是积极发展生产
掌握我们生产结构的特点，能为生产结构更加合理找到明确的方向。但是弄清情况和问题也只是为决策作准备。要解决问题，根本还靠实践，靠促进生产结构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进的积极行动。
在为生产结构合理化所作的种种工作（包括重新组织和调整现有生产能力，改变投资结构，等等）中，努力发展生产是最为重要的。尤其要在特别需要加强的方面投入更大的力量。为了使生产结构合理化，不能排除对某些部门、某些产品、某些生产单位的生产的发展加以限制，但是用发展薄弱环节生产的办法来改变生产结构，则是更为积极的行动。这就决不是少数人的事，一定要千百万劳动者在各种岗位上作出艰巨的努力。把为生产结构合理化奋斗的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也可以调动千千万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本章执笔 张卓元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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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经团联首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首届理事会议第三次会议最近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总结了一年来中国经团联的工作，讨论决定了
一九八四年以前的工作规划。
会议认为，中国经团联在《经济学周报》、《经济学文摘》、《国外经济文献摘要》、《经济知识丛书》、经济科学培训中心、经济技术咨询中心和经济资料中心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期间，经团联和各团体会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活动，搞了许多经济调查研究。
一年来经济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如：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再生产理论、货币流通理论、《资本论》研究、消费经济研究等。
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调整问题。如：体制改革的一般理论、计划与市场、工业经济责任制、农业生产责任制、财政问题、价格问题、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等。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如：投资问题、经济效果问题、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理论）、特区经济问题、技术协作问题、区域经济问题等。
四、部门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生产力经济、商业经济、财政与金融、物资经济、技术经济、少数民族经济、国土经济、人口与劳动、数量经济、统计问题、会计问题、管理现代化问题、世界经济等。
会议认为，从现在起，经团联工作的重点将转入巩固和提高阶段。要巩固已经开展的各项事业，扎扎实实提高各项工作的质量，在此基础上求得稳步发展。要加强与各学会的联系，推动学术研究活动深入开展。
会议确定经团联和各经济学团体在一九八四年以前的重点学术研究课题为：（一）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三）经济效益问题。
（张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