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认真整顿社会治安
和田地区刑事发案率大幅度下降
本报讯 新疆和田地区各级党委认真抓整顿社会治安工作,刑事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1981年刑事案件发案率比1975年下降58%,按人口计算,犯罪率由万分之二十一降为万分之八点一。今年以来,社会治安情况进一步好转。
1979年以来,和田地委、各县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调整充实了公安机关队伍,调进了200名干警,把少数不适合做公安工作的人员调出去,扩大和纯洁了公安队伍,并且采用各种方式,轮训在职业务干部。公安干警提高了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能够在困难条件下,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农村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他们及时对基层治保组织进行整顿,合理解决农村治保人员的报酬,使治保组织和治保人员在安全防范、协助侦破刑事案件、帮教违法青少年等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田地委、各县委经常研究治安形势,多次专门研究整顿社会治安问题,建立起各级整顿社会治安机构和工作班子。他们组织各方面力量,利用广播站、文工队、宣传车、报纸等宣传工具,深入居民院落、农村社队,广泛开展法制教育,坚持群防群治,在钱财物集中的部门和犯罪分子易于作案的单位,普遍实行安全责任制,签订安全责任合同,把安全防范工作分别包给这些单位的管理人员和负责人,规定奖惩办法。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普遍建立帮教小组,耐心教育失足青少年,积极帮助安排出路。同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犯罪分子。
这个地区的政法机关经常对广大干警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1980年以来发生的涉及民族关系案件,都在党委领导下,及时组织力量向群众宣传法制,宣传民族团结,做了大量疏导工作,得到及时正确地解决,没有酿成损害民族团结和社会治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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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格按政策和法律监管人犯
咸阳市看守所实行文明管理
本报讯 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中共陕西省咸阳市委以及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对咸阳市看守所进行了整顿,对人犯实行文明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980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对咸阳市看守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作了重要批示。
咸阳地、市委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后,首先充实加强了看守所的干部力量,陆续从公安战线抽调一批骨干到看守所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管教工作、看守员值班等十项工作制度,还制定和落实了管教干部、看守员、保管员、财会人员、医生、伙食管理员、炊事员、茶炉工等干部职工的岗位责任制,使监管工作走上了正轨。
为了加强对人犯教育改造,咸阳市看守所干警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管理、教育、改造人犯。管教干部对人犯做到不打不骂,不体罚虐待,不侮辱人格。
咸阳市人民政府拨款对看守所进行重建。新建的看守所院子里树木成行,监舍宽敞明亮、干净整洁。人犯还随时可用热水擦澡,有病能及时治疗。人犯的饮食质量有所提高。
由于改进了管教方法,实行文明管理,改造质量不断提高。今年这个看守所被评为咸阳市的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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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幸福来自真诚的相爱
——记女工史惠珍与残废青年边文义的纯洁爱情
1974年10月间的一天,上海“岷山旅社”一间布置一新的客房里,举行了婚礼,一对萍水相逢的青年走上了共同生活的道路。女方26岁,名叫史惠珍,原籍浙江宁波,从小在上海哥哥家长大;男方30岁,名叫边文义,原籍山西,是大同汽车修配厂一位因公负伤、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废工人。
日月如流,时至今日,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八年。这对当年曾引起过人们怀疑猜测的伴侣,同他们的一儿一女一起过着充满欢乐幸福的生活。
负伤
那是1970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大同汽车修配厂车身车间门前熙熙攘攘,工人们正在挖防空洞,突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工地上吊着重土的吊车吊背压弯了,向施工的洞沟倾倒下来,在下面干活的十来个人眼看有生命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青年工人、共青团员边文义正走到这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抓住了吊车的铁绳,延缓了吊车的倾倒时间,其他同志脱险了,边文义却身负重伤,被当地医院诊断为“压缩性骨折,并截瘫”。厂里为了不使他落成终身残废,由大同把他护送到上海长征医院进行治疗。
相逢
1974年,工厂领导为了更好地护理边文义,从当地请了一位护理人员到他所住的岷山旅社陪伴护理,这个人就是史惠珍。
史惠珍通过与小边的接触,以及厂里同志们的介绍,逐渐对边文义产生了良好印象。宁静的夜晚,她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回想着自从服侍小边以来,自己对他的态度。她想,小边能够舍己救人,难道我就不能把他当成亲人来看待吗?从此,小史对小边比亲人还亲。为了减轻小边的痛苦,想方设法解除他精神上的
“疾患”,小史常常推着小边出去看上海的美丽风光。这一对年轻人虽属萍水相逢,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已变成知己。
结合
史惠珍反复地想过,象边文义这样的好人,难道就不能得到爱情吗?就孤身痛苦一辈子吗?就不该成个家吗?她也反复想过自己,一个人选择对象,是应该以品行道德为主呢?还是应该以貌、以钱、以势为主呢?她越想心情越发不平静。
一天,小史推着小边到黄浦江畔散心赏景,她终于向边文义倾吐了自己的心事。小边一听认为简直是一种笑谈,除婉言谢绝之外,并一再表示对小史的感激。但不曾想史惠珍早就下了决心,斩钉截铁地说:“你的心思我明白,一切我都考虑过了。我能够吃苦,今后家庭的一切全由我一人承担。”史惠珍和边文义终于结成了终身伴侣。
回乡
1975年,史惠珍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和兄嫂,告别了她生长26年的南方故乡,和小边一起回到了塞外古城大同。
回大同后,她精心照料着边文义,担负起料理家务的全部责任。
一年过去了,他们有了一个女儿,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的出世,虽然给他们更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史惠珍每天起早睡晚,忙个不停。繁重的家务劳动,使这位南方姑娘脸上逐渐增加了皱纹。尽管如此,她仍然十分乐观,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八年来,史惠珍省吃俭用,勤忙苦作,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1979年8月间,在厂党委的关怀下,给小边办了因工残退休养,并吸收史惠珍到厂工作。小史进厂以后,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虚心学习技术,受到车间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去年被评为全厂的“好女工”,今年又被选为出席大同市女工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
边文义看到自己的妻子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忙了家务忙工作,十分心疼。于是尽量克服病残给他带来的困难,坐在床上帮小史洗衣服、洗菜、看孩子,使这个家庭生活得十分美满和谐。史惠珍这种高尚的精神,在大同已传为佳话。
本报通讯员 武建明 阎爱华
本报记者 贺海 李祯祥(附图片)
图为史惠珍、边文义幸福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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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治一治官僚主义者
建达
重庆市一对老年夫妇,长期受儿子、儿媳的虐待。他们四次给法院写信控诉,每次都被转到基层单位,如石沉大海。他们到有关部门上访,又被拒之门外。最后,老母亲以死相拚,杀死了极恶的儿子与儿媳,自己也因此被判了刑。
尽管事出无奈,总是行凶杀人,老人受法律制裁,也是咎有应得。但是,人们要问:究竟是谁逼得老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呢?仅仅是她的不肖之子吗?当地政法部门的官僚主义态度,难道不是酿成惨案的原因之一吗?
对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人们称之为“踢皮球”。踢皮球其事是一种渎职行为,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水火不相容。人们对直接肇事者往往还能处理,对那些不负责任、间接促成肇事的人,则常常难以触动,我觉得实在有失公平。《刑法》不是有“渎职罪”一款么,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一款,治治那些由于“踢皮球”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踢皮球”现象想必会日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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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调查研究 积极宣传法制
绥化地、县两级法院积极提出司法建议
本报讯 黑龙江省绥化地、县两级法院通过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各种问题,及时地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善经营管理,堵塞漏洞,预防违法犯罪的建议,扩大了办案效果。
绥化地、县两级法院从审判实践中,认识到积极提出司法建议是司法机关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去年到今年9月,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预防犯罪等方面的司法建议400余条,已有359条被采纳,收到了明显效果。比如,去年下半年以来,肇源、兰西、海沦等县法院针对农村盗窃牲畜案件增多的情况,及时抽出部分工作人员,结合审理案件,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一些社队在耕畜管理上漏洞很多,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耕畜买卖手续不严等,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法院及时向公社党委、县委做了汇报。这几个县的公社都检查了漏洞,加强了对马、牛、羊圈,仓库,机库,油库和社办企业、供销社的保卫工作;各大队都制定了耕畜管理、使役饲养等制度,加强了防范措施;同时,工商部门也加强了耕畜管理。今年上半年这几个县盗窃大牲畜案件与去年下半年对比,下降了29%。
从去年到今年9月,绥化地、县法院向有关部门和组织建议表扬的好人好事48件,建议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的1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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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选拔一批中青年女干部参加地、市、县领导班子
本报讯 河南省近两年选拔了161名妇女干部参加地、市、县领导班子。8个省辖市中,有6个市有女副市长;154个县
(市)中,有100多个县(市)选出了女副书记或女副县长。她们的年龄80%在四十五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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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社会问题一瞥
傅君廉
打开台湾的各种报纸,触目抢眼的尽是有关杀人、抢劫、盗窃以及色情、迷信、吸毒等社会新闻。犯罪手段之残忍,案情之恶劣,案发之频繁,令人瞠目。台湾报纸对此也不禁叹息地说,现在台湾是“犯罪新闻天天有,社会风气日日差”,“为了钱,可以不顾名誉,不顾性命”,“而影响所及,更使许多守法、安份的人,觉得身处这个社会之中,常有安全上与精神上的威胁”。现把今年上半年台湾报纸中反映台湾各种社会问题的报道概述如下。
骇人听闻的杀人抢劫案迭起
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凶杀、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接连不断。《中国时报》说,此类新闻“频繁得似乎麻痹了社会人士的心灵”。元月1日,台北县板桥市一当铺发生强盗杀人案。当铺老板陈尸店内,身中18刀,白金手表、黄金戒指、银行存票及现钞4万多元均被劫走。元月下旬,又有南投和台中县两男童先后被绑架勒赎,后惨遭杀害,弃尸野外。3月中旬,台北市一名四十岁妇女被人勒毙,藏尸于家中床头柜内。死者的黄金戒指和白金项链等财物,下落不明。还有高雄市王玉玲姐妹双双被杀;凤山市许姓少妇遭歹徒刺杀7刀身亡;桃园县老妇张氏,死前竟被刺了52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最为轰动的是台北市一家土地银行被抢案。年已五旬的光棍老头李师科是大陆籍退伍老兵、台北市的计程车司机,为了抢劫银行,他用自制的单发土枪打死一名值勤警察,夺得一把连发左轮手枪。4月14日下午,他持枪闯进银行的金库,大喊:“大家不准动,我要一千万”,然后开枪打中银行一副经理,抢走540多万元巨款,驱车扬长而去。此案立即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各家报纸争相进行连篇报道和评论。采访此案的《联合报》记者指出,李犯抢劫杀人同去年的680万元劫钞案,及今年3月台中市的百万元抢案的手法雷同,作案计划十分精密。“这种智慧型暴力犯罪根本就是对治安的挑战”。台湾“立法委员”雷渝齐在李案侦破后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他指出,年近半百的光棍汉,由于生活清苦,老来无望,一味寻找刺激,不惜以身试法,死到临头竟毫无憾意,“可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盗窃犯罪历来高居台湾刑事案件之首,扰得民众心神不宁,家家户户都是铁窗铁门。台北市一位林姓妇女最近到警察局认赃时,把全部贵重财物都随身带去。她对警方诉苦说,这些钱财放在家里怕偷,带在身上怕抢,不知如何是好。台南县前不久破获的一盗窃集团,四名惯犯作案竟高达1,000余次。4月7日台湾报纸报道了一起重大盗窃集团案,24名惯盗纠集在一起,在台北开设所谓“羽雀企业公司”,并在高雄、台南、新竹、花莲等地分别成立分公司,作为掩护、联络及销赃据点。他们结伙作案遍及全岛,而且组织严密,有严格的帮规,有排行,还有“任务编组”、
“作案计划”等。
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小
台湾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成为当局深感头痛的事,少年犯占犯罪人数的20%以上。目前,犯罪少年的年龄更有下降的趋势,且犯罪行为特别显得“早熟”。
6月6日,台北市地方检查院对一名只有15岁的林姓少女起诉,罪名是贩卖十七岁的黄姓少女入娼寮。她们同是电影公司的临时演员,林女同黑道人士有染,竟狠心将同伴骗卖为娼,得款15万元。又如台北市一名十岁谢姓男童,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5月初手持小刀威胁一名四岁张姓男童到偏僻小巷,搜遍全身,抢到64元后逃之夭夭。再如台北一名十岁吴姓女孩,在公共场所行窃几十次,被人抓获后查明,她的“师傅”竟是一名不满八岁的廖姓小男童。3月8日、29日,台湾新竹少年监狱连续发生两次暴乱事件,更说明了台湾犯罪少年有“颇不寻常的表现”。
台湾《中国时报》认为,台湾少年犯罪案件,已远远超出了“互相殴斗或玩弄恶作剧等特定的少年形式”。他们的犯罪行为“多数与成年人完全相同”,其中“初中程度的学生占68%的比例”。据《联合报》调查,台北市木栅安康社区共有十至十九岁的少年1,677人,其中因犯罪被判刑或交保管束的占了三分之一。台湾的社会学者和心理学专家分析,“台湾的少年犯罪是慢慢养成的”,“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问题儿童,他们喜欢说谎,逃学,不听教诲,故意损坏物件,并学习恶作剧;第二阶段是不良少年,他们开始酗酒、赌博,出入不正常场所,结党殴斗等;第三阶段就发展成罪犯了”。台湾报纸分析认为,少年犯罪率高,有其社会根源。犯罪少年大都出身清寒家庭,家长们靠做临时工、雇工、作业员维持生活。他们“从小眼见父母苦哈哈的过一辈子,终日为钱叹气”,而有钱人坐的是轿车,住的是洋房,致使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他们“讨厌法官、师长等象征权威的人物”,“凭着敢于抡刀使枪,建立起自己黑道上的地位,得到了从所未有的骄傲和满足”。他们“生活失去节制,对明天不抱希望,整天放纵、麻醉自己,为了搞钱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把犯罪看成一场同警察斗智、向社会挑战的赌博,生命就是赌注”。正如因抢劫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少年杨清风所说:
“被抓到了,只能自认倒霉,要宰就宰吧!”这话很能反映台湾少年一代犯罪的病态心理。
色情泛滥导致人伦道德危机
色情行业,在台湾被“誉”为无烟工业。当局不仅利用它招揽大批外国游客,赚取大量外汇,而且把它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出路。
在当局的默许和鼓励下,台湾的色情行业十分兴旺,花样也不断翻新。台湾最近流行一种所谓民间歌舞团,专为有钱人的结婚喜庆当众表演脱衣舞助兴;还有外国低级下流的文艺团体表演的女子摔跤、肚皮舞、脱衣舞,甚至“人妖”(按:即男扮女装的男色)亮相等,“极尽其挑逗、淫秽之能事”。据《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最近出现一些有男妓出没的色情餐厅,充当男“服务生”的人,平均年龄才二十出头,有些还是在校的大专学生。
由于腐朽糜烂的黄色文化和色情行业如此猖獗,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人伦道德危机是十分严重的。4月初,台报连续报道了3名少女,一个十六岁表演脱衣舞,一个十三岁当街拉客卖淫,另一个也是十三岁与人同居。据《联合报》调查,台湾染上性病的男女越来越多,目前青年未婚男性患有性病的占69.7%,已婚男性30.3%,青年未婚女性患性病的占33.5%,已婚女性66.5%。全省十五岁至十九岁做了妈妈的占母亲总数的10.5%。台湾行政院人力规划小组4月份统计,全省1981年出生婴儿41万多,其中有8.5%是“未婚妈妈”所生。未婚怀孕而打胎的数字更为惊人,平均每年约56万。另据台湾《中国时报》5月份调查,台湾的离婚率也高得吓人,平均每16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
色情泛滥所造成的人伦道德败坏的现象,远不仅如此。在台湾,强奸、轮暴以及贩卖妇女等犯罪案件此起彼落,防不胜防。据台报调查,台湾大、中女学生,在学校里没有人身保障。今年3、4月份,各大专院校的校园里发生了36起“色狼”袭击女生的事件。
迷信害人,赌博、吸毒成灾
最近,台湾报纸接连报道封建迷信害人的事。
《联合报》5月13日报道,花莲县一妇女生下一个女儿后经常生病,找过很多医师都未治好,后听算命先生
“断言”,新生女婴与母亲的八字相克,必需远离。该妇人回家同丈夫商量后竟狠心把女儿送到“育幼院”,然后举家迁走不知去向。台北市一邱姓妇女因怀疑丈夫有外遇,找到五十三岁的神棍陈某“作法”,以使其丈夫能回心转意,并付5,500元作为酬劳,陈某见邱女姿色不错,乃伪称神明意志,将邱女带到旅社作所谓“祭衣穴”法事。邱女无知,竟被陈某骗财又骗色。
在台湾,赌博的形式之多,规模之大,赌徒之众,也是十分罕见的。“每天在赌场内流通的资金在亿元以上”,因赌博导致家破人亡,走向犯罪道路的大有人在。3月9日,台北市一名十九岁青年因赌博输钱,竟当街抢夺一妇女的皮包,得手价值近200万元的钱财,立即又同女友一起返回赌场翻本,连续聚赌了三天三夜,再次把抢来的巨款输个精光。台北市有一家“老人”赌场,主持人是七十一岁老头,前来聚赌的都是古稀老人,每天通宵达旦,赌劲十足。
6月3日,是台湾的所谓“禁烟节”。可是台湾吸毒贩毒现象丝毫不见减少,尤其是青少年和妇女吸毒的情况更为严重。台北市去年吃迷幻药致死的有45人,平均年龄才二十岁,其中五分之三是女性。5月26日台北市二十岁的林姓女子吸食迷幻药过量,无声无息死在自己房内,邻居闻到尸臭发现时,她的手里还捏着一根待燃的药品。台报说,台湾暗中出售毒品的“小盘”很多,药房、玩具店、冰果室、杂货铺等地方都可以悄悄买到,而且货源充裕,价格便宜,毒品以强力胶、速赐康以及“红中”、“白板”和“青发”为主。宜兰县一名二十五岁何姓少妇,吸毒成性,每天注射速赐康10支,共达七、八年之久,仅买毒品的钱已经够买一栋楼房。婚后,她仍无法戒除,怀孕期间也注射不误,婴儿生下不久即告死亡,丈夫也离她而去。
以上事实,仅为当今台湾社会的几个侧面,据台湾“内政部”和“立法院”前不久公布,1980年台湾的犯罪人数比十年前增加80%多,其中重大刑事案件,包括故意杀人、重大抢劫、流氓集团、爆炸、绑票等,达52,000多起。1981年犯罪人数超过20万,平均每万人有近110个人犯罪,每天的犯罪人数超过540人。事实证明,台湾岛确实是个黑暗腐朽、危机四伏的病态社会。(附图片)
图为台北市八名青少年男女罪犯及其私藏的武器。(原载台湾《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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