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纪念民盟革命先烈杜斌丞同志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史良
今年10月7日,是坚贞的民主战士、前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烈士牺牲三十五周年。我们缅怀先烈,倍增崇敬。
杜斌丞同志是陕西省米脂县人,生于1888年5月。曾就读于绥德中学堂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他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学成后从事教育工作,历有年所。他所创办的榆林中学,培养造就了许多人才,对西北地区的革命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柳亚子先生曾以“桃李春风愿未违”的诗句来歌颂和纪念他,确是十分贴切的。
斌丞同志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在学生时代就关心时事,对军阀割据、战祸绵延、灾情遍地、民不聊生的情况极度不满。毕业以后,在自己教授的历史课程中,密切结合当时形势,深刻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鼓励学生志诚努力,学业精进,日后为国效力。他启发学生要有理想、有抱负,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勉。
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高潮。1926年11月,国民联军击溃河南军阀刘镇华部,解除了西安之围。斌丞同志以陕北各界代表的身分赴西安,参加解围庆祝活动,受到于右任、冯玉祥、杨虎城、邓宝珊等人的热情接待,参加了陕西各界举行的追悼李大钊烈士大会,还应邀出席了冯玉祥将军召开的军事扩大会议。他积极支持冯将军出兵潼关,会师郑州,策应北伐。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共陕西省组织的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等和共产党员黄平万、杨明轩、刘志丹、刘伯坚、刘含初等人,并和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晤谈,心胸为之开阔,思想变化尤深。其后,他遍游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目睹工农运动之兴起,识见大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革命处于低潮。斌丞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他教育青年学生步入社会后,“要站在长线(指共产党)上,不要站在短线
(指国民党)上,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卓识远见,堪为师范。
1930年杨虎城将军率部主陕,电约参议陕政,杜斌丞同志欣然允诺。“九·一八”事变后,敌蹄深入,国难深重。蒋介石狂叫“攘外必先安内”之反动滥调,对敌屈膝,内兴干戈,危情密布。斌丞同志以爱国主义的目光与胸怀,纵览全局,权衡得失,毅然向杨将军提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南北团结(即西北军与红军团结),反蒋救国”的主张。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大西北主义”。在当时形势下,西北地区只有实施这一纲领,才能保存爱国力量。为了实践这一纲领,斌丞同志两度冒险入甘,说服地方实力派。在此基础上,杨将军派孙蔚如率部去兰州,赶走与吴佩孚军阀势力相勾结的雷中田,出任宣慰使,斌丞同志即就任秘书长。1933年,蒋介石下令杨虎城将军驻甘部队全部调去“剿共”,斌丞同志镇静应付,向杨将军提出“联共、反蒋、抗日”主张,并和红四军联系,达成互不侵犯协议。1935年10月,毛主席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到达陕北,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亡,斌丞同志热情响应,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称赞。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斌丞同志又提出西北军与东北军“联合则生,分裂则亡”,“西北人民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主张,为张、杨二将军合作举事往返联系沟通,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的第二天,斌丞同志就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要职,参与起草著名的张、杨二将军“八项主张”。其后,中共提出和平解决、共同抗日的方针,起初曾为许多人所不了解,但斌丞同志审察大势,首先表示拥护,并受杨将军之委托,担任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的一方代表,周旋促进。其识见之超卓,韬略之恢弘,在西北人士中声名卓著。1936年底至1938年,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斌丞同志随任陕西省府秘书长职,坚持抗战,革新内政,并和共产党增强联系,营救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深得林伯渠等同志的称赞。
1938年7月,蒋介石派亲信蒋鼎文取代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继即解除了杜斌丞的秘书长职务。解职后,蒋介石又派胡宗南登门拉拢,以高官厚俸相诱,斌丞不为所动,断然拒绝。蒋胡对之嫉恨更深。
1940年,斌丞同志赴大后方,结识民主运动中的各方代表人物,于1943年冬到成都会见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同志,相谈甚得,从此参与民盟的政治活动,并且同杨明轩、成柏仁等创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1944年,他受命与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同志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坚持民主,奋斗不懈。1945年10月,斌丞同志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6年1月,以民盟顾问身分参加旧政协会议的活动,会后返陕,于1946年2月8日,以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名义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阴谋,指出今日之世界与中国民主潮流正汹涌澎湃,任何人也不能抵御历史之洪流。他在谈话中还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杨,实施宪政。这次谈话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蒋、胡对之嫉恨更深。从此,即在特务监视下失去行动自由。斌丞同志主持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也就在是年5月被封。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侵入延安之次日,斌丞同志终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仍坚持斗争,绝不妥协。是年10月斌丞同志遇难。斌丞同志最后遗书中说:“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能为民主潮流所灭也。……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申张于天地之间。”书简情深,感人肺腑,正气磅礴,业可千秋。正如周恩来副主席1948年在陕西省米脂县接见姬伯勋县长时所说:他生得伟大,死得伟大。
斌丞同志殉难以后,民盟中央张澜主席于1947年10月在《大公报》发表书面谈话,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就斌丞遇害提出严重抗议。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在延安隆重纪念杜斌丞同志殉难一周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杜斌丞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斌丞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了。在这期间,我们国家经历了历史的根本转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结束了几千年的苦难历史,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从此面目一新。
斌丞同志从自己的经历中早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由此而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远在二十年代末,当中国还在黑暗中彷徨的时候,斌丞同志即已看到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之所在,是难能可贵的。
斌丞同志来自人民,而不脱离人民。当他在1930年秋天接受杨虎城将军邀请返陕出任总参议时,斌丞成为杨将军左右主要决策人之一。他宣称,此次返陕是为了要“治陕,而不是为做官”,他并向杨将军进言,要整肃军纪,重视军民关系,曾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古训相诫。斌丞同志自己则一向生活朴素,语言坦实,毫无哗众取宠、渲染浮夸的习气。
斌丞同志与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有过密切交往。在他担任西安事变后的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时,就曾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工作过。斌丞常与周恩来同志畅谈国事,对共产党推心置腹,并由衷地喊出“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口号。他的鲜明的政治态度,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扬。彭德怀同志也称赞他是一位难得的“有识之士”。
斌丞同志在民主运动中是一位积极参加者和卓越的领导人,远在加入民盟之前,他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的成员,参加民盟后,更以很大精力投入民盟的各项政治活动。1944年以后,他作为民盟在西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西北民盟的组织建设,一年以后,西北民盟已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吸收了不少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代理人的嫉恨。1946年政协会议举行以后,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朋友曾挽留杜斌丞同志留在重庆参与政治活动,但斌丞同志说,我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西北需要人,再危险也要回去。斌丞同志在西北的盟务活动中证明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他抓住《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这个宣传阵地,经常发表民盟对时局的宣言、谈话和其他文件,他自己也常在报上发表谈话,阐明抗日民主团结的基本观点。他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中提出民盟要“三反三不反”,“三反”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不反”是不反共,不反苏,不反人民。旗帜鲜明。当时,有一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和协助民盟工作。斌丞同志和他们密切联系,积极配合,友好共事,有力地推动了民盟工作的开展。1946年以后,西北民盟的活动已在社会上发生很大影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下,斌丞同志个人的处境也就更加危险,有人劝他暂避,但他却毅然地说,此时半途而废,对不起关中父老,也对不起共患难的同志。
1946年4月,盟员王任遇害,5月李敷仁遇刺,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形势愈紧,大家都为斌丞同志的处境担心。但斌丞毫无所惧,他说:“李公朴、闻一多是代表真理的,强权决不能摧毁真理。”他在最艰苦的斗争岁月里镇定沉着,受到盟员群众的爱戴和社会人士的赞扬,不愧为中国民主同盟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斌丞同志终于被捕入狱以后,受到反动派的百般折磨,他毫无畏惧,视死如归。当反动派逼令他写供词时,他豪迈慷慨,奋笔疾书,再次阐明中国民主同盟的正义立场,申斥国民党反动派为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反动派为之惊惧。当他在狱中得悉人民解放军出师胜利,威逼潼关时,他写下了“人恨秦暴虐,群望汉旌旗,我有擎天手,与子以为期”的诗句。名言犹在,英灵亡去,人天共哭,烈哉斌丞!他生得巍峨光耀,气挺人豪,死得大义凛然,苍溟动摇。生也伟大,死也伟大。斌丞逝夫?壮哉斌丞!
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革命先烈杜斌丞同志牺牲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全盟同志要珍惜先烈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光明和幸福,秉承斌丞同志的遗志,积极响应党的十二大的庄严号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二大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第5版()
专栏:

杨明轩同志革命的一生
胡愈之 楚图南 萨空了 李文宜
杨明轩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五年了。我们深切怀念这位久负盛名的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战斗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杨明轩同志于1891年出生于陕西户县黄堆堡村。父亲和祖父都是农民。在他幼年时期,也随父参加过农业劳动,对劳动人民有深厚感情。学生时代就受到前辈革命事迹的熏陶。他先后就读于西安府中学和陕西政法学堂。经常阅读《民报》、《夏声》、《关陇》等民主主义刊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也随即举义。杨明轩同志当时正就读于中学堂,为了响应这一伟大革命斗争,他参加了学生队,拿起武器,走上西安街头维持起义以后的革命秩序。1913年经西安三秦公学选拔他公费留学日本,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侵占我国青岛,明轩同志愤而归国,积极参加反对日帝的斗争。1915年,杨明轩同志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交游日广,识见增多。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国迅速传播,杨明轩同志开始从《新青年》等刊物中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明轩同志在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下,积极投入了这次反帝爱国斗争,并在这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受到锻炼。
五四运动后,杨明轩同志返回西安,从事教育工作。1923年,明轩同志赴上海,在上海大学任教,并兼附中部主任,结识了当时在校任教的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同志,1924年回陕任绥德第四师范教务主任。1925年,明轩同志加入国民党,参与创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并被选为执行委员。1926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天,他根据党的指示任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兼国民军驻陕联军总司令部教育厅长,任内推行了许多进步的教育改革:召开全省教育行政会议,确定陕西革命教育宗旨;调整人事,增派进步教师;增设《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推行平民教育;省内学校不准外国人任校长;建立大钊图书馆。为在西北地区传播革命文化,培养革命青年,作出了贡献。
严峻的考验,坚决的斗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反共清党活动,当年5月,杨明轩同志即被撤销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省党部执委和教育厅长等职务,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是年年底即旧历腊月,杨明轩同志和李子洲、李大章、刘继曾等同志先后被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29年8月冯阎反蒋战起,他才被释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难深重,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杨明轩同志积极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并于1936年7月,奉党的指示回陕,参与“西北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当时日帝气焰嚣张,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媚敌苟安。蒋介石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爆发了由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的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
在此以前,明轩同志和杜斌丞同志一起,与高崇民、车向忱等同志领导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紧密配合,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推动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团结、进步作了大量的工作。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杨明轩同志任大会主席,在讲话中痛斥了蒋介石的媚敌投降行为,号召各界人士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此期间,明轩同志先后与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晤谈,对党中央的政策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西安事变后,在杨明轩同志推动下,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杨明轩任主席,李寿亭任副主席。它在西北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对于推动西北人士抗日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国民党政府为使明轩同志远离陕西,委以专员名义,赴欧洲考察教育。他在国外对华侨、留学生和国际友人讲述西安事变经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巴黎曾出席世界学生年会,代表中国学生讲话,宣扬了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与人民民主的斗争精神。年底回国,居留西安,在党的领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抗日民主运动,负责联系各救亡团体,并支持《老百姓报》的出版。
杨明轩同志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同志关系密切,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紧密合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战胜利后,又共同担负了筹建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重任,杜斌丞同志任总支部主委,明轩同志负责组织工作和青年工作,为西北的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李敷仁同志被特务暗杀致伤,杨明轩同志亦三次接到恐吓信,在极端险恶的政治形势下,他坚持斗争,义无反顾。
1946年8月,明轩同志奉党的指示到延安,1947年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工作,1948年2月,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翌年,在延安的民主同盟成员集会,成立了民主同盟西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他被推为主任委员。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联系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为推动西北地区爱国民主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同志为主任,杨明轩同志被任命为委员。9月,他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杨明轩同志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1958年12月,在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63年任民盟中央主席, 1965年又担负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重任。他还兼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1967年8月22日,他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不断追求进步
杨明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但他通向革命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平坦的。
早年他有过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是进步还是倒退,主要看它在教育事业方面发展如何。他曾经认为,我们国家没有实现富强,关键就在于教育没有普及。出于这一动机,明轩同志早年曾以很大精力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带领学生深入工厂、农村,提倡新文化,推行白话文。他在和军阀政府斗争中,从来没有忘记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他为了反对军阀克扣教育经费,曾和教育界同人一道举行罢教。但后来的革命实践逐步使他认识到,教育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政权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反动派还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尤其是在军阀当权,一片黑暗统治的状况下,期望通过教育来实现救国,是不切实际的。他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毫不犹豫地投入革命斗争的行列,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明轩同志早年还有一个思想,就是不群不党,超然独立,二十年代初期,他既曾谢绝过于右任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又婉词谢绝过邓中夏同志鼓励他加入共产党,日后的政治实践教育了他,这个思想是一种超阶级的思想,是不对的。后来,他又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是因为,共产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有千百万工人阶级的忘我战斗。只有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最无畏。革命对他们来说,除了丢掉身上的枷锁以外,不会再损失什么。他终于在1926年即他三十五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直至最后一息。
杨明轩同志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重视教育,而且重视宣传工作。他曾以很大的精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在学校任教时也经常向青年学生推荐一些进步刊物,帮助学生组织讲演会、时事研究会等。他还曾以相当精力著书讲学,从事科学知识的宣传,在西北青年中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
杨明轩同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受到党的长期教育。他常讲,“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句话太重要了。明轩同志自己就有这个体会。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提出释放蒋介石,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团结抗日的主张,明轩同志当时对于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在思想上难于接受。但经过党的领导同志的教育帮助,他终于认识到这一重要决策的巨大意义,积极地宣传这个决策。杨明轩同志是一个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好同志,这使他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受到尊敬。
卓越的民盟领导人
1963年,民盟主席沈钧儒逝世,明轩同志极为悲痛。当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公推明轩同志为代主席时,他在讲话中盛赞沈老,并引用周总理的话说,沈衡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要学习沈老活到老学到老的革命精神,勉励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作好盟的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其后,在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正式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当时正值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表现良好,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个人问题放到第二位,明轩同志对此颇有感触。他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他们在严峻的困难面前,站稳了脚跟,经受了考验。
在盟中央的工作中,明轩同志非常注意团结同志,爱护干部,盟中央的专职工作同志们经常看到他以稳定的步伐来往于各办公室,以亲切的口吻和同志们交谈。他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明轩同志在和盟员相处时,常以加强政治思想修养相勉励。他在离开西安调京工作时,曾对西安盟内一部分负责同志提出,希望大家加强革命事业心,要求盟员同志不只是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而且要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把盟的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去做。在学校教书的同志要把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看做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有了这样伟大的目标,才能产生充沛的精力,在教学上创造出新的办法,获得好成绩。
明轩同志在盟的工作中,还经常倡导大家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提倡“互相爱护,互相督促”,“去除偏见,诚恳共事”,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曾教育了盟的各级干部,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细细玩味,身体力行。
杨明轩同志是一位革命老同志。但就是这样一位长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却遭到康生之流的诬蔑和打击。康生曾恶毒地删掉了悼词中对杨明轩同志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正确评价,胡说什么“是拿党的原则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在治丧活动中不许对杨明老称同志。这更从反面证明明轩同志是正直无私,品性高洁,光明正大,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了拨乱反正,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80年4月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举行了杨明轩同志骨灰盒覆盖共产党党旗的仪式。
杨明轩同志不愧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坚持革命的楷模。我们要永远学习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无私地贡献出我们的一切智慧和力量。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斗纲领,祖国前途光明灿烂,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必将在新世纪中,在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史上放射出新的光彩,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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