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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生气勃勃的文艺繁荣新局面
本报评论员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正在团结一致，为实现十二大所确定的纲领和目标，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精神振奋，决心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所作的报告中，引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来激励我们。他说：“列宁说过，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毫无疑义，没有亿万群众的高昂的劳动热忱，没有成千上万个生产单位的首创精神，没有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奋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些非常富有生气和鼓舞力量的话，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发展我们正在从事的壮丽事业的关键所在。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调动亿万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积极性、高昂的劳动热忱和首创精神。而这一点，对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肩负重要使命的文艺工作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文艺是一个更需要创造性的事业，没有这种积极性、劳动热忱和创造精神，要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精神桎梏下解放出来，为社会主义而创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几年来，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曲艺、摄影等，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涌现了一批新的人才。这些成就是十分可喜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当然，文艺战线在作出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的、错误的文艺观点和作品，出现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种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一样，都受到了批评，正在被克服纠正。文艺战线的形势是好的，令人鼓舞的。
党的十二大重申了党多次郑重提出的任务：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学艺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文艺作品，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对人民群众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和陶冶作用。我们的文学艺术不仅要给人们以高尚趣味的精神享受，而且要在传播先进思想，为把我们的社会成员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方面，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们的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要开创生气勃勃的文艺繁荣的新局面，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提高社会责任感，努力创作出能够表现强烈的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使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目标更加明确了，信心更加增强了。思想的明确和统一，就使我们更加有了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广阔天地，更加有了放开手脚大干的条件。
为了开创生气勃勃的文艺繁荣的新局面，首要的任务是要加强学习。最近党中央号召我们，要把学好文件当作十二大闭幕后的第一件大事来抓。十二大文件，特别是几个主要文件，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使全党思想达到统一，保证十二大方针任务得到贯彻执行。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只有学好十二大文件，才能使我们真正掌握建设精神文明的武器，才能使我们的文艺创作活动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近几年来，少数文艺工作者有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情况。少数人创作上出现的种种偏差，与他们的理论修养不够，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开创生气勃勃的文艺繁荣的新局面，首先要强调加强学习，在思想认识上来一个新的发展，新的提高。
开创生气勃勃的文艺繁荣的新局面，还要求我们很好解决深入生活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高涨，社会生活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实生活中那些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如果不及时地深入到正在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中去，怎能理解和反映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呢？如果不深入到生活的漩流中去，感受时代斗争的脉搏，又怎能捕捉到生活中那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闪光的东西呢？只有对正在蓬勃发展着、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深入了解，才能正确地表现出我们伟大的时代，才能正确地歌颂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
我们衷心地祝愿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更加团结一致，抖擞精神，群策群力，为创造一个生气勃勃的文艺繁荣新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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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文显剧作》序
张骏祥
在今天的话剧圈子里，知道王文显先生的人恐怕不多了。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的同学中，后来从事剧本的创作和演剧活动的，如洪深、李健吾、曹禺、杨绛、还有我，都听过他的课，我们对西洋戏剧的接触，大约都是从此开始的。健吾和我还先后作过文显先生的助教。
王文显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幼年就到英国读书。当清华还只是准备升入美国大学的“留美预备部”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负责英语教学的教师，那时洪深同志还在留美预备部读书。但他去美国从贝克教授（Prof·George Pierce Baker）学编剧，则在洪深同志之后。洪深参加的是贝克教授先在哈佛大学办的驰名欧美的“四十七工作室”（47WorkshoP）。后来才有人捐献巨款，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修建了剧院，邀请贝克教授去办了戏剧学院。文显先生是1927年利用清华教授休假的机会去了耶鲁一年。在这一年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演出了他写的两出戏，就是这里印的健吾译的《委曲求全》和《梦里京华》。
清华于1929年改成大学，文显先生就担任了外国语文系的主任。直到七七事变，学校迁往长沙、昆明，他才离开清华，任教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胜利后，我还去圣约翰校园里看过他。“文化大革命”前听说他已在美国逝世。
文显先生在清华外文系，最初只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外国戏剧》，主要是讲的欧美戏剧史和西洋戏剧理论，还有一门是《莎士比亚》。直到1933年，才增设了一门《近代戏剧》，当然只是讲的西方易卜生以后的戏剧。他讲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照他编的讲稿上课堂去读，每年照本宣讲，从不增删。那时北京很有些人艳羡清华外国语文系主任这个位置，少不得借此对文显先生连嘲带讽，想挤掉他。他象毫无所觉，一概置之不理。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好在当时清华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和制度，就是教授要指定许多参考书，放在参考书架上，学生每天晚饭碗一放，就挤在图书馆门口，等一开门好进去疾足先得，抢到想看的书。选了文显先生这两门课，至少就得把莎士比亚主要剧作和欧美戏剧史的名著通读一遍。不仅如此，那时学校每年有一大笔钱买书。文显先生自己研究戏剧，每年也要买不少戏剧书籍，从西洋戏剧理论到剧场艺术到古代和现代名剧的剧本都应有尽有。所以我们这些对戏剧有兴趣的同学，就有机会读到不少书。我们今天怀念文显先生，首先就该为此感谢他。
除了这里印的两个剧本之外，文显先生还写过一些别的剧本。但我只读过这两部，先是读原作，后来是健吾的译本。《委曲求全》译成后，用北京青年会的一个剧团的名义，在协和医学院礼堂和清华大学上演过几场，是健吾自己演的张董事长。剧本中所写的情节虽然未必实有其事，但确也反映了当时最高学府里一些道貌岸然的“师表”们之间勾心斗角的丑态。也许这就是文显先生对那些想排挤他的人们的回敬吧？《梦里京华》按原英文剧名应作《北京政变》（Peiking Politics），显然是写的袁世凯称帝的事。但是，真要推敲作者在剧中所写的人和事与当时现实的关系，恐怕只能走进死胡同。作者是在国外长大和求学的，回国后又长期住在郊外的校园里，深居简出，对当时社会很少接触。老实说，他不过是抓住一点听到的时事，借以施展他从欧美戏剧中学来的编剧技巧。就这一点上说，他确是深得其中三味。《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mPromise）连名字也是把英国十八世纪哥尔德史密斯（Goldsmith）的著名喜剧《委曲求成》（She Stoops to Conquer）巧妙地改了一个字而成的。就技巧而言，它可以上溯到十七八世纪英国王政复辟时代的“世态喜剧”。《梦里京华》更是集欧洲情节剧（melodrama）的招数之大成：纯洁的女郎为了救自己心爱的人委身事敌，奸人笑里藏刀，尔虞我诈，恶人害人反害己，直到把活人和死人一起钉在棺材里的恐怖情节，应有尽有。而这两部戏的台词的俏皮、幽默，以及矫情的议论，更是道地的英国舞台语言。王文显先生是用英文写剧本的老一代的中国剧作家，我看中国话剧史上也不该少掉这位在北方默默无闻的戏剧开拓者。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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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无止境努力创新
筱俊亭
这次来京带来了我们自己创作的五场现代评剧《这样的女人》等戏。北京的观众非常热情，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鞭策，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早年的评剧是以小旦、小生、小花脸三小起家，行当不齐全。我们评剧界的老演员们为完善评剧行当都做过艰苦的努力，中国评剧院曾为此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我的宿愿就是想在评剧中，创出一种老旦行当来。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在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使我在演唱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被观众和同行们誉称为筱派唱腔艺术。
要创出一种老旦行当来，必须要有以老旦为主的剧本，我一直想亲手搞出一个象样的好戏来。决心既下，我边演出边注意观察生活，发现和捕捉素材。十年内乱的恶果，造成了部分人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淡薄了，尊老爱幼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号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与任峰、章平同志，研究决定动手写五场现代评剧《这样的女人》，来教育和鞭挞社会上不良现象。这出戏，被中央电视台录制成戏曲电视艺术片《小院风波》，播映后各地纷纷来信祝贺鼓励。
我在《这样的女人》一剧中饰演钱大娘。为了更好的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我下功夫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唱段。第一场钱大娘上场，设计为
“喜”，这段唱我用了喜悦欢快的二六板“人逢喜事精神爽”，来表现钱大娘盼子成亲的急切心情和对幸福晚年的向往，其特点是似说而唱，唱中有笑，非常生活化。第二场钱大娘受到儿媳妇的虐待被迫离家时，善良的钱大娘忧思万状：一怕好邻居秀梅难过，二是难割难舍自己的故家。我和琴师设计了一大段唱腔，唱段开始“你不要难过莫悲伤”用了评剧慢板。这个慢板有所创新，前三句都以顶板起、板上落，唯有第四句的行腔落在末眼，这样既表现抒情、又表现忧思。大娘和秀梅的感情是那样深厚，但在这种情况下有苦难诉，有言难吐，我以柔腔的唱法来表达这种矛盾心情。当秀梅提到“你怎么舍得离开家呀！”这话正刺中大娘的内心之痛，这时采用了激情的“紧打慢唱”，特别是唱到“离开家离开我的儿呀，撕碎了我的心……”我借鉴了河北梆子的“反梆子”唱腔，唱低音旋律，又以“清唱”的方法来表达，在唱到“心”字上音级提高八度，这样更能表现出激情。第四场的情节是大娘累弯了腰腿还仍受到儿媳的虐待，儿媳吃烧鸡，给大娘的饭菜却是窝头和咸菜，大娘打开饭盒万分悲伤。此时此景我设计了一大段唱腔表现为悲，唱段开始用反调慢板，中间转反调二六板，随之用了哭“迷子腔”后转正调原板结束唱段。特别唱到“有话不能讲，有苦不能申，有泪腹中咽，有话闷在心”，在唱腔旋律上却用了对衬方法进行处理。在唱到“怕我儿在媳妇面前受夹板子气”时用了个落“?”音的行腔，以表对儿子的牵挂。“也只好忍气吞声渡过一春又一春”以缓慢的甩腔落板结束了这个唱段。随着情节的发展，金香又施一计，逼迫钱大娘改嫁，这激怒了善良的钱大娘，我们设计了一大段唱腔，以表现为“愤”。大娘惊闻金香所言“找个老头”，被激怒了，上去打了世宝一个耳光，起“尖板”唱：“一句话气得我火冒万丈！”紧随强烈的“浑按板”，来烘托大娘气愤已极的追打世宝，从而掀起全剧的高潮。顿时的转折引起回忆，由此转为抒情“慢板”，和前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四句慢板后转中速垛板，当唱到“你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使垛板又加速升级，造成空前的紧张度，在唱到“到老来不养你心伤不心伤”，用了激情的“迷子腔”，推向高潮的顶点。
钱大娘的四个重要唱段，我们设计为“喜、忧、悲、愤”，使在艺术表现上不重叠。
在设计老旦唱腔方面，我是在评剧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借鉴了京剧、昆曲、河北梆子和曲艺的音调，取名家之长补己之短的。曲艺的京韵、西河、单弦我很喜欢，在我的唱腔里运用了不少，通过融化为己所有。我的演唱节奏比较灵活，主要是咬字清晰流畅；再有润腔上，我是依情而变、抑扬顿挫、韵脚分明，以刚柔兼备的演唱方法，来表演人物在不同的境遇下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
我在老旦行当方面还很不完善。艺术是无止境的，衷心希望热情的观众和同行们，多加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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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业题材短篇小说浅谈
陈辽 胡若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工业战线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改革的车轮正在冲破各种阻力中滚滚前进。变化着的工业战线的现实生活，在以迅速反映现实生活为其特点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近两年来工业题材的优秀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工业战线的新变化，并从深厚的生活土壤中发掘出了新的发人深思的主题。
工业改革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要求各级领导必须身体力行，并具有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在小说《竞争者》（《草原》1981年第4期）、《推销员》（《上海文学》1980年第4期）中有着生动、鲜明的反映。两篇作品的主角都是厂长。这两位厂长，既富有理想，雄心勃勃，又精通业务，脚踏实地。他们上任后采用新的领导方法，从工厂的管理体制到产品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很快就扭亏为盈，使工厂面目一新。当然，改革并不总是畅通无阻，一帆风顺的。《三千万》、《路障》两篇小说中所反映出的改革的阻力都很大。《三千万》里，
“胡子工程”的领导人为了抓牢三千万元的追加预算，利用广泛的社会时弊，上串下连，结成了一道厚实的网。在《路障》中，为了改造拥挤杂乱的市郊金家沟，从“拦腰砍断”通往金家沟大道的商业局汽车库，到漫天要价、拒不搬迁的高干子弟“钉子”户，一道又一道的路障需要拆除。没有决心和毅力，“网”和“路障”是无法冲破、拆除的。这两篇小说之所以撼人心弦，就是因为作品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必须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排除横阻在改革路上的一切障碍。把什么样的人提拔到工业战线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也关系着改革的成败。蒋子龙的短篇新作《拜年》，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某厂厂长升任公司副经理，离任以前，他把木讷寡言、平庸无能的总调度室副主任胡万通提升为副厂长，而精通业务、原则性强的总调度室主任冷占国却得不到重用。这个使工人“感到突然，感到惊奇”的决定，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厂长看来，使用胡万通这样的干部可以“完全放心”，“用起来顺手”。这样的厂长在目前工业改革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稀有人物，而是颇有典型性，因而更值得人们深思。
优秀的工业题材短篇的另一特色，就是它们塑造了战斗在工业战线上的新人形象，从不断发展的现实中描写了人的变化。
在这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新的工业战线指挥员的形象。《三千万》中的省轻工局长丁猛，就是工业改革中的真正猛将。这位曾以“果断执着”闻名的老干部，复职以后面对一种奇怪的“现状”，那就是由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广泛的社会时弊所结织成的网。要冲破这张无形的网，需要有比战争年代破除碉堡更坚定的决心。丁猛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党性，他依靠群众和专家，针对“现状”主动进击，百折不回。虽然小说结束时胜负尚未分晓，但从丁猛这一形象的精神气质上，我们看到了改革必然胜利的前景。《路障》中主管城建工作的市委书记秦越的形象，可以说更充分地反映了老干部的新变化。四十年前，秦越就在他工作的城市做过地下工作，五十年代又在这里任过市委书记，他忠诚地为党工作是一贯的。但是，变化了的工业战线也改造了秦越。二十三年前，他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不切实际地提出“一项大规模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而把持不同意见的总工程师李元初打成“右派”，犯了“瞎指挥”的错误。二十三年后，秦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革命热情丝毫未衰，但头脑不再发昏，而是将革命热情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尤其难得的是，为了有效地拆除改建金家沟过程中的重重“路障”，他主动团结过去被打错了的总工程师，耐心细致地做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而对个别无理取闹、不听忠告的“钉子”户，即使是上级的儿子也绳之以法。工业战线上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的指挥员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我们党在工业战线上的各级领导越来越走向成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中，知识分子大都有一段坎坷的遭遇。在变化了的工业战线上，他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竞争者》中几位科技人员的历史命运的变化，很有代表性。1966年初春，工业专科学校的尖子学生季明、鲁力、阎焰组织了一个“研究社”，很快被打成“小裴多菲俱乐部”。新芽初露，即遇风狂雨骤。粉碎“四人帮”后，在升任工业局长的老校长的支持下，当年的嫩芽已成长为大树，三人都成了工厂的领导人。他们把过去学得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又如饥似渴地学习新东西，大破工厂的陈规陋习，很快赶上并超过了同类行业中的久负盛名的大厂。当然，这些中年人之所以能一展宏图，离不开老校长这位伯乐。在优秀的工业题材短篇中，我们不只一次看到，正是因为有了求贤若渴的“伯乐”，“千里马”才不至于骈死槽枥而纵横驰骋。丁猛充分信任预算专家钱维丛，秦越一再拜访总工程师李元初，在领导人的感召教育下，老科技人员重新点燃了心头的火种。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情况，还依然存在。《燃烧》中的女技术员汪琳与季明是同一代人，也是“末班车大学生”。但是她却没有季明等人幸运，顶头上司是不学无术却又嫉贤妒能的官僚主义者。她的正确的技术措施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压抑、排挤。虽然如此，她在变化了的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下，并没有“怀疑派哲学气味”，她“相信历史会前进”，在向四化进军中，她不愿当“观众”，而
“是要战斗的”。在施工队长的支持下，她终于用高能燃烧剂焚烧了暗堡。季明、汪琳不论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总是朝气蓬勃，奋发工作。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
“高能燃烧剂”，为了清除四化道路上的暗堡，愿意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奋战在工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群众，是变化了的工业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是八十年代的新型工人，精神面貌和思想方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陈建功的《丹凤眼》，通过一对青年工人的爱情生活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事业、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陈腐世俗观念的大胆挑战。辛小亮是一位先进工人，只因为是井下工竟屡遭世俗者的白眼。小亮的骨头是硬的，他誓愿打一辈子光棍也不离开井下工这个光荣岗位。但他没有想到，在食堂工作的美丽姑娘孟蓓，却能脱尽世俗，厌恶夤缘高攀的纨绔子弟，炽热地爱上了他。从辛小亮、孟蓓这两个既有理想又热爱本职工作的先进青年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事业后继有人。一代青年工人的成长，离不开具有崇高品质的老工人的言传身教。《热水袋》
（《北京文学》1982年第5期）中的老工人王师傅，为了把青工“小驹子”带上路，宁愿怀揣“热水袋”，身骑自行车，和“小驹子”同出同归，一天来回一百几十里路，对“小驹子”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小驹子”在王师傅的思想和行动感召下，也努力上进了：“我师傅又骑快了，我得紧蹬车”。《张师傅外传》（《鸭绿江》1981年第6期）中的张师傅形象，则着重展示了老工人奋发工作不谋私利、永远前进作贡献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张师傅技术精湛，被称为“电机华佗”。当某些退休工人被外单位聘为顾问，每月成百元地捞取外快时，他的妻子动心了，劝老头提前退休应聘。这位平时对妻子百依百顺的有名的“妻管严”，在这件事上却决不听从。“别忘了，咱们是工人！”这句朴素的话，反映了我国八十年代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本色。
工业战线变了，战斗在工业战线的人物变了，作家的笔墨也不能不变。在艺术上不断创新，进行新的探索，是近年来优秀工业题材小说的又一特色。它们注意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反映变化了的工业战线。社会主义工业战线不是孤立的，它与各行各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人学的文学，需要从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揭示人物独特的命运与个性，而不应当是某种生产技术的教科书。《三千万》、《路障》等小说，都突破了“车间文学”的框框。它们没有细写生产劳动的过程，而是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描写来反映工业战线的改革和变化。这批小说还打破了人物创造模式，从实际生活出发，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些作品中，先进工人并非是高、大、全的完人。辛小亮、孟蓓多少有点刻薄甚至恶作剧（这是他们对世俗观念的蔑视），冷占国的过分严肃而不够灵活，都是形成他们独特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批小说在运用传统的表现手法，注意作品的民族化群众化的同时，还适当地借鉴和吸收了外国的一些艺术手法，加强了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加快了艺术的节奏，变动了时间和空间的某些顺序，从而使作品的形式和它所反映的变化了的生活内容取得了比较完美的统一。
工业题材短篇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优秀的工业题材短篇小说目前还不是很多，相当数量的作品仍然是缺少新意、缺少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平庸之作。我们希望从事工业题材创作的同志，能够认真总结创作经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工业题材短篇小说，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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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把根子扎在生活的土壤中
——广东部分中青年作家坚持在生活第一线
林彬
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第一要素，这个道理很多人知道，可是，一个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在成名之后，能不能继续把根子深深扎在生活土壤中呢？
作协广东分会文学院集中了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不脱离生活的、专业文学创作人员。从建立这支队伍开始，领导上就规定每一个创作员必须投身到群众建设四化的火热斗争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能力；并尽可能担任带点机动性的一定职务，参与实际工作，当生活的主人，建立生活点或生活基地等等。在组织建设中，采取把人摆在生活点上，对这一批来自基层各战线各地区的创作员，编制归本院，但户口不上来，依然留在原所在生活点上，以保证他们不脱离群众；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需要再作必要的调整。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较好地保证了中青年作家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
谭日超和朱崇山是两位中年创作人员，他们在创作上都有过一些成绩。这次安排他们到深圳特区生活，连家搬去，使他们能和特区的建设一起成长，看到特区建设的全过程。经过两年的努力，他们初步熟悉了特区的建设情况，反映特区生活摸到了一些门路，在概括生活、分析人物、表现技巧等方面也有明显的提高。谭日超到特区后新创作的报告文学《骄傲的头颅》，塑造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党支部书记形象，较好地反映了特区建设的新貌。
青年创作员吕雷调到文学院以后，依然长时期在他的石油基地生活。他深入生活的自觉性较高，也抓得紧，虽然身体不大好，仍然坚持不懈。他曾说：“倘若说，我还有十年的寿命的话，我将要起码用五年的时间泡在生活中。”有了深入生活自觉性，再加上方法对头，这几年他创作出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作品。去年，他的《海风轻轻地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今年新创作的《火红的云霞》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也得到了读者的好评。
写过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的农民作者王杏元，继续坚持生活在农村。他说，“深入生活要象是沉入深水，才能摸到大鱼。”近年来，他挂职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积极、直接参与农村的社会变革。这就锻炼他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看问题，处理问题，去认识生活。中年作者杨干华和陈国凯，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也一直在生活点上和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并不断有新作问世。陈国凯的《代价》、《我应该怎么办》和杨干华的《惊蛰雷》都是较好的作品。陈国凯同志住在厂里，工人经常上门找他，所以厂里发生什么新事，各种人物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什么变化，厂里的历史沿革情况，他都知道，这样，他的创作之泉就能够畅流不竭。
青年创作员孔捷生过去较长时间在锁厂和海南岛生活，近两年来，他写出《姻缘》、《南方的岸》等作品，都是从生活出发的结果。最近，他下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当农民，以便将来反映新农村。年青工人作者黄天源，认识到自己生活不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最近他到中级人民法院去生活，当名书记员。他在小结半年法院深入生活时说：“我深入生活所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参预法院工作和学习，和工作人员一样打水、打扫卫生，跟法官学办案，出庭当书记员，参加有院长、庭长、审判员出席的案情讨论会，向行家们学习，学习他们分析、研究案情的观点、态度和方法。”他说：
“根深才能叶茂，只有把根子深深扎在生活的土壤里，将来创作才会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