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中国文艺作品插图选集》序
江丰遗作
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特别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文艺作品，读者更企盼辅以美术，为之羽翼。因此文艺书籍的插图艺术创造，理应得到美术家和出版家的足够重视。在这一方面，回顾已取得的成就，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加甄选编集。这工作肯定有利于我们今后插图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我想这也就是出版这本选集的主要意图罢。
我国的插图艺术历史悠久，古人就有所谓“左图右史”的说法。据我所知，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雕刻的《金刚经》扉画，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书籍插图之一。这插图刻工相当精致，看来绝非一蹴而就的作品。此后书籍插图经历宋金元三代，插图艺术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了明代，遂蔚为我国古代插图艺术的黄金时期。当时流行的小说和戏曲书籍几乎全有插图，一书多种插图本也并不罕见，而且刻印都极为精美。明代插图所以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有不少著名的画家参加了插图的绘制工作。
现代插图划时代的新发展，应该说，主要归功于鲁迅先生的倡导。关于插图艺术的作用，鲁迅先生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由于这一缘故，鲁迅先生大量引进并翻印过西欧、特别是苏联的插图作品，大大丰富了我国插图艺术的表现方法。同时，由于近代制版印刷术的普及，插图的印刷条件得以大大改进，以致后来出现了创作木刻、铜版、石版、西式素描、有色绘画等作的书籍插图，使插图艺术的面貌丰富多姿、焕然一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对于出版事业的重视，群众文化水平和购买力日益提高，书籍发行量百十倍地增加，书籍插图也随之繁荣起来，在艺术上进步很快，成绩斐然。我们从这本选集所收入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这并不是溢美之词。
插图是从属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形式，应以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情节为根据，并以之发挥它的创造性。但不能片面强调创造性而脱离或无视书中内容、情节的真实性。插图画家没有权利以个人的某种不健康的审美情趣，去肆意贬低、歪曲、践踏书中的人物形象。我曾见到，现在某些书刊的插图中有这样一种所谓时髦的画风：把人物的形体画得又细又长、忸怩作态，奇装异服，以为这才算美，这才算“新”，其实分明是标匪气、妖气之“新”，立殖民主义之“异”，十分恶劣，它是对健康生活的污染，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嘲弄。这种不正之风，应该引起我们注意，一定要反对。
插图艺术需要作家、出版家和画家密切合作；需要出版社为画家提供体验生活的必要的创作条件；需要画家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解放思想，提高修养，以扩大和丰富艺术的表现能力。
《中国文艺作品插图选集》是继1960年同一书名之后的另一本书，就其完整性或选排作品论，可谓后来居上。但其内容并不与1960年版本重复，所以从这意义上看，它是前者的姊妹篇。
为出版这本书，编者郭振华同志曾花了四年的时间，遍访国内有代表性的文艺出版社和插图画家，并得到有关作家、画家和出版家的热情支持，才得以编辑成集的。这本选集是从近两千幅插图原稿中，挑选出573幅内容和风格各有特色的插图作品，其中有彩色插图100多幅，有黑白插图400多幅，借以展示建国以来插图艺术的基本成就。
尤为难得的是：编者追索到不少老画家的代表作。还有一些画家由于极左思潮而遭受迫害，多年来未能发表的优美作品，也被选入不少。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有众多的中青年插图艺术家通过奋力实践所取得的可喜成就。这本选集为研究我国现代插图艺术史提供了不少宝贵材料；为探讨我国插图发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为艺术学徒提供了可资欣赏和借鉴的范本。
为编辑这本颇有价值的选集，进行了如此严肃认真的工作，真是令人感佩。承编者索序，盛情难却，匆匆草此，不暇辞饰，聊以塞责而已。
1982年4月30日
第8版()
专栏：
喜事双临门
林焕平北京集群贤历史创新篇又逢国庆节而立过三年胜似放焰火红花撒满天载歌又载舞人民笑开颜喜事双临门*中秋月更圆举头望明月胸怀天地宽月宫举盛宴仙女舞翩翩醉人传弦歌仙境亦人间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巧逢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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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比较文学和民族自豪感
范存忠
问：您为什么对比较文学有兴趣？如何进行研究的？
答：我于1927年到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院读书。我一向学的是英国文学，当时对比较文学这个名词是不熟悉的，而且我还认为时间有限，把一个国家的文学读好也就可以了。
到了第二年，我转入另一个大学。那里除一般的国别文学系科如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罗曼斯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文学系外，还有比较文学系。该系有些课程和国别文学系的课程相似或相近，但范围较大而重点也不一样。例如英国文学系照例有关于浪漫主义作家的课程，比较文学系则开设“浪漫主义运动”，纵谈这个运动在全欧洲的来龙去脉以及当时各国作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按照该校选课制度，读英国文学的人也可以读比较文学系的课程。我于是选了“浪漫主义运动”，觉得思路比较开阔，颇受教益。
比较文学是不是限于欧洲国家的文学呢？不是。著名的法国文学史家郎宋早在本世纪初年发表文章，论东方（包括远东）的思想文物对法国启蒙时期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作用。到了二十年代，欧美学者已在那些方面发表了不少论著。我于是想到我的祖国。我们总在谈西方各国对我国的影响，难道中国的思想文物对西方没有一点影响？我读了德国阿道夫·利奇温的《中国与欧洲》很受启发，但又觉得还有工作可做，我们对关系和影响可以作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什么？二是怎样？三是为什么？譬如谈关系，不光是谈什么关系，也要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所研究的东西讲得深些透些。
举一个具体例子：元曲《赵氏孤儿》杂剧与欧洲戏剧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熟悉的题目，而且已有一些专门论著。那么，能不能再做些工作呢？我说，不妨试试。我于是就《赵氏孤儿》怎样传入英国，传入英国后引起怎样的批评，经过怎样的改编，改编本子怎样上演以及上演后取得怎样效果等问题，增补了一些材料。这些是
“怎样”的问题。此外，还有
“为什么”的问题。我于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倾向，指出上述种种事例的意义从而具体说明这本中国戏剧在启蒙时期英国的影响。
再举几个例子。在启蒙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已在西欧传播，为什么有些人热情赞赏，而另有些人则死命反对？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知道反对派多半是相信神的启示的正统基督教徒，而赞赏者则是象伏尔泰那样崇奉理性、反对宗教神秘的启蒙运动家。很明显，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在西欧发生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又如，在十八世纪中期，中国的园林艺术在西欧到处流行。为什么一向讲究整齐、对称的法国式园林布局的人一反常态，对中国在园里曲径通幽的
“不对称之美”发生兴趣？这是西方艺术观、美术观的巨大转变，需要很好地进行研究。这样，中国的思想文物对西方的影响，不只是一点，而是不少。那末，是什么东西在推动我的这项研究工作？是仅仅因为个人对比较文学有所爱好？不，这里还有工作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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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语说文
从高考拼音题说到拼音电报
郑林曦
1982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的第一道语文试题，是要考生在汉语拼音拼写的两句话下面注上汉字。听说学生一般考的还不错，他们把汉字写出来了，原来是宪法修改草案序言中的两个句子。
高考语文考拼音，已经好几年了。过去多是考一些词儿。用汉语拼音，按词儿连写，全部标出声调，拼写出完整的句子，这却是第一次。学生如果能考对，就证明他具有：运用汉语拼音工具，熟悉普通话语音，用汉字译出拼音语句的能力。从1958年起，小学生一进校门就学汉语拼音，以后不断用来帮助认识汉字，学说普通话。现在要进大学或中专的门了，一个学生能具有上述三种能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吧？
如果这次考试中，多数学生能读懂这两个纯粹拼音的句子，用汉字转写出来，那就证明用拼音作为辅助文字，用来进行社会交际，比如说打拼音电报，也是可能和必要的。用汉字打电报的不方便，不迅速，很多人都有痛切感受。1954年周总理到日内瓦开国际会议，用汉字向国内发电报，先得译成阿拉伯数字电码，国内收到又转译为汉字，如此一折腾，我国发出来的会议新闻或重要讲话，常常要比人家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慢一两天。当时周总理就指示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拼音电报，并保证不能出错儿。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新华社曾经试用来传送国际新闻电讯，取得一定成果。山海关以外的铁路上，也曾试用拼音电报。可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都停止了。今年1月，胡乔木同志又提出恢复拼音电报问题。这项工作的确该认真推动一下，实行起来了。
推行拼音电报，就要普及汉语拼音。高考考拼音，促使学校和学生注意教好学好汉语拼音，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今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应该把熟悉汉语拼音变成每一个中国人的一种常识和基本能力。至于邮电局可以接受拼音电报，那是早在1958年10月1日起，就由邮电部定出办法，开始实行了的。目前要恢复汉语拼音电报，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编一本《汉语拼音电报词汇》，把电报中常用的词和成语都收集起来，而且作到从拼音能查到汉字写法；从汉字能查到拼音拼法。在未编成前暂用《汉语拼音词汇》或《现代汉语词典》代替。2、规定用拉丁字母代调号的办法。3、规定常见同音词语（包括人姓地名用字）区分。这样就不仅可以利用旧有的电报机械，而且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高速电讯网络。希望多方支持，大家想办法，把这件早该办成的事儿，一定办成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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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读《黎明的呼唤》
钟文
“五月终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歌／正从受难者的喉管发出／跃动着黎明的欢乐呵！” 这样的诗句是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解放战争那个时代的风雨雷电的。
那个年代，黑暗在最后的挣扎中露出最狰狞的面貌，光明在最后的搏斗中透露了春的消息。这是中国革命史中蔚为奇观的历史时期。可惜，在过去，这历史奇观的面貌、声音、气氛在诗中的反映，为人们所少见。四十年代后半叶的新诗史是被疏忽，被遗漏的一页，《白色花》等诗集的出版，在这方面已做了拾珠工作，今天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黎明的呼唤》这样一本很有价值的诗集，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诗集共辑编了122个诗人的200多首诗，从数量与所选范围而言，虽不足以睹当时年代的全貌，但是可以窥其大概。诗人公刘在代序中称这些诗是“不撤退的青铜群像”，这是就思想而言，也是就艺术而言。“你有鞭子，我有意志！刺刀是你的，理想是我的！”这样的意志，在今天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也不失为诗的教材。这本诗集在艺术上也十分引人注目与发人深思，它可以使人们看到自五四以后新诗的传统在四十年代的背景下是怎样被继承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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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史小品
北京现存最早的印刷品
张文玲
发现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近已修复装裱的辽代文物，是价值连城的珍品。仅就数量可观的刻经、刻书、板画雕板印品而论，更是珍品中的精华。《上生经疏科文》是其中雕印最早的一件。
这是一卷向无传本、首次发现的佛经注本。卷轴装。从卷首题“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知道，是北京悯忠寺（今法源寺）和尚诠明译撰定稿的。经卷由十四张白麻纸粘连而成，经文为正楷书刻印。每纸约四十行，每行约二十五字。每一小经题上均有朱绘摩尼宝珠。卷尾有题记，为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燕京仰山寺（今东四一带）杨家印造”，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了。
我国是雕板印刷的发祥地。唐、五代、宋以来的印品，均有存世。惟与北宋并存、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辽朝，以往未见片纸印品遗存。
北京传世最早的印本是《歌诗编》，唐李贺撰，元初宪宗六年（1256年）印制。在此之前，北京有无印刷业，始终为人疑惑。这次《上生经疏科文》及一大批大多刻于燕京的辽代印刷品的被发现，真使人喜出望外。这件雕印最早的《上生经疏科文》，比《歌诗编》提前了二百六十六年。应该说，它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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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轻舟荡南泉 武治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