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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一句”和“两万”
赵铁信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的人作品很不少，但流传者寥寥无几，或者根本没有流传下来一点东西；有的人作品屈指可数，但能流传后世，为人称颂。清代的乾隆皇帝颇爱题诗，每到一地必有诗。据说，他一生写过近两万首诗，可惜一首也没有得到流传，在文学史上未有一席之地；而宋代诗人潘大临诗作极少，他的《题壁》诗刚写完“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忽然催租人来到，由于受到惊扰，终未写成。但这一句诗却成了千古名句；成语“满城风雨”就是由此诗而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仔细琢磨一下，恐怕还是作品的质量问题。乾隆的写作态度极不严肃，诗的内容空洞，格调平庸，因而不受人们欢迎。而潘大临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不求数量讲质量，他的诗出自肺腑，内容丰满，艺术精湛，因此颇受欢迎。须知历代读者的要求都是“宁可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的。
我们有许多作家勤奋写作，总希望“多留文字在人间”，多给人民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这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但是，也有的作家，特别是某些青年作家，常常草率成篇，写作快得惊人，作品多得出奇。他们有的作品粗制滥造，甚至胡编乱造，没有多大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代代流传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经过作家付出巨大心血、千锤百炼、精雕细刻的艺术珍品。唐代诗人贾岛为写“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诗，整整琢磨了三年时间。他自己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清代作家曹雪芹用尽全部心血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七易其稿，整整写了六年。《安娜·卡列尼娜》反复修改了十三次。《复活》仅一个开头就写过二十次，晚年间，一个作品的序言竟修改过一百零五次。可见，艺术精品并非易得。
文学创作属于精神生产，它同物质生产一样，首先是讲究质量的。对此，作家应引起高度重视。与其写十篇粗制滥造的作品，不如写一篇质量高的作品。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不怕书籍少，但它们必须生动。平凡的书在书架上没有地方摆。”
强调作品要讲究质量，并不是不要数量，也决不是说作品写得快、发表得多的质量一定低。如果作家能做到“高速、多产、优质”，那当然是最为理想的。
总而言之，作家应首先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努力下苦功夫、硬功夫，提高自己作品的质量。
愿我们大家牢记列宁的名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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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喜看《三家巷》上银幕
杜埃 廖启良
经过20多年的波折，欧阳山同志的名著《三家巷》，终于由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曾炜、王为一）搬上了银幕。电影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除在环境上努力做到比较真实外，更是着力于加强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尽力使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周金，唯利是图的买办陈万利，阴毒狡猾的政客何应元父子等一批正反面人物，都有一定的个性特征。通过各自不同阶级的人生观、恋爱观，写出了周炳与陈文婷，周熔与陈文娣，陈文雄与周泉的爱情的矛盾冲突，它们象三根无形的绳子紧紧地系住了观众的心，让人始终关心他们的命运将会有怎样的结局。编导者从再创作的要求和电影艺术特点出发，对人物情节作了某些增删和“移花接木”：如舍去小说中周炳的六个“闹翻了”（跟老师、剪刀铺子东家、干爹妈、鞋铺小老板、药铺掌柜和何家管账的闹翻了），而又融合杨承辉某些言行于一身，把周炳的起点提高了一些，突出了他从悲痛和沉迷中醒悟后一心献身革命的行为，但仍符合原作的性格基调。周炳这个人物是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的，他这时还处于幼稚阶段。过去有的同志评说周金的被捕是周炳出卖的，这种说法不够公平。这是因为他还幼稚，缺乏复杂的阶级斗争经验，又受到陈文婷“爱情”的迷惑，无意中做了件错事，致使周金被捕。他与陈文婷爱情的最后决裂便可说明周炳是个发展中的人物。他是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世界观、恋爱观的。周炳与陈文婷爱情的发生、发展、演变、决裂这条主线，始终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最后陈文婷与宋以廉结婚的场面，有些观众可能会感到突然和惊异，其实这是合情合理的结果。在那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复杂，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年代，陈文婷最终走上这条路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促进了周炳性格的发展。
影片保留了原著入木三分地描写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特点。陈何周三家人之间，交织着亲戚、邻里、同学、朋友、换帖、结契等关系，有不同阶级意识的互相渗透，不同政治态度、不同人生观、恋爱观和理想的彼此交锋，有不同思潮的影响冲击。在这种纵横交错、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中，从表面上看，何陈两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情况都是处于优越的一面，而周家则处于劣势。但是，何陈两家毕竟是一种腐朽力量的代表，“三家巷”里三家各自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如何？影片里所反映的当时爆发的历次革命事件就作了很好的预示。
影片成功的另一点，是艺术地再现了二十年代的历史事件。广州是二十年代中国的“革命首都”，影片对当时发生的诸如广州起义等不少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作了反映。为了增强真实感，不少重要场景还到实地拍摄。如“沙基惨案”的戏就是在当年革命者流血的地方拍的。更可贵的是，对罢工期间廖仲恺先生被暗杀的事件还作了生动反映。从当时工友们的议论、气愤中，从陈万利和何应元的谈话中，有力地说明国民党的左派主要人物、忠诚辅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的伟大的先驱者廖先生之死，是国民党右派下的毒手。
影片有关区桃的事迹简略了些，她的死处理得过早。又如画面上的满树红荔枝，似乎加工过了头，显得不够真实。这些是影片的不足之处。（附图片）
影片《三家巷》剧照 周炳动员陈文婷参加革命活动。
（北京市电影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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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文化
湖上放映队
单柏生 摄影报道
江苏省洪泽县老山公社电影队是一支活跃在洪泽湖上深受渔民喜爱的湖上放映队。十年来，放映队员们以湖为家，以苦为乐，哪里有渔家，就向哪里进发，航程五万里，放映三千多场。他们把银幕挂遍了百里湖面的滩头渔村，同时，为了使外出捕捞的渔民能及时看到影片，他们还常常在船上挂起银幕，甚至不顾疲劳地连续放映三部影片，使渔民在紧张劳动后，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娱乐。
这个电影队为丰富渔民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曾受到省、地、县文化部门的多次表彰。江苏电影制片厂还将他们的事迹搬上银幕，广为宣传。（附图片）
湖上电影放映队不惧天冷水寒，涉水推舟过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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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谈艺篇
马季谈相声
“相声的最大特点是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离开这一条，相声就没有生命。”中央广播说唱团艺术指导、相声演员马季在福州对记者这样说。
有人说，相声是讽刺艺术，主要内容应是讽刺，歌颂是没有前途的。对此，马季有不同看法。他说，应该是讽刺和歌颂同时并举。他认为，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应该揭露、讽刺、批判，而大量出现的美好事物应当歌颂、宣扬。歌颂也应该成为相声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当前的新人新事新局面更应当积极反映。当然，歌颂内容的相声比讽刺的创作难度大。在笑料分寸上不容易掌握。太过，有损人物；不及，形不成“包袱”。尽管这方面的作品，如《昨天》、《女队长》有成功的经验，但毕竟比重不大，不少作品还不成熟。因此，创作以歌颂为内容的相声，是一条需要继续探索的新路。
记者请他谈谈对当前相声创作和演出的看法。马季坦率地说，相声现在处于低潮，好作品不多，新作品出不来，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庸俗低级的作品。少数演员甚至把一些老艺人已经丢掉的技巧也拣起来用了。如有个说计划生育的相声，演员把枕头塞到衣服下面，说到打胎就把枕头拉出来等等，这纯粹是迎合不健康的情趣，把艺术商品化了，也把演员商品化了。这里有创作、演出人员的思想意识问题，有对旧技巧的推陈出新问题，也有演员的文化、艺术素养问题。对于相声这样一个深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曲艺品种，相声专业创作队伍至今没有形成，靠演员自编自演，由于水平限制，质量上难以保证。相声是语言艺术，可是大部分相声演员文化水平不高，语言不过关，语法不规范。象夏雨田那样大学毕业的演员太少，能写出他那样水平的相声的演员就更少了。所以，相声的基础理论和表演技巧应有专人研究，专业创作队伍应组织起来，相声演员的文化、艺术素养有待提高，只有这样，相声艺术才能较快地提高。
本报记者 张铭清（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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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北京的地下花环
解 波 李训舟
真令人难以置信，据说新落成的北京环城地铁象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环。花环，是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的美。埋在地下的铁道能有那么美吗？
最近，我们有机会跟随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科研设计院的韩蕴琨工程师参观了环城地铁的车站。一踏进西直门车站集散厅，咦，怎么好象来到了方形世界？立柱是方的，吊顶是方的，灯具是方的，连花格窗也是方的。韩工程师笑眯眯地介绍：“环城地铁有12个车站，有的还是双层结构，每个车站大小相同、空间相等，每列车进站又只停靠一分半钟，怎样才能给乘客造成强烈的瞬间印象呢？拿西直门车站来说，就是个上下两层的立体交叉乘车站，上层是即将使用的环线站，下层是预备将来使用的郊区远期站……”我们边听边从站台中央的换乘楼梯走下了远期站。扑入眼帘的是两排亭亭玉立的粉红色圆柱，托着一顶顶倒锥形伞灯。洁白的圆形伞面上放置着亮晶晶的灯管，每根灯管旁镶缀着金灿灿的铝条，仿佛是怒放的洛阳牡丹，朵朵端庄俏丽，彩辉四溢。那一串串温暖的、晕黄的光圈洒落在殷红的水磨石地面上，更象落红遍野、灿若织锦了。圆柱、圆伞、圆灯，我们似乎明白了，方和圆正是区别环线站和远期站的特征。
当我们自以为找到上下两层的建筑奥秘时，韩工程师又把我们带回环线站，要求再看看周围环境。奇怪，集散厅变得那么幽远、淡雅、肃穆，连那方形的灯都有了生命，好象朵朵含露乍绽的紫罗兰。难道瞬间内这里被施过魔法？“不是，这是上下强烈对比造成的效果。”韩工程师告诉我们，环线站不仅突出方形，还采用冷色，象绿地蓝墙；远期站不仅以圆形见长，还运用暖色，象红地粉柱。这样方圆对比、冷暖相照，环线站显得开阔、明朗，远期站显得柔和、热烈。总而言之，设计是在实用的前提下追求美。所以集散厅里没有多余的、纯粹的装饰，而是利用立柱、吊顶、灯具的式样各异、装饰材料和色彩的互不雷同，造成每个车站都有鲜明的特征，既使乘客易于辨认，也给予人们美的享受。滔滔的话语伴随着滚滚的车轮，把我们带过了积水潭站、鼓楼站、安定门站。
雍和宫站到了，集散厅里的吊灯又是一番景色。抬头看去，那里盛开着一株株黄橙橙的花盘，笑盈盈地喜迎来客。我们走近观赏，才分辨清那是24根日光灯管，从金色的圆心向四周伸展，背面辅有镂空的金属环，环上雕刻着典雅的卷草图案，周围还垂吊着绿莹莹的流苏。这葵花形的吊灯不仅新颖别致，而且古朴庄重。韩工程师热情的话语又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个站地处北京规模较大的古建筑雍和宫下面，为了使地下和地上的建筑形式、风格互相呼应，我们设计了古色古香的吊灯，使乘客不论进站或出站，都能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久远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原来，结合地面环境进行艺术创造，是设计中很重要的一环。象东四十条站，地面附近是工人体育馆。建筑师联想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五环相套的会徽，设计了连续套结的圆形格片灯，象征着世界人民团结友好、携手并进的情景。再如建国门站，地面是巍峨壮丽的立交桥和高层建筑，地下车站支撑大厅的就是雄浑的圆柱，圆柱顶端张开明晃晃的伞灯，灯光映照在柱面烟黄色的大理石上，造成金碧辉煌、气象万千的艺术效果。我们兴匆匆地赶去观看那象玉兰花一样皎洁晶莹的套环灯，抚摸那象山茶花一样流金溢彩的大理石柱面，美的享受使我们陶醉。然而，这美，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的艺术创造。对呀！人是追求美、热爱美的。只要人在哪里生活，美就会在那里出现。那么，北京形成这样迷人的地下花环，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附图片）
环城地铁雍和宫站集散厅 刘向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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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淮河乡土文学笔会
首届淮河乡土文学笔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在淮河之滨的蚌埠举行。这次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局面的文学盛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以及安徽蚌埠市等七个沿淮地市的文联联合举办的。沿淮地区的作家、专业和业余作者，以及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共八十多人出席笔会。笔会由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和蚌埠市委副书记杨杰主持。淮河笔会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精神振奋，旗帜鲜明。把文学工作者团结、组织在党的十二大的旗帜下，是这次笔会明确的指导思想。与会的作家在发言讨论中，都自觉地把文学创作和十二大精神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作家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奋发工作，拿出更多的富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来满足广大人民对精神营养的需求。与会人员特别注意到，要在作品中提倡真善美，揭露假恶丑，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糟粕的侵蚀。不少同志反映，这次笔会思想明确，会风朴实，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鼓劲的会。
二是扎根乡土，努力创新。与会作家们说，这次笔会是一个开创沿淮地区文学创作新生面的誓师会。为了回答时代的召唤，要立志创新，首先要有一个开创新局面的气魄和胆略，要多方面反映我们的新时代、新生活，要下决心让淮河流域的文学艺术根深叶茂、繁花似锦；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要研究独具特色的淮河乡土文学的创作经验。淮河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沧桑的教科书，是一面时代的明镜，要从各个侧面反映淮河两岸人民的英雄业绩，写淮河的水情、风情、乡土情，从而逐渐形成淮河地区文学的独特风格。
三是交流切磋，培育新人。参加这次淮河笔会的，绝大多数是扎根于淮河两岸普通工人农民中间的基层文学工作者。在笔会上，一些知名作家、评论家和来自基层的文学工作者，互相交流情况和看法，取长补短，活跃了思想，开阔了视野。
本报记者 赵希龙 宣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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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文化动态
▲“摄影家黄翔作品展览”最近在首都中国美术馆展出。
三十几年来，黄翔同志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水利工地和边远乡村。在他的作品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一往情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讴歌热情洋溢，他的花卉、静物作品，也十分讲立意、情境，给人以美感与启迪。
这次展出的112幅作品大多数是黄翔近年来的代表作。影展随后还要到海外几个国家巡回展出。
（韩子善）
▲江西省宜春地区《农村风情》摄影艺术展览于本月28日到11月10日在北海公园普安殿举办。这些摄影作品，反映赣中老革命根据地今天的新面貌，反映广大人民三中全会以来的欢悦心情，反映这片美好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反映党的政策正在使这里的农村变得更加富裕，更加美丽，更加文明。
这次展览是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江西宜春地区摄影协会联合举办的。
（黄日星）
▲天津市最近举办第三届“津门曲荟”。演出节目大部分是就近创作的，现代题材约占74％。这些新曲目题材多样，反映生活的领域比较广阔，有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京韵大鼓《渔家女》；有赞颂清洁工的天津时调《金色的黎明》；有描写地质科学工作者不畏艰险的快板书《古庙奇闻》；有颂扬不顾个人安危救儿童的相声《一家人》等。十二大召开以后，更加激发了曲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他们又写出了歌颂党的十二大、讴歌赵春娥等英雄事迹的新曲目。
（张淑英）
▲女作家萧红故居将修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最近决定拨出专款，筹建“萧红故居纪念馆”。萧红的故乡呼兰县已成立了筹建组。
近几年，呼兰已成为引人瞩目的地方，每年都有大批国内外学者前往参观访问。
（中国新闻社）
▲江西南昌《南苑》文学双月刊。从1983年开始将以全部篇幅刊登小说，努力办成一个小说的百花园，将发表各种样式、不同风格的
小说。（黄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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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角
珍贵的古树
建欣
古树，是名山胜景、园林艺术中活的道具，是有生命的风景资源；古树，苍劲挺拔，枝叶繁茂，犹如一把绿色大伞，给我们以美的享受和纳凉的场所；古树，更是为古水文、古植被和古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银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它的化石如实地记下了2万万年以前冰川演变的历史，而“活化石”，则是我国特有的植物。我国四川万县的古水杉，经鉴定，与日本大阪大学三木茂教授所发表的日本两种水杉化石同为一属的植物，从而命名为“水杉”，引起各国科学家的珍视。古树，还是古植被的指示树种。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附近的千年古油松，为发展油松提供了科学根据。数千年的波巴布古树，还是大陆漂移学说的重要旁证之一哩！
一棵古树，犹如一个历史悠久的气象站。如果说古树是一个生命体，那么，它的年轮是自然而忠实的记录仪，保留着千百年间的气象资料。我们知道，气候的冷暖变化大致有一个二百年的周期。科学家对1900—1960年间的年轮作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大周期中又存在着33年、72年、92年和111年的气候变化小周期，它们大都是11—11．5年的倍数，而11年正好是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这就又一次证实了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有趣的是，科学家通过对古柏的年轮的古气候研究，从而证实我国科学家竺可桢教授所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论断的正确。因此，如果我们要记载千百年间的古气候变化状况，不妨借助于古树，这是一种科学而经济的办法。
我国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7，500多种树木生长在这里，古树，更是遍布全国。保护好一株古树，就等于保护了一部千年史书，这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可惜的是，保护古树，至今还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湖南省龙山县洛塔公社富强大队水井生产队毁掉“活化石”——古水杉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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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市点滴
书市点滴
△《舒强戏剧论文集》已正式出版。舒强同志在话剧、新歌剧的舞台艺术方面，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本论文集，就是他这两方面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论文集收集了从一九五二年著述的《表演和导演问题》到最近发表的《塑造领袖舞台形象问题》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本书还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 （益言）
△《李广田诗选》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广田是我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早在三十年代，他与何其芳、卞之琳出版过诗合集《汉园集》，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之一。新近出版的《李广田诗选》是包括从《汉园集》以来将近三十年中创作的大量诗作中编选出来的，由卞之琳作序，李岫选编，共分五辑，大体上按时间顺序排列。 （吴城）
△电影演员王莹的遗作《宝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近似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剪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角，生动地勾画出一个失去母爱、失去亲人怜悯，被送到富商之家受尽苦难的童养媳形象。生活在底层的宝姑终于认识了人生的意义，从而勇敢地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本书由茅盾题字，夏衍作序，丁聪插图。
（奥扁石）
△叶辛的《蹉跎岁月》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下乡知识青年劳动生活和爱情的长篇小说。作品描绘了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不顾沉重的生活磨难和政治压力，坚定执着，于逆境中奋进，于痛苦中进击，为山区建设作出贡献的故事，表现了一代知识青年追求理想、献身革命事业的斗争精神。
（闻雪）
△《癖斯居画谈》是中国画家朱屺瞻的近著。该书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朱屺瞻的画风具有鲜明的个性，粗犷浑厚，色彩浓烈，并以它清新拙朴的风貌而感染读者。他的作品以山水、花果为主，笔墨雄健，造型概括，讲求气势，注重传神，写出了天地间的生机与生意。
这本画谈，是他日常与亲友交谈的点滴随录。他以深邃的艺术造诣论述了“形与意”、“借鉴与生活”、“关于西画”等，立意新颖。“学画自述”一节，尤对后辈有所借鉴和启示。此书并附有他的作品多幅。
（宝梅）
△《汉语速记学》（黎宏基著），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从事速记教学与研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本书内容简明扼要，语言清新，通俗易懂，可供广大群众自学速记之用。 （刘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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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渔利 王复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