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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步骤问题
马洪
根据对客观条件和任务的分析，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不可能有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又必须力争一定的速度。这个与国情相适应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是前面所说的“保四争五”。没有这样一个速度，“六五”期间不仅不能为未来的国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且连维持现有的人民消费水平和建设规模也会发生困难。应该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只是看每年生产增长百分之几，而要同时看一定速度下的真实经济效益。应该力求实实在在的速度，没有虚假的速度。在有条件使速度增长的情况下，不把生产搞上去，经济发展当然会受到损失。但是，如果盲目地追求产值的高速度，而使生产出来的产品积压，质量下降，能源和原材料寅吃卯粮，经济发展同样会受到损失。在速度与效益发生矛盾时，速度要服从效益的提高，争取有效益的速度。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考虑和解决，我们过去吃过大亏，这个教训不应忘记。
第六个五年计划工农业增长速度虽然安排得不很高，但要求经济效益更好。“六五”期间要争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持平或接近，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从1950年到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4％，国民收入每年增长7．3％，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低2．1％。“六五”期间要求二者发展速度相等或者接近，这意味着用同样数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六五”计划时期4％、5％的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从其经济效益来说，大大超过以往同等的增长速度。这样，在工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相同的条件下，提供的社会最终产品将比过去更多，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将比过去更多，国力增加得将比过去更多，经济将比过去更稳定。相反，如果不注意效益，增长速度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强调，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领会的。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经过努力，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接近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甚至可以同步增长的。在1962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有些年份就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一些亏损和经济效益很差的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经济效果就迅速提高。过去我们曾经做到的事情，现在更有条件能够做得到。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它同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接近，将有利于继续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一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水平上，如果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国民收入的总量就相对较大，这时即使把积累率稍调低一点，积累的绝对额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较慢的情况比较起来，不但不一定减少，而且可能扩大。因此，使国民收入增长得快一些，就可以在保持一定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适当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集中力量调整经济结构，整顿企业，对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尽可能改善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这就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取得更快一点的经济发展速度打下良好基础。
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海上油田的开发和陆地油田的发展，我国的石油生产可能会持续上升。煤炭的生产也会稳步增长，这是由于在“六五”期间基本建设作了很大努力来保证煤炭投资，注意集中力量开发条件好、投资少、见效快的山西等煤炭基地。同时，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职工代表们经过集体研究，认为过去建设100万吨、200万吨、300万吨的矿井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今后完全可以缩短一些。露天煤矿也可以采取一面建设、一面出煤的建设方针，加快建设进程。经过这些方面的工作之后，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煤炭生产的面貌就会有所改善。山西煤矿、山东兖州煤矿、安徽淮南淮北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贵州水城煤矿、内蒙古煤矿、辽宁的煤矿等等，产量都会有所增长。与煤炭发展相联系，铁路的建设也要协调发展。现在从山西长治到河北邯郸的铁路已经建成通车，从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也正在建设，从太原到石家庄的铁路电气化工程已经完成，从大同到秦皇岛的铁路电气化工程正在进行；其他一些铁路线路也要改造，而且还要建设一些新的铁路。它们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绝大部分可以见到成效。水电站的建设也在加紧进行。还有一些基础设施，经过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紧张努力，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可以见到效果。此外，前两年停建的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大项目，目前已在继续进行建设，这些项目大部分将在“六五”期末或“七五”期间建成投产。可以预见，只要我们做好工作，循序渐进，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的增长速度，肯定会比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要快。
经过第六和第七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结构将趋于合理化，企业的技术改造将取得重大进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再加上能源、交通及其他方面一系列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将陆续建成投产，教育和科学技术将有重大发展，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将茁壮成长起来。这样，就完全能够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全面高涨打下牢固的基础，使九十年代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发展速度比八十年代有显著提高，保证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当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并不意味着每个部门、每个地区、每个企业、每种产品都一律翻两番。事实上，今后二十年各部门的发展速度会大有不同的。例如，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倍数就不同。在工业内部，石油化工、电子工业以及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机械工业等部门的生产比平均增长速度要快得多，有的新兴工业部门的生产将十几倍或几十倍的增长；有些则不可能或不必要翻两番。为什么各个工业部门各种产品会有不同的增长速度呢？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将有很大的变化，今后二十年经济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动。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对于不同部门不同产品的发展速度就要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每个部门每种产品都一律要求翻两番，那就不仅不能解决目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引起新的结构不合理和比例失调，破坏综合平衡，降低经济效益。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搞好各个部门各种主要产品的发展规划，注意综合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而切忌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各种产品以及各个地区的发展速度问题上搞“一刀切”。
有的人担心，生产基数越大，增长速度就越慢。而我们现在的规划设想是，前十年的发展速度较低，后十年的发展速度较高。因此，如果按照基数越大速度必然越低的看法，就会认为我们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经验证明，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缺乏全面的历史的根据。基数在一定条件下对发展速度当然是有影响的。因为基数大了，每一个增长的百分数所包含的量也就相应地大了。但是，还应该看到基数大了，就意味着物质技术基础扩大了，国民收入多了，这样不仅积累可以增加，积累的比例也有可能适当提高，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加快。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应当考虑进去，这就是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如果主要依靠新建生产能力而技术水平不变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形式，那么基数到了一定水平，是会导致速度下降的（有些国家就是这样的）；如果主要依靠现有企业的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效益逐步提高的“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则基数大了速度仍有可能提高。战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战后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由于这些国家扩大再生产主要采取“内涵”的形式，即主要采取技术改造的办法，这些国家战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比战前快得多。今后二十年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主要采取“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大力进行技术改造，这是在基数提高的基础上加快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那种认为基数大了速度必将降低的观点是片面的。现在我们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具备着翻两番的条件。十二大设计的壮丽的宏图必将变为美好的现实。
（下篇，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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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三种人”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
文玉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坚决解决“三种人”的问题，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安定团结，这完全是不必要的。
十年动乱期间，也曾一再提出要安定团结，实际上越来越乱。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在政治上推行了一套错误的理论、政策和口号，在组织上有林彪、江青一伙和跟随他们的“三种人”在那里兴风作浪，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安定团结。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出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新局面。要巩固和发展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还必须继续努力做工作。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纲领和方针，其中包括从组织上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正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战略措施。
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大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要清除的“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的思想体系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们信奉的是“造反”、“夺权”。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这“三种人”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领导岗位上，也有些人是在最近几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或者被当作提拔的对象。这些人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抵触、反对，在他们还掌权的地方和单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难以贯彻落实。由他们一手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大部分未能甄别、平反。在组织上，他们拉帮结伙，排斥异己，大搞不正之风。有的人看到大势已去，表面上似乎“老实”了，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思想根本没有改变。如果听任他们继续留在领导班子里，或者提拔到领导岗位，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彼此呼应，兴风作浪，卷土重来，危害人民。因此，我们现在坚决把“三种人”清除出领导班子，正是及早清除隐患，大大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在解决“三种人”的问题时，当然要注意把“三种人”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错误的同志相区别。“三种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跟着跑的。对于这些跟着跑的人，只要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且真正改正，就应该受到信任和使用，并在工作中继续加以考察和帮助。同时，我们还要防止有些人利用清除“三种人”的机会搞打击报复，也要防止搞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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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效益与产值
吴学灿
在讨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要特别注意十二大报告中所写的“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去努力奋斗。我们决不能片面强调战略目标中的数字，而忘记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如果离开这一前提，发展速度就会失去意义，战略目标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产值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产值与经济效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的。当产值体现的产品在数量、质量、花色品种、规格等方面符合社会需要时，他们是一致的。产值越高，经济效益就越高。相反，如果产值体现的产品是社会不需要的，即“货不对路”的，那么这种产品就卖不出去，长期在仓库里积压，甚至腐烂、变质、损坏，因此，产品的价值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统计表上既有产量的数字，又有产值的数字，甚至物资部门已经给企业付了款，企业也记上了销售额并得到了利润；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这里所说的社会需要，是指适应现实购买力的需要。譬如某些产品虽然很符合社会需要，但由于价格水平超过购买者的实际购买力，这些产品就卖不出去，因此价值还是不能真正得到实现，也就不能说已经有了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产值只能说明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不能说明生产这些产品所耗费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实际数量。经济效益还要从生产一定量的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劳动量来考察。生产同样多的产品，消耗的劳动量越大，经济效益就越低；相反，生产同样多的产品，消耗的劳动量越小，经济效益就越高。
只有从符合社会需要和降低劳动量消耗两方面来考察经济效益，才是全面的考察。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完成产值指标，就必须既要生产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又要尽量减少劳动量的消耗。
第5版()
专栏：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出版
汤明檖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上）已由中州书画社出版。作者在这本书中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
（主要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同时对于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经济制度、政策、法令作了分析。此书曾被有的高等学校用作教材。
（杨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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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二十六）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十章 正确安排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第二节 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
我国现阶段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了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正确安排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人力资源、国土和其他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求得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
综合平衡工作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正确安排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安排好：（1）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2）农业和工业的比例；（3）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4）工农业生产和运输的比例；（5）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6）重工业和轻工业内部的比例；（7）工农业等生产的发展与商业服务业发展的比例； （8）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比例；（9）商品可供量和社会购买力的比例；（10）积累和消费的比例；（11）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12）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13）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等等。
在这些比例中，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最重要的比例。正确安排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具体说来，一方面工业发展速度与建设规模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另一方面，工业和农业所提供的消费资料要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相适应；重工业所提供的生产资料要和农业、轻工业的需要相适应。
正确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就是要根据国力的可能，兼顾积累和消费的需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由于我国的生产水平还很低，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为了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就必须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前提下确定积累，同时又要在有一定积累的条件下确定消费。
另一个方面是恰当安排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做好资源（供给）和用途（需求）之间的全面平衡。主要是安排好：（1）社会产品的资源（供给）和用途（需求）之间的平衡；（2）国家预算收支平衡；（3）银行信贷收支平衡；（4）外汇收支平衡；（5）物资供求平衡；（6）劳动力供求平衡；（7）人力、物力、财力相互之间的综合平衡，如财政、信贷与物资之间的综合平衡；等等。
国民经济对人力物力的需求同资源（供给）之间是否平衡，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发展关系极大。如果计划上安排的社会总需求过多，而能够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较少，在计划上就留下缺口；或者计划上是平衡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没有积极挖掘生产潜力，劳动生产率达不到计划要求，物质消耗大，没有切实可靠地增加国民收入，而计划上又没有相应压缩需求甚至追加得更多，都会造成不平衡，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应该指出：货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与否，是实物需求与供给之间平衡与否的货币表现。由于实物种类极多，平衡起来很复杂，需要用货币平衡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需求与供给平衡与否，仍会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生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在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民经济中社会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国家预算收支、银行信贷收支反映出来。同时，大规模的建设、各种社会消费、国际经济交往等等，都需要大量基金集中在国家手中，分散在社会上的物质财富是不能满足这些需要的。这些都决定国家预算收支平衡和银行信贷收支平衡的重要意义。如果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发生财政赤字，而且财政赤字发展到严重程度，那就势必引起银行信贷收支不平衡，产生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使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同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量的扩大不相适应，甚至造成通货膨胀。
对于外汇收支平衡，在对外经济关系发展起来的今天，也决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另一方面又要厉行节约，防止不合理地使用外汇，借用外债要充分考虑偿还能力。指导我国综合平衡工作的基本原则
从我国的经验来看，综合平衡工作只有在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一）积极可靠。所谓积极可靠，就是要用积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精神，根据可靠的计算和分析来考虑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我们知道：已经形成了的生产力是可以计算得出来的，发挥这些生产力能力的条件（如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状况等等）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根据这两点，也可以计算出在一定时间内新的生产能力形成的状况。我们也可以计算出现实的社会需要（如社会购买力），还可以计算出各种需要平衡的要素。还有一些措施，如果被采取，它的成果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相信广大群众会积极完成计划所要求他们去完成的任务。我们的整个经济机器能有效地工作，一个积极可靠的综合平衡就可以完全有科学根据地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人力资源、国土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方面，在技术改造、技术推广方面，在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方面，在生产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方面，在对经济建设指导和管理的科学水平和组织工作水平（其中就包括搞好综合平衡工作本身）方面，都拥有非常巨大的发展生产、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潜力。如果这种潜力能够比较好地发掘出来，我国生产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增长。而这些是很难用算账的方法完全计算出来的。在进行综合平衡时，我们只能根据能够计算出来的东西来进行平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又不能不估计到这些潜力的作用，估计到生产更快发展的可能性。
（二）适当留有余地。这是积极可靠原则在可靠这个方面的具体化。它的含义是在进行综合平衡时不要满打满算，更不要留有缺口，防止因为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所造成的被动，使自己能够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三）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保证在一定时期内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同时要照顾其他各个方面。重点和一般是互相依存的，过分突出重点，势必排挤一般，到一定时候，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重点能突出到什么程度，一般应兼顾到什么程度，必须经过综合平衡。重点也不能固定不变。例如，在当前，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是重点，也许经过一段时间，重点应该是另外一些方面，重点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经济任务的改变而改变。
（四）瞻前顾后。在进行综合平衡时，一方面要仔细分析计划期之前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注意加强薄弱环节，适当放慢那些发展过快的部门，对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已经形成的供需关系、协作关系等也不要随便打乱；另一方面还要认真考虑同下一计划期的衔接。决定建设规模、招收职工、增加工资、调整价格等等，不能凭主观愿望，要考虑以后年度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
本章执笔：余广华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