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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辽宁召开人大常委会工作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最近召开全省市、县和市管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总结了人大常委会成立以来的经验，讨论了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问题。
辽宁省各市、县（区）人大常委会是1980年经过选举产生的。两年来，他们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认真行使职权，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动四化建设和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是新机构，从认识到实践都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各地在开展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也需要加以总结。这次会议，就是为了通过交流经验，提高认识，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把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在经验交流会上，有25个单位介绍了经验。其中，有中共新宾县委对人大常委会加强领导、县人大常委会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和县人民政府自觉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的经验；沈阳市、沈阳市沈河区和锦西县人大常委会开展调查研究和视察活动的经验；盘山县人大常委会在履行监督职责中正确处理与县人民政府关系的经验；东沟县人大常委会倾听群众呼声、督促县政府研究处理代表提案的经验等。这些经验，内容丰富，涉及到人大常委会各个方面的工作，使大家受到启发，开阔了眼界，对搞好今后工作有很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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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失足青年余佩桢考上研究生
本报讯 记者晓渡报道：最近，上海市失足青年余佩桢，被上海机械学院录取为研究生。
余佩桢原是上海市郊龙华生猪饲养场的工人。1977年3月因扒窃被劳教3年。在劳教期间，他服从管教，努力改造，在积极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和大学文化课程。1980年3月解教回原单位后，继续攻读大学课程，积极要求进步。今年报考上海机械学院硕士研究生，取得优良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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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次生动的《婚姻法》教育
安徽电台开展“柴月婚姻问题”讨论
本报讯 据安徽省妇联最近一期《妇运情况》报道：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开展“柴月婚姻问题”讨论，收到很好的效果。
柴月是安徽省临泉县田桥公社女青年。今年3月，她向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写信，痛切地诉说了家长、亲戚对她婚姻自由的粗暴干涉和她内心的痛苦。安徽省电台以《掺着泪水的蜜月》为题广播了柴月的来信，并就此动员听众展开讨论。
柴月的信播出以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家长、团干部、社队干部、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特别是广大农村男女青年，纷纷给电台去信，参加讨论。大量的来信反映，当前包办买卖婚姻仍然是束缚一些农村男女青年的精神枷锁，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呼吁各级领导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这场牵动千家万户的讨论，历时两个来月，宣传了婚姻自主原则，批判了封建残余思想，既教育了包括柴月父亲在内的广大家长，也鼓舞了广大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勇气和信心。
讨论结束时，安徽省妇联主任应宜权同志作了广播讲话，指出嫌贫爱富、“门当户对”等封建思想，是一些家长包办干涉子女婚姻的主要思想根源。她希望做父母的要依照新《婚姻法》办事，尊重子女的意愿，热情支持子女在共同劳动、工作、学习中建立起来的爱情，以使子女建立起真正幸福美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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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这个问题提得好
柴月在写给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信中问道：为什么在全国人民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子女婚姻问题时，还嫌贫爱富，讲“门当户对”？柴月的这个问题提得好。
在我们国家里，大多数父母是支持子女婚姻自主的，但是，也确有少数家长，公然违反《婚姻法》和社会主义道德，干种种为国法、舆论所不容的事情。有的人仍然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教，包办子女的婚姻；有的人嫌贫爱富，讲“门当户对”，拆散子女情投意合的姻缘；有的人甚至把子女当成商品，公然搞买卖或变相买卖婚姻。
我们国家早在1950年就废除了以包办买卖婚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婚姻制度。但是，几千年形成的旧思想、旧风俗和旧习惯根深蒂固，要从人们头脑中完全根除它，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所能办到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部门的领导人，或者认为这是“家务事”，不愿过问；或者称之为“小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新《婚姻法》，不少地方和单位竟没有好好组织大家学习，没有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新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旧的习惯还残存着，一有机会就按老规矩办事。
要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切实保障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权利，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就柴月的信组织讨论，通过典型事件进行宣传教育，生动、具体、感人。我们相信，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把各有关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经常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婚姻法》的宣传教育，使之家喻户晓，青年男女在婚姻恋爱上的合法权益就会进一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方面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逐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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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听众信件选登
嫌贫爱富不应该
父母爱子女之心，人皆有之。柴月的父亲嫌孙家穷，想为女儿另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害得女儿痛苦，自己生气，这值得吗？应该吗？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只要肯干，是会很快富起来的。我劝柴月父亲尽早认下这门亲吧！
安徽省含山县谢集公社 宣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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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听众信件选登
婚姻自由无可非议
柴月同志对爱情忠贞不渝，冲破家庭的种种障碍，终于喜结良缘，行为确实可嘉！现在周围有一些人说什么“不守门风”、“伤风败俗”等等，这是封建主义货色。柴月同志，你的行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真正见不得人的是那些死抱着封建道德信条不放的人。你和小孙领了结婚证，终成眷属，这说明党支部、妇联和广大群众是支持你，站在你一边的。希望你挺起腰杆，经受生活的考验，走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
安徽省长丰县义井公社 陈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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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听众信件选登
讨论救了我
我叫王黎华，今年二十一岁。因俺家底子薄，哥哥三十岁还没找着对象。为给哥哥找媳妇，父母硬逼着我换亲，要我嫁给一个比我大十一岁的男人。我坚决不同意。谁知父母背着我收了人家的礼，说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只有死路一条。我该怎么办？我想外逃，没有去路，只好想到死。
正在这时，安徽电台展开了讨论，我听后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并把收音机搬到父母面前，他们听到“强扭的瓜不甜，包办的婚姻不美满”时，头低下去了。最后，父母痛心地说：“我们不该逼你呀！”
河南省沈丘县固营公社黄孟营大队 王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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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柴月给电台的信
我叫柴月，今年21岁，结婚前是临泉县田桥公社王楼大队女社员。
人们把新婚第一月称作“蜜月”。可是，我的蜜月有甜也有苦。也许有人以为我没选上如意的对象，或是大办婚事欠了债，都不是。我选的对象忠厚老实，勤劳朴素，我俩感情融洽，都很满意。办婚事时，婆家采纳了我的建议，只买了些糖果和香烟招待邻居，是新事新办，节俭办婚事。我的苦恼在于封建的旧习惯、旧风俗对我的压力太大了。
1981年3月我在窑厂做工时，认识了朱庄大队青年社员孙建军，劳动中我俩建立了感情，后经人介绍，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大队干部，开始也同意这桩亲事。正当我和建军满怀喜悦筹划婚事的时候，不料我父亲突然翻了脸，说孙家穷，没房子，逼我退婚另寻富户。我耐心地跟父亲说：“婚后只要俺俩好好劳动，不愁过不富。”父亲不但不听，还把我打了一顿，逼我和建军断绝关系，把我锁在屋里不让出去。当时，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自己是沐浴新社会阳光长大的青年，要有理想，有志气。铁锁可以锁住我的身，但锁不住我这颗滚烫的心。去年11月16日夜里，在弟妹们的帮助下，我只身从家里逃了出来，来到孙家。
父亲数次到孙家大吵大闹要人，又搬来我姑母、舅母、姨母登门劝说。然而，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九条牛也别想把我从孙家拉走。后来，大队党支部批评了我父亲包办婚姻的错误做法，父亲只好作罢。我和孙建军终于登记，幸福地结合了。
对我的婚事，公社妇联和大队领导都给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却受到社会上部分人的责难。什么“私奔找婆家，行为不端”呀，什么“坏了家风、村风”啦，等等。听了这些风言风语，我很苦恼，常常夜里哭湿了枕头。我真想不到，为什么在全国人民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子女婚姻问题时还嫌贫爱富，把“门当户对”作为首要条件？
安徽省临泉县田桥公社
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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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李国雄遵纪守法做表率
本报讯记者于逢源、郑国联报道：守卫深圳特区的解放军某部排长、共产党员李国雄秉公守法、不徇私情，被人们称为“铁面包公”。
李国雄带领全排战士，常年驻守在被称为“一条小街，连着两种社会”的沙头角镇，担负着保卫边境安全和检查进出该镇人员、车辆证件的任务。他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不徇私情，象一把撬不开的铁锁，牢牢地锁着“镇门”。一次，李国雄的父亲从内地到部队看望他，按规定住在镇外的连部里。父亲提出要到镇内看看。李国雄告诉他没有特许通行证不能进去。老人沉下脸说：“我是你父亲，又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还不相信吗？”李国雄还是耐心地做好解释工作，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正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更要模范地执行纪律。”
李国雄拒绝为至亲好友在镇内违法购买物品，更是不计其数。1980年初，李国雄正筹办婚事时，婚姻介绍人提出要李国雄帮忙在镇内买一部收录两用机。李国雄一时感到“情面难却”。然而，他立刻又想到党的政策，经过耐心解释，介绍人打消了念头。
李国雄自1976年入伍后，从当战士到当干部，一直住在沙头角镇，各方面的人事都很熟，但从未购买过一件违禁物品和走私物品。结婚之后，家里烧煤炉，时常被烟熏得流泪。他和妻子都渴望弄一个煤气灶。恰在这时，一位老熟人找上门来，主动表示可以帮忙，但同时提出要他在镇内买一个电冰箱。李国雄弄明这位老熟人的意图之后，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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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月父亲给电台的信
我和全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了我女儿柴月给省电台写的信，听着女儿为争取婚姻自由蒙受种种责难而悲悲切切的声音，我和老伴老泪横流……。我包办女儿婚事是十分错误的！
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包办婚姻的旧风俗，今天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这个党员干部身上？连日来，我反复思考，主要是自己头脑中存在着严重的嫌贫慕富、门当户对的旧思想。
在处理我女儿柴月的婚事问题上，我不理解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理想、有志气的年轻人，他们敢于向旧势力挑战。我辜负了党多年的培养，也对不起我女儿、女婿。今后，我决心以实际行动医治他们心灵上的创伤，用现身说法说服教育乡邻，不能干这种包办干涉婚姻的蠢事。
柴月的父亲 柴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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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为何来大陆定居？
本报记者 陈榕三 本报通讯员 郭银土
记者在福州访问了前不久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蔡耀庭夫妇。蔡耀庭37岁，高雄市人，原在台湾美之美电子公司当驾驶员。他的夫人邓贵香27岁，台中市人，家庭妇女。这一对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为何要来大陆安家呢？
蔡耀庭夫妇告诉记者说：“我们离开台湾到日本观光时没有想过要来大陆。后来，我们在日本参观了北海道博览会的‘中国馆’，很想回来看看。7月28日，我们来到上海，后来又到杭州、北京等地参观。我们目睹耳闻的一切，同台湾当局所宣传的大不一样。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好，有前途，有希望。所以，我们决定在大陆定居。
“台湾当局说‘大陆是黑暗的地狱’、‘老百姓没有自由，夫妻不能住在一起，爱人是由公社分配，不能自由恋爱’。可是，我们在各地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在上海，我们看到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在自由恋爱，父母孩子住在一起，大家精神很好。”他们又说：“台湾当局还说大陆的同胞‘没饭吃、啃树皮’等。这些都不是事实。在上海的一家饭店，我们遇到一对夫妻，他们每人每月50多元的工资。我们问：你们100多元怎么够花？他们说：怎么不够？看病不要钱，住房不用愁，星期天出门玩玩，到餐馆加加餐。”
在谈到大陆同台湾的区别时，这对年轻夫妇告诉记者：大陆有人情味，大家互相关心；在台湾，人与人讲金钱第一。在台湾，不能说大陆好。不然，当局就会找你的麻烦。而在这里，可以客观地讲台湾的情况。大陆的建设主要是靠自己，而台湾是靠外国过日子，借了许多钱，不然经济早就垮了。在台湾，没有钱的人当乞丐，政府根本不管。而在大陆，人民的生、老、病、死都得到照顾，生活有保障。台湾的大官生活比一般百姓好得多，而这里的干部和百姓的生活差不多。在列举这些区别时，这对夫妇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挚感情。
邓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带来三个孩子，老大与老二在福州井大小学念书。她感叹说：
“在台湾上小学，每学期要付学费300多元新台币，上初中每学期要交几千元，上高中、大学每学期要交几万元，所以一般家庭要培养一、两个小孩念书是很困难的。”作为家庭妇女的邓女士，还向记者介绍了她一家在台湾的收支情况：“我先生（丈夫）每月工资平均约二万元，按中等生活水平计算，每月除了吃饭花去一万多元、房租付出5，000元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如果还想增添点什么，就得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人家联系推销东西。”
蔡耀庭一家将到泉州定居。他们说，祖国大陆好，社会主义好，能在这里安家，我们很放心。（附图片）
从台湾回乡定居的袁安惠坤老太太九十寿辰时跟亲人在一起。 陈大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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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访者的心声
贺庭文
我从台湾回江西永新老家，同亲人团聚已经十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有人来访，有的还远从湖南赶来，向我打听在台亲人的下落。
有一次，儿子陪我去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在休息室，一位壮年人走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我儿在侧说：“爸爸，这位就是刘宜廷先生的次子刘动。”这时，刘动眼泪簌簌往下掉，过了好一阵子，他才说：“贺先生，我吃完早饭，就在这里专候了。”他的思亲之情，深深地感动着我。刘宜廷和我既是同乡，又是同年，都是87岁的人了。他担任台湾“国大代表”主席团主席，早几年，我在台北时还同他喝过一次酒，见他精神矍铄，身体比我好多了；但当谈及乡情、亲故时，他和我一样，也忧心忡忡，低声叹息。刘动听了这些，喜形于色地说：“我们兄弟都已成家立业，生活过得都好，老父要是能同贺先生一样回来就好了。”
今年春节期间，我的本家贺寰媛来向我拜年。她丈夫龙德志在台湾，她问我：“德志在那边还好吗？”我说：“德志去台湾后，我们经常见面，他在那边是不得志啊！如今他年过花甲，仍是行单影只，无人照料。”她说：“一别三十多年了，他也该回来了；再不回来，今世恐怕就难见到面了。”说着说着便伤心地哭起来。
提起龙德志，我又想起了另一位老乡贺其桂，他半身不遂，早已病卧台北疗养院，平日要不是同乡会派人去看望一下，简直无人过问，情景十分凄惨。前不久，他两个儿子来我家时，我以实情相告，兄弟俩顿时泣不成声。在言谈中，我得知他们早已成家，日子过得挺宽裕，前几年，还各自盖了一幢新瓦房。明年就是贺其桂的八十大寿，他们正准备给爸爸做寿哩。他们对我说：“贺先生，你这一步棋走对了。但愿爸爸早日康复，也能回来让我们尽一点人子之孝。”
盼望团圆是来访者的共同心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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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从台湾到大陆
“我有三点没想到”
台湾《中国时报》原发行部运输股长张秀珍，今年五月十二日绕道回到离别三十三年的故土——江苏沛县城东王楼村。说到回乡几个月来的感受时，张秀珍有三点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在老家有这么好的家庭，”张秀珍说，“我走时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七岁。现在一家十一口，儿媳孝顺，孙子活泼，大儿子还读了大学。
“二是没想到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开始我真担心，共产党和人民能饶了我这过去的‘顽保长’吗？可是一回到家中，这些担心都烟消云散了。县政府对我热情接待，派专人到徐州接我。县领导请我吃饭，又给我报了户口。
“第三是没想到老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回来，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在过去，老百姓只有吃茯苗秧、萋萋芽等野菜，或是柳芽、洋槐花。我回来后挨家一看，全吃的大米好面。家乡居然种上了水稻，一亩收八九百斤稻子。这二年我两个儿子盖了些房子，开销大些，可家里还有好几百斤陈麦。这跟我离家时根本没法比，那时有五十亩地的庄户人家也没有能过上这样好日子的……”
张秀珍越说越激动。他豪爽地哈哈大笑说：“咱沛县出的那个皇帝刘邦都说，‘游子悲故乡’，何况咱这样的？他的那首《大风歌》我今天能否借用一下改为：“大风起兮云飞扬，漂零游子兮思故乡，归得故乡兮心愿偿！”王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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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抱着“踏地雷”的心情回乡探亲
W君最近从台湾辗转回到故乡探亲，受到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的欢迎，感触很深。他在台湾听说，从台湾来大陆的人，一下飞机就会被抓起来，东西也会被抢光。临行前，他在台北飞机场买了5条“宝岛”香烟，一位老乡说，你带这么多烟去大陆，找死吗？结果退了3条。到了香港，他归心似箭，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他抱着“踏地雷”的心情来广州，准备一旦有危险，马上就回香港。结果，到了广州后，工作人员连他的行李都没有检查就让他过来了。这时，他心里才感到踏实了一些，并且后悔不该把烟退掉。为了看个究竟，他不乘飞机，改乘火车到南昌，沿途的所见所闻和一路上列车服务人员亲人般的照顾，使他心中的疑虑慢慢地消除了。
W君说，“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很不错的”。路过家乡的一个小镇时，他连声说变了，变了。他特别对县城的建设感到高兴。他说规划得很好，街道宽阔，两边还有树木，台湾有些县城没这么好。”
W君说，“台湾宣传，大陆人民没衣穿，说什么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次回来看到大陆人民衣着整洁，穿得很不错”。这次他回到家里感到特别愉快，所以特意穿上一件大红衣服表示喜庆。他说，如今回到家乡，处处都感到亲切和温暖。他追随国民党几十年，回来一看，觉得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和他的亲属。他表示回台湾以后，要把亲眼看到的一切告诉朋友和同乡，以此来报答人民政府对他亲属的关照和对他的热诚接待。
姜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