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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步骤问题
马洪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这是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明确这一战略目标，对于指导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振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确定全党全国经济工作的努力方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极为深远的意义。
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工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827亿元提高到1981年的7，4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了8．5倍。这个数字虽然包含某些不准确的因素，但是，总起来看，可以说二十九年间，平均每十年大致翻了一番。这个成绩，是在几经挫折中取得的。如果没有这些折腾和挫折，成绩一定会更大得多，速度也一定会更快得多。今后这种折腾不会再出现了。不论从历史经验看，还是从现实条件看，只要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定能够实现二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
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重点是准备条件，打好基础，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积蓄力量，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后十年重点是在奠定起来的良好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下面，就为什么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作一些分析。
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每年平均递增速度是7．2％。但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每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都是7．2％。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前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适当低一些，在前十年中，前五年的增长速度又要比后五年低一些，以便在继续进行的经济调整中，进一步解决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必要的基础，这样才能够使后十年的工农业增长速度比7．2％更高一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二十年间呈稳步上升的局面。按照目前初步草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的发展速度是每年只增长4％，争取达到5％（事实上有可能超过一些）。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计算，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接近于7％，第八个五年计划和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将高于8％。这样，本世纪末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就可以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为什么前十年的发展速度要比后十年低一点呢？为什么不可以先高一点后低一点呢？
第六个以至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安排得相对低一点，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和必须完成的任务决定的。从现在起，我们要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实现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所提出的繁重任务，要花费巨大的力量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要整顿现有企业，对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农业这样一些国民经济重要的产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勉强要求当前有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给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是当前头等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经过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已经得到初步的改善。目前经济结构中比较大的问题，是重工业内部结构、轻工业内部结构、农业内部结构还不完全合理。过去重工业的主要问题是，为其本身和基本建设服务的部分过大，为农业、轻工业、出口服务的部分过小。现在重工业调整的任务，主要是继续端正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扩大重工业的服务领域，调整重工业本身的产品结构。例如，我们现在每年生产3，500多万吨钢，人造卫星、洲际导弹需要的钢材都能制造，却解决不好生产洗脸盆用的搪瓷板和洗衣机用的弹簧片。这说明我国重工业不是解决不了这类问题，而是没有努力向这些方面做工作。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也有类似的情况。轻工业近几年发展较快，大多数产品从数量方面满足了社会消费的需要，但是在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距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名牌产品供不应求，而不少产品却有积压。这些问题只有依靠调整轻工业内部结构才能解决。在农业生产中，我们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按照自然区划的特点和有利于长期的生态平衡的原则，来充分合理地安排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布局。化肥的生产和使用上，磷肥和钾肥的比例太小，不能满足作物的养分需要。大量的山林、海涂、湖泊、草原还没有加以开发和合理利用，农业生产内部结构不合理状态也需要有计划地解决。生产结构的变化必须伴随着生产使用的各种物质要素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它们的变化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做好一系列工作，因而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
整顿企业是当前又一项重要而繁重的任务。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曾对企业进行过多次整顿，取得不少成绩。但是，目前许多企业仍然存在着经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工作散漫，劳动纪律松弛，产品质量差、消耗高，以及违反财经纪律等严重问题。尤其是有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存在着涣散、软弱、臃肿、老化等问题。这种状况不整顿、改善，企业就不会有欣欣向荣的局面，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也难以很好贯彻。因而，中央决定用三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认认真真地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综合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挖掘企业的潜力，克服严重浪费的现象，提高经济效益。目前，我国财政收入有近90％是靠国营企业积累的。通过全面整顿，把国营企业办好，使绝大多数企业都能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税额和上缴利润，国家财源才能茂盛，财政困难才能克服，财政赤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有近40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企业整顿的工作量很大很重，必须分期分批，逐步进行，因而整顿工作也需要相当的时间。
现在，我国经济不再是过去那样“一穷二白”的状况，而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摊子，有了相当可观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据这种情况，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固然还需要进行一定数量的、必不可少的重点项目的建设，但是总的来说，主要不是依靠建设新的企业，走“外延”的发展道路；而是以相当的财力物力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能力，走“内涵”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经济效益高、发展速度快的道路。对现有企业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要解决技术发展方向、技术开发、技术力量、资金筹备、物资安排、综合平衡、规划管理等一系列大量的复杂问题。有些条件不具备的，还要逐步创造条件。如一些大型设备的改造，要依靠为它们服务的机械工业企业先行改造，才能完成。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各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铺开是不可能的，需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在技术改造过程中，应该尽量先行安排那些产品为社会所急需而又花钱少、见效快的项目。但是，应该看到，一个企业的技术改造从开始到完成总有一定的时间，一个行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更要经历较长的时期。
当前，能源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石油产量大体上能保持在目前一亿吨的水平。煤炭的生产，由于受到资金安排、在建规模、生产能力接替种种条件的限制，近期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六五”期间推算的能源增长水平，每年大约是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定得过高，能源供应就缺乏保证，勉强去做，就会使刚刚调整过来的一次能源的生产，重新出现采掘失调、采储失调的状态，而这是必须避免的。还有，如果能源供应过度紧张，那么现有生产能力与新发展起来的生产能力，就会处于缺乏能源而被迫停产的局面，其结果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不是更快，而是更慢，并且将造成损失。
交通运输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当前能源紧张和运输紧张是密切联系着的。我国一次能源中70％是煤炭。我国煤炭的运量很大，运输的主要手段是铁路。而我们的铁路，有许多区段是很紧张的，即所谓“卡脖子”的地段。结果一方面煤炭供不应求，一方面有近千万吨煤炭，积压在矿区，运不出来。在“六五”期间，要尽可能努力发展能源生产和交通建设。但是，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投资不可能太多；同时，能源和交通建设周期较长，因而能源和交通这两个国民经济关键性薄弱环节，只能逐步加强，力争在两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内，逐步赶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上述原因，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高。发展速度安排为4％，争取达到5％，是适合我国当前具体情况的。这个期间发展速度能否更快一些，取决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情况。在突破能源制约条件方面，有两个手段。一个是增加能源生产，而每年约有增长1％的现实可能性。另一个是节约能源消耗，每年要求节约3％或者更多一些。从目前条件来看，节约的可能性比增产的可能性更大，更现实。我国能源用量折合成标准煤计算，与日本相差不多，而同样的能源耗用量，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我国的4倍，尽管两国之间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大体上可以表明我国能源使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浪费。通过节约能源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完全有现实可能性的。过去三年中，节能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主要是依靠调整工业结构，适当降低重工业比重，提高轻工业比重实现的。按照目前轻重工业的耗能水平，重工业每增长1％所消耗的能源，如果用来发展轻工业就可以增长4％。过去几年在调整过程中，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所节省的能源，保证了轻工业的持续地较快增长，从而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今后随着重工业逐步转为回升，依靠轻重工业比例的变化来调剂能源的余地越来越小。但是继续关停并转一部分能耗高、质量差、亏损严重的小炼铁厂、小化肥厂等等一类企业，还有相当的潜力。
今后节约能源，除了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外，更重要的是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善管理状况。在许多企业生产中，煤、油、天然气、电、蒸汽和水的浪费很大，跑、冒、滴、漏相当严重，余热、余气、废水利用很差，在这些方面节能有很大的潜力。只要每个企业，在每个生产环节上都加强经营管理，潜力小的企业节约1—3％的能源，潜力大的企业节约5％左右以至10％以上的能源，是完全有可能的。二是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节能方面的技术改造。许多企业生产过程耗能高，除了管理不善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产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条件的落后。要把这类企业生产过程的能耗降下来，必须通过技术改造，改进生产的技术和装备。例如，把目前大庆油田注水用的850台水泵，用沈阳水泵厂生产的新型水泵替换下来，每年可节约用电2亿度，节电的费用当年之内就可以补偿更换新水泵的费用，同时还可以给国家增加积累。只要各个企业在节能技术改造方面多想办法，就能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
在这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今后不仅节约能源越来越要依靠技术改造，而且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整个来说主要也要依靠技术进步。翻两番不能建立在旧设备、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的基础上。这是思想上、工作上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我们现有企业的设备技术还是老样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还是现在的水平，翻两番就难以实现。要实现翻两番，估计至少有一半要靠技术进步的力量。现在我国的技术水平大体相当于经济发达国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水平。我们要积极争取到本世纪末，把经济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已经普遍采用了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我国厂矿企业中基本普及。这样，我们就肯定有把握翻两番。同时，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能设想，在绝大多数现有企业依然保持老样子的情况下，新建起一些现代化企业，就算实现了现代化。在“六五”时期，我们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有重点地做好对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工作，在“七五”时期要进一步展开这一工作。
（本文分上下篇，明日刊载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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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四川军阀混战
自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系；而各省的地方军阀也乘机霸据一方，争夺地盘，以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长时期的军阀割据和互相混战的局面。其中，四川军阀混战从1917年开始至1933年结束，战争断断续续，绵延达十七年之久，大小战争共400余次，其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为祸之烈，都是全国最甚的。
四川军阀混战，以1917年刘存厚与罗佩金、戴戡争夺四川省政权之战为开端。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护国军的滇军总司令罗佩金和黔军总司令戴戡，分别受命为四川督军和省长。罗的后台是云南军阀唐继尧，而唐则企图霸占四川。这样，就同以川军军长刘存厚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发生利害冲突，以至发展为战争。1917年4月和7月，发生“刘罗”、“刘戴”成都之战，罗败走川南，戴溃败自戕。年底，刘存厚被北京政府段祺瑞任命为四川督军。
滇黔军战败，唐继尧当然不肯罢休。恰好这时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立局面。唐乘机利用护法、护国之名，自称川、滇、黔护国军总司令，并委任川军师长熊克武为护国川军总司令，会同滇军顾品珍、黔军袁祖铭等部，大举向依附北洋军阀的刘存厚进攻。1918年2月，刘存厚撤出成都，败退陕南。广州军政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
熊克武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蜀军总司令，“二次革命”时领导川省讨袁，后又参加护国战争。在当时的国民党人中，堪称一位革命志士。可是，他当上督军后，处在封建分割和军人专权的环境中，也就走入了军阀的行列。在政治上，他主张地方自治，“联省自治”，企图把四川变成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在军事上，他积极扩充个人实力，准备赶走滇黔势力，使自己称霸四川。当时四川处在“南北之争”、“主客之争”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下，熊克武的这些政略及其实施，既同孙中山要推翻北洋军阀政权的北伐计划大相径庭，又同唐继尧想霸占四川的企图发生矛盾，但却得到那些视四川为禁脔、唯恐他人染指的川军将领们的拥护。1920年春，唐继尧见熊克武日益坐大，不能成为他控制四川的工具，遂命令滇黔军向熊进攻。熊败退川北。是年冬，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川军刘湘、刘成勋、邓锡侯、陈洪范、刘斌等，分路向驻在成渝两地的滇黔军进攻。滇黔军不支，终于全部退出川境。
滇黔军被逐后，身为督军的熊克武实际上并不能号令全川，而只能以盟主的地位主持川政。因为从1918年以来所形成的防区制，已经沿袭并巩固下来。所谓防区制，就是各军将领在自己驻防的地区内，自委官吏，自筹款项，军、民、财政均由自己掌握，省署不能过问。面对这种防区割据的局面，熊克武辞去督军职位，退居幕后，让刘湘出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实行川省自治，维持防区割据的稳定。可是，军阀之间是莫能相安的。到了1922年，由于刘湘的实力不断扩大，称霸四川的野心日益膨胀，终于爆发了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同刘湘、杨森的第二军的战争，即“一二军之战”。这次战争，熊克武联合了第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以及川军师长邓锡侯、田颂尧、刘斌等部，将二军打得溃不成军。刘湘下野，杨森率残部退往湖北，投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怀抱。
熊克武打败刘湘后，由于分赃不均，爆发了川军师长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刘斌等同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的战争。吴佩孚见川军内讧，有机可乘，遂大力援助杨森回川，并命令北洋军赵荣华、黔军袁祖铭以援川为名，联合进攻熊克武。1923年11月，刘湘东山再起，出任吴佩孚所委任的四川善后督办，领导“倒熊”战争。由于刘成勋、赖心辉中途背信，倒向刘湘，致使熊克武完全陷于孤立。1924年2月，熊率部退往广东。
这一时期，四川各个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实力，以同学、同乡关系而结成的派系日趋明朗。其中对川省政局变化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两大派系。一是速成系，即以刘湘、杨森为首的以清末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关系而结成的派系，当时也叫二军系。二是保定系。成员为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以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为首。1925年刘斌去职后代之以刘文辉。
1924年，曹锟、吴佩孚为了控制川局，又大力扶持杨森，任命他为四川军务督理，进驻成都。1925年2月，杨森发动“统一之战”，企图武力统一全川。战争初期，杨森一度得势，但最后被刘湘、刘文辉、袁祖铭等所组织的联军打败。杨森只身逃往宜昌，所部大多为刘湘收编，其余各军亦各有所得。北京段祺瑞执政分别任刘湘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文辉为帮办，赖心辉为省长，邓锡侯为清乡督办。不久，黔军袁祖铭因分赃不足，向刘湘进攻。于是刘湘与杨森又重新合作，将袁赶出四川。
四川军阀混战，经过长期演变，最后形成“四巨头”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分割四川的局面。其中，刘湘所部10余万人，据有重庆、下川东20余县。刘文辉约10余万人，据有川南全部和川东、川西、川北的一部，共70余县。邓锡侯约6万人，据有川西20余县。田颂尧约4．5万人，据有川北20余县。省会成都则为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保定系）三军所共管。1928年夏，为了调和矛盾，“四巨头”集会于资中，议定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邓、田亦参加省府组织，并联名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分别予以任命。四川政局，因以暂告搁手。
然而，这些军阀头子都是贪得无厌的，随着军事实力的膨胀，又要用战争来扩大地盘。尤其是各拥重兵十余万人的刘文辉与刘湘，他们虽为叔侄，但争夺川省霸权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最后只有以兵戎相见。同时，刘文辉与邓锡侯、田颂尧所结成的保定系，也因相互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分裂。这就给刘湘以可乘之机，将邓、田拉了过去。而川北的李家钰、罗泽洲也转向刘湘，愿作进攻刘文辉的前驱。于是四川军阀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即“二刘之战”终于爆发。这次战争从1932年秋开始到1933年秋结束，双方动员兵力约达30万人，其间经过刘田成都巷战、二刘荣威大战、刘邓毘河之战、二刘岷江之战，最后刘文辉全线瓦解，率残部退往西康，刘湘大获全胜，奠定了统一四川的基础。1933年10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统率四川各个军阀，分兵六路向川北红四方面军进攻。至此，四川军阀最后一场混战宣告结束。
四川军阀的长期混战，给四川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如各军防区内预征的田赋，有的竟达四五十年（1934年灌县田赋即预征到1995年）。又如四川大小军阀几乎都是拥有千亩、万亩乃至数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只此两端，可见搜刮之酷烈。至于长期战争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混战期间，人民生活实已陷入地狱底层。（任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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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看待干部的“老”与“嫩”？
张聿温
“天上飞机里面的乘客，是运动着的呢，还是静止的？”记得中学时上物理课，老师提了这么个问题。当时，同学们脱口而出：“运动着的。”老师却不动声色地说：“静止的。”同学们面面相觑，老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说乘客是运动着的和静止的都对，因为所选的参照物不同。以地面作参照物就是运动着的，以飞机作参照物就是静止的。”这堂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要成千上万地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参照物”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说，谁都懂得“为政之本，在于得人”的道理，都承认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也都领会“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含义。然而一到实际生活中，对问题的认识却往往很不一致。当然，选拔干部进领导班子是件大事，应该慎重。而选拔干部中出现认识不一致，情况也有种种，但我这里要说的却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干部的“老”与“嫩”。
有的干部，明明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实际考验，年龄也四五十岁了，应该说是各方面比较成熟了，但一旦提出将其选拔进某一级领导班子，马上就有人连连摇头：“太嫩了些，锻炼得还不够。”福建省就有这么两个实例。胡平和陆东明，都是建国初期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有专长的人才，今年也都五十二岁，也都在实际工作中摔打了三十几年，当初提名选拔他们到省政府班子中去时，就有一些人不赞成，说他们“太嫩”。为了说服这些想不通的同志，省委负责同志解释道：建国初期，张鼎丞同志从中央回福建当省委第一把手时，才五十一岁，一些“老福建”们都尊称他“张老”。而现在选拔五十二岁的人当副省长，为什么却把他们当成“小字辈”呢？这件事发人深思。当年同志们称张鼎丞为“张老”，其中固然有对他尊敬的成分，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相当年轻。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刚五十七岁，周恩来同志五十出头，邓小平、陈云同志才四十多岁。而今天，对五十二岁的干部还说“嫩”，则是因为现在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普遍“老化”。
好在福建的一些领导同志终于想通了，胡、陆二同志已经担任了副省长，这就为我们选拔优秀中青干部提供了一个“参照物”。是不是各地类似的问题都解决了呢？并不。看来，认真思考并正确解决选拔干部的“参照物”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有十亿人口，人才是有的，只要丢掉论资排辈、人要完人一类旧的传统观念和形而上学思想，人才就站在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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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陈元晖新著《康德的时空观》，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去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国际上研究康德哲学的学者，曾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茵兹举行第五届国际康德代表大会，纪念这本书的出版。《康德的时空观》是为纪念康德而撰写的一本专著。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选了《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以全文收录和摘录的方式，选辑了建国以来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重要论文七十多篇。
△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将出版肖灼基同志编著的《马克思青年时代》。
△辽宁《理论与实践》编辑部组织编写的《精神文明基础知识问答》一书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胡昌暖主编的《价格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用对话的形式写成的美学通俗读物——《灯下谈美》（邵传烈、戴平著），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