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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精湛品德美
——记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
关肃霜同志是广大观众所熟悉的著名京剧演员。早年向戴绮霞（花旦）、王韵武（武生）学艺。解放后又拜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为师。她较好地继承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同时，文武兼备，生旦俱佳，独树一帜，在广大观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她曾三次出访欧洲，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中获金质奖章。多年来，在一片赞扬声中，她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政治上不断上进，艺术上精益求精，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与群众打成一片。1979年被评选为云南省劳动模范。今年又被评选为云南省省级文化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
敢于革新 不断进取
关肃霜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勇于进行革新创造。多年来，她所塑造的陈秀英、白素贞、穆桂英、杨排风、多沙阿波、黛诺、叶娘、娜蒂秀等古代和现代妇女形象，显示出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方面的表演才能。
《铁弓缘》集中体现了关肃霜的艺术成就和革新精神。她从16岁开始演出这个戏，到51岁把它拍成影片，经过了35年的锤炼。特别是1979年初，她和舞台导演张宝彝等同志紧密合作，对《铁》剧作了较大的整理加工，突出了这个戏除暴安良、平反冤狱、共御外侮的主题，摆正了人物关系，并去掉了一些庸俗台词，使它成为较好的剧目。同年4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该剧中，她运用武旦、花旦、青衣、小生和武生多种行当的艺术手段，出色地塑造了陈秀英这个有胆有识的女豪杰的形象。影片拍成后，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
对于京剧演现代戏，关肃霜始终是一位积极的探索者和倡导者。1964年初，为了演好现代京剧《黛诺》，塑造好黛诺这个景颇族翻身求解放的先进青年妇女的形象，她曾和一些同志赴云南省潞西县三台山景颇族地区体验生活。这个戏思想内容好，艺术上也是比较成功的。它根据剧情和人物思想感情来设计唱腔，把少数民族的民歌运用到京剧唱腔上去，这是一个创造。
1979年和1982年，关肃霜等同志先后赴北京和上海演出了本院创作的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流毒的现代京剧《佤山雾》和揭露黎笋集团破坏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现代京剧《娜蒂秀》，受到了许多同行和观众的好评。有的同志认为她不应该演这种戏，弄不好会有损于自己的声誉。关肃霜却说：“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演现代戏还是一名新兵，需要很好锤炼。周总理生前曾鼓励我要带头演现代戏，我一定要遵照总理的教导，努力探索，为京剧演现代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肃霜十分注意向同行学习。无论什么剧种、什么演员，她都看、都学。1954年，她在北京看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陈素真在《梵王宫》中饰演耶律含嫣的一段表演，她学过来用在《铁弓缘》中，把人物演得更加活灵活现。上海著名京剧演员张美娟等同志出国演出路过昆明，关肃霜向她学习了打出手，受益不浅。关肃霜在《霸王别姬》中饰演虞姬的舞剑，是1956年向著名京剧演员李丽芳、刘元桐学的。
如今，关肃霜在艺术上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她仍然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拾玉镯》是她演得烂熟的戏，但不久前在上海安排演出这个戏时，她主动提出要排戏，并邀请戎伯铭老先生到住地来给她说戏，她学得很用心。当云南省京剧院一团到达南京演出时，正值湖北省宜昌市京剧团在南京演出《白门楼》。这个戏剧本改编得好，演得好，伴奏也很好。关肃霜等同志观看了演出以后，到后台看望了这个团的同志们，并高兴地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白门楼》剧本。她对本团一些同志说：
“人家演的《白门楼》是经过改编的，而我们演的《吕布与貂蝉》还是老的，我们应向人家学习，加工整理我们的《吕布与貂蝉》。”
在整理加工和演出传统戏的过程中，关肃霜还注意选择那些有较好的思想内容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剧目，对于有争议、思想内容不好的剧目，她坚决不演。
谦虚谨慎 不计名利
关肃霜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在荣誉面前，她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不追求特殊待遇。
今年2月，在研究赴上海等地巡回演出节目单对主要演员的介绍时，有的同志建议最好称关肃霜为著名京剧演员，不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她听了以后说：“这样讲比较好，我们不能自我吹嘘，随随便便就称上一个‘家’。”
动身去上海以前，因路途遥远，为了保证关肃霜的休息，减少她在途中的劳累，团里为她和副院长高一帆等同志订购了飞机票。她说：“我不坐飞机，和大家一起坐火车，在火车上可以说说唱腔。”高一帆也赞成她的意见，不坐飞机，改乘火车。根据有关规定，团里又准备让她坐软席卧铺。她知道后又说：“我不坐软席，和大家一起坐硬卧就行了。”在住宿安排上，团里原打算到上海后在宾馆给她包个房间。她说：“我不单独住，大家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到达上海以后，她和团里的演职员一样，住在劳动剧场后台宿舍，到里弄食堂搭伙。剧团内外的同志都称赞她能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和大家生活、工作在一起。
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益阳和长沙7个城市巡回演出期间，每次演出《铁弓缘》、《战洪州》、《杨排风》等剧目，她都坚持提前上台练高难动作，常常练得一身是汗。有的青年演员问她：“这些戏天天演，为什么还要这样练呢？”她说：“对我们来说，这些戏都不是第一次演了，但观众都是第一次来看的，我们要把最好的艺术呈现在观众面前。”
更值得提及的是，三十多年来，关肃霜曾多次主动要求降低薪金。解放初期，她在工作中接触了我们党的一些老干部，看到他们享受的是供给制待遇，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朴，而自己拿的薪金跟他们悬殊太大，就主动向领导提出降薪。从1951年底至1954年，她的工资先后降过4次。1956年入党后，还每月从工资中拿出50元交党费。
关心群众 助人为乐
关肃霜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注意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能关心体贴群众。今年在上海最后一次演出《铁弓缘》时，由于疲劳过度，加上感冒，关肃霜的嗓子哑了。团里有的同志提出是否退票，关肃霜说：“观众排队买票不容易，不要轻易退票。下午看看我的声音能不能出来再说。”当天下午，她没有休息，一个人在舞台上拿大顶，翻跟头，走技巧。有的同志对她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她说：“我有个经验，身上练热了，声音会出来的。”练到下午3点，她高兴地对剧团领导和剧场经理说：“我的声音出来了，晚上照常演出。”
今年5月份到南京演出时，当地气温突然增高。有一天，习惯于四季如春的昆明气候的关肃霜一进入化妆室，头就晕了，但她心里想着有1，500个观众要看戏，仍然咬紧牙关化好妆，并以拚搏精神坚持演完了《杨排风》这出戏。谢幕后，大幕刚一闭拢，她就瘫倒在舞台上。经过随团医生的救护，才清醒过来。
1979年3月，关肃霜带队随中央慰问团，赴个旧鸡街慰问对越自卫还击回师的云南边防部队某部。在演出《杨排风》最后开打时，她的额头上被饰演韩昌的青年演员王玉柱不慎刺伤，鲜血直流，当即送到部队医院缝了3针。王玉柱情绪非常紧张。关肃霜不仅不责备他，反而安慰他说：“不要紧的，武打戏谁碰谁一下是常有的。”回昆明以后，王玉柱的母亲和爱人听到此事，十分焦急，准备买些东西去看望关肃霜。她知道后主动登门去做工作。“演出中出点事故，并不奇怪，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的。请你们放心好了。你们不要给我买什么东西。”经过交谈，解除了对方思想顾虑，互相关系更密切了。
多年来，关肃霜和刘美娟、李春仁、高一帆、高俊林、高俊保、刘万祥等同志义务赡养在北京的失子老人胡淑贞、冯祺的事迹，更是早已传为佳话。 （云南省京剧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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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矛盾冲突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关于话剧《宋指导员的日记》的通信
胡 可
我向你推荐的这出戏，可能你已经听说过了。读剧本时就觉得不错；前些天看了演出，觉得确实是个好戏，因此决定写这封信给你。
戏里塑造的指导员宋春阳这个人物使我感到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这是我们所渴望看到的那种新一代军人的形象，一个紧紧地依靠群众、依靠党组织，勇敢抵制不正之风，又很善于斗争的政治工作者的形象。
宋指导员学习回来，被派到一个较差的连队抓一段工作，准备提升教导员。到职后，他接到团副政委姜本正的一个指示，叫他对该连准备送去参加参谋训练的一名人选再作研究，暗示要改变该连原来派马小宝去的决定，改派王副军长的儿子、表现不好的战士王天明去。究竟怎么办？是执行这个指示，还是挺起腰杆同这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宋》剧用这样一个看来象是很普通的事件，把生活中的各类人物都牵扯了进来，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为人人所关心的整顿党的作风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反映了我们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着的荡涤一切不正之风的壮丽而艰巨的斗争。
宋春阳如升任教导员，妻子即可随军；不然，按年龄他将面临转业。在这件事情上抵制分管干部工作的姜本正副政委，后果将会如何，他是不能不考虑的。宋指导员说服了来队的妻子，为坚持党的原则，把个人得失抛在了一边。姜本正的安排，本是领会了王副军长的妻子黄柳的心愿而作出的。王副军长弄清事情的原委以后，鼓励了宋春阳，严肃批评了妻子黄柳和姜本正。谁想儿子王天明却对宋指导员产生忌恨，并对马小宝进行栽赃诬陷，险些酿成事故。这件事情引起了王副军长夫妇深深的痛疚。
作者对题材进行了开掘，把不正之风的毒菌如何侵蚀着我党的肌体，把党同党内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各种形态，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品质，都摆到了观众的眼前。观众将从中更深地感受到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从而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我觉得这正是社会主义戏剧，尤其是话剧能够起到和应该起到的作用。
听说这个剧本刚写出来的时候，有的同志从爱护军队的声誉出发，担心演出这个戏会不会给我们军队抹黑。现在这种担心大概可以消除了。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的问题。有的作品单纯展览革命队伍内部局部的暂时的阴暗事物，而不去表现基本的主导的方面，这是我们所一直反对的。描写军队生活的作品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但军队生活既然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难以做到一尘不染，何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我党我军作风的破坏是那样严重。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决不允许夸大但也决不害怕揭露党的这些阴暗面。因为我们党是坚强的，我们拥有足够的健康力量同这些阴暗面作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相信必定能够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宋》剧正确地反映了这场斗争。作者看到了腐蚀我军的丑恶的事物，同时敏锐地看到了战胜这种丑恶事物的强大力量，看到了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这种抗毒素。作者并不想回避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这种矛盾，而致力于准确地深刻地去描绘出这场矛盾冲突的现象和实质，展示出斗争的动力和斗争的前景。
戏剧里的政治工作人员一般比较难写。这是因为我们的作者往往把政工干部摆在解决别人的思想问题，只是跟别人讲道理的位置上，而自身似乎并不处在矛盾冲突当中，这样难免写来干瘪。《宋》剧写了一个政治工作干部在日常工作中经受的严峻考验，通过他的困难和苦恼、胜利和希望，来写他的坚强的党性，因而显得真实可信，血肉丰满。
写戏最怕写开会。必须写到开会的场面，往往是出于介绍事态或是争论问题的需要，结果是顾不上人物的性格，弄得十分乏味。《宋》剧里的两场支委会，都写得有声有色。原因是作者把开会的场面用来刻画参预其事的各种不同的性格，让观众通过各个支委的语言、动作，感受到不同的人物在不正之风的冲击下各自内心的细微变化，各自的党性在斗争中所经历的检验和锻炼。因为着眼于性格，各种人物就被写得活灵活现。
有些同志说部队现实题材的戏难写，这话可能是对的。可是，哪种题材的戏又是好写的呢？我们面对着新的时代，新的情况，新的矛盾，新的人物，写戏没有成法可依，需要去熟悉新的生活，需要探索和创造。如果因此而感到困难，那么这种困难感是正常的。《宋》剧的作者熟悉部队的生活，关心部队的建设，要求自己的创作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斗争中发挥作用，能在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我觉得这种责任感是特别可贵的。
当然，剧本还不是很完美的。听说作者正在修改，不知改得怎样。就是不改也无伤大雅，观众肯定是喜欢的。不少同志都希望此剧有更多的剧团上演，不知贵团有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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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艺高德也高
本报今天发表的介绍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同志的先进事迹的文章，值得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戏曲工作者一读。
由于关肃霜同志多年来在艺术实践中，坚持认真继承和勇于创造，获得了公认的突出成就，她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又由于她能长期地严格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许多方面成为人们学习的表率，她被评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在一定的时期获得其中一项荣誉，就很不容易了，而关肃霜同志能够获得这两项荣誉，那么，她在作人和从艺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更加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么？
戏剧界有句老话：“艺高不如德高”。作为一个演员，大都从开蒙时就听到过这句话，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却并不容易。终其一生，德高望重艺术超群者有之，艺高德不高者有之，艺不高德不高者也有之，更有不注意道德的修养而毁了艺术也毁了自己的。但是，用这句话来要求现代的演员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演员，应该全面地要求自己，既要艺高，又要德高，德艺兼备。这就是要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和高度的艺术修养，以精湛的艺术产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关肃霜同志的艺术水平是很高的，但她既不称家，也不称派。不称家，不称派，反而胸襟更开阔，能不拘于一派之见，大胆放手地广泛吸收，使自己的艺术显得更精深宽广。这对于某些小有成就即忙于称家标派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应该走什么样的艺术道路。
关肃霜同志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她艺越高越谦虚，没有大演员的架子，平等待人，虚心律己，多次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待遇，不追求享受，保持普通演员的本色。这没有共产主义的觉悟能做得到吗？有的人艺术还没高起来，手却伸得老长老长，这也想要，那也想要，要不到就闹。而居然还有一闹就给的领导人，更助长了这股邪气。其实那正是品德下降的表现，连“艺高不如德高”的老话都忘了，离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更远了。对照关肃霜同志的表现，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德高艺也高，这个标准当然是很高的，但并非做不到。只要努力去实践，一点一点地学，诚诚实实地学，持之以恒，是可以达到的。德高艺高又是无止境的，因为纯粹的“完人”是不存在的，只要把这作为终生作人学艺的目标，那就尽到了我们的历史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关肃霜同志也还要继续学习、不断提高的。那么，我们既向她学习，又共同不断提高，为开创文艺繁荣的新局面而尽最大的努力，岂不是非常之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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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晚晴，霞光似火
——看电视剧《人间重晚晴》
梁大林
电视屏幕是生活的一个窗口。电视剧同其他文艺形式相比，应该更加及时地、敏锐地反映生活，更加积极地影响生活。《人间重晚晴》把某个小城市两天里发生的人情世态加以凝聚，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当前人们所关心的党风问题，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剧作在引用李商隐“人间重晚晴”的诗句之后，紧接着又引：“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是寓意深长的。医院院长章月芳利用名医来搞“关系学”，但是，这种不正之风是不得人心的，并不是畅行无阻的，党和群众一起来抵制歪风邪气了。丈夫和女婿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家庭亲眷之间掀起扶正祛邪的波澜。有了李常这样铁面无私的共产党员，有了马兴华这样见义勇为的年轻一代，有了田老汉这样刚直不阿的干部，又有了章月芳这样知过能改的同志，党风是完全可以取得根本好转的。编导既揭示了党内的疾患，又显示出疗治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是从人物形象本身显现出来的，并不是在最后加上的一个“光明的尾巴”，因而使我们既感到党风亟待整顿，又对党充满了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党风逐步有所好转，这是一切公正人士有目共睹的。我们的作者只要如实地觉察并反映出生活中已经暗示出来的这个发展趋势，那么，在反映社会现实矛盾时，就可以放心放手地去写，而不必特意地去求索什么“分寸感”，更不必绕开矛盾，去找什么“安全”的题材。
地委书记李常和老田客店相会的一场戏发人深思。当年的救命恩人，如今为什么拒不相认？你我之间难道真的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了么？李常的条子，却万万没有想到被老田撕碎。这时，戏剧冲突达到高潮，人物心理矛盾也进一步激化，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弹起。一个反常的情节产生了一股异常的冲力。李常终于悟到：
“人民并不需要我们报恩，只需要我们大公无私，多关心群众的疾苦。”这位地委书记的话，道出了剧中画龙点睛之笔。是的，只要广大干部真正“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到“一生常耻为身谋”，党群之间必然是鱼水情深，是什么力量也分不开的。《人间重晚晴》的内容，对观众来说并不陌生，而“客店相会”这场戏却使全剧的思想内涵深化了一步，给常见的主题带来了一缕新意。
《人间重晚晴》也有一些地方生活气息不够，有从概念出发的人为痕迹。例如，小马对未来岳母的不正之风，事前没有做什么工作，一下子就在报上写讽刺诗，画漫画，勇敢精神的确可嘉，但从方式上看，似乎简单生硬了一些。又如田老汉一怒之下离开李家，李常追赶到客店再三向老田赔礼道歉。但是，老田竟然长时间不理不睬，横眉冷对，这同样使人感到简单生硬，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大相符，同老田在前半部表现的那种和蔼可亲、心热肠暖的作风也不相符。再如马松年回忆在敌人枪口下被李常夫妇搭救的一场，必要性不大，情节也比较牵强。加强生活真实感，是当前提高电视剧质量的一个普遍性的课题。越是反映现实的斗争，歌颂先进的事物，越是要注意真实性，注意从生活出发，注意艺术上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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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爱护文学新人
舒霈
常常听到一些活跃于当今文坛的中青年作者叫苦不迭：约稿的太多，简直应付不了。听说，有一位作者，发表了几篇作品，稍稍有了一点名气，报刊、出版社、电影厂的编辑就蜂拥而至，约稿的信电纷至沓来，在同一时间，竟然有二三十家报刊向他组稿索稿。还有一位作者，干脆在自己的房间里挂了一块小黑板，上面记载某月某日某刊物约什么稿件，录以备忘，以便按时交卷。这样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不少作者都有过的遭遇。
在约稿者的热情包围下，个别修养、经验不足的青年作者，不免被搞得晕头转向，以至有点飘飘然、昏昏然。大多数作者对此引以为苦，而又无法摆脱。细心倾听一下一位女青年作家坦率、真诚的心里话吧：“约稿一般不愿答应，但又担心自己是青年，拒绝人家的好意说不过去，结果作者被动工作，在各刊物的‘指挥’下写作，零打碎敲，不利提高。”
事情确乎是这样。作者并非写作机器，无论他才思多么敏捷，精力多么充沛，也难以承担名目繁多、源源不断的“加工订货”任务。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些中青年作者能写出几篇好作品，和他们有着一段丰富的、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们植根于群众生活的土壤，了解人民的欢乐与苦恼，希望与追求，有了真切的感受，才能诉诸笔墨，塑造出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如果割断作家同人民生活的联系，那他们的创作生命就会枯萎。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一些浮光掠影以至胡编乱造的东西，恰好说明了一些中青年作者生活根底很浅或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我们的报刊、出版社，作为文学事业的组织者，理应为中青年作者提供一些条件，鼓励和帮助他们投身于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洪流，从群众生活的矿藏里不断开掘出文学艺术的原料。试想：如果作家生活库存的原材料短缺，又如何能加工制作出人民需要的精神产品来呢？
创作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精神劳动，它是作家个体的、创造性劳动的产品。它不能象工业产品那样，按照同一的规格成批地大量生产出来。要创造出在艺术构思上独出心裁、艺术风格上独辟蹊径的文学作品，就得给作家足够的酝酿、准备、思索的时间，精益求精、刻意加工的时间。如果限期交卷，不问质量高低，一律照登，那就会使一些作者养成一种一挥而就、潦草马虎的写作习惯，严重妨碍创作思想艺术质量的提高。据悉，有的准备打印征求意见的作品原稿，还没有来得及打印出来，有的刊物就匆匆拿去公诸于世了。更有甚者，某作者准备扔进字纸篓里的废稿，一刊物编辑拿到手竟如获至宝。这种做法怎么能不助长粗制滥造呢？其结果，势必为精神生产中的次品、等外品乃至废品大开绿灯。平庸、低劣的作品充斥市场，岂不败坏读者胃口、贻害广大群众么！
编辑是“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作家、教育作家的人”（高尔基语）。他们在向作者约稿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怎样做，才有利于中青年作者的健康成长，有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创作质量的提高。千万不要把刚露头角的中青年作者搞得疲惫不堪，使他们没有充分的学习、思考、探索的时间，以至两脚离地，脱离了哺育他们的土壤。当然，从作者方面来说，也要取一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对于约稿者不能有求必应，来者不拒。“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精心写作，以质取胜。如果编者约稿，作者写稿，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那就一定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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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迎民族话剧发展的春天
——兼评《春到海兰江》
林毓熙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话剧团演出的《春到海兰江》，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是一曲激越的美好生活的颂歌。它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历史转折时期的典型环境，展现了朝鲜族人民热情洋溢的生活图景，塑造了几个有血有肉的普通农民形象，并着力挖掘蕴藏在普通人身上的人性美和性格美。
新队长姜哲宇，这个深受迫害、蒙冤入狱、妻子被逼致死的农村干部，从党的三中全会中最早感受到春的信息。他用火一般的激情，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排除极左路线的干扰，带领大家生产自助，建设家园。那个美丽善良、心灵上受过创伤的寡妇玉顺，默默地爱着哲宇，却又因坏人的威逼，而不能和哲宇结成伴侣。是生活给了她勇气和力量，终于揭露了坏人的罪恶，勇敢地选择了新的生活道路。在“草木虽遭残雪埋，春风吹来吐芳菲”的历史转折时期，即使在这个朝鲜族的小山村里，也充满着新与旧、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然而，春天毕竟来临了，更多的人告别了悲痛和眼泪。正象剧中朴实善良的贞实大嫂所说的：“人就是得哭以后会笑才行呵！”他们从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中，看到了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生机，从而更加坚定信念，满怀信心地为创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春》剧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展现在舞台上的是一幅幅朝鲜族人民的风俗画。长白山头，海兰江水，坐落在绿树丛中的农舍，室内朝鲜族的火炕和炕上的摆设，使观众有亲临延边之感。演员细腻而真实的表演，使朝鲜族人民那种乐观风趣、坚毅刚强的性格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而姜哲宇和哲洙为求亲而向老人跪拜的场面，以及尾声带着丰收喜悦而向老人祝寿的画面，都运用了朝鲜族民族传统礼仪。这些都使戏剧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增强了戏剧的艺术魅力，并深化了剧本的主题思想。
这出剧和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演出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西藏话剧团的《松赞干布》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剧团的儿童话剧《老虎和熊的故事》一样，使人深切感受到被“四人帮”摧残殆尽的少数民族话剧事业，已经萌发了生机。
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话剧艺术，正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和发展。象吉林延边、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专业话剧工作者，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运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进行创作，表达民族的意志、愿望和感情，塑造民族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英雄形象。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生动写照。
随着党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落实，随着他们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在许多素有“歌舞之乡”之称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除了观看本民族喜闻乐见的歌舞和民间说唱等艺术活动外，也开始要求能看到有人物和故事情节，并用民族语言演出的戏剧。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话剧团为例，1981年在全国许多剧团演出场次、观众数字和演出收入都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这个只有九十多人的话剧团却演出了376场，其中到县和公社演出305场；观众33．8万人次，而农村观众占26．8万人次。这几个数字在吉林省戏剧表演团体中均占首位。这反映了该团为农民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思想是坚定的；也表明立足于为本民族群众服务的话剧表演团体，是受欢迎的。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话剧事业，主要要依靠少数民族的话剧工作者，并要建立专业的戏剧表演艺术团体作为发展民族话剧事业的骨干。本民族的作者、导演、演员和舞美工作者，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了解民族的爱好、志趣、感情和愿望，并熟悉本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编剧方法，因而能够为发展本民族的话剧事业做出贡献。建立相应的专业话剧团体，就有利于人材的集中使用和培养，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积累经验，并在本地区起示范作用。西藏、新疆、吉林延边等地专业戏剧表演团体的建立和他们的演出活动，已经提供了发展少数民族话剧事业的经验。可以预期，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少数民族话剧事业一定会迎来更加绚丽多姿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