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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各级党组织用极大热情抓教育
教育经费逐渐增加，教学设备不断充实，就学人数越来越多
本报讯 记者蔡珪村报道：福建省的教育工作出现了新面貌。在农村，绝大多数小学是“校校无危屋，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椅”，入学率不断巩固和上升。在城镇，职业中学、业余大学和电视大学正在积极兴办。目前，从农村到城市出现了“教育经费逐渐增加，教学设备不断充实，就学人数越来越多”的好形势。
中共福建省委为了使福建的教育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于今年7月举行了省委三届五次全体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教育工作问题。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忽视智力投资的状况必须改变。长远之计，要尽快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和提高高等教育。要广开学路，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如电视大学、短期职业大学等，不论是全日制、半日制，国家办、集体办或私人办都应当积极支持，只有全党抓教育，教育工作才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省委全会作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把教育工作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用极大的热情，采取果断的措施，抓教育工作……。”《决议》还规定，“宁可压缩一些其他方面的基建投资，也要保证对教育的投资逐年有所增长。要努力使智力投资的增长率略高于经济发展的增长率。”
福建省各地、县委和政府领导，在讨论教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时，联系福建的实际，认识到没有文化就建不成四化，从而引起重视，普遍确定一名副书记或常委副县长（副专员）主管教育工作，规定每年至少开两次教育工作会议，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闽西、闽北地区的许多县、社，还规定在布置、检查生产任务的同时，要检查教育工作，把是否重视教育工作作为考核领导班子的重要标准之一。
福建省各级领导，在回顾过去的工作时，感到过去工作的失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忽视教育，造成教育与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今后智力投资的增长率，要略高于经济发展的增长率。东山县委决定从县的机动财力中提取25％做教育经费。永定县仅幼儿教育和职工业余教育经费，就增加20万元。南安县梅山公社自筹资金新建教室31间，宿舍26间，添置课桌椅200多套。据9个地、市的不完全统计，从省委全会做出《决议》以来，全省已增加教育经费1，000多万元。目前，各地、县对发展教育都做出新规划，提出新要求。福州市委由一名副书记主管教育，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分期分批增建11所中学、11所小学；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方便中、小学生就近上学，争取在1985年稍后的时间内，实现普及小学教育。为了引起对教育的普遍重视，还规定今后在农村，未达小学毕业的青年不能进社队企业单位工作；在城区未达初中毕业的青年不能招工和参军。
福建省各县、社，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除通过进修和短期培训等途径提高教师素质外，在政治和生活上也给予热情关怀与照顾。长汀县最近拨款修缮危险校舍和增建教职工宿舍，同时下达了提高教师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的文件，不给民办教师分配责任田和其他的义务负担。厦门、莆田、宁德等地、市，还规定给在海岛的教师，每月补贴四至八元生活费。由于全党重视教育，大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新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普遍比去年做得早，准备得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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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努力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浙江大学校长杨士林等同志谈
对当前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意见
逐步进行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和学制改革；招生和分配要有统一计划；要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
本报讯 记者马力、周祖佑报道：浙江大学校长杨士林，副校长王启东、吕维雪，在学习十二大文件过程中，分别同记者谈了对当前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的意见。他们认为：
（1）单一的本科大学不适应国家的需要。逐步进行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和学制改革，这几年越来越迫切了。国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从浙大这几年毕业生分配的情况看，大体情况是：一类是从事科学研究，最高的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这类毕业生需要有深厚的科学理论基础；第二类是到工厂、企业搞工艺或产品设计；第三类是在生产现场搞技术工作。这后两类都需要有现场操作能力，专业对口的要求更高一些。这三种人，培养的目标、内容不应该一样，学制也应有所不同。然而我国现在理工科大学大部分是本科四年制，把这三种不同要求的人放在一起培养确实有困难。毕业生往往不能适应多方面的要求。因此，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既有大学本科，又有各种专科。学制有两、三年的，有四、五年的，还有进一步深造的研究生。全国重点大学理应担负起为国家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任务。
与高等教育有联系的，是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应该大力发展中专和职业学校，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比如，目前大学和科研单位的辅助人员很缺，或不合格，这类人员需要经过专业训练，不宜由普通中学培养，也不应由大学培养，更不该由顶职人员充任。浙江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全国最高，而招生名额有限，这是一个矛盾。即使有条件都招进大学，毕业后分配做中专毕业生可以担负的工作，也是人才的浪费。象浙江的情况，就应该多办些中专和大专。这对于加快培养人才的步伐有好处。
（2）招生和分配要有统一计划。他们认为，毕业生的分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分配不当，造成人才浪费。今年浙大光仪系有个毕业生分配到某个部门，以后又辗转分到这个部门下属的一个基层单位去当仓库管理员。管仓库，有一般的光学仪器知识就可以了，要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去管，在目前人才紧缺的情况下，确实有点大材小用。还有一个毕业生是学金属材料的，也被分配在杭州市某单位管仓库。现在是培养的单管培养，分配的单管分配；培养人才的单位对国家需要心中无数，管分配的单位有时则感到毕业生难以安排，不是按照毕业生的情况，分配到需要的部门，而是按毕业生的人数，分到省和地区。加上人事部门不懂技术，因而常常出现“乱点鸳鸯谱”的情况。浙大曾经有个学硅酸盐的毕业生，因为带了个“盐”字，就被分到海滨盐场去工作。分配不当不但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挫伤教师的积极性，使国家蒙受损失。
另外，我们现在每年招生，主要不是根据国家需要，而是根据学校的“优势”——哪个专业教师力量雄厚、设备条件好，就多招些学生；反之就少招些学生。这样，长的就愈长，短的就愈短。当然，学校的长处要发挥，但不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是要吃亏的。他们希望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招生计划，以减少培养人才的盲目性。
（3）培养人才必须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教师队伍的流动和更新的问题。浙大有教师1，800多人，其中教授47人，副教授212人，讲师1，100多人，助教400多人。这支队伍是好的，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工作勤勤恳恳。但按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来要求，已感到不适应了。主要问题有：
一是从教师队伍的结构来看，是个上大下小的陀螺形，不能建设成学术梯队。浙大现有的1，800名教师中，讲师以上占了1，400多名，而讲师中的许多人，也快晋升到副教授的队伍中来了。大批同样水平的教师窝在一起，谁都不能指挥谁，很难出成果。
二是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的经验，着重培养各种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才。他们学习的专业和知识面比较窄，这在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从事技术工作的人才来说，是必要的。浙大教师中还有一部分是这个时期的毕业生。现在由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他们从事教学和科研就感到有些不适应了。其中一些人可以通过学习提高；另一些人虽不适应高等教育工作，但他们可去工厂、企业搞技术工作，他们同样是十分宝贵的人才。应该有个办法允许这批人流动，让他们发挥更好的作用。现在是死水一潭，人才浪费严重。
三是这支队伍在老化。浙大教师大部分是中年知识分子，再过几年，中年就成了老年，400多名助教中，约有200多人是“文革”中毕业的或是“工农兵大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工作。浙大有许多老教师在担心接班人的问题。
他们认为，解决以上问题的办法是补充新鲜血液，实现新老交替，建立学术梯队。浙大这几年想从优秀的研究生中多留一些人，但是办不到。教育部下达的全校教职员工编制为4，520人，现在该校有4，544人，已经超编。老的调不出，新的就进不来。浙大现在积聚着大批人才，挤在一起，使有的人无用武之地。据几位校长估计，浙大现有的中年教师，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以调出支援其他部门。但现在调出一个人非常不容易。除了人才的流通渠道不畅外，教师一般的不愿外调。因此，除了学校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外，应该为外调的同志创造一些工作条件，并保证不降低生活待遇（如住房条件等）。这需要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不是学校一个单位所能解决的。这方面国家应该有明确的政策，鼓励这部分教师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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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一招
——五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艾丰
在讨论如何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时，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到本世纪末，我国能源的总产量，大约只能比1980年增长1倍，翻两番做不到。那么，利用“一番”的能源，怎样创造“两番”产值呢？
襄樊市领导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该市由于小厂多、设备差，能源指标一直降不下来，每年因超计划用电受罚100多万元。市里领导也曾向上级“告状”，要求取消罚款，结果“碰钉子”而回。这时一位工程师献策说：安装功率补偿装置，不仅可以免于挨罚，还可能受奖。市政府接受此项建议，采取果断措施，三年花了80万元，普遍安装此种设备，不仅节约了能源，保证了生产的发展，全市光从节约电费中就收益260万元。市一位领导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按我们原来的想法，赖掉罚金，那种突破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从现代科学技术中找出路，才是前进，是正路。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一些年来，一些同志的脑子里有一个公式：要增产，就要增设备、加人员、建新项目。于是把向上级多争钱，向国库少交款，当做最重要的出路。他们忘记了搞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原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们应该向它伸手！如果开扩一下自己的视野，看一看世界现代史上科学技术是怎样神奇般地促进社会生产力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长，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对实现“翻两番”的目标，进一步增强信心。
从科学找出路，向人材要良谋——这应该是一切企业在开创新局面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必须实行的基本措施。而这两条的落实，都离不开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谁真心为开创新局面而奋斗，谁就必然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努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对这项工作采取消极态度，而高谈贯彻十二大精神，无异南辕而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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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中年知识分子的成长铺路搭桥
——访上海几位老年知识分子
上海有许多热心为中年知识分子的成长铺路搭桥的老年知识分子。他们有的精雕细刻地在学术上带好中年助手；有的则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中年知识分子的成长造舆论，提供方便；有的主动让贤，使他们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当个不署名的协作者
上海水产学院名誉院长、著名鱼类学家朱元鼎教授带的中年助手，有的提升为副教授、讲师，有的从讲师越级提升为教授，成了水产学院鱼类学教研组和鱼类研究室的业务骨干。
八十六岁的朱元鼎因有足疾很少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却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学院党委召开的庆祝十二大胜利闭幕的座谈会。他激动地说：“这次党中央把教育和科学列为战略重点之一，提到这样的高度，这是我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多年来没有见到过的。我一方面感到鼓舞，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今后，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培养中青年教师多做些工作”。多年来，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鱼类学著作，如《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等，都是朱老同助手一起写的。去年，他们完成了《大百科全书·生物卷》鱼类部分、《大百科全书·水产分卷》鱼类部分、《中国鱼类检索表》（四部分）、《福建鱼类志》（上册）等四种鱼类学专著；今年，又集体写完了《福建鱼类志》（下册）。写作过程中，从查阅鉴定资料，到审定最后稿本，朱老都亲自动手。助手们说：“朱先生从来不把我们当作助手看待，而是当作一道工作的协作者”。
朱元鼎在带中青年助手时，在学术上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在思想作风上，也堪称楷模。一位助手要将自己过去在朱老指导下写的《鲤科鱼类的头颅比较研究》，从新的角度作进一步研究，要求朱老继续指导和协作，并要在发表时将朱老的名字摆在前面。朱老说：“这是你做出的成果，我怎么能占有呢？你大胆地自己做吧，有什么困难我全力帮助解决，需要什么资料我尽量提供。我可当个不署名的协作者。”
“我有责任为他们说话”
六十七岁的沈岳瑞是中国造船学会副理事长，在我国造船界有相当高的声望。他常常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为中年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创造方便条件。例如，哈尔滨某高校的一位副教授，在国外研究一种低水头水轮机的新结构取得了成效。回国后想继续深入研究，使之实用化。沈总认为这一研究将能降低低水头水轮机造价，为开展低水头水能利用开辟一条好的途径，即向华东电业管理局推荐这一研究，得到了该局的支持，同意进行试验。又如，上海海运局的一位中年科技人员，在安源轮船员和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用两年多时间在国产大型低速柴油机上燃用高粘度渣油获得成功。但是推广工作遇到了阻力。这位科技人员提出向中国科学院申请，以便进一步试验，要求沈岳瑞作为推荐人。那时沈总正忙于准备出国访问，但为了得出正确的判断，沈总挤时间，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访问专家，与同行商议，终于在临行前一天得出了应该予以支持的结论，做了推荐人。后来，交通部、上海市科委都支持这一研究。沈总也因助了一臂之力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沈岳瑞同志对记者说：“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经常有人向我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请求帮助。我也有责任为他们说话”。
让中年人有更多锻炼的机会
听说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春芬教授要求辞去部分兼职，记者即前去访问。李春芬已届古稀之年。他说，作为一个老年的教师，肩负着科研和培养人才的任务。“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部门就约他写《北美洲地理环境结构》一书，因十年动乱而搁下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一直想实现这个心愿，至今还未能如愿。不久前，他又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卷主编。明年，他还要招收博士研究生，亲自开两门课，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人老了，精力不行，兼职不能太多。所以他决定辞去部分职务。
老教授深情地说，“辞去部分兼职，更主要的目的在于能使优秀的德才兼备的中年知识分子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我们要分两步实现二十年的战略目标，前十年是准备，其中包括要培养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业干部。培养的途径之一，就是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锻炼。而老年知识分子减少兼职，就会给中年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而且还能在与老年人的合作共事中实现新老交替。”
本报记者 肖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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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本报讯 北京市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今年上半年，在出生的婴儿中，一胎率上升到86．9％，多胎率下降到2％。三年来，全市累计少出生67万多人，节省新增人口抚育费约41亿多元。
近几年，北京市人口出生率面临着大幅度回升的趋势，去年全市就有77万青年同时进入婚龄、育龄，特别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一度在少数地方出现了人口失去控制的现象。针对这一新情况，北京市各级党政和计划生育部门，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宣传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为主和以奖励为主的方法。
去年，全市初婚登记的只有19万多对，推迟结婚的有37万多对，晚婚率达78．35％。今年上半年，全市计划生育率已达到88％以上，有42万多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比去年同期增加4％以上。西城区和崇文区党团员中独生子女领证率分别达到98％和99％，在广大群众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农村普遍实行了计划生育责任制后，不少地区把宣传教育和行政经济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今年上半年，昌平县和怀柔县一胎率已达80％以上，通县、昌平、顺义、延庆等县多胎率降到2％左右。
通县徐辛庄公社草寺大队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认真落实独生子女政策，对因避孕失败采取补救措施的妇女给予适当经济照顾，一年多来，这个大队没有出现一起计划外怀孕。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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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欢迎计划生育指导站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兴隆街道办事处，办起了一个计划生育指导站。站内设一名妇科医生，对前去询问节育知识或检查是否早孕的妇女，实行免费服务。几个月来，已接待了几百名妇女。指导站的这位医生叫葛桂芳，是齐齐哈尔钢厂医院退休的妇科医生。她应邀来到指导站后，不计报酬，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深入到各居民委、组进行指导，将节育药具送到育龄妇女手中。对计划外早孕的妇女，她热心地做思想工作，或者陪她们到医院做人工流产。附近一些单位的女职工，看到指导站很方便，经常去咨询或做妇科普查。
自从这个计划生育指导站成立以后，这个街道办事处再没有出现计划外怀孕者。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广播站 姜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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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坚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陈国荣 刘克贵
本报讯 四川省什邡县坚持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抓，近三年，全县有计划生育的人，占生育人口的99％，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5．4‰，1981年已经实现了无三胎生育。今年1至7月，计划生育率和一胎生育率仍分别保持在99％和98％。
什邡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根本经验是各级领导重视这项工作，并经常了解和帮助解决干部、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和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1979年该县面临人口大幅度回升趋势，一些基层干部对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信心不足。县委发现这个苗头后，及时果断地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来。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和采取一系列的鼓励措施，终于使当年独生子女的领证率达到95％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又如，1980年全县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有的干部出现了重农业生产，轻计划生育的偏向。县委负责同志及时深入调查，纠正了轻视计划生育的偏向，使当年一胎生育率由上年的79％上升到97％，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3‰。
为了巩固计划生育工作成果，这个县特别注意抓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如定期检查制、定期汇报制和定期考核评比制，使各级干部增强了责任心，做到计划生育层层有人管，经常有人抓。他们还建设了四支不脱产的计划生育宣传队伍：大队、生产队的计划生育宣传员；社队业余通讯员；人口理论骨干队伍；宣传文化、卫生、计划生育部门成立的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这四支队伍经常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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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金刚宝座塔和渗金多宝塔
坐落于北京动物园北面真觉寺（即五塔寺）前的金刚宝座塔，是我国建筑形式奇特，既古老、又秀丽的一座塔。它始建于明永乐初年，落成于成化九年（1743年），中间经过明代七朝。
在五塔寺院内的东北角，还陈列有一座从北京宣武门外长椿寺移植来的渗金多宝塔。这座塔高达6米，八角13层，由复莲宝座到第一层楼阁式的塔身，铸有各种神像150余尊，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李祯祥 贺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