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努力
蒋一苇
提要：经济建设的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管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世界上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管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管理科学，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应该认真总结我国自己的管理经验，并有选择地吸收外国一切对我有用的管理经验，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水平。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事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提出加强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这是第一次。它反映了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新时期的客观要求。本文就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这一重要指示，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围绕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几个思想认识问题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管理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工作的每一步前进，都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分不开。
管理是生产劳动社会化的产物。经济建设的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管理，这本来是属于常识范围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之流根本否定管理的必要，把必不可少的规章制度诬蔑为对工人群众的“管、卡、压”，甚至要创立什么“无人管理”工厂。因此，在拨乱反正中，不能不首先针对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解决要不要重视管理的思想认识问题。几年来经过整顿，从宏观的经济管理到微观的企业管理，不但恢复了基本秩序，而且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在今天，对于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说在思想上已经得到解决。
但是，承认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等于就承认管理的科学性。管理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没有它的客观规律？要不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对于这些问题，还不能说在广大的经济工作者中都有足够的认识。一方面由于多年来管理教育和管理知识的普及工作受到摧残，目前大部分管理工作人员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就走上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是一种主观行为，很容易被误认为可以任凭主观意志行事。不但参加工作时间短的人，会有这种盲目性，即使有些参加工作时间长、有了较多实际经验的人，同样也会有这种盲目性，他们不善于把具体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也不习惯于依靠科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种凭经验办事的倾向，对提高我国经济管理水平是不利的。但是，目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管理人员的培训有了很大发展，广大经济工作人员自觉要求学习管理知识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承认不承认管理的科学性，这一认识问题，可以说正在解决中。
围绕着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第三个认识问题，是管理科学的建设和发展道路问题。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态，有必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但是一度出现了不顾我国国情的盲目引进的倾向。在管理上，同样也出现了一股“引进热”。实现四化，要求管理也逐步现代化，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管理现代化就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现代管理搬过来，这种认识无疑是不科学的。
以上三个认识问题，如果说头两个已经解决了或者接近解决，那么第三个问题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党中央既然提出了加强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的要求，就有必要认真地探讨一下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问题。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小平同志这段高度概括的话，既适用于革命，又适用于建设，对我们正确考虑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同样也是适用的。
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与管理的落后面貌，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我们知道，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国别、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引进科学技术，也有一个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的问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有根本的区别，它以经济科学为基础，和社会经济制度有直接联系，因此更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
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管理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要对生产力发挥组织作用，这方面的管理是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另一方面，它要实现一定的生产关系目的，这方面的管理则直接决定于社会制度的性质。正因为管理具有这种二重性，我们的管理科学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吸收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好的经验，但是又要有所选择。一般来说，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鉴别管理的社会性。不论是宏观的经济管理还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都存在大量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问题。因此，对待外国的管理经验，首先要鉴别它哪些内容与他们的社会制度有联系，哪些是纯粹的方法问题。即使是纯粹的方法问题，还要深入考察一下，是否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要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工作。当然，我们不能大而化之，笼统地把某一种管理理论或方法划为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比方说，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有行为学派，建立了行为科学。其中有许多理论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为基础的，但是其中又有不少有用的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或者经过适当改造后可以应用。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行为科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而加以排斥，就不是一种科学分析的态度。
其次，要考虑国情的适应性。国情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社会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国情。除此之外，还包含很多其他内容。例如大国和小国，在国民经济的管理上就会有很大区别。每个国家又有历史、地理、民族、资源等等特点，都会对管理发生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如何合理运用，就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不一样。我国经济水平、教育水平还比较低，国土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些因素就使我们在管理方法现代化上，既不能一步登天，又不能一刀切。就微观的企业管理来说，既要考虑国情，还要考虑厂情。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水平，管理的方法及其提高途径是不会完全一样的。要求所有企业都硬性推行国外某种管理方法，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再其次，要把学习与创造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学习与借鉴外国经验，关键在于消化。所谓消化，就是使之中国化、本厂化。要消化，就必须“学”中有
“创”，而不是依葫芦画瓢。如果我们自己也有比较好的经验，应当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体，用外国的经验来丰富它、发展它，而不是取代它。例如在质量管理上，我们已经有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信得过小组”活动，就不必再简单照搬外国的“QC小组”。
马克思关于管理具有二重性的理论，是我们建设中国的管理科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不掌握这一思想，就会使我们产生许多糊涂观念。比方说，从总的看，应当承认我国管理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否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呢？在有关生产力组织方面，不论在管理方法上、管理技术上，我们都有落后的一面，甚至还处于很原始的状态；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管理，例如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职工民主管理等等，能不能说这一类的管理也统统比西方国家落后呢？尽管这些管理还存在许多有待改革的问题，但对资本主义企业来说，他们根本还接触不到这方面的问题。
世界上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整的“现代管理学”，似乎只要把它拿来应用，就可以马上解决我国管理落后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超社会制度的管理体系。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一般地提高管理水平问题，更大的任务还在于要创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
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任务。这里值得重视的是一个“创”字和一个“新”字。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正在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合理配置，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管理体制；要实行在党的领导下，党、政、企合理分工的领导体制；要进一步完善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等等。这些重大的改革，都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通过总结我国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吸取和借鉴外国的经验，走出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新路子。这是我们开创新局面所要解决的重大任务之一。
建立中国的管理科学，是理论界
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我们说要建立中国的管理科学，有的同志会认为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还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我国管理十分落后，目前还谈不上什么建立中国的管理科学。这些看法，是把科学神秘化了。
什么是科学？科学无非是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及其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并且把它加以系统化。而科学本身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我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尽管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成就还是不小的。这些成就不可能与管理无关。也就是说，这里面必然有在管理上大量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管理水平，就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使卫星上天，使规模巨大的葛洲坝工程建成。全国近40万个工业企业，总的看，管理水平是低的，但各行各业都有一批先进企业，它们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必然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问题在于没有把这些分散的经验加以总结，使之系统化，上升为理论，再用以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
科学的基础是实践。特别是社会科学只能立足于社会实践。因此，中国管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不能只靠少数理论工作者来进行。所有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可以也都应该在自己业务范围内为建立与发展中国管理科学而作出贡献。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号召，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要认真总结我国的管理经验。首先是总结现行的管理办法，哪些应当肯定，哪些应当改革或改进。进而还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这种总结工作应当广泛进行，每一个经济部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经济工作者，都可以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涓涓细流，最后会汇合成长江大河，成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基础。
第二，要有的放矢地吸收外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并使之中国化。要广泛了解和占有外国的经验，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是确实行之有效的好经验，我们都要研究，然后有选择地在实践中试用，在试用中可以加以改造，使其适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把它吸收进来，成为我国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要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历史的经验要继承，外国的经验要吸收，但是我们管理体制正在进行改革，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第四，要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条理化、系统化，上升为理论，逐步形成中国管理学派。西方国家有许多以个人为代表的管理学派，反映了他们是私有制的特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依靠广大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创建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管理科学，在国际上必然成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当然需要很大的努力，但它不是明天的任务、后天的任务，而是今天就要实行的任务。开始可能粗一些，可以不断深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拿工业企业管理来讲，党中央、国务院今年关于开展企业全面整顿的指示，提出了“三项建设”的要求，提出了实行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四全”、“一制”可以说就是我国企业管理科学体系的模型，经过全面整顿的实践，把这些内容充实丰富起来，难道不可以成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学么？我国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从中加以总结，难道不能建立中国式的农村经济管理学么？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进行，经过理论的深入探讨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将制定一个全面改革的方案，这难道不会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管理学的建立么？实际工作都在做，但我们主观意识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努力正是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只要认识到这一点，依靠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把古今中外一切好的经验集中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就会以一个比较完整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东方，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雄伟步伐，它将不断丰富发展，为实现二十年的宏伟目标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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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简讯
△《经济学周报》从四十一期开始，陆续刊登《学习十二大报告第二部分的体会》，全文约十万字。这个辅导性材料是该报编辑部组织一部分同志学习十二大报告第二部分的成果。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已于最近出版。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社会科学词典。
△美国政治学专家、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阿尔蒙德，应邀来华访问，并就“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政治”作两次学术报告。
△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一九八二年年会最近在北京香山召开。
△林子力、吴象等撰写的《开创新局面的伟大纲领—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文集》，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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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蒋冯阎中原大战
1928年6月，蒋、桂、冯、阎联合对奉系军阀作战，取得了胜利。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在对奉作战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部队分别编成四个集团军。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山东的一部分是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的势力范围。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由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盘据着。广西、两湖为桂系（第四集团军）所掌握。蒋介石虽然是南京中央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实际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长江下游几个省。他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千方百计地削弱其他军阀的力量，进一步垄断党政军大权。因此，“北伐”军事刚刚结束，他就以裁军建设为名，召开编遣裁军会议，以图遣散别人的军队，扩充自己的实力。为了集权力于“中央”，他决定取消各地以军事首领为主席的政治分会。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推行军事独裁的工具，他又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排斥反对派。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内各军事政治集团的强烈不满。在1929年内，反蒋运动此伏彼起。国民党改组派首先掀起了一个声势很大的反对指派、圈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运动。接着又发生了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等起兵反蒋的战争。这些都被蒋介石以军事政治手段瓦解了。
但是，反蒋声浪并没有平息。阎锡山怕蒋介石打垮其他派系后收拾到他的头上来，在1930年1月，提出了“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独揽大权。2月，他发动对蒋介石的“电报战”，谴责蒋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并以“礼让为国”之名，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连续取得了对桂、冯、张、唐等战争的胜利，正踌躇满志，当然不肯自动下台，针锋相对地反驳阎锡山。双方互相攻讦，函电纷驰。
阎锡山反蒋旗帜刚亮出，对蒋介石不满的军事头头们便纷纷派代表到太原，表示拥戴他为反蒋领袖。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北上活动，推动阎锡山挂帅反蒋。阎锡山见时机成熟，便联络河南、山东、安徽境内的杂牌军作为反蒋同盟军，特别是同反蒋失败、被他控制在山西的冯玉祥达成了一致反蒋的谅解，和反蒋失败退守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也取得了联系。3月14、15日，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50余人联合通电反蒋，历数蒋的罪责十端，劝蒋自省引退；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领导反蒋。
4月1日，阎、冯、李分别在军次通电就职。反蒋军队共编制了八个方面军：桂军为第一方面军，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四川刘文辉部为第六方面军，湖南何键部为第七方面军，河南樊钟秀部为第八方面军。作为主力军的西北军、晋军已全部动员起来，开赴陇海、平汉、津浦各线。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并以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阎、冯。7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蒋介石将准备投入这场战争的部队编为四个军团，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分别配备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这场大战将在河南、山东、安徽间展开，双方主力布置在豫东、鲁西、皖北三角地带，这个地带的西北方是阎、冯的地盘，东南方则是蒋介石的巢穴。
5月，蒋冯阎大混战（由于主要战场在中原地区，所以又称中原大战）正式爆发。1日，蒋介石发表了讨伐冯阎誓师词，命令各军在10日以前完成战备。阎冯也在4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整个作战计划。战幕揭开时，由于陇海线处在整个战场的中央，津浦、平汉线是它的两翼，双方都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蒋军投入陇海线作战的是刘峙的第二军团，辖有顾祝同、蒋鼎文、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张治中等精锐部队；配备在平汉线的是何成浚第三军团，津浦线是韩复榘的第一军团。蒋介石在徐州设行营，亲自坐镇指挥。反蒋军主力的部署是：陇海线作战由晋军、西北军共同担任，而以晋军为主；西北军主力放在平汉线上，津浦线则由晋军承担。11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第二军团首先由徐州沿陇海线向归德（今商丘）方面进攻，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战争初期，蒋方形势不利：陇海线第二军团虽占领了归德，但在阎冯军联合攻势下，很快败退到山东西南；平汉线何成浚统率的杂牌军虽占领了许昌，旋即为冯军击败，退向漯河；津浦线上韩复榘未作有力抵抗，使晋军轻易地取得济南；从广西北上策应阎冯的张（发奎）桂军攻入湖南，占领长沙、岳州。蒋介石的军队被打得狼狈不堪，蒋本人在朱集车站火车上也几乎束手就擒。直到6月底7月初，拥蒋的广东部队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兵衡阳，张桂军怕后路被截断，退回广西；蒋军又取得了位于陇海、津浦三角地带威胁其侧背的亳州，才解除了后顾之忧，将陈诚等主力部队及蒋光鼐师、蔡廷锴师、李韫珩师调到津浦线增援。8月15日，蒋军重新占领济南，晋军退到黄河以北，反蒋战争在津浦线首告失败。接着，蒋又回师陇海线，打败了冯玉祥发动的以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并以平汉线为重点，发起郑州会战。冯虽将平汉、陇海两线防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以挽回颓势，但阎为保存实力，却令陇海线晋军也向黄河以北撤退，冯部终无力支持，退向豫北。
在津浦、陇海战事紧张的时候，另一条反蒋战线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也在紧张进行。扩大会议的主要角色是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他们想利用阎冯的军事力量推倒蒋介石，恢复其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组织一个排除蒋介石、胡汉民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7月13日，扩大会议在北平怀仁堂开场。8月7日，推选出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扩大会议的工作，以“依法”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筹备召集国民议会、制定约法为号召。9月1日，扩大会议又推选阎锡山等7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以阎为主席。阎锡山为取“久久”谐音作好兆头，特选定9月9日为宣誓就职的日子。可是就职刚刚十天，张学良即通电拥蒋，派兵入关，扩大会议只好迁到太原，不久便短命结束。
原来阎冯发动反蒋后，东北的张学良举足轻重，成了双方竞相争取的对象。由于蒋介石拥有东南富庶地区，有江浙大资产阶级支持，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央党政大权，得以高官厚禄相诱；且又勾结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对张施加影响；张学良经过数月观望，终于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并派东北军入关，整个形势因而急转直下。不仅扩大会议被迫撤往太原，在反蒋军队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反蒋战争无法再进行下去。10月5日，阎、冯、汪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10月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同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通电罢兵息战。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作为这次反蒋活动的尾声，扩大会议搬到太原后，还搞了一个共八章二百一十条的约法草案，作为汪记“民主政治”的标本，在10月27日公布。演完这一幕，汪精卫也离太原跑到天津去了。11月12日，扩大会议发表了最后一篇宣言，宣告结束。阎冯离开部队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学良、蒋介石改编。这次大混战，战线绵延数千里、历时7个月，死伤40万人，给人民造成空前深重的灾难。
经过这场战争，蒋介石吃掉了阎冯等几十万军队，统治集团内部暂时没有能同他较量的军事力量了。这不仅使他的独裁统治得到巩固，而且能腾出手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进行长达数年的军事“围剿”。中原大战枪声刚停，他便举起反革命屠刀，纠集十万反革命军队，杀向江西中央根据地了。
（李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