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br/>专栏：<br/><br/> 不侵占士兵群众利益<br/> ——贺老总吃西瓜的故事<br/> 白增守<br/> 1946年，我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当警卫员。当时，部队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除了纺线、编织毛衣、种蔬菜外，还种了一片西瓜地。那年7月的一天下午，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我们警卫排的五六个同志在西瓜地里正干得满头大汗，忽然看见远远地走过来四五个穿军服的人，最前面好象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晋绥军区司令部当时驻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我们住在北坡村，相隔只有一里多路，贺龙同志经常到晋绥分局这边开会或看演出，所以我们都很熟悉他。靠近了，我们看清楚果然是他。大家立刻围了上去，向司令员敬礼、问好，贺老总也笑着和大家打招呼。我跑到地里挑了两个大西瓜，捧到贺老总面前，笑着说：“老总，您工作辛苦了，尝尝我们自己种的大西瓜，解解渴吧。”贺老总愉快地叫随行人员都坐下休息一会儿。西瓜打开了，红红的瓤子又沙又甜。贺老总一边吃着瓜，一边询问我们的工作、学习、生产情况，并且高兴地称赞我们西瓜种得好。太阳快落坡时，贺老总准备返回，临行前吩咐随从副官（生活秘书）按市价付西瓜钱。我们一听急了，连忙说：“司令员品尝两个自己部队种的瓜，算是检查生产，哪有交钱的道理！”但贺老总严肃地说：“官长不侵占士兵群众利益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西瓜是你们辛辛苦苦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再说你们还有生产任务，我怎么能白吃呢？你们如不收下钱，就是叫我犯错误！”大家没法子，只好同意收下。我兼任排里生产会计工作，当即收下了贺老总副官给的晋绥边币1，000元，认真记了帐。很快，这件事就在我们排里传开了。<br/> 贺老总吃瓜付钱的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贺龙同志这种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不侵占士兵群众利益的行为，是多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发扬光大啊！
第5版()<br/>专栏：<br/><br/> 贡献卓著 风范永存<br/> ——回忆韦拔群同志<br/> 黄松坚<br/> 今年10月19日，是韦拔群同志殉国五十周年。<br/> 韦拔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在广西从事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br/> 1931年11月，韦拔群曾被选为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2年，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韦拔群同志不幸遭到叛徒暗害而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br/> 广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br/> 1894年，韦拔群同志出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一个富裕的壮族家庭。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有了爱国思想。青年时代，他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并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br/>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1920年秋，韦拔群到广州，参加了以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韦拔群在广州看到了《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文中指出：“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了解农民问题。”这对韦拔群有很大的启发。1921年冬，他从广州回到东兰家乡，联络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等11位有志青年，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后改名为“东兰县公民会”，广泛吸收农民参加活动）。这个组织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宗旨”。东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这里也成了广西农民运动最早的发源地，韦拔群也初步作为一位农民运动领袖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上。<br/> 1922年6月16日，以“东兰县公民会”会员为骨干，韦拔群率领农民100多人（其中多数徒手）去县城清算大地主恶霸韦龙甫，遭到桂系军阀驻军的包围而失败。这次斗争的失败，使韦拔群认识到要把农民运动与建立农民武装结合起来。不久，他就建立了农民的武装——东兰县农民自卫团，韦拔群任总指挥。<br/> 这年，韦拔群率领正在兴起的农民武装，举行暴动，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最后一次攻占了县城，赶跑了反动县长和大地主恶霸韦龙甫，没收了他们的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半年之后，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韦拔群率领的农军失败了。他也受到通缉。韦拔群同志深感自己爱国有志，救国无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24年5月，他和战友陈伯民到达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不久进入我们党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农民运动理论，并与党的负责人阮啸仙、彭湃等密切来往，深受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习结束后，韦拔群接受党的分配以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和陈伯民同志回到东兰。他遵照党的教导，一面参照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和坚持武装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一面先后创办三期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各族男女农民运动骨干600多人。这些学员学习结束后回到原地，把农讲所的革命火种，燃遍右江两岸，红水河畔。<br/> 为了打击敌人的疯狂进攻，经过反复比较，1926年2月，韦拔群选定西山为革命根据地，农军退入西山，并在西山成立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韦拔群任主任。<br/> 1926年夏、秋，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先后派党员余少杰等到右江两岸和东兰县领导农民运动和建党。这时，韦拔群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担任了广西田南道（即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副主任。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劣绅、废租废债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和红水河畔。这年冬天，韦拔群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br/>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西很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各地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党转入地下。但是，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凭着广西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右江两岸，红水河畔，仍然公开地坚持用革命武装来反抗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韦拔群对开展农民运动，坚持武装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br/> 1929年8月，党在南宁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西农民协会，韦拔群被选为省农协副主任。<br/> 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br/> 1929年6月，党中央先后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来到南宁。当年12月11日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同志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武装编成，由韦拔群任纵队司令。<br/> 百色起义成功以后，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红七军前委决定由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第一、二纵队3，000多人，向桂黔边境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由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一带活动，保卫和建设右江根据地。韦拔群率领纵队先是粉碎了恩隆县大土豪、民团司令谭典章妄图反扑的阴谋，活捉了谭典章，随后又击败了东兰县民团司令陈子怀的破坏骚扰活动；围歼了凤山县大地主豪绅罗肇修、罗肇高的反动武装；还打垮了凤山县县长罗宝达的进攻。经过一系列的剿匪清敌战斗，安定了革命根据地的秩序，增强了各族人民的革命胜利信心。<br/>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全军在河池整编为三个师，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政委，我任副师长。红七军前委决定留韦拔群等同志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他将二十一师的兵员补充到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率领一个连兵员回到东兰，着力巩固和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将东兰、凤山、都安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补充到二十一师来，又帮助各县重建了赤卫军常备营，二十一师又扩充到四个团和两个独立营的兵力。<br/> 桂系军阀白崇禧乘红七军主力北上之机，先后纠集两万余兵力，分三路向东兰、凤山等地进攻，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一口吞噬我根据地。韦拔群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开展狙击战、游击战，不坚守城镇，不打硬仗、大仗。乡村全部实行坚壁清野。当时气势汹汹的敌人虽然占领了东兰县城，却寻找不到红军队伍，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敌人又制定了“分区搜剿”的战术，围剿三山（即西山、中山、东山）根据地。韦拔群指挥红军划分成小组，到处伏击、闪击，相机打击敌人，扰乱敌人后方，使敌人处处挨打。<br/> 1931年8月，党中央代表陈道生来到右江，传达了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指示精神，提出在右江的红军部队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打游击的主张。<br/> 1931年10月上旬，韦拔群率领部队东渡红水河，开往都安、河池一带打游击，先后打垮了当地保安部队石化龙和韩彩风匪帮。敌人急忙调遣1，000多人到河东，妄图围歼红军。韦拔群得知情报后，避强击弱，立即带部队挺进到都安和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耀一带，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敌人追到弄福、弄耀一带时，韦拔群已经率领部队到都安县九顿圩，打垮当地蒙元采民团的两个连，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当敌人尾追到九顿圩，我军又回到弄福一带了。气急败坏的敌人，又增派一个团由河池攻打红军。他们强守红水河两岸各个据点，摆开长蛇阵，妄图在红水河之东全歼红军。这时，韦拔群却突然回到东兰的东山，召开了师党委会议，决定利用敌军集中河东，东兰县城空虚的机会，夺取县城。29日，韦拔群率领部队和赤卫军1，000多人突袭东兰县城，未克，于是乘敌人举棋不定的时刻，率领部队渡到红水河西岸，直捣荫圩、凤凰，打回东兰进到西山弄京了。<br/> 韦拔群就这样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穿插在敌人重兵之间，给敌出其不意的袭击，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和进攻，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人民武装不断发展壮大。<br/>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br/> 二十年代初，韦拔群经过反复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真理，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党的影响下，他的政治态度总是同共产党的主张相一致，并且努力把党的主张转变为自己的革命实践。他入党之后，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环境再艰险，工作再困难，他都能够奋不顾身，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br/> 韦拔群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就是在党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回来以后，无条件地按照党的教导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1926年夏秋，韦拔群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知道陈勉恕、严敏、陈洪涛等同志是党派的人时，就自觉地接受领导。从事农民运动，或者遇到新的政治问题，总是去找陈洪涛、陈勉恕等党员同志商量。1929年8月，韦拔群到南宁出席省农民代表大会时，得知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叫邓斌）来领导广西党的工作，他十分振奋。他曾对我说：有党中央派人来领导我们工作，我的精神极为振奋，我变得更年轻了，广西的革命前途光明。<br/>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时，韦拔群主动将二十一师的好干部、好战士两千多人和好枪、好马等都补充到北上的主力部队，表现了他处处从大局出发的精神。<br/> 韦拔群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1925年秋，韦拔群创办广西农讲所时，他说自己是“快乐事业，莫如革命”。他常说自己的立场是“人民大众的立场”。他还多次讲过：“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韦拔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在环境极端艰险困苦的战争岁月里，韦拔群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身份同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共同睡山林，钻岩洞，啃野菜，嚼树皮，吞生果，群众亲切地称他“拔哥”。<br/> 韦拔群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很值得学习的，他的历史贡献是值得纪念的。
第5版()<br/>专栏：<br/><br/> 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br/> ——记黎亮同志<br/> 黎 白<br/> （一）<br/> 我的父亲黎亮同志，湖南省湘潭县人，1901年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号称书香门第的家庭。他有八个兄弟三个姊妹。他们兄弟中，有好几位接触革命很早，但他却走了另一条道路。他带了一块大洋，穿着草鞋离开湘潭走到长沙去读书，后来又考取了唐山交通大学。1927年他毕业后，在京奉铁路（北宁铁路）先后当了见习工程师、工程师、主任工程师。<br/> 1941年他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系主任。当时，他是沦陷区的教授，但他心向人民。因此，党组织发现了他，信任他，教育他。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到了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此后，他一直紧紧跟随着党的步伐前进，终于在战争时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br/> 从1945年到1981年12月31日呼吸停止，近四十年时间，他在我国铁路建设和设计工作的领导方面有卓越贡献。他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个人生活的艰苦朴素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他的一生，是一个旧社会高级知识分子投向革命事业，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br/> （二）<br/> 在建党初期的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立志于“科学救国”，对中国共产党大都是不去了解的。父亲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他于1921年至1927年在唐山交通大学读书时，虽然不是一个只知窗下苦读的学生，但是，他却不问政治。他的同学曾涌泉已是革命者，当时很穷。父亲肯于把自己仅有的两块大洋分一半送给他，而不和他一起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曾涌泉同志担任石家庄市卫戍司令员，父亲担任石家庄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一次，曾涌泉同志问他：“你在唐山交大为什么不参加党？不搞革命？我们早就打算吸收你的。”父亲的回答是：“我那个时候要懂得革命，就不是我了。那时多数知识分子如果都那么有觉悟，中国革命就容易多了。”曾涌泉同志说：“现在，你总算归队了！”父亲严肃地说：“几十年漫漫的路，历尽坎坷才使我认识到，中国要想真正富强，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不行的。我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这个真理是不容易的，一旦认识了，终生不会改变，也是可以肯定的。”<br/> 第二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直到他八十一岁逝世，他是坚信并热爱党的。尽管在政治运动中，在“文革”动乱中，他受过许多凌辱，但他对党从来也没有失掉信念。<br/> （三）<br/> 父亲在旧社会算得上是一位“古板”的人，不善于阿谀奉承。他是一个鲠直的知识分子。<br/>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重要的铁路大多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重要的铁路桥梁的修建，都是外国桥梁专家承担设计和修建的。当时，京奉铁路的滦河大桥要修建，英国投标，比利时人要承担设计和修建，用费很高。父亲不服气，提出由他主持设计，大桥标准和质量可以高于比利时的设计，造价也低得多。经过艰苦努力，中国桥梁专家设计并建成了中国北方第一座大型的铁路大桥——滦河铁桥。他并没有因此而升官发财，也并不在乎这个，只是说：这是件扬眉吐气的痛快事。<br/> 父亲在北宁铁路山海关桥梁工程担任工程师的时候，看到一列列军车载着日本侵略军，载着大炮、坦克开进关内去，残杀中国人民，蹂躏祖国大地，使他深感内疚。原来，他认为技术与政治无关。现在，他强烈认识到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升华。<br/> 不久，桥梁工厂的一些工人被捕押到日本宪兵队。父亲挺身而出，要求保释这些工人。工人保释出来，父亲却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捕进了宪兵队。父亲出狱后多次说过：日本人把一个敢保中国工人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当成共产党，这可以证明共产党必定是好的，是代表正义的。<br/> 父亲出狱后，拖着一家大小八口人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担任教授。在沦陷区，只凭教书来养活八九口之家是不可能的。到了1942年—1944年，家里生活更艰难了，连父母结婚时的最后一个戒指也送进了当铺。妹妹捡煤核，父亲买不起一双布鞋，就自己纳鞋底。他每天准备讲义到深夜，有时到天亮，母亲却为交不起电费而发愁。<br/> 就在这时，伪建设总署督办殷同带着委任状找上门来了。他是父亲在唐山交大的先后同学，当时已经当了大汉奸。他给父亲的条件是“极宽”的，只拿干薪不上班，薪金超过当教授许多倍。他以为，我父亲在生活上已陷入绝境，用这样优厚的待遇一定可以将他拖下泥坑。恰恰相反，父亲当着殷同的面，把委任状撕毁了，把这位“大人物”轰出了大门。<br/> 北平解放后，父亲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职务参加接收铁路部门。给他卧车，他拒绝了，每天坐电车上班。几十年来，他从未给亲朋、子女安排过工作，更从未走过后门。直到他病逝，他从未因私事用过公家一次汽车，八十岁生病去医院，坚持要自己走着去。落实政策后，补发了几年工资，他全部交了党费。他的这些作法，曾引起某些人的非议，但父亲坚信他所坚持的是共产党员应有的作风。<br/> （四）<br/>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在晋察冀边区交通管理局工作。“双十”协定之后，国内出现过一段谈判的形势。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共同组织了调处执行部。当时，从北平到边区首府张家口之间的康庄大桥断了，美方和国民党方面提出，他们要派技术专家来修复康庄大桥，时间为两个月。康庄是解放区的地方，对方提出这种限时限人盛气凌人的条件，显然是认为共产党没有人才，没有能力修复这座大桥。父亲当即向聂荣臻、宋劭文和刘仁同志请求，由他来负责设计并用解放区的力量来修复大桥。在边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一座保质保量的康庄大桥在40天之内完成了。父亲为解放区争了气！党和人民授予他“人民工程师”的荣誉。他激动极了，他说：“只做了这样一点点小事，党就给了我这样大的荣誉，真是惭愧。”<br/> 1946年，我军自卫还击攻打大同市的时候，聂荣臻同志、贺龙同志和几位纵队司令员当面问我父亲：铁路能保证军运吗？当时大同附近的铁路早已拆毁，路基都扒掉了。父亲坚决保证：军队打到那里，铁路修到那里！后来，我军打到大同城下，铁路就修到大同城下，保证了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br/> 1947年秋，我军解放了石家庄，父亲担任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石家庄市是一个重要铁路枢纽，平汉路、石德路、正太路都经过这里。但是，这些铁路，有的被破坏了，有的被彻底毁掉了。修复铁路是迫切而重大的任务。有的技术人员认为，根本无法修复；父亲认为可以修复，时间只要半年，但领导要给他权力和支持。他拿出方案后，上级批准了。边区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铁路热潮，很快完成了修复铁路的任务。他感慨地表示：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样快地修复铁路，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任何国家也是不可能办到的。<br/> 1948年9月，国民党华北“剿总”派大批飞机疯狂轰炸石家庄。一颗炸弹炸平了父亲和家人的宿舍，又一颗炸弹炸在父亲办公室旁边，他被震昏了。他醒来后，没有问家里被炸的情况，就立即奔向遭受轰炸损失最大的现场，抢救伤亡的同志。这次事件之后，他入了党。党对他的评语是：为党为革命不怕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知识分子。他逝世后，他的入党介绍人，铁道部长刘建章同志在慰问逝者家属时，还再次提到三十年前的这段往事。<br/> 建国后，父亲在铁道部负责设计领导工作。全国新建铁路都凝铸了他的心血。他为修铁路走遍祖国大江南北，我们子女一年中难得在北京看到他几次。<br/> 1965年，他把考虑了很久的修筑西藏铁路设计计划写出来了。他说要在七十岁以前完成最后一个修路心愿。他将计划一份上报铁道部党委，一份呈报给周总理，一份给了陈毅同志。父亲想到自己已是六十五岁了，西藏高寒，空气稀薄，修建计划如果再拖几年，他就难于亲自参加了。他是多么希望计划能早日得到批准啊！没想到，1966年动乱开始，后来他被诬为“走资派”、“党内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br/> 1971年，他从河南干校被初步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一条腿骨断了，身体衰弱了，七十多岁了，又是“四人帮”猖狂的日子，他当然无法恢复工作。但是，他还是想搞西藏铁路。他多次搜集有关西藏的地形、气候等等资料，又多次表示他年龄虽大，体质尚强，要到西藏去拚拚老命。1981年他已四度入院医病，在一次昏迷后醒过来时，还对我说：“没有搞成西藏铁路，真是死不瞑目啊！”在病中，五届人大和政协开会，他多次要我转请部里去取文件，甚至要亲自去参加会。他说，他唯一的提案是修建西藏铁路。话犹绕梁，他却逝世了。<br/> 父亲的一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所走的道路。一个从爱国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投身革命的洪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