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鲁迅颂
〔巴基斯坦〕尼扎姆
当帝国主义的阴云,
笼罩着这不幸的土地;
当封建主义的残酷肆虐,
穷人死于市井和街头
无人认领、无声无息;
当老百姓受着官僚机器的压榨,
地主庄园里劳作的农民
遭到皮鞭的抽打,
妻子受糟踏,
女儿被扣作人质;
当鲁迅目睹
外国老爷的屠刀
向同胞砍去……
中国终于看到了
一个伟大作家的崛起!
鲁迅的光芒
不久即闪耀在中国地平线上!
他用如椽的大笔、火一样的诗情
召唤人们:
起来!
为正义而战斗,
打碎这颠倒的乾坤!
抬起头!
唱起新时代的歌,
在与过去不同的、光明的
新文化道路上,
前进!
鲁迅塑造了有名的阿Q;
他在嘲笑中哭泣:
为人类的苦难,
为当权者的残忍。
鲁迅的著作卷帙浩繁。
他唱歌,他演讲,
促人思考,点燃呆滞的心灵:
起来!
支援历史性的长征!
改变这腐败的秩序,
而代之以崭新的天地!
他告诫说:
延缓更替将会导致
慢性死亡、
更多的痛苦、牺牲,
更多的悲叹、惋惜;
与其永世沉沦,
不如赶快解救自己!
他吹响嘹亮的号角。
他向命运抗争。
因为时光似流水,永远不待人,
他向男女老少呼吁:
停止叹息、停止流泪,
把作人的尊严
归还给人!
让我们起立
向伟大的鲁迅致敬!
他没有死;
他虽死犹生,
活在后代的心里!
〔叶绍根译〕


第7版()
专栏:

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
〔文艺回忆录〕
蒋天佐
王任叔(巴人)同志含恨死去已经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文艺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近年来,他的遗著正在陆续重印或新出;他的孩子也已长大自立,并能不负先父于地下,除努力本职工作外,又积极配合谷斯范同志搜集整理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多种文稿,已见成绩。任叔地下有知,应能感到党的温暖而含笑于九泉了!而且我深信,特别将使任叔破涕为笑由衷欣慰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全民族所依靠的顶天柱党中央指引下,已经拨正了祖国航船的方向,正在惊涛骇浪中胜利地奋进!这不正是他在悲痛中离世时的最高遗愿吗?
任叔同志比我年长,他是二十年代早期的革命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斗士,不仅是我的前辈,而且无论在革命实践和文艺工作方面,在生活体验和书本知识方面都比我强得多,高得多。我是迟至1936年才认识他的。当他的同乡沈君把他介绍给我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和一位知名作家。我始终把他当作兄长。对于他全部六十几岁的生命中约五十年的战斗历程,他的沿着坎坷的道路艰辛地前进的带血的脚印,他的永不衰竭地喷涌着战斗豪情的博大胸怀,直到现在我仍然知之不多,认识尚浅。我们只有工作的结合,同志的情谊,我不能谬托知己,对不能说话的亡友妄加评议。我今天来写这篇不合规格的祭文,只是聊表我对他的衷心敬仰和痛心悲悼于点滴而已。
大约是1938年吧,当上海“孤岛”广大抗日爱国人民的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际,组织上叫我到文艺界帮助王任叔等同志做一点组织工作。不久,上海文协分会举行成立大会,那天到会的人并不多,大约不过一、二十人,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到了选举的时候,任叔就提出了我的名字。郑先生一面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一面问:“这是谁呀?今天来了没有?”任叔指指坐在身旁的我说:“哪,不在这里吗?”郑先生转过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脸对我看看。他本来是认识我的,但是不知道我这个名字,于是会心地一笑说:“呵,是你呀。”从此以后我同郑先生的关系就加深了一层,我在上海文艺界也有了比较正当的活动名义;同任叔的接触当然也就更多起来。但我对他的精力充沛的活动所得而知者不过什一。何况任叔写作勤奋,多才多艺,总其一生几十年间的著述,恐怕何止几百万、上千万字。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评价,还要瞩望于现在和将来的他的万千读者;对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将有学者专家们为之付出辛勤劳动进行研究和讨论。这些都不容我置喙。但如果就他在“孤岛”时期的贡献说,我作为亲历其境的后死者之一,愿不揣冒昧地发表一种看法:没有王任叔,也许就没有那个时期的革命文化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辉煌的成绩。
这当然不等于说任叔同志一切都好,一贯正确,可以包打天下。如果我的话说过了头,那实在出于我对他由衷的尊敬而然。记得冼星海同志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组织上除对他的老母倍加关怀照顾外,又叫林淡秋同志和我代表文艺界去慰问。我同淡秋想,要说代表,我们两个也抵不上巴人一个。任叔本来不想去,后来还是同去了。当时他的处境已很险恶,早已上了敌伪黑名单,也接过恐吓信。说实在的,就冼母方面而言,她于张三李四并无选择,但我们觉得这样比较郑重,比较心安理得而已。
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任叔是当之无愧的大将之才。不仅善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且能够跃马当先,提刀上阵,就象朱总、陈总那样,都曾经亲临前线,同普通士兵一起并肩战斗。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工作都做,包括跑印刷所,校对,甚至推销刊物;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文章都写,从社论到“报屁股”补白,从杂文到多幕剧、长篇小说、长篇论著。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之际,刀枪是武器,扁担也是武器,甚至擀面杖也是武器,难道事情不是确实如此吗?象这样用笔战斗的忘我猛士,在我所知的老作家中,除首推夏衍同志外,任叔应该是第二人了。由于文思敏捷,热情洋溢,技巧熟练,所以有求必应,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对于这种光辉战绩,我觉得唯有惊叹不置,又怎能用立意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者的条例来加以评头论足、掂斤计两呢?伟大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献身者呵!
任叔同志那时的突出贡献决不仅是他的大量写作和编辑工作。他是一座真正的桥梁,接通了一些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们如陈望道、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等先生同三十年代形成的左翼运动的联系,亲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一点,确实是当时工作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左翼作家在上海,如许广平、阿英、戴平万、魏金枝、丘韵铎等,而且他们都有各自的有利条件,也都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是他们谁也不能代替任叔。因此我想到有一位老作家前两年写了一篇回忆,说是当时有一个“浙东派”,其中包括谁谁谁,而以王任叔为盟主云云。这个意见,至少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其实,以《鲁迅风》为中心的许多辛勤的工作,也是任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文艺界统战工作。说到这里,我就不能忘记孔另境同志,我应该在此对他表示悼念之情。他对我们很亲切,帮助任叔做了不少工作,除为我们沟通了同茅盾同志的联系外(他同茅盾同志是亲戚),还对上述那批作家有很好影响。他不是党员,但向党之心未改,这是可贵的。由悼念任叔而说到这些,似离题而未离,愿读者谅之。
任叔同志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贡献,文艺界一般未加注意,其实也是很突出的。“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其中一部分就与任叔不可分。例如社会科学讲习所,他就是主持人之一,他与巴克同志等对此惨淡经营,培养了数以百计的革命青年。那时还有一个经常举行的理论座谈会,是孙冶方同志直接间接所领导,参加的学者有胡仲持、胡曲园、李平心、戴巴克、赵平生、冯宾符、陈子英等,任叔也是主力之一。我记忆尚深的是平心对鲁迅的研究。他辛勤地写了将近二十万字,这是学术界比较系统地多方面地研究鲁迅的第一部大论著。他曾将原稿广泛地征求意见,态度是虚心的。任叔曾经同我一道到平心家里交换意见多次。这部著作由于种种原因只发表了大约三分之二,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团结在任叔周围,以《学习》半月刊为主要的战斗堡垒。我们都曾为这个刊物写过“义务的”文章。这批青年中最活跃的有张纲、方行、徐达等同志,张纲同志是《学习》的主编,也是社会科学支部的书记。我对他深为怀念,几十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任叔同志对于这个刊物,对于这批青年,都发挥了他突出的作用。正如他在文艺界热心扶持谷斯范、劳荣、何为等新作家一样,他也培养了不少理论人才。
至于任叔同志自己在理论战线的建树,有他的大大小小的论著如《文学读本》等书在,无须我的赘言。我想顺便提一件小事。他写过一篇《巴金论》(题目记不准确了),按我狭隘的见闻,这好象是左翼作家执笔对巴金同志进行较为全面评价的第一篇文章。内容如何已记不得了,巴金同志本人的观感如何也不了解,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文章。解放后他还同我谈过打算对老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评论,可惜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极有意义的抱负。
太平洋战争后失去了他的消息,生死未卜,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关心。直到1948年我到香港,才知道他还健在,但并未见到。1949年在中南海偶然相遇,喜出望外,才知道他也住在里面。而且相距不远。但因各自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闲谈,阔别后的思念之情始终未能倾诉,只知道他在印尼参加了抗击日帝的游击战争,和当地华侨和土著结成了很深的战斗情谊,并且学会和精通印尼语言文字。对于他的这些光辉事迹,我除赞佩外不能置一词。建国后不久,周总理指派他为第一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赴任前他委托我为他处理一些家务,就是每月由外交部把他的部分工资送给我,再给他的孩子寄去作生活费。这个孩子就是王克平,当时大约也有十多岁了。他的哥哥克明小时候我常见,不幸他已在解放初期因工作过度而死于炮兵连长的岗位上了,那时不过才十八岁。给克平汇款时,因为工作实在很忙,没能多写信给他间接地带去他父亲的深情抚爱,这是我引以为歉的。
解放后任叔也写了不少文章,主要在他完成大使任务回国之后。那时他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工作,但渴望回到文艺阵地。经过多次请求终于得到周总理的同意。后来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但忙于编务,反而很少写了。但我觉得他后期的杂文弥足珍贵,其思想的深沉,情操的纯正,笔锋的犀利而有节,决非等闲,堪与邓拓同志的杂文比美。作为杂文家来看,说王任叔是鲁迅以下极少数几位达到卓越成就的大作家,恐怕不为过誉。
任叔同志胸怀坦荡,热情诚恳,与人为善,从善如流的品格,尤为我所敬仰。有时我们也有争执,但他从来不以为忤,同意就改,不同意就争,不但不摆老大哥的架子,也从不放在心上。几十年前我们曾有过形之于报刊的公开辩论,但是既无害于我们的工作,也无伤于我们的友谊。反之只有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由衷尊敬,因而也加深了我今天对他的悼念之情。任叔并非完人,工作中难免失误,但他一生为党,历尽艰辛,经过几十年血与火的锻炼,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渗入他的骨髓,党的思想已经溶合于他的血肉和灵魂之中。这个看法,我敢说文艺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们当能首肯。然而可悲可痛的是,当他的生命之烛已残而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站立之后,却飞来晴空霹雳,刮起拔地狂风,是非颠倒,人妖不辨,一种不可理解而又无法抗拒的力量,用党的名义、党的权威,不可理喻地、不由分说地、无端地剥夺了他对党的赤诚信仰,等于摄去了他生命中的灵魂!人间惨痛,还能有过于此吗?他怎么能够理解呢?怎么能够想得通呢?他又怎能预见今天重又出现的日暖风和、杂花生树的一派胜景?
也许某有识之士,会为任叔的不幸扼腕叹息:你为什么要“发神经”呢?张三李四都没有“发”嘛!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应该更坚强一点才好!但我要正告这样的贤明可敬的角色:“大师!您说得很对,可惜迟了一点,您应该在两千年前去教训屈原:投江太愚蠢,应该继续行吟泽畔,终其天年,多做出几篇好诗来!这样,由于您的高明,您的大名就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居于屈原之上。”
任叔!我为你哭!为生者幸!为我们的儿孙祝福!


第7版()
专栏:

我的思念
露菲
二十八年前,我在白浪滔天的北戴河海滨住过一些日子。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北戴河的海滨。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是这样的大,荒凉的海岸上,已经建造了不少高楼,其中许多是有很好设备的宾馆,可供游人们度假之用。原来的那些长满青草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已被宽大、光亮的柏油马路所代替。每当黄昏到来,我便走向海滩,不是为了欣赏大海的碧波,不是眺望晚归的渔帆,而是为了寻找一块礁石,一块突出在海滩上的方方正正的礁石。过了这么多年,要找到一块只有两米见方的礁石,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决心要找到它。我脚踏着海水浸润的软沙滩,我走着,仔细地辨认着每块大大小小的礁石,最后终于找到了。它已被沙粒掩埋了大部,露在沙粒外面的部分不足二尺高,因为海潮成年累月的冲刷,它已经变了形,不再是那么方方正正的了。我看着这块变了形的礁石,听着海浪拍击着它而发出的哗哗响声,我的心里就升腾起无限的思念,我想起了二十八年前那个夏天,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王震之同志。
那年夏天,我和几位同志,来到了北戴河海滨,那个时候火车站是在没有任何遮挡的野地里,停车只有3分钟。从车站到海滨没有公共汽车,前来接我们的是文化部电影局休养所派来的一辆马车。石子路上,嗒嗒的马蹄声,倒也悦耳。大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在一座古老的别墅门前停下来了。早在这里搞创作的王震之同志迎接了我们,他以主人的身份把我们安置好,还答应明天带我们去游泳。
王震之同志身躯高大,性格爽朗,对人热情。他写的《白衣战士》、《卫国保家》、《内蒙人民的胜利》等电影,在五十年代是很有影响的。我也知道,他很早就到了延安,一直从事戏剧工作。我认识他,是在1951年的5月。那个时候,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住进了电影局的招待所。一住半个月,不见组织派人来找我谈工作。我心里纳闷,但也不能外出,后来电影导演冼群同志带我去见了王震之同志(当时他是剧本创作所的所长)。王震之同志一见面就说:“小鬼,你怎么藏在招待所不出来呀?”
“我等着组织找我呀!”
冼群同志和王震之同志笑了,大概笑我的傻气吧!
组织上分配我在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工作。这年秋天又决定送我到新成立的电影学院编剧编辑系学习(后来叫编剧班,王震之同志是第一任班主任)。当时我胆怯极了,我不曾进过什么正规学校,我那点少得可怜的文化,是在行军路上学的,是在战斗空隙中学的。进这样的高等学校,我连想也不敢想。特别当我听说这个班的学生,都是从大学中招来的,我就更加害怕了。我有资格进这样的学校吗?果然有的招生人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够格进这个学校。”
“在战争年月,她跑破了多少双鞋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最有资格进学校的就是她。”王震之同志的回答,使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瞠目结舌。
入学的前一天,王震之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郑重地说:“小鬼,送你进学校提高文化,不是个人的事,是为了我们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延安时期的‘鲁艺’,培养了不少人,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也要培养大量的文艺工作者,人民需要很多很多作家啊!”
最后王震之同志还给我订了一条纪律,在学习期间不许分散精力,不许谈恋爱,要我珍惜这几年的学习生活。虽然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半开玩笑的,而且是微笑着说的,但我明白它的分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在学习期间,王震之同志作为我们第一任的班主任,亲自为我们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专题讲座,使我们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师们指导我们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古今的名著,我们眼界大开。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我经常得到王震之同志的鼓励和帮助。我曾向他表示过,毕业后我要为少年儿童写作,我打算到中、小学深入生活,和孩子们交朋友……。我们拿到毕业证书后,不少同学愉快地走向了工作岗位。我也怀着又焦急又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工作的分配。但是意外地,组织上分配我的是与创作完全无关的机关工作。这一点,我毫无思想准备。面对这种情况,我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怎么办?多少年来,从来是组织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次是否要提出个人意见?最后一个暑假,同学们都到大连参观去了,我的苦恼对谁说呢?恰巧,这时我又生了病,遵从医生的嘱咐,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了北戴河休养。当然一见面,我就把我的苦恼告诉了王震之同志。王震之同志听了笑笑,没说什么,只要我好好休息。在休息的20几天中,关于工作分配,他一句话也不谈。他关心我们的吃、住。每天早上都要问一问我们睡得好不好,每天下午他都带我们游泳。那时我们游泳技术不好,他告诉我们:“心里不要紧张,把头枕在水上,就象枕在枕头上一样,身子就会浮起来,手脚一动,就能前进。”
照王震之同志的说法去做,果然能浮在水面上了。人在大海里畅游,就会忘记烦恼。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也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我们天天沐浴在海水、阳光里,把自己晒得黑红黑红。
假期到了,就要离开这座古老的别墅,就要离开大海回北京了。心里有些留恋,但更多的是烦恼,情绪不好。这时王震之同志约我散步,单独和我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那天晚饭后,我随王震之同志沿着海滩由东向西走去,海风吹来,感到有些凉意。王震之同志身披大衣,海风鼓起两边的衣襟,象海鸥的翅膀似的忽闪着,他边走边说自己的创作经验,说他十几岁写出了一个剧本是多么的高兴,他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特别强调,没有生活,就写不出好的作品。我听着他的话,一方面更加端正了我对文艺事业的看法;另一方面,心里仍然有着不可排解的苦恼。他大谈特谈的这些创作经验,对我的工作分配又有何用呢?
我们走到一块方方正正的礁石上坐下来,这时远山已经溶入夜色,面对黑沉沉的大海,我有些茫然了。我觉得自己就象一只无桨的小船,不知该往哪里飘荡。沉默一会儿,王震之同志才说:“小鬼,当初党组织送你上学,是为了培养电影编剧,电影学院设立这样一个专业班,也是为了繁荣创作。我还是这么说,人民需要很多作家,几年的学习,我知道你很努力,理所当然的你应该有所抱负。但是,你是党员,革命者首先要考虑工作的需要。这道理你懂。”他又说,“愉快地服从分配,愉快地走向工作岗位吧,象我们当年奔赴延安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到革命,并没有考虑干哪一行。再说,创作所需要的生活是多方面的。这跟组织上送你学习的目的并不矛盾。”
王震之同志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似乎想等我说点什么。我无言对答,只有海浪撞击着礁石,发出深沉的轰鸣,一声接着一声。
“你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块礁石,记住我说过的这几句话:既然献身革命事业,在哪里都可以发光发热。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要愉快地勇敢地迎接考验。我想,每一个老同志都会帮助你,只要你肯学。”
短短的几句话,使我豁然开朗。
作为党员,当然应该首先想到人民的需要。他的话,如同岩石般的坚硬,他的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多少年来,我一直记着他的话,记着这块方方正正的礁石,还有大海翻滚的海涛……
十年动乱过后的今天,我又来到北戴河海滨。在这里我见到了不少我所尊敬的老前辈。大家聚在一起,谈过去,谈未来,谈文艺的繁荣,谈四化建设,但是没有王震之同志。1957年,那时他在东北……迎着隆隆开来的火车,他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现在我多么盼望他回来,再回到北戴河休假,再教我们游泳,再听听大海的咆哮呵!然而,他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当我两鬓斑白再来到海滨时,脚踏着细软的沙滩,看着这块并不引人注意,但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礁石,我的思念就象这浩瀚的海涛一样,是咸涩的,但也是滚滚不尽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