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黎澍
党的十二大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任务。这个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十二大召开以前，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是否坚持这个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十二大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并且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和作用，它同物质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建设的内容和途径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在举国上下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工作重点的情况下，党如此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就给经济建设的健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也使人们对实现十二大所提出的宏伟纲领增强了信心。
我们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唯一宗旨是建设社会主义，为全体人民谋幸福，因此我们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并且是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如果我们不及时提出这个任务并努力加以实现，那么不仅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残余封建意识就会泛滥起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就会受到腐蚀和破坏，结果只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痛苦和灾难。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尤其值得注意。所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任何一种精神文明都要以一定的物质文明作基础。特别是科学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都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手段和经济实力。但是，总的来说，精神文明尤其是思想、道德、政治水平并不是被动地依赖于物质文明发达的程度。人类物质文明的每一次巨大的进步，总是以某种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为其先导。在物质文明比较落后的时代和国家，产生了比较高的精神文明，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发生在产业革命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我国封建文化最为鼎盛的时代是汉唐，这两个王朝固然被认为是经济繁荣的时代，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显然高于汉唐的明末清初，总的说来却没有产生出更高的文化。甚至先秦诸子在学术上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也是不多见的。这并不奇怪。因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承受着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有两个。首先是现存的和正在萌生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阶级关系）。代表一定的社会制度、在社会关系中居于统治地位或起主导作用的阶级，它的利益和意志，它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和规定着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向；它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更决定着社会思想和道德风尚的根本内容，甚至成为支配整个精神文明的核心。因此，一定的精神文明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某种精神文明的兴衰；而一定的精神文明又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成为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其次是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任何社会的精神生产都只能从现有的思想资料出发，继承已有的形式，然后根据现实的需要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容，从而创造出更精更美的成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他们发展精神文明的一种养料，发展的高低同养料的优劣自然大有关系。同时，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它在理论上、道德上的素养，对于建设新的精神文明也是一种条件。这种条件往往是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情形比较复杂。因此，在建设一种新的更高水平的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能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利用民族传统、合理地批判继承本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无疑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特别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加上建国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党又如此重视精神文明问题，这些都是极为优越的条件。尽管目前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但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些好条件，就一定能够在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包含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它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对文化建设的方向起着指导作用。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无疑是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在当前尤为突出。然而怎样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既不能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去贬低和取代精神文明的其他内容，也不能把这项工作本身看得过于狭窄，而应当把它同整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联系起来，使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共产主义不是简单的几条公式，而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含有很丰富的知识内容。没有相当的文化，要掌握它是很困难的。因此，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对于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本来，许多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都是同愚昧无知相联系的。有的青年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也是因为文化水平过低，缺乏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当然文化水平并不是思想觉悟高低的决定因素，但却是提高思想觉悟的一个重要条件。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尤其是这样。这是因为不仅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需要知书识字，更重要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具有批判旧事物、把共产主义思想化为生动的实践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在具备足够的知识基础上才能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说：“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可见，对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文化知识方面的要求不能比一般人更低，而应当更高。一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普遍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风尚，就需要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这就必须普及教育，办好教育。这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工作，也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前提。这里首先要抓好下一代的教育。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全国要在1990年以前，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经济比较发达、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要争取提早实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我们的下一代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健康的成长，而免于无文化的痛苦。这是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基本建设，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以外，还需要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扫除分布在广大地区的文盲，还要给许多在十年动乱中进过学校而至今仍是半文盲的人补课。如果不及时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现有的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学校和职工业余学校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需要。限于国家的财力和人力，应当多方鼓励民间办学，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我国人口众多，平均的文化程度很低，只有在办好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广泛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才能事半功倍，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
列宁曾多次提出，要在广大群众中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最重要的是要反对旧社会所形成的那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他说，共产主义教育的实质，就是要使人们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都贡献给
“公共的事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列宁说的这个意思也就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或者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这正是一个人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德水平高不高的集中表现。正是在毛泽东同志这个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口号教育下，千千万万的新中国青年在平凡的劳动中成长为无愧于革命先辈的共产主义者。可惜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这个著名的口号甚至在口头上也很少听到了，代之而兴的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为亲爱者服务，为小团体服务，只知一己私利，无视他人痛痒，更不顾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这种思想行为不但同共产主义道德背道而驰，也向来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不容。可是有的人却以眼前物质生活的某些困难为理由，对此视为当然。这是不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舟共济，患难与共”，这就是我们民族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所崇奉的原则。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更是需要团结互助，克己奉公，才能有效地克服困难。人人为自己，实际上是互为灾祸，困难只会增多。这种小私有者的心理习惯，不但是滋生罪犯的温床，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腐蚀剂。它使斗志消沉，使团结涣散，使一切高尚的思想行为感到压抑甚至受到嘲弄。认真批判这种利己主义、市侩主义思想，大力宣扬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应当成为当前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重点内容。只有在表彰高尚的思想行为和揭露不文明不道德的丑恶现象的过程中，在对种种错误的思想和心理的分析批判当中，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实际的思想工作和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有声有色，令人信服，真正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
上面围绕共产主义教育所说的两点意思，归结起来就是：重视文化知识，注意联系实际。我以为这两条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至整个思想建设特别不可忽视的。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中，我们文化科学工作者无疑有着特殊的责任，应当作出更多的贡献。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不但要认真领会十二大的精神，还要在实践中经常探讨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从理论上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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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工科学生也要有文史知识
苏步青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艺术，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长期以来，中华儿女为保卫祖国不受外敌侵侮，争取民主、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出了壮丽的篇章。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进一步繁荣昌盛而奋斗。
高等学校的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重任将由他们来承担，要求大学生了解和学习我国古代文史知识，尤有必要。我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理工科学生呢？因为我发现理工科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对学习祖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仍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说，我将来要当科学家，又不从事行政工作，读文史有何用？有的说，文史知识在中学已学过，现在学专业都来不及，哪有时间读古代文史？现实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严重的。象复旦大学这样的部属重点大学，前几年招收的理科学生中，语文科成绩不及格者竟有几十人之多。近两年，毕业班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有的学术论文内容不错，却写不出一段好的“导言”；有的论文缺乏逻辑，语句不通，错别字也不少。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一些理科学生，不了解祖国的历史，讲不出“三皇五帝”，说不清中国经历了多少朝代，我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强盛等等。试想，连养育自己的祖国都不甚了了，又怎能为祖国而奋发学习，攀登科学高峰呢？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加深理工科学生对学习祖国文史知识重要意义的认识。
首先，学习文史知识，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知识，把前天、昨天和今天作个对比，有助于大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是由古代的中国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是怎样的呢？学习我国文史知识，特别是近代史知识，就能了解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明白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屡遭失败的原因。学习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志士追求真理的业绩，就可以使我们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今天的大学生，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不管学文史，学理工农医，大学生都应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我经历过中国的昨天，有一些切身的体会。1917年，我在赴日本留学时到过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外滩公园挂有一块牌子，写着什么“狗与华人不准入内”，黄浦江上停泊的是英、美、日、德、法、意等列强的军舰，南京路上常见“冻死骨”。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现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病夫”变为“东亚健夫”；黄浦公园成了人们娱乐的场所；黄浦江上停泊着我国自制的万吨巨轮；南京路热闹非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读一读中国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就会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幸福；读一读中华民族的先驱为探求真理浴血奋战的历史，就会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有的大学生，不懂昨天，也不懂得今天，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必须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其中包括对他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健康成长。
理工科学生读一点文史知识，还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激发为祖国而奋斗的热情。通过读史，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林则徐率领兵民搞禁烟，洪秀全奋起扫荡人间不平；邓世昌身先士卒抗倭寇；义和团勇敢反帝爱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皇帝，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爱国主义也是我学习进步的强大动力。在中学读书时，我听到老师谈起中华民族备受列强凌辱的历史，心里就产生为中华民族争气的热望。在日本留学时，我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31年，我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他们还准备聘我到某大学当副教授。可是我想，我是祖国人民送出去学习的，学成后就应该回国培养人才。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选择了爱国的光明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我和浙江大学师生多次内迁，全家住在贵州遵义附近的一个破庙里，吃山芋蘸盐巴过日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在西迁路上，我看到祖国的大片土地惨遭沦丧，心里十分悲痛。但是，读着岳飞、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诗人、词人的作品，他们“醉里挑灯看剑”的爱国举动，他们对失地的怀念以及所表达出来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坚定信念，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就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仍坚持科学研究，培养数学人才。1949年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企图把我带到台湾去，但是，在地下党员和爱国群众的教育下，我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坚决不跟他们逃到孤岛去。今天，我们学习文史知识，要把先驱者的爱国主义品德化为自己的爱国行动。最近几年中，我校理科青年教师、学生出国进修、留学的人数较多，出国前，我总要跟他们讲自己的这段历史，希望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现在一批批进修生和研究生陆续回国了。有的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仪器、图书、设备赠送给学校，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应有的爱国情操，见到此，我深感欣慰。
读一点古代史，对理工科学生有效地阅读古代科学著作，以备将来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也是大有益处的。我国古代科学家很早以前就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法、火药和印刷术，还给我们留下了象《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十分珍贵的科学著作。近代科学的先驱培根说过：学史使人明智。科学技术史是一块蕴藏着巨大精神财富的宝地。读一点科学技术史，对我们今后选择研究课题，掌握研究方法，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然而，这些遗产大都是用文言文记载的，如果我们没有文史知识，不会阅读古文，学习科技史也就无法实现了。相反，如果古文基础好，就能在阅读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小时候爱好文学，阅读了不少古诗古文，懂得一点古文的语法，这不仅提高了阅读古文的能力，而且在行文中也能做到语言简练。五十多年来，我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包括对数学史的研究，我通过阅读数学史，了解和熟悉一些古代科学家的情况。前年，上海修复徐光启墓，我还为墓碑题了“明徐光启墓”。徐光启是我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他除了写作《农政全书》外，还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把一部欧洲文字写成的数学著作译成汉文，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此书在当时流行极广，其中“几何”一词，以及点、线、面等许多数学上的专名，也是由徐光启首先使用而定下来的。理工科学生不具备古代的文史知识，这些情况也许就不那么清楚呢！
掌握文史知识，还有利于理工科学生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撰写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国老一代科学家如钱学森、茅以升、竺可桢，以及年轻一点的王梓坤等，他们不仅有高深的学术造诣，而且有广博的文史知识，能写一手好文章，博得读者的高度赞赏。未来的科学家，切莫把当科学家与学习文史知识对立起来，要努力使自己知识面再广博些，这也会促使你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
当然，要求理工科学生安排较多的时间去学习文史知识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如果对学习文史知识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时间还是可以挤出来的。近年来，某些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基础写作》等几门文史类的选修课，理工科学生报名选修很踊跃，看来，理工科学生还是有这方面的要求的。我们在提倡理工科学生读一点文史书籍时，除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之外，还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更好地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同时，我这里强调理工科学生读古代文史的意义，也同样适用于文史、财经、政法类的学生。总之，我希望大学生都能学好祖国的文史知识。
（原载《文史知识》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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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合同理论问题的讨论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在哈尔滨市召开了经济合同理论讨论会。
大家认为，推行经济合同制，搞好经济合同工作，在理论上要研究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研究现阶段实行经济合同的客观依据和客观条件，提高自觉性。现在，认为经济合同没有什么作用，起不了什么作用，推行经济合同制还不具备条件的观点，仍然带有普遍性。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把经济合同的推广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实际上，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合同可以具体落实计划指标，促进产销结合，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最近几年，党和国家为推行经济合同制也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根据。
第二，正确处理经济合同和经济计划的关系。经济合同和经济计划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经济计划可以为经济合同提供重要的依据，经济合同可以成为经济计划的必要补充。经济合同搞得好，有利于提高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当前，要特别注意促使经济合同更好地为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服务，按照计划管理的不同方式正确处理计划和合同的关系。
第三，要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监督。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如何设置，如何对经济合同的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如何搞好经济合同纠纷的调解与仲裁，以及在这方面如何把行政干预与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密切结合起来，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找出适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和办法。
大家认为，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要加强经济合同法规的学习和宣传。（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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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
为了适应编修大型《清史》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后巩固确立，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经济上的发展繁荣和封建学术文化的兴旺昌盛，史称“康乾盛世”。会上，对这一时期的阶级和阶层、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有新的发展和深入。
会上对于雍正帝在理财、用人、整顿吏治、改土归流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说明雍正继往开来，是清前期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
大家认为过去对于康、雍、乾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对于商业的研究在过去几乎是空白，这次讨论会在这方面提出了多篇论文，进行了研究。
会上较为集中地讨论了乾嘉学派的有关问题。对于乾嘉学派，过去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清廷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封建学者走向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从学术内容到治学方法，对它都趋于否定。对此，讨论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安定统一，为乾嘉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文字狱与乾嘉学派并无必然联系。对该学派进行评价时，应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在文化典籍整理总结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要看到其末流脱离实际的烦琐弊端。也有的同志不尽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固然是学术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但其联系毕竟是间接的，同时，从总体上看，乾嘉学派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其消极方面是主要的，决不能估计过高。
（王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