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任务艰巨 潜力很大
谈谈农业科技如何为翻两番多作贡献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理事长 杨显东
内容提要: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从农业来说,任务是艰巨的,潜力又是很大的。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依靠政策和科学技术。
对于“翻两番”的历史任务,从农业,特别是从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来说,既是重要的,也是艰巨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是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目前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要占一半,而在轻工业产值里面,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产值,又要占三分之二。因此,只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林、牧、副、渔各业都上去了,才能加速工业建设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之所以艰巨,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自然条件,包括耕地面积的制约。三十多年来,尽管强调抓粮食,可是所增产的粮食至今还没有超过两倍,每个农业劳动力的产值很低,农村科学技术水平也相当落后。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并完善了生产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形势迅速好转,生产速度显著增长,但这主要是政策的威力;而科学的力量,还有待进一步发挥。要发挥科学的作用,必须加强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在某些地区甚至还要从扫盲(文盲与科盲)做起,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技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
当然,说任务艰巨,是讲在战术上不能轻敌;至于战略上,则要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产值的增长,而不是单纯的增加产量;是力争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而不是机械地要求小麦、水稻、棉花等每种农作物,一律都翻两番。也就是说,要大力争取全面发展工业以及农、林、牧、副、渔五业的生产,充分挖掘耕地、山地、丘陵、草原、水面等广大国土和海域的生产潜力,而不再片面地强调那15亿亩农田面积。因此,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这个战略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首先,在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扬长避短,大挖潜力。事实已经证明,四年来由于下放了自主权,发挥了因地制宜的优势,全国农民每年集体分配的收入,比1957年到1977年的二十年间,平均增长了1.2倍。然而这只是个良好的开端。以粮食为例,目前各地高产区的单产,有的早已超过千斤,甚至出现了“吨粮田”。可是某些低产区,却长期徘徊在一二百斤之间。由于高产区和低产区的产量差距很大,而中、低产粮田又占粮田面积的大部分,以致按播种面积计算,1980年的单产,还不过360多斤,正因为这样,挖潜增产更大有可为。
今年夏收前后,我到天津、山东、河南、苏北、皖北等属于黄淮海平原的19个县市,考察中低产地区内由各有关科研单位主办的综合治理试点的情况。具体的事实和大量的数据证明:许多盐碱地、沙姜黑土地乃至沙荒地,经过兴修水利、改土增肥、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植树造林、发展畜牧业和农村工副业,时间不过几年,单产就由一二百斤上升到三四百斤;有的由三四百斤上升到七八百斤,甚至一千多斤。农民的收入,大多翻了一两番。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年我参加土改的河南尉氏县,从前那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今已成为一望无际的小麦田,还套种了棉花。每亩产值折粮可达千斤。黄淮海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冲积平原,耕地与人口各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然而粮食尚未完全自给。主要因为总耕地中有三分之二的中低产田拖了后腿。
不久前,中国农、林、水利学会,在济南联合召开了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学术讨论会,各有关学科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共350余人出席,提出了一批针对性很强的学术报告和建议,一致认为: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援下,进行科技协作攻关,搞好综合治理,近期内即可实现粮食自给有余,五业兴旺发达。类似的情况,如东北的三江平原、中南的江汉平原、南方的红壤地带以及西南的云贵高原、西北的干旱地区,可谓比比皆是,都很有发展前途。
其次,调整改革农业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社队企业,促进农业产值的迅速提高,应该是力争“翻两番”的主攻方向。目前我国种植业的产值,仍然占农业总产值的65%左右,单靠种植业来打农业产值的翻身仗是很难收效的。因此必须突破这种现状,运用科学技术,发挥劳力资源的优势,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切实做到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与产值。事实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典型社队,乃至县、专区和省。比如浙江,多种经营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四年来已猛增到63%以上,其产值按197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已增长了53%。江苏,1981年林、牧、副、渔业的产值,已接近农业总产值的一半,集体分配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22%。据我最近在上述各省市了解,凡是农业产值增长得较快的社队,都是因为大办多种经营而见成效。这些社队大多集中在沿海或交通发达的地区,农村科学文化水平比较高。看来,积极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普及推广各项生产技术知识,确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农业建设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学技术和教育。联系到我国的实际,要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的迅速增长,必须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尤其因为我国的科技水平低,科技人员少,我们的科技人员就更加宝贵,科技力量就更要珍惜。可是,在多年来“左”的影响下,“不讲科学技术,农民照样种田”的思想流毒尚未彻底肃清,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真正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使他们在其所属业务范围内,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凡是要求入党而又符合入党条件的,要和对待工人农民一样,吸收入党。不要把他们视若宾客,不要尽让他们挂上一些头衔,兼上许多职务,天天忙于开会,实际上并没有帮助他们发挥更多的作用。应当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真正关心他们,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地贡献自己之所长。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农业科学技术界和各行各业一样,也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提高每一个成员的精神境界,树立起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有些农业科技人员,特别是在边疆、在内地的同志,不大安心工作,要求调动,希望进大城市,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去。这与农业工作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是有矛盾的。越是生产水平低、生活条件差的地方,越是需要我们去调查研究,去进行改造,去推广先进技术。同时,也有的同志,过于热衷个人单干,总想单独出成果,而忽视了生产的实际需要。由于农业科技的复杂性,许多课题项目,需要协作攻关,否则难以收效,或者造成重复浪费。从发展看,今后必须有一大批有抱负的科技人员,到山区、到草原、到低产地区,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上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这是一件大事,它将决定我们事业的进度和成败。为此,需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各级农业学校招生时,是否可以着重吸收农村青年,并参照其农业实践的经验,而不单凭考卷的分数。
最后,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我们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和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的纽带就是技术推广,科学普及。现在农民要求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日益高涨。我们应该主动地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解放后,也的确取得了一批可贵的科研成果,而为农民所欢迎,生产所需要。但真正推广出去的,顶多还不到一半。最近我在河南参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他们的成果不少,一再获得全国的或者省地级的奖励。可是推广出去的却不多。这类情况,其他科研单位也都存在。原因是在体制上,科研与推广是分家的,各自为政。同时,这几年的奖励办法,多以科研成果为主;评定技术职称时,也把重点放在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上,以致造成一种重科研而轻推广的现象。其实,农业技术推广和科学普及工作,不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且比搞科研更辛苦,也更复杂。我在国外访问时,发现从事农业推广的人员,有不少是硕士、博士,很受人尊重。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加强推广和普及工作,那么科研的成果,即使再多再好,对于生产的发展,也不会起实际的作用,而且还违背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因此,在前十年打好基础的阶段,就要牢牢抓住推广这个环节,千方百计地把科学知识普及给亿万农民,把技术措施推广到千家万户,那么,2000年的宏伟目标,当然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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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也是工人利益之所在
——三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艾丰
一些有见识的工人同志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完全符合工人的利益,我们拥护这样做。
在湖北襄樊市橡胶二厂,我曾同工人师傅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的引子很具体:厂里有两位技术人员,这几年调整工资时,一个提了两次,一个连升三级,工人们有什么反映?
一位老工人说:工人没有不同意见,这两位技术人员为工厂做的贡献大,提级优先考虑,应该。另一位老工人补充说:当然,要说不同意见,这么多的人,怎么会一点没有?还有个别说不三不四话的。不过,象我们这些进厂时间长的人,心里是有底儿的。
他们提供了如下事实:1976年以前,这个厂由于技术不过关,一个有现成配方和模具的产品,试验了8个月,也生产不出来。没钱发工资,厂领导只好领着大伙外出做临时工。工厂欠债30万元,变卖全部家当也还不清。1976年8月,这两位技术人员来了,一个月之内,他们克服了难关,制成了合格产品。此后,全厂生产飞速发展。 1975年年产值不足30万元,1977年达到92万元,弥补全部亏损,还盈利9万元。1981年,年产值320万元,比1975年多了近10倍。
工人福利待遇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1981年,劳保、工资、奖金三方面相加,平均每个工人每年增加了120元收入;从1979年开始,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了职工家属的半公费医疗制度。
也许,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显而易见的情况。但是这种合乎规律的事实是大量存在的,它们雄辩地证明了:过去,“四人帮”把工人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是多么荒谬,多么歹毒!今天,肃清“左”的流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迫切要求,也是工人利益之所在。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各族人民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道德。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现实。做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同广大工人之间更是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只要不是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而是发展地、全面地看问题;不是算死帐,而是算活帐,每个普通工人都不难看清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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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从海峡那边来
——访辽宁大学物理系教授于善钧
本报记者 朱习华
茶几上摊开一本画报,上面刊登的几帧照片,记录着于善钧去年刚回祖国大陆时的行踪:领导同志迎候在客机舷梯边同他热情握手;辽宁大学副校长为新受聘的于教授设宴洗尘;于善钧向国内物理学界同行介绍自己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在宽敞而又明亮的书房内他研究学问……现在,于善钧正坐在这间书房茶几旁边,向我倾诉他毅然离开台湾的初衷。
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怀才不遇;于善钧当年学成归台,恰恰遇到了这种倒霉事。1956年,20岁的于善钧离台赴美留学。他以自己的聪颖和刻苦,先后获得奥克拉荷马大学学士、普杜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的学衔。他的博士论文《关于电子和声子的交互作用》,论述了物理学一个崭新的课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曾得到美国物理学界有识之士的赞赏。不到30岁的于善钧踌躇满志,急切盼望自己今后能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上做一番事业。可是,1965年他回台湾目睹那里研究工作的状况以后,心一下子紧缩了。似乎是为了舒发胸中的郁闷,他长叹了一口气说,
“要不是在台湾蹉跎这十来年,我在事业上也许已做出新成绩了。”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科学文化的发展很不景气,被外人讥为“文化沙漠”。于善钧回台湾后不久,发现当局根本不重视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在他任教过的台湾交通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私立逢甲大学里,他看见绝大多数教授终日为生计奔波,很少有做研究工作的;即便有一点,也不过是译释外国人的专著。是呵,飞涨的物价,不仅使一般百姓的生活受到威胁,就是学者、教授也难免受其害。为了生活,就得多挣钱;为了多挣钱,就得多教“钟点”。许多教授除了在受聘大学里担负繁重的课时外,还牺牲休息时间到别的大学兼课,以赚取“钟点费”。一些很有才干、曾经在国外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回台湾不几年就变成了以授课为谋生手段的“挣钱机器”。于善钧从这些人的命运看到自己未来的影子,心情之悲凉可想而知。
于善钧是个不屈服于命运的人。表面看去,他象其他“归国学人”一样“入乡随俗”,一边担负所在大学的课时,一边到外校拚命地挣“钟点费”。可是,他租赁廉价的居室,自己炒菜烧饭,生活过得很俭朴。到1976年,他手里积攒了一笔钱,便毫不犹豫地辞去教职,移居到台东的东海大学附近,赁屋隐居,杜门谢客,省吃俭用,潜心钻研久蓄心头的研究课题——关于低温超导的基本理论。
我抬头望他一眼,感觉到这位讲话语调不高的文弱书生,胸中积蓄着强烈的自强不息的力量。
……自费研究的生活坚持了4年,终究不是长计。怎么办呢?1968年他办了移民手续去美国,却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后来又返回台湾。这件事他记忆犹新。正当他为去路茫茫而焦虑的时候,一道希望的电光突然把他的生活照亮了。原来,于善钧在台湾不管每天怎么忙碌,都坚持收听祖国大陆的无线电广播。他曾为科技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摧残而忧伤,也曾为“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英雄”而迷惘。自从大陆广播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更加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有一天晚饭后,他关闭房门,扭开收音机,突然听到电台正播送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当他听到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的心胸豁然开朗,回祖国大陆去的决心也就在那时下定。
从此,他一边抓紧时间写作科学论文,一边寻找从台湾这个他称之为“最没有意思的地方”脱身的时机,终于在去年春上,几经辗转,回到了离别33年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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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梧桐树”喜落“金凤凰”
威海市科技人员在集体企业大显身手
本报讯 山东省威海市几年来大力扶持集体企业,不断加强和充实技术力量,使集体企业这棵“梧桐树”根深叶茂,招来一批又一批“金凤凰”。
威海是个滨海小城,工业历来不发达。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市里对当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他们先后从北京等地引进60多名科技人员,把其中的一半以上安排到集体企业中去。去年,威海电机厂产品滞销,处境困难。该厂副厂长、196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电机系的科技人员郭守元在短期内设计出一种新型洗衣机专用电机,深受沈阳、大连、天津等洗衣机厂的欢迎,使企业起死回生。
随着集体企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对集体企业职工的待遇作了合理调整,科技人员的经济收入不低于全民企业同等人员。市里还规定,对于集体企业的科技人员夫妻两地分居和子女就业问题,同样要积极安排解决。据统计,目前在威海工交战线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共322人,其中有208人在集体企业工作,还没有听说有谁不安心要求调离的。这几年,有24名科技人员担任了集体企业的领导人,有38人担任了那里的车间和科室负责人。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建筑工程学院的王剑瑞,主动要求到集体所有制的市建筑公司去。他设计的市百货大楼受到一些建筑专家的赞许,现已被提为公司副经理。
丛本滋 宫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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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
成都科技服务中心热情当“红娘”
本报讯 记者黄文福报道:成都科技服务中心热情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业研究学会和工厂之间当好“红娘”,促进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为工厂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
成都地区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比较集中,又有一批军工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它们技术力量雄厚,设计、测试手段先进。科技服务中心积极组织这些单位,帮助工厂搞技术攻关。今年以来,这个科技服务中心已组织技术协作攻关项目75个。峨嵋自行车厂今年改用进口的带钢生产轮圈,对焊技术过不了关,合格率只有20%。成都科技服务中心组织新都机械厂等单位的技术人员,进厂协作攻关,只用两个月时间,轮圈对焊合格率就提高到85%以上。
过去,由于科研和生产衔接不紧,部门、行业之间缺少横向联系,科研成果往往不能迅速投入生产。成都科技服务中心积极为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疏通科技成果的转移渠道,向生产部门实行有偿转让。成都农科所研究的菜粉蝶颗粒体病毒,喷洒蔬菜可以代替化学农药杀虫,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经科技服务中心牵线,这项科研成果转让到万县市,效果显著。成都科技服务中心今年还举办了有120个单位参加的科技成果交流会,实现了一批实验室成果向生产转移。
成都科技服务中心从其组织的各种专业研究会会员中抽出一批尖子,组成精悍的电子技术、节能、模具等服务队,到生产单位提供技术服务。今年1—9月,该中心开展的技术服务达10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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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沙市科委牵线搭桥
积极推动生产单位与科研部门协作
本报讯 记者吴兴华报道:湖南长沙市科委采取多种方式,积极为生产与科研、教学单位进行技术协作牵线搭桥,调动了科研、教学单位参加技术协作的积极性。
长沙市有大小工厂1,500多个,中、小企业占90%,这些企业,特别是集体所有制工厂,技术力量薄弱,设备陈旧,产品销路不好,技术改造迫在眉睫。长沙市省属以上的科研所有98个,大专院校11所,其中部分科研、教研单位缺乏试验场所。根据这种情况,市科委从1979年以来,积极地为工厂与科研、教学单位的技术协作和联合牵线搭桥。
他们采用多种方式,疏通协作渠道。召开各种专业座谈会,邀请有关工厂和科研、教学单位见面交谈,工厂介绍生产技术水平及技术难点等情况,科研、教学单位介绍自己的科研特长和能力,自愿挂钩。三年多来,工厂与科研、教学单位相互主动挂钩协作的项目达121项。市科委还两次召开生产技术招标会,163个工厂提出技术难题262项,51个教学、科研单位已将152项难题揭了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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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研制成细铅芯
本报讯 活动铅笔用的直径0.5毫米细铅芯,最近在大连试制成功。轻工业部铅笔检测站的代表在鉴定会上介绍测试结果:该铅芯的质量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
活动铅笔具有使用方便、节省木材等优点。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批示,要求国内尽快生产活动铅笔用的细铅芯。大连铅笔厂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协作攻关,以较快的速度研制成这种产品,据试用单位反映,这种细铅芯书写圆滑,硬度适中,写字、制图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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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的两位中年工程师李守善(右),万珊珊(中)合作设计的济南黄河公路大桥,即将正式通车。 新华社记者 吴增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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