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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是我们的女中豪杰”
——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
本报记者 陈敏
经过党的十二大充分酝酿、讨论，我们党的一个新的机构——顾问委员会产生了，172位老革命家当选为顾问委员。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民族的精英呵！人们多么想了解一些他们的事迹，从中汲取力量！“她就象一团火”
记者怀着这样的心情，曾经走访十二大的一些代表。陈丕显同志告诉记者：“应该写写章蕴大姐。她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早在抗战期间，我在苏中区党委任副书记时，她是苏中二地委书记。从组织上说，是我领导她，从思想上说，是她帮助我。她的那颗心，从青年时代起到现在，就倾注到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谋利益上。”
那是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的风暴将要来临的前夕——1925年，一个二十来岁，短发、大眼睛，有很重湖南乡音的姑娘，为了追求妇女的解放和革命真理，来到军阀吴佩孚统治的汉口。她就是章蕴。几经周折，她终于找到并加入了共产党。党派她去担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那时汉口一片白色恐怖，军阀的“执法队”提着大刀，满街巡行，发现可疑者，立即“就地正法”。一天早晨，她和宣传部长陈定一同志吃过早饭，一起出门分头去工作。等她傍晚回来时，就看到陈定一同志的头颅已被装在篾笼里，挂在武昌火巷口的电灯柱子上。军阀的残酷屠杀吓不倒勇敢的姑娘，章蕴和同志们加倍努力工作，终于在1926年9月配合北伐军光复了汉口。胜利的形势使章蕴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了战斗。那时共产党员少，工作十分繁重，生活清苦，但大家总是兴高彩烈。她与党的工运书记李耘生同志结了婚。不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武汉重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928年，党派李耘生和章蕴到南京开展秘密工作。李耘生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章蕴负责机关和联络工作。 1932年，由于叛徒告密，李耘生的一个十五岁的妹妹和二岁半的儿子被抓走了。当时章蕴正怀孕即将分娩，组织上决定她转移到湖南老家。李耘生同志坚持在南京处理善后，不久也不幸被捕，于同年6月8日牺牲在雨花台。噩耗传来时，章蕴正临产，又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巨大的悲痛和残酷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地考验着当时才二十七岁的章蕴同志。她分娩后，就带着孩子到长沙，一面做工，一面寻找党的关系。不久，在湘潭地区出现了一位工作十分活跃的地下党女中心县委书记，她就是章蕴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了，党派章蕴去新四军，到中央东南局妇委工作。她不畏艰险几次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往返于大江南北。一次，日伪军要进攻苏中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城镇——黄桥。当一些同志还在犹豫时，她指挥大家将粮食转移走，并定下一条规定：“不听到步枪声不走”。当胜利完成转移任务时，她的两腿已肿得象圆筒了。陈丕显同志说：“说起章大姐，她就象一团火，干起事来干劲十足，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她总是奋不顾身地干。”“革命意志是永远不能衰退的”全国解放初期，章蕴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委书记、华东妇联主任，并兼上海市委妇委书记和市妇联主任。1952年以后，调任党中央妇委第三书记兼全国妇联秘书长，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象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的老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污蔑是“叛徒”，甚至无耻地诬陷她“出卖了李耘生”。章蕴同志的儿子李晓林同志说：“与其说妈妈‘出卖’了爸爸，不如说是我‘出卖’的”。他沉痛地追叙起往事。1932年，敌人把他和他的小姑从家里抓走时，他才二岁半。后来敌人抓到了李耘生同志，但无法确认，就把小孩带去见李耘生。孩子太小了，一见到李耘生，就抱住腿大喊爸爸。李耘生同志见已无法隐瞒，就抱起孩子亲了亲，并在这以后不久就英勇地就义了！
十年内乱，章蕴同志饱受折磨和摧残。粉碎“四人帮”后，章蕴同志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又忘我地投入了工作。有一阵子，党让她当中央组织部顾问，做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为了尽快地解除同志们的冤苦，她不辞辛劳地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章蕴同志担任了副书记，就更忙了。她经手办过不少大案，曾多次北上黑龙江，南下福建，东去浙江、上海，西到新疆，亲自调查、了解案情，与地方党委商议作出决定，要把每个案子都办得干净利落、扎扎实实。去年春天，她去黑龙江处理于天章诈骗案期间，食道裂孔疝病发作，痛得不能吃饭，医生见她这么大年纪，要她快回北京。她却一直在那里坚持了四十多天，直到把案件处理结束后才回京。
今年6月是李耘生烈士殉难五十周年。章蕴同志填了《如梦令》词四阕，悼念烈士。第一阕是这样写的：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双担。
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未敢白头言倦”，这真切而又深刻地反映了章蕴同志的胸怀和情操。如果说她也有缺点，那就是不服老，不顾七十七岁的高龄，还拚命地工作。
陈丕显同志风趣地对记者说：“我向邓大姐告了她的状！”
当我把陈丕显同志的话告诉章蕴同志时，她笑笑说：“年纪大了，应该退到第二线了，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永远不能衰退的。”“余丝”未尽，壮心不已
章蕴同志对子孙的要求很严格。女儿买了台录音机，她要看发票，看是否买了走私货。孙子学习优秀，被选到国外留学，章蕴同志又专门写信勉励他：“荷花污不染，千锤百炼成金。”女儿早力同志现在是航天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她说：“由于工作任务紧张，一天下来常常很累，有时想少干一些。我的小女儿就说我了：‘你看外婆七十多岁了还在努力干，妈妈您怎么叫起累来了呢？’想到妈妈，我就鞭策自己，更要使劲干了。”
退居二线，当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章大姐引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自勉，说：“我虽已到了风烛残年，但‘余丝’未尽，壮心不已，只要是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一定尽力之所能及，又‘顾’又‘问’，干一件是一件，决不让那点‘余丝’白白浪费掉。”
记者问她：一个人怎样才能坚持革命到底呢？
章大姐沉思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已反复想了好久了，在大革命失败时想过，在爱人牺牲时想过，在坚持敌后斗争时想过，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时也想过。一个人要坚持走革命道路，我觉得最重要有两点：
一个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就是说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一个是要有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再好的革命真理，如果没有一批革命志士为之献身，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衷心地祝愿我们革命的前辈们健康长寿。他们珍贵的教导，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附图片）
章蕴同志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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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对“探索者”的一点思虑
华雨
不久前，某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里，有4个人为报告文学《冯大兴的毁灭》作了一些“评注”，给盗窃杀人犯冯大兴戴上“伟大”、“神圣”的桂冠，颂扬冯的“冒险”、“奋斗”精神。此事一经《中国青年报》披露，舆论为之哗然。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冯大兴和这几位“评注”者，都以人生的“探索者”自居。青年人喜欢探索人生，没有什么不好。探索，当然是可贵的精神。但没有信仰指导的探索是危险的，这危险就在于盲目。信仰，是闪光的字眼。但它既能引人到光明，也能推人入黑暗。这全在信仰之科学与否。探索者不可无信仰，但信仰入了歧途则更糟。对探索者来说，在各种思潮面前，紧要的是审慎而不盲从。很可惜，这盲从恰恰是那些喜欢探索人生而又缺乏辨别力的青年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在前年的那场热热闹闹、菁芜并存的人生观讨论中，既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驱散笼罩在人生观问题上的极左迷雾，也有人向青年们展示五花八门的西方哲学思想。许多人在这种比较与鉴别中，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也有少数年青的盲从者，管它什么宣扬“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鼓吹
“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良莠不辨，一概奉若神明，结果大受其害。比如冯大兴，他拜倒在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西方哲学思潮面前，不择手段地追求“自我需要”，终于堕落为杀人犯。
可是，事隔一年之久，竟有几个“评注”作者为冯大兴唱赞歌。这说明，西方哲学思想的盲从者一时难以绝迹。因此，给予各种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想以哲学上的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误入迷途的人生“探索者”引向正道，应该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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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
带头贯彻十二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黄智敏、徐光耀、安仲皇报道：北京市出席十二大的50多名代表回到工作岗位后，从自己做起，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群众落实十二大精神，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宗杰，十二大闭幕的当晚就赶回一渡河，立即召集干部们说：党中央已发出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号召，我们大队从现在开始，就要加紧干。第二天凌晨3点半钟，刘宗杰就带领干部和社员投入“三秋”的紧张劳动。
9月14日晚，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第三清洁队队长、十二大代表崔跃，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大院里没有下水道，雨水口又被堵塞，盼望崔跃帮助疏通一下。原来，写信人看到崔跃在十二大开会期间帮助住地工人修理地下管道的事迹和照片，便决定给崔跃写这封信。接信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安排好队里的工作，便约共青团员司伟一起骑车来到这个大院，半小时后，雨水口就疏通了。
十二大代表、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北京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副主任胡亚美，开完十二大后，同其他同志一道抓紧编写《实用儿科学》。为了使这本书早日和读者见面，她有时写作到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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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市机械局党委
认真落实侨务政策
本报讯 中共哈尔滨市机械局党委加强领导，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调动了归侨、侨眷和港澳台同胞眷属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个局所属的十九个单位共有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眷属三十五人。为了加强对侨务工作的领导，局党委成立了侨务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全局归侨侨眷大会选举产生侨联会，负责处理日常侨务工作。
这个局在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中，对十年动乱中强加给归侨、侨眷的不实之词，逐个进行平反纠正。在入党、入团、评先进、升级、子女升学就业等方面，做到一视同仁。现在全局归侨、侨眷中已有二人入团，一人入党，三人被评为局和工厂先进生产者。他们还根据归侨、侨眷的德才情况，大胆提拔使用。现有一人被评为工程师，二人被评为技术员，四人被提为科级干部。对归侨、侨眷生活上的困难，这个局的党委也根据现有条件，尽量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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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社会主义就是好！”编辑同志：
我是新疆玛纳斯县头宫公社四队的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名叫阿霞。我想通过你们表达我对亲爱的党的感激心情；同时也让远在异乡的亲戚、朋友知道我这个年幼丧父、母亲神经失常的孩子，和更小的妹妹、弟弟是怎样生活的。
1973年，我父亲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当时我才9岁，妹妹吐鲁汗6岁，弟弟吐谷达2岁。我刚刚懂事，望着病情加重的老母亲心里十分难过，更为父亲的安葬发愁，整天啼哭。这时，生产队汉族队长陈玉江大叔闻讯赶来，他亲切地安慰我，并说父亲安葬的事由他安排。陈叔叔找到阿訇，按照我们维吾尔族的习惯，为父亲举行了安葬仪式。我的汉族邻居、队长和其他亲友也都来关心照顾我们。
当年父亲健在，家里烤饟做饭、缝缝补补、里里外外都是他一人的事。现在谁来料理这些事呢？再好的亲戚也难以长期照顾。
在亲朋们发愁没主意时，陈玉江叔叔和队上的其他干部来了，他们对我家的生活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粮、油、烧煤全由生产队包下，派吾拉因大叔帮助料理家务，直到我们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
我家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冬天来了，生产队派人为我们打好火墙，支好炉灶，堵好门窗，送来煤炭，添置棉衣被褥，我们从未受冻过；春天来了，吾拉因大叔早早地把换季的衣裳给送来。队长陈玉江还对吾拉因大叔说：“大孩子懂事了，知道爱好啦，给买好点的衣服。”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涤卡、涤纶等衣服，我都有。
我们吃不愁，穿不愁，队上还经常给送三五元零花钱。逢年过节，生产队专门给我们少数民族宰羊，增发清油。队长亲自把肉食送到家，还派邻居大妈来给炸“散子”、油饼。队干部首先到我家来祝贺节日。过肉孜节、古尔邦节时，我们维吾尔族习惯要换新衣服，走亲戚，拜朋友，互叙友情。队上也照例为我们姐弟仨换新衣。
生产队也十分关心我们的成长。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队干部就来督促我们去报名上学，弟弟还是队长领去报的名呢。我们姐弟三人全部免费上学了，作业本、笔墨也都是生产队出钱购买。学校的汉族同学对我们也象亲姐妹一样，有的送本子，有的送铅笔。老师对我们更是关怀备至。去年，我已经初中毕业，妹妹也已读了初中，弟弟今年也上五年级了。
我们深深懂得，我们所以能够一直生活在温暖幸福之中，是因为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就是好！”这是我们三人发自肺腑的话。
阿霞口述
钱家宽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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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昔日打架斗殴 今日先锋战士
曾被劳教三年的辽宁省本溪钢铁厂土建工程公司一工区青年工人徐迟，今年6月27日被批准入党。
徐迟出身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中他父亲被迫害致死，这在徐迟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创伤。他访师练武要为父报仇。由于没有受到正确的引导，徐迟逐渐沉沦，经常打架斗殴，九次进出公安局的大门，在本溪曾被称为“拚命三郎”。
徐迟经过三年强制劳动改造，1977年春，来到本钢土建公司当工人。党支部选派一名党员做他的师傅，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尽快改掉恶习，积极工作。
徐迟为了把自己在十年动乱期间丢失的学习时间夺回来，先后到业余中专学校、业余英语大学等单位学习文化，并在工作中应用学来的知识，取得了较好成绩，光荣地加入共青团，被选为工段团支部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迟看到党认真拨乱反正，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深感党的伟大，决心努力争取加入党组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也指派专人对他进行培养、教育、帮助。有一段时间徐迟在成绩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党支部及时给他指出骄傲的危害，促使他虚心向老师傅和同志们学习。小徐在党的教育下，不断克服存在的缺点，接受组织的考验，终于实现了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愿望。 张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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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对青工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教育
上海机电一局推广机床厂轮训青工经验
本报讯记者郭伟成报道：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抓好对青年工人的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教育，上海机电一局党委决定在局系统推广上海机床厂举办青工脱产政治轮训班的做法。目前，有5个公司党委和部分直属企业已分别抓了青工轮训工作的试点，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上海机电一局系统共有职工30万，其中60％是1966年以后进厂的青年职工。机电一局党委决定用两年左右时间，分期分批地对1966年以后进厂的青工进行脱产政治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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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主办的《团结报》自十月起改版向国内外发行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团结报》，自10月份起改版并向国内外发行。
《团结报》创刊于1956年，十年动乱中被迫停刊；1980年复刊后，每周出版一期，每期一张，限国内发行。为了满足读者要求，改版后的《团结报》每期增至两张，向国内外发行。该报除继续报道国家大事、以及民革组织的重要活动外，还刊载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理论、学术文章以及批评、建议稿件，并辟有《中山文荟》、《爱国一家》、《台湾之窗》、《锦绣江山》、《文史资料选刊》等专刊和《百花园》副刊。
10月2日出版的改版后第一期（总第575号），刊登了几篇学习有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文章。《文史资料选刊》刊登民革已故领导人之一杨杰将军事略和1949年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经过。副刊《百花园》连载原国民党的一支部队1948年在河南新乡起义的长篇回忆录，还有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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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村寨新事多
——滇西大理周城见闻
不久前，我们访问了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公社蝴蝶泉旁的周城大队。这是当地白族群众聚居的一个最大的寨子，有1，500多户人家，背靠苍山、面临洱海，湖光山色，景象万千。
进村当日下午，我们在村寨里漫步时，见大青树下二十多位老人席坐纳凉，显得怡然自得。年青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自全告诉我们，前些年，群众缺吃少穿，老人们过得也很揪心。如今群众手里有粮有钱，孤儿不孤，老有所靠，大家都不再为吃穿发愁了。
六十多岁的老人倪堆正，老伴和儿子不幸相继去世。这些年，社员们都很关心他，这个送吃，那个送穿。今年春天，大家七手八脚帮他把草房翻修成瓦房，让老人舒舒适适度晚年。
社员杨根荣，母亲年迈残废，本人有些呆傻。去年父亲去世时，左邻右舍自动凑钱凑粮帮他把老人安葬了。接着，他妻子又患脑炎，并留下后遗症。同院的邻居对杨根荣的遭遇非常同情，纷纷帮他养猪喂鸡，种自留地，料理生活。
去年的一天，社员倪纯祯家发生火灾，房屋家什全部烧光。正当这意外灾害给倪纯祯带来极度痛苦的时候，干部赶来了，群众赶来了，有的送米，有的送柴，有的送桌椅板凳，有的送锅瓢碗盆，许多小学生把父母给的零花钱都拿了出来。送去的粮食、什物，比被烧毁的还多。接着大家又帮助倪纯祯盖起了3间大瓦房。
我们访问了许多社员，他们都说：“这两年生产发展快，全靠党的好政策，也多亏队干部领导得好。”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杏仁，是土改时的农会主席。 1978年以来，他带领群众发展多种经营，兴办了十几项社队企业，年纯收入达到20多万元。同时他支持和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使社员家庭副业收入超过了集体分配现金的两倍多。在老张的支持下，周城的合作医疗站坚持下来了。现在，大队里盖起一幢3层12个教室的教学楼，办了文化站，订了几千册图书和十几份报刊杂志。今年初，他们又破土修建农民文化宫，其中一幢两层楼的图书室、阅览室、弈棋室和电视室已接近完工。老张告诉我们，他们还准备修建影剧院、体育场、茶室和长廊花园。张杏仁同志带领群众搞了这么多的建设，他自己一家却住在3间简易房里，屋里摆设简单。交谈间，他说：“我当干部别无所求，只要在我死后，群众说一句：他对人民是有贡献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受到群众赞扬最多的还是生产队长段富增。老段办事精打细算，又会竹器手艺。群众选他当队长的时候，全队有60％的缺粮户。家里人不同意他放下篾刀当队长，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群众缺吃少穿。”他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苦干，生产年年上升，收入年年增加，生活年年改善，而他家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不久前，由于操劳过度，段富增病倒了，大队送去医疗费，他说什么也不收。群众说：“队长是为大家累病的！”纷纷要求队委会安排段富增的儿子去副业队，以增加他的家庭收入。群众的关心，给段富增增添了新的力量，病未痊愈，他又开始了繁忙的工作。
本报记者 马玉琦 蒋鹏 张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