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海外胜迹
卢梭的悲剧
沈大力
簇簇繁花在万绿丛中开得黄灿灿的时节，法国戏剧家克洛德·普兰邀我去巴黎北边的艾赫莫农维尔林中花园谒卢梭墓。
“卢氏墓就在这座花园里的一个湖心小岛上。”普兰先生下车后一边介绍，一边让他夫人去买门票。
约莫一刻钟后，普兰夫人返转来，显得十分沮丧，因为花园关闭，游人一概不得入内。普兰思考片刻，把我领到花园门口，向守门人说：“这是一位中国朋友，他仰慕卢梭，今天专程来拜谒，请您方便一下。”普兰先生显然是寄希望于对外国参观者的特殊照顾。但他的话未能打动对方。看门人坚持说：
“这花园是私人产业，本人奉命守护，闲人免进！”
“可是中国朋友不远万里而来，”普兰几乎转为哀求，“您就破个例。我们只看看卢梭墓，保证不在园内乱闯。”
“卢梭墓也是这里产业主花钱买下来的，得听人家吩咐。”
普兰先生乍一听说卢梭墓被变卖为私产，也不禁为之愕然。翻开守门人给他的《游览指南》一看，上面果真有段记载：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一家私人旅行社买下了艾赫莫农维尔花园的南半部，还为里面的卢梭墓付了专款，故该墓归其统辖。让人参观卢梭墓，旅行社不是能赚钱吗？我还有些纳闷儿。普兰夫人赶忙解释，说当前经济危机，艾赫莫农维尔旅游业清淡。如果开放花园，老板得雇不少人维持，入不敷出，干脆锁上大门了事。
我瞧瞧那紧锁的大门，喟然叹息。普兰先生很抱歉，建议我们在花园外围转转，找个角落远眺，或许能瞥见卢梭墓，也算不枉此行。可是，花园里古木森森，连荫接影，只见一泓碧水在密叶间闪烁，全无卢梭墓踪影。正失望时，普兰先生突然在一土丘上喊道：“那不是墓碑吗？”我立刻登丘顺他指示的方向下望，发现湖心一座白杨环绕的玲珑绿岛，蔓草中隐现着一块似有浮雕的石碑。“瞧！白杨岛！”普兰兴奋地对我说，“米拉波、圣鞠斯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曾涉足此岛，在卢梭墓前默哀，因为死者在思想上酝酿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据普兰夫人介绍，拿破仑尚未登上皇帝宝座时，也曾在艾赫莫农维尔领主吉拉丹侯爵陪同下来过白杨岛，并在卢梭墓前感慨：
——为了法兰西的安宁，卢梭本不应降生人间。
——督政官公民，我似乎觉得您总不该抱怨革命吧！
吉拉丹侯爵在一旁反驳。拿破仑象是领悟到对方的揶揄，又补充道：
——未来会判断，为了法兰西能够安宁，似乎我和卢梭都不应该存在。
吉拉丹侯爵早年崇仰卢梭，正是他在1778年5月把这位有影响的启蒙哲学家请到艾赫莫农维尔森林来度闲暇，使卢氏得以“返归自然”。两位好友还时常在那里的古堡中清谈，此堡遂成胜迹，今犹见在。
普兰先生领我来到堡前微喧的瀑布旁说：“吉拉丹的古堡被划到艾赫莫农维尔花园的北部，长期沦为汽车制造大亨布加迪的私产，现在又由一个背景蹊跷的教派买下，成了宗教禁地，我们也只能从远处旁观了。”
我放眼望去，见几个剃光头、披黄袈裟的青年聚在那边，颇象我国庙里的和尚。听普兰夫妇说，古堡被宗教教派占据一事曾引起巴黎公众极大愤怒，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在私有制下，有钱就有自由，可以为所欲为。
卢梭著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启蒙哲学经典，指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竭力呼吁保障自由和人权。可惜，他把实现“社会契约”的希望寄托于“最聪明的少数人”，亦即资产阶级，到头来连自己的墓也被不肖子孙变卖了，连他自身的“人权”也遭到了可悲的蹂躏。况且，君不见今日西方之通都大邑，满目皆是“私有财产，非请莫入”、“当心恶狗”等堂皇告示吗？
想到这里，我感到意兴索然，于是踏上归途。当晚，遇见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我对他谈及卢梭墓被变卖的事，老作家脸上浮现一丝苦笑，愤然说道：“这是我们法兰西的耻辱！”（附图片）
卢梭曾与好友游息其间的吉拉丹古堡成了宗教禁地，游人只能从远处眺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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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效率·节奏·竞争
——旅居西德随想
梁家珍
我第一次到西德是随一个高校教师小组参加哥德学院的短期进修。途中因飞机技术故障，飞行近30个小时；同时因为第一次出国，一路上兴奋得不能成寐，旅途劳顿可想而知。到达目的地时已值午夜，本想好好休息一下，但负责接待的莱曼先生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九点报到，办手续，参加分班考试；下午听取城市历史介绍，参观市容及名胜。我们建议推迟一天，以消除疲劳。西德人婉言坚持了他们的安排。
第二次，我应汉堡某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邀请，参加为期一年的工作。头天晚上到，翌晨与领导谈话、同各部门同事见面，接着便在办公室就座，直到十二点半才吃中饭。膳毕，马上又埋头工作。初来的几天，我中午坐在办公桌前，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多么想躺在哪儿打个盹啊，但不可能。
回想在国内，要是出一趟远差，前后总有一两天的准备与休息时间；有些人甚至办正事与旅游、探亲兼顾，而领导“通情达理”者居多。这种情况在这里是不可想象的。我有一次周末到南德看朋友，因故晚回来一天（确有特殊原因），周围同事大为吃惊，这在研究所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德国人不管从多么远的地方回来，第二天准时上班，从不耽误。
这种严格的时间观念，也表现在开会上。他们开会准时，一分钟不迟到（也不早到）。他们作报告第一简短，一般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以内；第二言之有物，少有空话；第三允许听众立即提问反驳。这些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记得在参观慕尼黑附近的大众汽车厂时，和该厂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工人代表开过一个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工厂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当老董事长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讲了约10分钟的时候，这位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很有礼貌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先生，我想您准备谈的问题经理先生比您更清楚一些，是不是请他接着谈……”。于是在一小时的座谈中，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看法，会议上的发言很少重复。
一般来说，他们上班比我们紧张。工作场面很象我们战斗影片里的司令部。人们表情严肃，步履敏捷，绝无随便看报聊天的习惯。他们之所以工作效率比较高，除了设备的自动化和后勤供应的社会化起一定作用之外，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他们办事认真，计划性强，每人口袋里都装着一个日历计划本，就是业余时间，也是事先安排好的。访亲探友一定要事先约好时间（这当然与他们打电话方便有关，所以我觉得我们普及电话比普及三用机等高级音响设备更为必要）。正因为他们平时工作十分紧张，业余、周末和假日的休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可以说，法定的休息时间也是不可侵犯的。
从以上这些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小节，也可窥见一个工业化社会的突出特点——时间的重要，时间就是金钱。
西德人的工作态度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大有两极分化之势：身经战后经济恢复时期艰难困苦的中、老年人，一般工作努力，一丝不苟；而在和平时期、特别是国家经济状况好转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大都由于物质享受的欲望越来越高，工作责任心与苦干精神则越来越差，其中一部分人很有玩物丧志的趋向，这是上一代德国人最为担心的社会问题之一。
争分夺秒，苦干实干，这种精神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即使是在这部分人身上，也要看到由于他们的制度所造成的另一面。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造就了一批既勤奋又能干的人，有的却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
西德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亨利希·伯尔在他的短篇小说《一定照办——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里以辛辣的讽刺介绍了几位这种三头六臂的人物：某工厂的老板的副手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7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老板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4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至于老板本人更是能干非凡，终于有一天突然栽倒在地——过分疲劳而死。
伯尔的小说当然是典型化了的，带有漫画色彩，但当我在伯尔的社会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对他的写作意图产生了共鸣，感到这个故事不无现实意义。就拿我所在的单位来说，每人分担的任务都在十项以上。所长的形象常常使我想起小说中的冯德西尔。她的女秘书任务多达24项，每日早到晚归，休假有时也上班，本来是一位相当漂亮的妇女，但双眉紧锁，难见笑容。一个同事悄悄对我说：“我们的领导就需要这样的妇女做秘书。”她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家庭，没有其它一切爱好，只知道狂热地工作。象这样的女秘书，在这里并非个别。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特别是一个妇女，如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别的专长，而又有点“事业心”，或者想被别人看得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领导无限忠诚，忘乎一切地工作。
伯尔写那篇小说是在1954年，正是西德“经济起飞”的时候，可想而知，为了西德的繁荣，人们付出了怎样的人力代价。资本主义社会力图把机器造得象人一样精巧和聪明，又把人训练得象机器一样听话；一部分人无所事事，另一部分人又忙到不合情理的地步，这是难以改变的一种矛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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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段关于中美关系的回忆
美国副国务卿斯托塞尔退出了历时四十一年的外交生涯。他在担任驻波兰大使期间，曾奉尼克松之命同我国外交官进行秘密接触，从而打开了中美对话的渠道，导致了随后的中美建交。这一历史进程，正如尼克松于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时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所说：“我们是睁着眼睛，为了国家自身的利益这种适当的原因而建立这种新关系的。”《纽约时报》9月24日刊登了题为《一位外交官的最美好的记忆：在中国问题上的突破》的专文，记述了斯托塞尔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主动争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局面。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译。
对于大多数外交官来说，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至少有一个时刻，也许是在高级谈判中取得突破，或者是与一位传奇式人物的面对面会晤，将会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对于副国务卿沃尔特·斯托塞尔来说，这一时刻发生在1969年12月。当时，在华沙的一些白雪覆盖的台阶上，他最后追上了一位中国外交官，传达了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信息：尼克松总统希望采取行动走向与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
最近几天，斯托塞尔先生一直在带着怀恋的心情回忆这一时刻和他的漫长的外交生涯中的其它一些时刻。他在外交部门服务几乎四十一年之后将于星期五退休。
斯托塞尔日前回忆他一生的外交生涯，特别是回忆在华沙雪地里会见中国外交官这个使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性时刻时说，这次会晤的基础是在他任驻波兰大使一职期间回华盛顿休假时奠定的。
斯托塞尔指出，那时美国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唯一的接触是两国的使节定期在华沙的一个中立环境中举行会晤。
他被召到了尼克松总统的办公室，陪同的只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斯托塞尔先生说，尼克松先生对他说：“沃尔特，我希望你，以一种非常谨慎的方式——我特别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这件事，但是我愿意要你与中国人进行接触，告诉他们，我愿意举行会谈是很认真的，我们应当改善关系，希望你把他们的反应告诉我。”
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回顾说，“这就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如何谨慎地办好这件事。我们共同参加的宴会很少，而且总是有很多人在场，乱哄哄的。因此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很难。”
他因为即将要讲一个显然是他十分得意的故事而满面笑容地说道，这个适当时刻到来了。这就是南斯拉夫使馆在华沙的高耸的文化宫地下室的一个夜总会里主办一次时装表演。
他说，“他们邀请了许多大使去观看这次表演。来自南斯拉夫的一个摇摆舞乐队吹吹打打。我认出了中国代办，于是我对我手下的人说，‘好，机会来了，我们要走上前去缠住他’”。
他回忆说，从过道走过来的最后一个模特儿穿着“一件透明的结婚礼服。”他接着说，“中国代办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波兰人谁也没站起来。其他外交官也是谁也没有站起来。我看到他站起来，也就跟着站了起来。我紧跟着他后面。我们经过衣帽间走到外面。我用波兰话对他说，‘我想和你谈谈。’他看上去吓了一跳，并走向通上面的楼梯。”
斯托塞尔先生说，“他快步走上楼梯，我紧跟在他后面。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大平台台阶上。天很黑。正在下着大雪。天气很冷。四周没有人。我走近了他。我说，‘我不久前回了华盛顿一次。我见到了总统。我想告诉你，总统想与你们领导人谈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我们希望与你们的国家改善关系。请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我乐意听你的回音。”
斯托塞尔接着说：“他说，‘我听到了你的话，将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大约两天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国人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如果你们的大使愿意来拜访我们的话，我们非常高兴见到他。’”
一场秘密接触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双方互相到对方的大使馆去谈大约有五个月之久。最后，这一渠道和其他渠道造成了基辛格1971年密访北京。此行导致了尼克松先生1972年去中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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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世界
秘鲁古迹马丘皮丘
巍峨的安第斯山脉蜿蜒起伏，横亘在秘鲁大地上，汹涌澎湃的乌鲁班巴河，在崇山峻岭间奔流。大河两岸是陡峭的悬崖。就在花岗岩的山脊上，座落着印加帝国的遗迹——马丘皮丘城堡。
秘鲁的印加帝国遗迹是光辉灿烂的印第安文化瑰宝。印加人自称是太阳的子孙，曾在安第斯山上竖起一座“拴日石柱”，渴望永远把这只朝出苍山、暮息大海的大鹰留在天上。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的铁蹄踏进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距印加古都库斯科西北120公里的马丘皮丘却奇迹般地避免了侵略者的浩劫。这座被遗忘400多年的古城直到1911年7月被考古学家发现时，虽然一片荒凉，却仍然雄伟壮观。城内是迷宫似的神殿、皇宫、庭院、住宅，彼此有层叠的石阶相连。考古学家在描述发现它的情景时说：“一排排美丽辉煌的石头建筑，间杂着颓垣残壁的废墟，总有百数以上，每层石坡台阶均有几百英尺长、约10英尺高，是历史上罕见的奇景。”
印加人在建造这座高山上的城市中，没有使用畜力、轮车和铁制工具，仅仅凭借石锤、铜凿、木撬棍和麻绳等原始工具开采花岗岩巨石，用滚木和人力把石块从深山峡谷里运出来，有时远在数公里之外。房屋建造全靠堆垒而成，没有灰浆等粘合物，但石块之间严丝合缝，连刀片都插不进去。这些巧夺天工的建筑奇迹，凝聚着印加人的勤劳智慧，是印加文化的杰出代表。
七十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不远千里来到马丘皮丘，在古城周围继续作史料文物的发掘和研究。旅游者更是纷纷慕名而来，领略印加古国的风貌。马丘皮丘象久已深埋的珍珠，拭去积年的尘土，正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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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木之国
在世界众多的国家中，取名于山、河、湖、海的国家为数甚多，而以植物名称命名的却屈指可数。位于南美洲大陆东部的巴西联邦共和国，便是以当地盛产的一种植物名称“巴西木”命名的。
巴西木也称红木，是一种生长在滨海地区热带森林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名贵树种。历史上，在巴西的巴伊亚州之南和圣·本塔里那州一带，曾是林木参天的树海，即著名的巴西木产区。巴西木因其色彩绚丽，质地优良，纹路美观，坚固耐用，在欧美市场上曾经名噪一时，成为争相购买的名贵木材。
据一部年代久远的拉美历史文献记载，巴西早年有它最初的乳名，叫“圣十字地”。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一支探险船队来到这里，登陆后立即竖起一个刻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十字架，并把此地命名为“圣十字地”。后来，人们又在海岸附近的热带森林中发现了一种可提炼出当时被认为十分贵重的红色染料的树木。于是，他们便借用东方一种相似的树木——红木的名字，称它为“巴西”。巴西一词在葡萄牙语里就是红木的意思。巴西即拉丁语红木的译音。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年的乳名“圣十字地”，便被“巴西”这个内含自然美的植物名称取而代之了。
·宇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