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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离不开祖国和家乡的群众
湖北省鄂城县华容公社文化站 吕克克
我是湖北省鄂城县华容公社文化站站长。1977年底，我出乎意外地接到了侨居在美国洛杉矶市的父亲的来信，得知在美国还有我的一个合欢之家。我心里十分高兴，开始与阔别三十余年的父母亲联系。1979年初，父亲来信正式要求我全家迁往美国定居，并寄来了彩色照片，介绍了家庭设施：一幢塔式建筑的五层楼房，五辆小汽车，还有亭台水榭……。父亲还讲明家庭拥有一笔约200万美元的资产。1980年5月，父亲又嘱咐应邀来华讲学的四叔把我出国的事情落实下来。四叔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当他知道我爱好文艺时，就说：“只要你愿意去美国定居，你父亲可以安排你从事画广告的专业，还可以送你到巴黎学油画；如果你喜欢摄影，我手头就有一部德国‘卡密司’照相机；你喜欢戏剧创作，还可以送你到有关学院深造，还可以给钱让你到莎士比亚故乡去游览参观。”一句话，只要我答应去美国，父母亲会尽一切办法满足我的要求和愿望。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怀念年事已高的父母，也想去看看从未见过面的兄弟姐妹。一霎间，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面对四叔和父母的热望，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回顾自己在祖国怀抱中三十年来的生活，想了许多许多……。
我的家乡湖北省鄂城县华容公社汀桥大队是个农村小集镇，文化生活十分贫乏。
1962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回乡后，经常把自己看过的新书编成评书故事讲给大家听；逢年过节画些年画送给社员们。我那两间小屋子逐渐成了汀桥说新唱新的俱乐部。一天，大队党支书对我说：“克克，你这个俱乐部办得好呀，这是我们党支部想了好几年就是没有办起来的一件好事。”这话象一股热流暖遍了我的全身，为了把这里的群众文化活动搞得更丰富多采，我把自己的一百多本图书拿出来办图书室；带头自制胡琴、笛子、快板和青年们一起说新唱新。我还组织了业余美术小组在村头巷尾绘“三史”，画宣传画，还组织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自编自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天，我在邻近湾子里演完文艺节目回家，发现大门被封了，外祖母和姐姐被赶出在外，我辛勤创作的文艺底稿被扯得七零八落。紧接着又勒令我退出文艺宣传队，我被打入了“黑六类”，成了受歧视的贱民。正当我心情十分痛苦的时候，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吕梅生不怕受株连的风险，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五天。一些大队“靠边站”的党员干部，经常深更半夜摸来看我、鼓励我。许多群众暗地里给我送鸡蛋、面条。这一切使我在万分苦恼的思索中，确信党是支持我的，眼前的黑暗是暂时的。因此，我更加坚定地参加业余文化活动。我作为一个“编外”队员，留在业余文艺宣传队。白天做些装台、卸台、背道具等不露面的工作。晚上，就帮助宣传队画布景、伴奏。尽管我创作的节目得的奖不许我上台领；群众推荐我参加县群众文化工作先代会，也不让我上台发言；我认为个人的名利是小事，搞好农村文化工作是大事，从不计较这些。1973年12月的一天，我和爱人随宣传队到水利工地演出，小孩丢在家里被狗咬伤了，因为我们俩都担任了主角，当晚不能回家。第二天赶回去，送小孩治伤，花了80多元，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卖了几件家具。我的一位好友同情地劝我：“克克，你这是何苦啊，劳动不给工分、先进不给你发奖，生活困难无人管，还演个么戏啊！”我心里有千言万语，可是这时我一句也说不出来。尽管环境是这样艰难困苦，并没有动摇我为群众演唱的一颗火热的心。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多年来，我刻苦学习，编剧、导演、表演、伴奏、绘画，什么都钻，现在基本上每一样都会一点了。
有一次，大队宣传队准备排演一个大型现代戏，就是请不着导演。怎么办？我从报纸上看到武汉有个剧团正在上演这个戏，就马上自费赶到武汉，可是票已卖光了。我扒在窗口看演员表演，冒着凛冽的寒风整整看了三个小时。凭自己的记忆，回来终于排好了这个戏。为了学会表、导演，我曾多次拜师学艺，练习翻筋斗，摔得头破血流；哪怕是丢了家务、烂了柴草、荒了自留地也心甘情愿。我为了编写剧本，有时大热天关在蚊帐里写到天亮；有时在月光下写到月落西沉；有时把扁担、膝盖当桌凳，在田头利用休息时间编写演唱材料。十几年来，我编写的各种演唱材料和剧本的草稿，装了有几箩筐。我还画了连环画、宣传画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美术作品约一千余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社党委把我调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我和同志们一道，认真选拔、考核文艺骨干，亲自动手做服装、道具，画布景、写海报。在较短的时间内，排练并上演了两出戏。周围公社的社员群众蜂拥而来，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华容公社，震动很大。现在，剧团经过调整，办成为半职业性质，在一年多时间内，排演了十六本戏，演出了一百二十场，基本上满足了群众看戏的要求。
但是，现在农民的文化生活仍然是比较贫乏的，在这方面，我有多少工作要做啊？因此，我恳切地对前来劝我的四叔说：“我爱我的父母，但我更爱我的祖国和敬爱的党，我离不开和我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离不开与我相依为命的群众文化事业。”我已下定决心不到国外去继承遗产，而要留在农村从事群众文化事业。
1980年10月，我光荣地当选为县人大代表。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一定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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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在唐古拉山的放映员金巴
蒙古族放映员金巴，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的家里，从小给牧主放羊、干活，挨打受骂。一九五八年牧区实行民主改革后，他上了学。后来，当地政府保送他到省艺术学校学习电影放映技术。毕业后，他怀着一颗翻身牧民对党的赤诚之心，主动要求到唐古拉山去工作。十三年来，金巴同志在唐古拉山公社共放映电影三千二百三十八场，观众达九万七千一百四十人次，每年放映场次达二百四十九场，赢得了藏族同胞的称赞。他们说，“金巴同志虽然是蒙古族，却是我们藏民的布额（藏语：儿子）”，称赞金巴同志领导的唐古拉山电影队是“沙格，鲁古日尼可可”（意为好电影队）。
唐古拉山平均海拔四千七百米，一年当中有九个月是冰雪的天下，空气稀薄，山势陡峭，运输全靠牦牛驮运。全公社只有三个生产队，放牧点之间相距近百里。可是金巴同志却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唐古拉山的人民。他成年累月用牦牛驮着放映机，从一个放牧点转到另一个放牧点，为这里的牧民群众放映电影。有时行走一整天，茫茫途中见不到人烟，就只好拿出冷馍或炒面充饥，遇到下雪下雨，捡不到干牛粪烧水煮茶，就掬上几口冰水解渴。为了使全公社每个牧民群众都能看到影片，同时不耽误送回影片的时间，他经常白天赶七八十里路，晚上放映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又赶上牦牛出发。有时行走一天，赶到目的地后，发现帐房已经迁走了，他又仔细辨认足迹，赶去放映。
金巴同志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电影队的一位汉族放映员调走以后，很长时间只有金巴同志一人工作，他启动了发电机，又去操作放映机，两个人的担子一个人挑，毫无怨言。由于经常在野外奔波，啃冷馍，喝凉水，饱一顿，饥一顿，金巴同志得了胃病，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次行军途中，他忽觉四肢无力，喘气困难，不想吃喝，到放牧点后，社员和医生劝他回公社治疗，他却坚持工作了一个月，放了四十二场电影，最后实在行动有困难，才由群众护送回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公社的那天，他们整整走了十一个小时，金巴同志一卸下机器，就瘫倒在床上，一连几天颗粒未进。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他身体得到复原，立刻又回到工作岗位。
有一年，当他赶着牦牛路经青藏公路托托河大桥时，迎面来了一辆汽车，牦牛受惊，狂蹦乱跳，驮发电机的那头牦牛眼看就要摔下河去，金巴同志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抢到牛的前面把牛堵到桥上，使国家财产避免了一次损失。但电源插座被摔坏了，恰好遇上公社举行“七一”纪念活动要放电影，金巴同志又整整花了一天工夫，动手做了一个木质插座，保证了纪念会的电影映出活动，受到了干部群众的称赞。一九八○年以来，生产单位划小后，放牧点增多了，有的放牧点上只有两三顶帐房，但金巴同志从不漏掉一个放牧点，挨个儿逐点放映，争取让每一个群众看上电影。
十三年来，金巴同志跑遍了唐古拉山的山山水水，他爱唐古拉的一草一木，更爱那里的藏族同胞，他和这里的一个藏族姑娘结了婚，准备让子孙后代也要在唐古拉山生活下去。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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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福建省顺昌县文化馆
我们顺昌县是闽北的一个山区的小县。十年内乱时期，群众的文化生活无人过问。青少年文化生活贫乏，不少人酗酒赌博打群架，犯罪率不断上升。农村里封建迷信、买卖婚姻等也有所抬头。节假日，大批农民进城，城关拥挤不堪，小偷扒窃趁机作案，社会治安很难控制。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县委抓紧落实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替我们文化馆中蒙冤受屈的同志恢复了名誉，配齐了干部，迅速拨下专款，支持我们重建新馆，添置文化设施。1979年9月，一座三层文化馆大楼落成了。我们决心打破旧框框，改变过去的“机关化”作风，充分利用现有的场所和设施，开展生动活泼的文化宣传活动和辅导工作，使文化馆在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每天开馆12小时，每日的基本活动有电视、评话、书报阅览、故事会、棋艺等五项。其余经常性的活动还有文艺创作、文艺调演、美术摄影、节日游园、周末晚会和专题讲座等六大类。以音乐活动为例，我们举办过迎春音乐会、音乐新作试唱会、戏曲音乐清唱会、小提琴演奏会、“富屯溪之夏”音乐会、歌咏比赛大会、电影歌曲欣赏会、纳凉音乐会、歌曲有奖评选比赛等。1980年以来举行了六次全县农村业余文艺调演或会演，八次展览（包括美术、摄影、花卉、花灯、书法、集邮等），同时还举办了五期科普讲座。
文化馆开展天天有活动后，吸引了大批社会青年，青少年犯罪率比过去减少了，社会治安比以前稳定了。一位退休老工人说：“文化馆是我们的幸福馆。”待业青年说：“这里是我们青年之家。”一位公安局同志说：“如今是进文化馆的人多了，进拘留所的人少了。”一位外地采购员说：“我跑了许多地方，还没有见过一个山区小县文化馆办得这么活跃。”
二、积极培训各种类型的业余文艺骨干。
1980年以来，为了选拔和培养农村文艺骨干，我们举办了13期不同对象的培训班，其中有文化站工作人员、农村文艺骨干、故事员、美术、摄影、音乐、文学的业余作者共280名。在所有培训对象中，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培训是首要的，我们把它当作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去年，我们结合文化站整顿，进行了业务考核，针对本人不同情况，分批培训，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其中七个公社文化站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后，业务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一般都能掌握两门以上的专业技能，回去后能独立开展工作。
去年3月，我们决定把艺术培训工作经常化、系统化起来，创办了一所业余艺校。开设文学、戏剧、基础音乐、美术、书法、摄影等六门专业课程。采取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办法，招收城乡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青年300多人。
三、开展农村基层文化辅导工作，推动民间文艺的繁荣。
我们在馆内建立辅导工作岗位责任制，把全县划了四个片，按人分工包干。为了帮助基层建立健全群众业余文艺组织，文化馆的同志几乎走遍了全县14个社镇和100多个大队，帮助和辅导社队开展文化活动，先后抓了两个文化中心、15个大队文化室和8个大队业余剧团，作为经常重点辅导单位。这两年，我们还协助14个公社举办了社一级的群众业余文艺会演，1980年全县举行六次会演，在此基础上，组织了三次下乡巡回演出。在县文化馆排练一段时间，进行了加工，然后深入公社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先后三次把全县各公社都跑遍了。
今年初夏，我们成立了民间文艺普查队，由40余名业余文艺创作骨干和民间文艺爱好者组成。他们在一个多月时间分批分期下乡，采访了老赤卫队员、老艺人等 50多人，共收集到177篇民间故事、风物志、笑话和谜语，汇编成三集《民间文艺资料》，并从中挑选整理加工了50多篇，印成专集出版。
我们也重视收集、整理民间音乐，曾经多次编印过民间音乐资料。今年，我馆又收集富屯溪、金溪一带的红军歌谣、民歌、小调、少数民族音乐、宗教音乐共110多首，进行了录音整理。其中以畲族音乐为素材创作的歌曲《彭总带兵到畲乡》，参加了1981年全省第二届“武夷之春”音乐会，获得了大会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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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苍松挺拔 梅花芬芳
——故事片《楚天风云》观后感
李文斌
近年来，在我国的电影银幕上，出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艺术形象，这是我国电影创作上的一个新的突破。其中，大多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刻画的，诸如《曙光》中的贺龙，《从奴隶到将军》、《山重水复》中的陈毅，《大渡河》中的毛泽东、朱德，《南昌起义》中的周恩来、贺龙等，都是如此。新近上映的故事影片《楚天风云》，则是围绕着湖北七紫乡征粮队队长郑虎被捕冤案来写董必武同志漫长革命生涯中的一个片断。这里没有正面表现1927年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流那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让事件淹没了人物；也没有把董必武同志写得高不可攀、料事如神。这为同类题材影片的创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董必武同志曾经是晚清时的知名秀才，又跟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四处奔走，但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立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影片正是以董必武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基点出发，着重写他在大革命遇到挫折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同披着“革命”外衣的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展示了他为解放工农大众而奋不顾身的宽大胸怀。
影片对董必武形象的塑造很有特色，没有让他摆出一副架势，说很多大道理，而是在极为平常的生活中写他的爱憎分明，写他的鲜明个性，于平凡中见伟大，令人可敬而又可亲。比如影片中“赠金佛”和“寄子弹”两场戏，都是通过在那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表现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董必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赠金佛”一场戏里，董必武同志一眼识破了国民党右派妄图以软化的手法“溶共”的卑鄙伎俩，一面收下了孔继石送的金佛，一面提笔写收据，并郑重地说：“最近，各地征粮队纷纷来信说，农村急需筹办各种训练班和农民夜校，只是苦于没有经费，现在有了这个，他们一定要喜出望外。我代表农协，多谢您的馈赠了！”说完盖上了自己的图章。这里，他的接金佛、疾书、对着图章呵气和将图章重重地盖在信纸上的细节，与孔继石由喜转悲（实际上是哭笑不得）的面部表情的变化相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寄子弹”一场戏，写他对敌人的威胁、恐吓的蔑视，这里再一次出现了那只装过金佛的木盒子，他打开盒子，我们已看不到金佛，而是几颗子弹，可见这类恐吓信已不止一封了。我们只见董必武同志将这颗子弹扔进木盒，并激动地说：“过去他们用金子收买我，现在变成了子弹了。”铮铮发亮的子弹、子弹落入木盒的声音和他的短短数语，把他对国民党右派本质的认识和揭露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了。
影片以细腻抒情的笔调，写了董必武同志对青年知识分子唐楚梅的帮助、教育。在天真、幼稚、正直的唐楚梅面前，他总是那样和蔼慈祥、循循善诱。影片中两处出现山茶花，一处是他在院子里为山茶花剪枝，楚梅浇水；另一处是冯正浩大律师惨死，他和楚梅望着山茶花分析谁是凶手；这两处不是为写花而写花，而是借景抒情，以花言志，让人们看到他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还是一位法学家、教育家，是一位辛勤的园丁。还有，片中董必武同志照看生病的楚梅那场戏，写得特别细腻。他给高烧中的楚梅的额头敷上一块湿毛巾，又拿起一把蒲扇，坐在小凳上给楚梅熬药，接着坐在床边给楚梅喂药，最后他独自睡在一张藤椅上（注意：他的肚子上还放了一把蒲扇，身上的毯子已滑到了膝盖上了）。这里，编导者没有吝惜笔墨，而是用这些无声的感情动作，细腻地刻画了老一辈对年青一代的疼爱。
我们的党有着极其光荣的历史，有许许多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志士，愿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多拍各种风格样式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让党的革命传统，通过银幕代代相传，象苍松一样挺拔，象梅花一般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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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在质朴中
——评影片《乡情》
张明堂
彩色故事影片《乡情》，在人物刻画和内容表达上，注重于“乡”和“情”的描绘，体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抒情色彩，犹如一首田园抒情诗，恰似一幅农家风俗画。
《乡情》在人物性格的塑造、风土人情的描写和细节的选择上，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为了揭示人物美好的心灵，表现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美、人情美，影片通过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的事件和细节，细腻地描绘了人物朴素的感情。象田秋月进城受阻的时候，全家三人的感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田桂为了不至于造成养母的痛苦，决心留在乡村；翠翠舍不得离开妈妈，竟要和田桂“离婚”；而田秋月宁可自己孤独一人生活，决定让田桂和翠翠双双离去。这种纯朴的感情和行为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刻画，不仅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而且使人物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又如田桂进城之后，由于生母的阻拦，久久不能返乡，并一度和翠翠中断了联系。为了细腻地刻画翠翠的心情，影片努力挖掘了我国农村姑娘表达感情的特点和方式——她一次次地寄鞋给田桂，一连寄去四双还没有音讯，第五次她索性把鞋寄给了田桂的爸爸，终于达到了“告状”的目的。这种朴素无华带有乡土味的情节，使一个土生土长、聪明可爱的村姑形象跃然银幕之上。影片中那富有象征性的栽种桂花树的情节，以及做桂花糖、喝桂花茶等等，不时使人感到“一阵阵清香直往心里去”。在几场重场戏的场景中，或是出现农舍村落，或是映出牧场牛群的画面，处处都点染着美丽的乡村景色，以此衬托出生活在这美好自然环境中的人的质朴善良性格，增强了人物对乡村的热爱，对亲人的眷恋之情。
虽然《乡情》描写的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是影片并没有仅仅满足于故事的叙述，而是将故事推向后景，把人物放在前景来描绘。许多事件、情节，是从人物情绪的发展变化中得以展现的，因而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这部影片对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它包含着母子情、母女情、兄妹情、夫妻情等，这几种感情概括起来，形成了贯串影片始终的母爱和爱情两条线。围绕着母爱一条线，影片侧重运用了深沉、抒情的摇篮曲来烘托，集中抒发了田秋月内心的情感。当田桂被他的亲生父母找到后，田秋月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月夜中，她倚床沉思，随着摇篮曲的歌声，银幕上叠化出当年小田桂的镜头……正是在这种饱含着田秋月感情色彩的画面中，田桂和翠翠的身世以及田秋月的遭遇和她抚养两个孩子的情景，自然而流畅地展现出来。田秋月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真切自然，激起了观众对她的同情。摇篮曲的第二次出现，是在田桂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时候。在同一个月夜里，田桂、田秋月和翠翠在不同的场景下彼此思念，一支摇篮曲穿插，将三人的感情有机地联在一起，意境深远。
对于田桂和翠翠的这条爱情线，影片是用浓墨重彩来描绘的。在一些重要的情节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牧歌的主题音乐。比如翠翠为田桂送行的情景和她在河边徘徊，盼望田桂归来的场面，以及田桂从城里回到乡村的情节，除了优美的画面之外，那甜美欢愉的牧牛歌声，为影片增添了特有的光彩。尤其是田桂返乡的一组镜头，当他刚离开城里的家，银幕上急速展现出牧童骑牛奔跑的画面，在悠扬动人的牧歌声中，牛群在远远的湖滩上悠闲自在地吃草，那青翠的湖滩，清澈的流水，恬静的原野，……充满着诗情画意，尽情地抒发了主人公的情怀，引起了观众们的许多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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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电视连续剧
王扶林
电视连续剧或系列剧是最受广大观众欢迎的节目之一。据说美国的连续剧《根》及其续集播映以后，观众达一亿多人次，超过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美国的连续剧《佩顿·普赖顿》，已经播出了1，000多集，现在还在继续播。意大利一家电视台播映电视连续剧《达·芬奇》的时候，酒吧间、电影院、游乐场所几乎陷于停业。每到固定的播出时间，人们早早就聚集在电视接收机前，等待它的播映。日本电视网制作的《水浒》、《西游记》，不仅在日本播映，而且制成了英文版发行到其他国家。
我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制作《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反而把改编的版权让给外国朋友呢？
1981年春节期间，我们制作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九集）。观众对这个连续剧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表示热诚的欢迎，并决心吸取教训，认真加以改进。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不是就由此产生“怕”而后退，甚至错误地认为连续剧这种样式本身就带有危险性？我们认为不应这样看。除了“怕”以外，对拍摄的内容意见分歧，恐怕也是连续剧难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主张拍公案武侠片，公案武侠片虽具有连续性，可又充满封建糟粕；有人主张拍些历史故事片，既怕耗资巨大，又恐离现实生活太远。这一年来，讨论来讨论去，众说纷纭，迟迟不见行动。其实古典的也行，现实的也好，都可以制作。现实题材的，当然应该多拍一些，使其占屏幕的重要地位，但中国的经典著作为什么不能拍呢？为什么拿了大量的外汇购买根据外国的经典著作改编的连续剧，而不肯用这笔钱支持自己的连续剧呢？何况有一些并不是经典著作而是他们本国三四流的连续剧。
作为一个电视导演，我们欢迎各国的优秀电视剧不断和我国观众见面，以开阔眼界，从世界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与此同时，我们也决不甘心把电视的“黄金时间”让位给外国电视剧。我们有勇气，更有决心制作政治上和艺术上比较完美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电视连续剧。
粉碎“四人帮”以后，电视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仅两年时间，就从“文化大革命”前生产50部电视剧的状况，突进到每年制作100多部。这是电视工作者在人力、物力、财力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敢想敢干拚出来的成绩。有些电视记者、新闻编辑、新闻摄影工作者，乃至领导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踊跃地投入电视剧艺术创作的热流中来。一位女电视导演身兼数职，在她的背包里，有分镜头脚本、场记单，同时还装着制作经费。她不仅是导演、场记、剧务，而且还兼会计。白天拍戏，晚上给演员排戏。大家入睡了，她还得算帐。还有一位编导，为了解决录制经费的不足，不惜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提供给摄制组。在不少人“向钱看”的时候，他能这样做，这是何等可贵的事业心和革命责任感啊！
我国电视宣传事业，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电视宣传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现有电视接收机约八百万台左右，以每台电视机平均每天五人观看计算，那么，每天的观众可达约4，000万人。可以这样认为，电视是最富有群众性的宣传工具。武器越尖锐，用起来越要小心，因为它既可以打击敌人，也可能伤害自己。一部电视剧有可能产生极其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效果。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就更其如此。这就要求我们电视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要有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强烈的责任感，永远不能忘记电视对观众的思想感情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几年，电视剧的生产发展很快，难免会出现许多问题。不少观众在肯定我们的成绩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电视剧题材不够广泛，有的剧目格调不高、质量粗糙、情节拖沓、节奏感差等毛病。有的还提出为什么国产的连续剧那样少，那样难产？这些在前进中出现的不足和问题，有待于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认真地克服和解决。
我们伟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斗争传统和丰富的革命历史。大量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英雄人物，为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为此，我们热烈地期望有更多的剧作家和文艺家，为我们创作更好的电视剧本，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和系列剧。
最近，中央电视台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领导和电视编导的酝酿，拟将《红楼梦》编写为多集连续剧。许多年逾古稀的“红”学家为我们献计献策，愿与我们知难共进。有的拟出了连续剧分集的回目，有的推荐编剧人，有的举荐合适的扮演者，热情地鼓励我们早日将这部连续剧制作出来和观众见面。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准备将《西游记》搬上屏幕，同时积极编写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连续剧。
我们深信，不久，中央电视台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电视台的屏幕上，将会有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