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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光辉思想
《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
选集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推动当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刘少奇选集》上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本月10日起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华书店发行。
《刘少奇选集》上卷共31万字，集中了刘少奇同志建国以前最重要的讲话、文章、书信和电报38篇，其中22篇没有公开发表过。选集记录了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工人运动、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建立的不朽功绩，反映了他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
早在1960年，毛泽东同志曾建议编辑出版刘少奇同志的选集，中央书记处对此作出了决定。在编选过程中，曾于1962年发表了经作者修订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由于历史的曲折，这项工作中断了。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刘少奇选集》上卷终于出版了，这是值得全国人民庆贺的事。
从《刘少奇选集》上卷里，读者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遭受挫折或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还是在发展顺利的革命高潮时期，无论是在从事职工运动和白区工作的艰难岁月，还是在敌后抗日战火纷飞的环境里，无论是肩负部分地区的领导工作，还是参与党中央指挥全局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总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解决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可以看到，他领导革命斗争的胆略和艺术，以及他在工作中有失误时勇于承担责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崇高品德；可以看到，他艰苦奋斗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遇事同群众商量的工作方法。这些，都会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
《刘少奇选集》上卷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史的记录，是党的丰富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重要理论财富。选集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推动当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附图片）
《刘少奇选集》上卷书影。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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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史的记录，党的丰富斗争经验的总结
《刘少奇选集》上卷介绍
《选集》反映了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诚奋斗的光辉业绩，记录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刘少奇选集》上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刘少奇选集》反映了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诚奋斗的光辉业绩，记录了他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包含着党和人民几十年英勇奋斗的丰富经验。
《刘少奇选集》上卷收入了刘少奇同志在建国以前的重要著作，内容主要包括工人运动、白区工作、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共有文章38篇，其中22篇没有公开发表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刘少奇同志在这个时期主要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这一时期的著作收入三篇，这里介绍以下两篇。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是1926年5月作者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的结论部分。文章分析了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我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阐明了职工运动的方针。文章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小资产阶级是重要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但终究是不彻底的，工人阶级应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文章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军阀的运动中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应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联合。
《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是1926年9月发表的悼念廖仲恺先生的文章。文章高度赞扬了廖仲恺先生支持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极力扶助工农运动，帮助工农组织发展的革命活动。文章谴责了反动派刺杀廖仲恺先生的罪行，号召全国工农群众继承廖仲恺先生的未竟事业，求得自身的解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刘少奇同志这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提出了保存和发展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正确主张。1936年，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派到抗日前线的平津，指导华北党的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他写了许多文章，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当时仍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全面地阐述了党的新政策。华北党组织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策上为华北抗战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时期的著作收入9篇，这里介绍下列几篇。
《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写于1932年1月。当时，党的白区工作在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和影响下，严重存在着否认公开工作和合法斗争，否认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必要性等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刘少奇同志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本文批评了要工人“退出黄色工会”的错误主张，指出觉悟的工人应该加入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接近群众，争取群众，进行长期耐心的艰苦工作，以壮大革命队伍，打击主要的敌人。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写于1936年4月。文章着重指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当前的任务是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和一切抗日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障碍。文章列举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要求同志们彻底揭发这种错误，以实现党的策略上的转变。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写于1936年4月。提纲总结了1927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经验，提出了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这是促使党的白区工作在犯了长期的左倾错误之后开始实行转变的一份重要文件，对指导当时及以后白区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写于1936年7月。文章批评了有些同志用官僚主义和空谈的态度来对待党的决议，他们写文章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而自己对于新策略却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文章指出：不要拿着“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当“圣经”来念，而要细心地分析各地区各方面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进行“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的贯彻都要变成空谈；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而需要真切地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
《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写于1936年11月。文章阐明，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坚。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不可以放松工人运动和劳苦群众的组织工作，不可以模糊或者隐瞒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面目。文章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放弃和忽视争取领导权的右倾思想将逐渐成为主要危险。文章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和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和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是1937年5月作者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报告强调党和群众的工作要实行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具有两重性质：一是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斗争的、组织的和工作的方式；一是因为党内还存在着错误的历史传统，需要肃清和改变。实行前一种转变是比较容易的任务，而要转变许多同志多年来自信为正确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使他们认识到过去所熟悉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则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报告论述了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正确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在工作的转变中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等。报告号召全党同志进行极艰苦的工作和学习来完成这个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
刘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艰苦工作，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华中的抗日斗争。他于1943年回到延安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这一时期的著作收入17篇，这里介绍下列几篇。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写于1937年10月。文章分析了芦沟桥事变后敌我双方在华北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阐明了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战略地位，指出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文章强调，为使华北游击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建立能够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能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文中还具体论述了华北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等迫切任务。
《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作者于1937年11月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的决定。文章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斗争形势和当时存在的妥协投降的危险。文章指出，我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和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斗争中要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经济斗争，使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抗日武装斗争联系起来；
既要反对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领导群众斗争，模糊我党独立的政治面目的右倾危险倾向，又要反对不顾统一战线原则，提出过高的口号，在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上不必要地去刺激同盟者的左倾错误。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1939年7月作者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1943年出版的《整风文献》选入了它的后四章。1962年经作者修订后再版。这篇著作的主题是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要求共产党员在客观条件和斗争任务发生各种变化的时候都能够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行动。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同革命实践，同理论学习的关系，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引导和鼓舞广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文章指出，共产党员要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要有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而修养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这篇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说。学习它，对于我们今天端正党风，增强党性，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论抗日民主政权》发表于1940年12月。文章对政权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指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也是领导中国抗战和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最有力的形式。文章阐明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和任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汉奸，保证和调节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与发展对于推动全国民主化有着重大意义。文章批评了国民党只顾其一党私利，不实行民主、违反民意的错误做法。
《论党内斗争》是1941年7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这篇著作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内斗争中存在的偏向，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过火斗争的危害，提出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主要是：党内斗争要用对党对革命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在党内斗争中必须划清思想原则界限，同时应该采取温和的方式、诚恳坦白的态度，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必须给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机会；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这些原则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答宋亮同志》是1941年7月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宋亮（即孙冶方）同志的一封复信。文章分析了我们党在理论学习方面的状况，批评了当时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的轻视理论研究的错误思想，阐述了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作用。文章指出，中国党过去的几次失败都是由于指导上的错误，全党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才能保证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
《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是作者给陈毅等同志的一封信，是在1942年7月从华中根据地回延安途中根据党中央发表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精神而写的。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封锁、进攻，各解放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这篇文章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我党我军一定能克服困难，转入战略反攻，并在战后建立新中国，因此必须将当前的工作同将来的反攻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文中根据华中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等一系列重要政策。
《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作于1943年3月。刘少奇同志结合自己的经历，在报告中总结了1936年春至1938年冬华北党组织的工作经验和1938年冬至1942年春华中党组织的工作经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党的北方局把党中央提出的总任务、总策略与华北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及时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抓住一二九运动后的革命来潮和抗战初期的有利时机，发展了人民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独立自主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的中原局在“发展华中”的斗争中，吸取了抗战初期党在华中地区丧失时机，没有把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的教训，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并对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作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扭转了困难局面，迅速地发展了新四军和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根据地。这个报告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在华北华中的工作，是一份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献。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而作的。文章回顾了我们党走过的曲折道路，批判了那种一切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用心研究我党的历史经验，用心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想。文章最后指出，掌握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武器，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残余，我们党就是不可战胜的。
《论党》是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收入本书的是报告的第一、第二、第五部分。报告论述了我们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的一次全面总结。报告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必须着重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报告对毛泽东同志成为全党的领袖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报告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报告还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这篇报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重要文献，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刘少奇同志在这个时期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根据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等同志一起，转移到华北，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一时期的著作收入9篇，这里介绍下列几篇。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写于1945年9月，这是作者根据中央决策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同时又装出和平谈判的姿态。我党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采取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赴重庆谈判，刘少奇同志留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反复酝酿，决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部署，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是1945年11月——12月间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的三份电报。电报建议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分散部署，以大半力量分配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斗争，迅速建立东、北、西满巩固的根据地。电报认为，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和许多中小城市，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是1946年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通称“五四指示”。当时为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本文表现了这种改变。文中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文中还规定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项指导原则，真正发动群众，反对包办代替；用一切办法吸收中农参加；团结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对地主要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汉奸、豪绅、恶霸；对工商业不得侵犯。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作于1948年10月。谈话指出，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通过报纸、广播指导群众，并向群众学习。刘少奇同志对新闻工作者提出四项要求：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要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作于1948年12月。讲话分析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状况，指出多数干部的理论修养不能适应革命进入新时期后的更加复杂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文章强调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和刻苦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要。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写于1949年6月，是一份党内报告提纲。文章提出人民解放战争结束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并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文中指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份构成，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都应鼓励其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还指出，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必须反对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和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倾向；必须防止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过早过多地、没有准备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倾向。
《刘少奇选集》上卷的出版，为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学习和研究刘少奇同志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于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华社1月5日发）（附图片）
1943年，刘少奇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报告。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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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选集》上卷目录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1926年5月）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1926年9月26日）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1926年12月）论口号的转变（1928年10月5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1932年1月18日）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1934年3月20日）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1936年4月10日）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1936年4月）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1936年7月15日）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1936年11月20日）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1937年5月）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1937年5
月）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1937年10月16日）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1937年10月）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15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2月）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答宋亮同志（1941年7月13日）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1942年7
月20日）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2年12月9日）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1943年3月19日）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1943年3月）对华中工作的意见（1943年6月18日）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3年7月）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5月20日）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1945年4月）论党（1945年5月14日）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1945年9月19日）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1945年11月——12月）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1949年3月12日）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1949年6月）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194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