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书评
推荐《自然辩证法讲义》
何祚庥
这里向广大的读者，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以及现在正领导着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推荐一本好书——《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以下简称《讲义》）。
这本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应各高等学校设立自然辩证法讲座的需要，组织了许多参加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们集体编写的一本教学参考书。编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讲义》除了能满足教学需要外，已成为自然辩证法领域内一本重要的著作，可以认为是哲学领域内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三十年来我国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内所获研究成果的一个方面的总结。尤其是本书所叙述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首次对科学方法论做出系统的介绍和叙述，其中包含着不少创造性的新思想，可以成为广大的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时的重要参考读物。
《讲义》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观，叙述了人类自然观的发展，并对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做了扼要介绍。本书首先正确地指出，“所谓自然观，就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则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它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接着就叙述了人类自然观发展的几个阶段，由古代的朴素的自然观，进入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再进入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最后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本书在叙述自然观的变化发展时，除了涉及它的社会背景以及一般哲学思想的变化沿革外，鲜明而突出叙述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背景，这就揭示了世界观的变化发展的自然科学根据。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如果说中国的哲学发展曾较多地受到伦理学的影响的话，那末西方哲学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讲义》更以大量的科学材料，其中包括一些现代的材料，对于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对于天体、地球、生物以及人类的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辩证过程，做了比较充分的叙述。这表明唯物的辩证的自然观完全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辩证规律的真实反映。
《讲义》的第二部分是自然科学观，叙述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特点，以及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讲义》说明了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指出自然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一方面结合着国家的现实实际，即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国防等方面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短视”的政策，要看到自然科学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以及自然科学各领域内又继承又突破之间的辩证关系。《讲义》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和上层建筑不同，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虽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意识可能渗入自然科学体系里面，但这不是自然科学本质的、主要的内容。这就澄清了“四人帮”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自然科学方法论，也是本书中最有兴趣的部分。《讲义》正确地指出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人们在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过程中，研究科学方法发展的规律性，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更快地达到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本书引用了一系列生动的科学事例，指出一些自然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做出重大的贡献，往往与他们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有关。例如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讲义》指出有三个层次的认识方法：一个层次是各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另一个层次是各门自然科学中共同的一般方法，如观察，实验……等，再一个层次是哲学方法或一般的思维方法。《讲义》认为，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应该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讲义》按照认识论的顺序，由观察和实验开始，继而论述了科学抽象的重要作用，并由此而论述了一系列逻辑方法、形成假说和理论的方法，以及数学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等。本书着重分析和研究这些方法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些方法之间的辩证的联系。例如，本书也曾讨论了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逻辑方法，但是，着重点不在于探讨这些逻辑方法所以成立的科学理论基础，而是指出这些方法的特点以及各种逻辑方法的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辩证关系。尤其有兴趣的是举出一大批科学研究史上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具体看出这些逻辑方法在科学研究上所起的作用。本书还往往结合现代科学成就的许多实例，从方法的角度加以介绍和解释它们所以获得成就的原因。这就使得读者看到这些方法是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所必须掌握的极重要的东西。应该说，本书第三部分是最引人入胜的章节。
本书是这一领域内做系统化的叙述的首次尝试，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拿方法论部分来说，科学研究中有些是根本战略性的问题，例如：研究当代整个科学发展中的带头学科，探索各门学科的新的生长点，确定新的研究方向，选择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是科学认识过程的积极能动的反映过程。一位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正是在这种“向未知作战”的问题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的。本书对这些方面作出深入分析显得不够。我们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对这方面有所补充。
我以为本书在方法论的叙述中一个较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专门的一章来探讨实践作为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的问题。不但因为近几年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而且在1962—1964年间，我国哲学界以及部分自然科学家也曾就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进行过讨论。作为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书虽然部分地叙述到了，但所占分量太小，未能对这个重要问题做出足够的反映。
此外，本书在有些地方因为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回避了一些问题，甚至对一些在是非问题上已是初步明朗了的问题，也有意绕开了。在章节的安排上也还有可以商讨的地方。例如，关于自然观的叙述，先讲自然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再讲自然界的辩证发展，似乎更为合理。在科学观部分，在讲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后，立即讲自然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似乎更为顺理成章。但是所有这些缺点，毕竟是瑕不掩瑜，相信作者们会在进一步的修改中加以完善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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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从大量增加基建投资中找出路
王忍之 桂世镛
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对于实现1981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稳定经济，是很重要的一着。如不果断地采取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下决心压缩基建投资，在必须退的方面坚决退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但是，有的同志认为，基建投资大幅度压缩，导致了重工业生产的下降和财政收入的减少，并不是实现健全财政的必要措施。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认识，关系到今后的决策。
我们认为，重工业生产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归因于基建投资的减少。1979、1980年基建投资规模并没有压缩，反而增加了60亿元，但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下降，1978年增长15．6％，1979年下降为7．7％，1980年进一步下降为1．4％。那么，导致重工业增长速度减缓以至生产下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一，重工业生产中，一部分加工工业的生产原来就超过需求，钢材、机电产品库存年年增加，大量积压，强调按需生产后，产量减少是正常的。第二，重工业生产中，能源产量的下降，与这两年投资多少无关，而是由其他许多因素造成的。能源产量下降后，为了保证轻工生产的发展，对重工业的能源供应减少了，对重工业生产的各种用油机具的需求也减少了，这就限制了重工业的生产。第三，由于推广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农机制造行业产量下降。第四，基建投资压缩，固然影响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但投资构成的变化影响更大。1979年以来，在投资总额中利用国外资金搞的基本建设增加了，这些资金主要是向国外购置设备材料，基本上形不成对国内重工业的需求。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这两年逐年上升，1978年占总投资的17．4％，1980年提高到33．7％，1981年1到9月又进一步提高到40％，增加的非生产性投资几乎不需要多少机器设备。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调整初期，重工业发展减缓甚至有所下降，总的来说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没有这两年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减缓和下降，就不可能有轻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上升。当然，也要看到，由于对调整方针理解不全面，工作做得不好，有些不该下的重工业生产也下降了，或者下降过多，这是不合理的。要扭转重工业生产下降的状况，根本途径不是靠加大基本建设规模，而是要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着力解决品种、质量，从为农业服务、为轻工市场服务、为技术改造服务、为出口服务等方面找出路。我们不能因为重工业生产有所下降，就动摇我们以发展消费品为目标，围绕着发展消费品生产来调整重工业服务的方向和产品结构的决心。
今后几年，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适当增加一些建设资金是必要的，但是它对于提高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对提高重工业发展速度的作用来看。如果每年增加投资20亿元，其中约有60％用于购买设备、材料，这样对重工业形成的追加需求，即使算上部门间产值的重复计算，每年不过30亿元。这对于总产值2，600多亿元的重工业来说，数字是很小的，不可能提高多少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就对增加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过去二十八年平均，每增加2．4元投资，可增加1元国民收入。按此计算，增加20亿元投资可以增加8亿多元国民收入，按照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计算，则可增加财政收入 2．4亿元。也就是说，投入20亿元基建投资，只能产出2．4亿元财政收入。因此，要靠增加基建投资来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无异是南辕北辙。
今后几年，就国内条件来说，有没有可能大量增加基建投资？第一，通过筹集企业、地方的自有资金，可以增加一些基建投资。但是，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大部分应当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不能也不应当过多地用于基本建设。第二，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可能增加很多，而有些开支又必须增加，财政仍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国家预算内的基建投资要十分谨慎。第三，现在人民手持现金比较多，可以通过银行多吸收一些人民的储蓄存款，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增加一些建设资金。但是，考虑到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以及其他有关措施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人民的收入，因此，扩大银行居民储蓄的潜力究竟有多大，要作冷静的、恰当的估计，防止信用膨胀。
上述情况表明，要从国内筹措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是困难的。那末，能不能用打赤字、发票子的办法来增加基建投资呢？
我们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原则上来说，不应该采用打赤字、搞通货膨胀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人民的物质利益。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这同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一段时期，采用赤字预算刺激经济的发展，虽然一时起了一些缓和产需矛盾的作用，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打击生产等问题。在我们国家，打赤字、发票子搞基建，只能进一步扩大产需矛盾，造成经济混乱，影响社会安定。现在一部分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任务不足，生产能力确有富余。因此，可以通过扩大银行储蓄等办法，来调节需求结构，适当控制消费，增加建设。但是，这要以不增加社会总需求为前提，也就是说，不能搞赤字、发票子。因为打赤字、发票子搞基建，总会有一部分钱要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人民的消费，这就会扩大社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
我们认为，如果年年打较大的赤字，增发大量的货币，以致物价上涨幅度较大，而职工的工资又不增加或不能相应增加，就要引起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几年以后有可能再一次被迫压缩基建投资，这样损失就大了。因此，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国家预算内投资应尽量少加，甚至先不作增加的打算，在年度计划中根据当时的财政状况再作考虑。我们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只要我们在增加收入方面多想些办法，并严格控制基建投资和其他各项开支的增加，适当控制消费，并且合理地调整分配政策，实现和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弥补国内资金不足，我们要继续积极地利用外资，但是，能够以多大规模利用外资，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受到以下一些条件的制约。第一，国内配套投资数量的多少。正因为资金不足，要利用外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而资金不足，又限制了大量地利用外资，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对的。第二，生产建设经济效果的好坏。我们现在许多工程的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后资金利润率又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很高的自由外汇，除了极少数周转快、盈利多的项目外，一般来说用不起。就是中等利率的国外贷款，对许多项目来说，偿付本息也难以承担。第三，外汇支付能力的大小。鉴于这些考虑，吸收外资应当争取多利用长期低利的优惠贷款；应当尽可能地同现在安排的在建项目和现有企业的改造密切结合；应当多采用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等方式。利用外资，不能主要搞大项目，而应当多搞中、小项目，引进关键的技术和设备，引进管理技术。这样做，见效快，不会有多大的风险。
今后几年，基建投资虽然不能大量增加，但在提高投资效果方面，潜力是很大的。现在，许多工程周期长，造价高，投资效果很差。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全国基建投资共6，500多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500多亿元，交付使用率为70％。如果交付使用率保持在“一五”时期的84％的水平，则可多形成900多亿元固定资产，或者形成4，500多亿元固定资产可少用1，100亿元投资。这就说明，如果我们在缩短周期和降低造价方面取得切实的成效，同样的投资就可以多办许多事，或者说，等于增加了投资。
过去我们走的路子是：靠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来维持消耗高、效率低的工业的增长，结果挤了人民的消费，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妨碍了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正因为这样，1979年初不得不进行调整。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不能再走高积累、大规模建设的老路子，要走出一条速度不那么高、经济效益比较好、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比较多的新路子。我们必须坚持走这条路子，而不能从大量增加基建投资中找出路。否则，不利于当前经济的调整和稳定，也无助于今后的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摘自《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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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知识
贞观善政以省官为首
苗长发
唐太宗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以后，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初，就提出了省官问题。他对宰相房玄龄等大臣说，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在善于择官审人，要“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强调“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还借古人的生动比喻来说明省官的重要：“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贞观政要》卷三）。这番话的要旨就是：官员数量多不如质量好。
房玄龄根据李世民的旨意，精简了机构，并省了官员，把唐朝中央各官府的文武官员，从2，000人减为643人。当年二月，唐太宗看到州县倍增，民少吏多，就下令“大加并省”，全国合并减少了许多州县；后来，依山河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得力大臣分巡各道去考察地方官吏，又裁汰了一批冗员。
唐太宗为了贯彻简政省官的方针，对各级政府机构、官员数额作了明确规定。《新唐书·百官志》中说，贞观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在唐律中，对不按规定乱置机构、私设官员的人，明定了惩罚条款。同时，还让专人掌握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制定《考法》，明确考核内容和办法，每年都对各级各类官员进行考查。为精选地方官，唐太宗亲自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内屋的屏风上，“坐卧恒看”，随时记下他们的优劣表现和善恶政迹，以备黜陟，使他们各当所任。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在贞观初就对官吏的年龄作出了严格规定，例如规定，凡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年龄到七十，须辞官，即使身体还健壮，也要让出位来。这些措施和规定，说明唐太宗对简政省官的决心是很大的。
元朝注释《贞观政要》一书的学者戈直，在评论“贞观之治”时，认为“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戈直所以把省官一项列为善政之首，理由是：一、省官后，吏寡易求，官省易治，贤人（即能坚决贯彻唐太宗治国安邦的那一套方针政策的人）容易发现和选拔，这就使唐太宗“不至于失人”。二、省官后，冗员削减，“俸禄易供”，紧缩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人民的负担相应减轻，这就使民不忧厚敛，安心生产。三、省官后，行政机构不重叠，职权分明，责任专一，避免了因人设置、十羊九牧、苟安偷闲、扯皮推诿等等弊端，这就使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四、省官后，人员精悍，都能竭智尽忠、献策效力，而不会多谋寡断、朝令夕改、勾心斗角、惹事生非，这就使官场中的不正之风得到抑制。戈直还特别指出了唐太宗抓省官的两个要点：一是“息奔兢”，即防止投机钻营、玩弄权术恶习的蔓延，刹住那种为争名夺利而到处奔走的歪风邪气；二是“裁嬖幸”，即削减闲官虚职和阿谀谄媚的人，堵塞那种安排私人、提拔亲朋的邪门歪道。
由上述可见，戈直所以把省官视为贞观善政之首，不单单是因为李世民当了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抓了它，而是着重看到了省官是一项关系到李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第一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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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综合财政计划问题的讨论
第五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讨论了综合财政计划问题。
一、搞好综合财政计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大家认为，恢复编制和搞好综合财政计划，是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第一，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经济政策和措施，使各地方、部门、单位、企业可供本身支配的资金，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相当数量的增加，现在光是预算外资金就约占到国家预算收入的一半，如果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资金，数额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通过综合财政计划，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各种资金的综合平衡。第二，当前，低效率、高浪费几乎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效地使用各种资金，发挥最大的投资效果，就应当加强综合财政计划。第三，我国有十亿人口。一年共有多少钱，每年工人得多少，农民得多少，国家建设用多少，要有个通盘筹划。这就要通过综合财政计划，把国家和社会的各种资金，统筹规划，以利于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总财力的可能，确定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二、综合财政计划的范围
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包括六个方面：（1）财政预算内资金，（2）预算外资金，（3）全民所有制企业按规定提取的专用资金和利润留成，（4）大集体和社队企业的税后留利，（5）银行信贷资金，（6）地方和企业自借自还的外资。有的同志还主张把居民的货币收支也包括在内。
另一种意见认为，实行综合财政计划管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应当有个重点。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和国家信贷收支计划，作为国家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有了成套的管理办法，只需进一步改进，无须通过综合财政计划另搞一套。综合财政计划管理的重点，应当是预算外资金，特别是企业所有的那一部分资金。至于银行信贷资金，重点要管好用于建设性贷款的那一部分。集体企业的税后利润，也应当通过综合财政计划引导使用。
三、综合财政计划的职能作用
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财政计划主要是反映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及其使用的有关数字和情况，供领导机关了解资金分配的情况，不需要有权威的约束力。
第二种意见认为，综合财政计划主要是为加强宏观控制，组织、筹集和协调各种渠道的资金，努力做好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前提下，指导资金使用方向。
多数同志倾向于第二种意见，认为把综合财政计划的职能作用，仅仅局限在为领导机关提供数据参考，要求太低，也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二种主张既维护了各单位资金的所有权，又使各级政府对资金使用保留一定的否决权。这样做，能够起到政策上指导、使用上协调、环节上衔接的作用，使多种渠道资金的运用能够符合宏观决策和宏观控制的要求，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控制积累资金，防止基建规模重新扩大，而且要注意控制消费基金，缩小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的差额。（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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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星汉灿烂》出版
朱适等编写的《星汉灿烂》，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周恩来选集》上卷中提到的42位烈士的传略。这些烈士，有我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彭湃、陈延年、恽代英、张太雷等，有过去较少宣传的中共党员卢冬生、汪铭、杨殷、宣中华、侯绍裘、于方舟、蒋先云、许权中、朱克靖等，还有一贯支持我党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邓演达等，以及著名的爱国人士杨虎城、杜重远、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杨杰等。他们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先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该书着重介绍烈士们的革命精神，读来感人至深。它可以帮助青年学习周恩来著作，也可供中国现代史教学工作者参考。
（王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