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
——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
《光明日报》记者 陈禹山
人们在追悼会上恸哭
在摆满鲜花和花圈的灵台上,挂着一位中年人的大幅遗像:一头黑发,瘦长脸儿,长得很英俊;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好似深情地瞧着俱乐部大厅里正在垂泪的人们。不少人举目仰望灵台上那张熟识的面容,禁不住失声恸哭。这哭声和那低回的哀乐声在大厅里萦回,穿过窗户,飘向蓝天……
这是今年7月8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一次破格追悼会的情景。被追悼的人叫蒋筑英,是这个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灵台两侧贴着的那副挽联,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
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
灵堂的墙上挂着许多挽联、挽幛,既有本单位的,也有外单位的;既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从全国各地还发来了100多封唁电、唁函……
追悼会开成这般隆重,完全出乎研究所领导的意料之外。蒋筑英不幸去世,是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他们决定召开500人参加的追悼会。可是,许多人戴着自做的白花,带着花圈、挽联、挽幛自动来到灵堂,把容纳1,000多人的研究所俱乐部挤满了。
大家这样来悼念这位中年死者,他生前在人世间到底给人们心里留下了些什么呢?
当他步入人生的时候
他出身于杭州一个旧职员家庭,在红旗下成长。当他步入人生的时候,社会给他的既有蜂蜜,也有苦酒。他的父亲是旧社会的过来人,有些政治历史问题,1954年被错判入狱。但他相信党,相信革命事业。他努力学习。两年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母亲一再来信,要他回杭州或上海工作,以便照应家庭。他是长子,懂得母亲的艰难,深知母亲的苦楚。但他追求的是事业。他学的专业是光学专门化。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在东北,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在东北。岂能燕雀恋窝,要学鹏程万里。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这就是他走向科学迷宫的起点。
攀 高 峰
当他挑着简易的行李跨进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大门时,谁也看不出这个高瘦个儿的青年人身上有什么闪光的东西。经过几次接触后,王大珩看出来了:他质朴、正直、勤奋,进取心极强,对学习和工作,有着火样般的热忱,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楼梯一步跨两级。这些品质和劲头,是科技工作者最可贵的。科学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
六十年代初,国外在光学传递函数的研究方面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在这个科研领域,我国尚是个空白。王大珩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为蒋筑英选定光学传递函数这一研究课题。在导师的指导下,蒋筑英开始攻关了。
这项科研,是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前无古人,今人谁也没做过,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困难面前却步。他对伙伴们说:“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了这套装置后,深为惊异,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人生三十而立。蒋筑英和伙伴们搞出这台高精度的装置时,还不足三十岁。
“中国人有内行!”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报告。无论在光学检验方面,还是在颜色光学领域,他的成就都是突出的。他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又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座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已作为国内制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他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重要论著,对我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X光射线测试技术方面,使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被同行们誉为“水平很高,很有独创性。”
他的成就意义重大。他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民造福,为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吉林省一些部门进口一批光学器材。我国商检部门请他帮助检验产品的质量。他二话没说,把任务接受下来。他和组里的同志用自己建立的测量装置对进口镜头进行查检,发现了这批锃光铮亮的洋货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并拍成现状照片,交由我方去向外商提出索赔。当外商看了蒋筑英提供的查检报告后,才明白过来:“中国人有内行!”此项查检,不但使国家免遭10多万元的损失,而且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研究所建立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蒋筑英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其余部件自己制造。这一项,他又为国家节省了10多万元。他在患胸膜炎全休期间,去具体指导和帮助长春第二光学仪器厂生产出了国内第一流的变焦距镜头。仅这一项,就使这家工厂实现了纯利30多万元。
当你看彩色电视的时候
也许你还记得:前些年,当你看彩色电视时,看到荧光屏上人面猪肝色,红旗变成了紫红色。这是我国电视台的彩色电视的彩色复原技术当时没过关所致。那时正在挨批判的王大珩,为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在长春办学习班攻关。谁也怕同他接触,怕得政治上的“急性传染病”。但被人骂为“狗崽子”的蒋筑英不怕。他和王大珩白天一道工作,夜里独个儿到所里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常常工作到后半夜。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他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一文,提出了解决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这在国内是个创举。他又登上了一座从来没有人登上过的高峰!亲爱的读者,当你在茶余饭后观看彩色电视的时候,你可知道这位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中年科学家为你所作的贡献吗?
“义务资料员”
蒋筑英家住长春唯一的风景区南湖附近。他有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十一岁。孩子多次求爸爸,周末全家人到南湖去玩。爸爸答应了,但一再推迟,因为他实在太忙了。
他办公室的门常常是敞开的,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他要找的人也太多。这些人大都是来谈科研和生产上的事的。这些事,许多不是蒋筑英的本职工作。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所以大家有事都去找他。所里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副研究员说:“蒋筑英把我当师长,非常尊敬我。我对他非常佩服。他知识面广,学问很深,比我强。我有难题,愿意向他求教,他也从不推托。”是的,有些不懂的问题,他也不推托,把它记在小本子上。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这就是他的“备忘录”。凡是“备忘录”记上的事,件件有着落,那怕翻箱倒柜找资料,也给人家作解答。他本身的科研任务繁重,又加上这么许多额外的事,额外的事需要在额外的时间去做。他的时间往往不够用。他每天清晨5点钟左右就起床,一直忙到夜里10点左右。年复一年,他就是这样过来的。
查阅资料,他搞综合利用。他懂得英、俄、德、法、日5门外语,可以博览洋书。翻到与自己科研有关的资料,他记在自己的本子里;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用另纸译出,如果写得不干净,又工工整整地誊清,送去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参考。他是个难得的“义务资料员”。仅四室的同志就收到他送上门的译文资料9篇。所里有一位同志研究的课题,他发现很有意义,就主动帮助,极力推荐,最后使这个同志出席了国际有关学术会议。有一位同志与人不好相处,也曾同蒋筑英多次争吵过。一次,蒋筑英发现他的一篇论文有个公式错了。要是直接向他指出,恐怕又会引起争吵。蒋筑英收集了有关中文和外文资料,给他送上,说:“你那篇论文的公式看来可能有错,请你看看这个资料吧!”这位同志看了资料,发现自己是错了。他意识到:这个“义务资料员”不但在帮助自己改正错误的公式,也在帮助自己改正缺点呀!“文革”中,有位同志觉悟不高,整过蒋筑英。蒋筑英不记仇,热情地帮助他,对他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也不是你的责任,以后一起好好干吧!”
他查资料时,想着别人要查资料。怎样才能花最少的时间找到需找的资料呢?他想出了办法,主动去帮助所里图书馆编书目,去帮助情报室编《光学设计与检验》索引资料。全书7,000多篇资料,他一页一页审改,精心编排。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方便大家查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光学资料也不好找,他设计了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他讲课,他加班加点给他们编写了8万字的讲义。长春光机学院的老师常常前来向他请教,他热情接待,诲人不倦,是个难得的“好老师”。更为难得的是,他把自己掌握的最原始最珍贵的科研资料也随时献给他人!
“你的名字应署在前面”
他把知识献给他人,也把荣誉让给他人。所内外,省内外许多同志工作上得到过他的具体指导和帮助。有的同志发表论文报告时,要署上他的名字,他坚决谢绝。
所里齐钰同志根据蒋筑英提出的想法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后,和他合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摄影物镜的光谱透过率和彩色还原特性的校正》。这篇填补空白的科学论文诞生后,齐钰要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自己的名字前面,蒋筑英不依,坚持要把齐钰的名字署在前面。齐钰不让蒋筑英知道,在论文上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前面后就交付打印。蒋筑英也不让齐钰知道,赶在论文打印前到打字室,把论文上两人的署名调换了个位置。论文打印出来了,齐钰过意不去,去找蒋筑英,说:“老蒋,这项研究工作,原始思想是你提出的,许多工作也是你做的呀,你的名字应署在前面!”
“实际工作是你做的,你的名字应署在前面。”蒋筑英说。
“你是第一作者,我只做部分工作。”
蒋筑英笑着,说:“得了,得了!”
这篇论文引起了一次全国专业会议的注意。会议向蒋筑英发了请帖,请他前往厦门在会上作报告。蒋筑英去找齐钰,说:“有个会议,你去参加。”
齐钰说:“我不应该去,该你去!”
“我工作忙,走不开,就这样定了,你去!”蒋筑英说完转身走了。
在会议上,齐钰宣读了那篇论文。与会者反应强烈,以为齐钰就是蒋筑英。齐钰向大家解释说:“蒋筑英同志工作忙,没有来。”
蒋筑英不幸去世后,所里收集材料的同志请齐钰谈谈他和蒋筑英合写论文一事。齐钰一听,连一句话还没说出来,就流下了行行热泪……
不能袖手旁观
蒋筑英常说:“要看到国家的需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晚上,他在家看到电视图像不清,第二天就主动跑到电视台帮助查原因,毛遂自荐讲摄像技术。一次他正在外地出差,接到天津电视台关于解决飞点扫描彩色电视电影彩色还原效果不好的求援信,他顾不得旅途的辛劳,同老科学家冯家璋一起连夜赶往天津,先是查明了原因,后来又亲自帮助制作了颜色玻璃滤光片,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他还热情帮助工厂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难题。国内十几个省、市的有关光学产品生产的工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长春几家光学仪器厂把他看作自己的参谋和顾问。蒋筑英也常往这些工厂跑。他鼓励大家说:“长春是全国光学基地,这几年落后了,大家加把劲赶上去,光机所作你们的后盾!”
有人劝蒋筑英:“依你的基础和才华,何不趁年轻时多写几篇论文!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蒋筑英笑着说:“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不管部长”
对所内所外的事情,蒋筑英都不袖手旁观。所里计算机房的冷冻机坏了,影响了工作,本来这不是他的任务,他带几个人去修;情报室手摇油印机坏了,他去修;图书馆借书登记处的钢笔没有笔尖,他找个笔尖安上;室里同事生病,他冒着大雨去看望;有位同事孩子需奶粉,他托人从外地捎来,亲自给送去;他原住的房子,10家人用一个厕所,厕所堵塞了,他去掏,成了邻居们公认的“义务清扫员”……
一次,他下班回家,在公共汽车总站看到一个妇女背着孩子,带着沉重的行李,在请求售票员让他们母子上车,因为汽车不是在站上,售票员不让。蒋筑英上前去劝说。售票员冲着他说:“没你的份儿,你少管闲事!”蒋筑英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讲点社会公德,多为别人着想,都应对社会负责。”售票员还是不让。蒋筑英去找调度,直至把那妇女母子送上车才离开。他路过一家机床厂,发现马路上撒有铁屑,为防止扎坏路人的自行车,他找来扫帚把铁屑打扫干净;看到工地上水管漏水,他去找人修理;马车进城,牲口粪便拉在街上,他向《长春日报》投书,呼吁制止这种破坏市容卫生的行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不管部长”,时时处处在对社会负责!
他忙极了!所里的老工人说他是“永动机”。可他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时刻在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常常忘了自己。他的门牙脱落了,他抽不出时间去安上。身体有病,也不抽时间上医院去瞧瞧。他一天天消瘦,腹痛越来越剧烈。他的爱人催他去看病,他老是说“明天”。
在住房、工资和职称面前
人到中年。他的工作和生活的担子是沉重的,生活条件也并不好。他三十岁才成家,一是为了事业,二来对象也不好找。他在北大上学时,有过对象,在家乡杭州。他大学毕业后非要去东北不可,姑娘不愿当“牛郎织女”,又不想跟他到东北受苦,一刀两断了。亲戚朋友多次给他介绍过对象,人家一听他父亲是个“反革命”、“劳改犯”,都告吹了。他倒不在乎,不在爱情上多费心思。也有慧眼姑娘。在同一个所工作的高中生,叫路长琴的标致姑娘爱上了他。1968年,他们登记结婚,但没能组成家庭,夫妇分居,各自分别住在单身汉和单身女的集体宿舍里。他们不算“牛郎织女”,因为他们天天可以见面,吃饭也能凑在一起。所里房子实在困难。第一个孩子要降生了,所里挤出一个阴湿的小房间,他们才有了家。不过,这个家也太不象家了,家徒四壁,几乎什么也没有。孩子出生40天,他响应号召,到黑龙江干校去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后来,他又多次搬家,条件一次比一次好。1971年,他搬进了一间11平方米的房子。这时他的第二个孩子已出生。房子不大,一家4口,孩子尚小,还算凑合。难以凑合的是,隔壁是个公用厨房,装有10个煤炉子,5个靠着他家的墙。冬天,给他家送“暖气”;夏天,给他家加温。好在长春夏日短,忍受一下就过去了。最忍受不了的,谁家的炉子灭了,生起火来,遍屋生烟,直往家里灌。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歇息。
上班,他回所搞测试,查阅资料,计算。下班,他买菜,做饭,柴米油盐酱醋杂,他得和妻子共管,涮锅洗碗,他也得做。他的妻子贤惠而勤劳,尽量包揽家务,好让丈夫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搞科研,为国出力;而他是个非常体贴妻子的丈夫。妻子身体不好,他要尽量减轻她的负担,这也是对社会负责。特殊的条件,使他学会了许多特殊的本领。所有家务他都会做。尤其是烧菜做饭,是他的拿手好戏。同事们和他开玩笑,说他“穷知识分子巧当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吃完晚饭,洗罢碗筷,他就搬来小板凳,在床前坐下来。床,就是书桌。他继续班上的工作——阅读文献,查阅资料,撰写论文,一直忙到10点。孩子等着要睡觉。他不能夜战了,收拾起资料、纸笔,这时,他的工作间又还原为卧室。
典型的环境,造就了典型的性格。他意志坚强,刻苦耐劳,干净利索,细腻过人,精神专注。胃不好,他能照样吃高粱米饭。甜酸苦辣咸,他都能吃。孩子在家里闹翻了窝,他坐在那里看书一动不动。
1980年底,所里分房子,分给他三间一套的,有厨房还有厕所。他面临着第七次搬家,简直是一步登天了。这一夜,他的妻子高兴得合不上眼,他也失眠了。第二天,他去找管房子的领导,说:“我想找你谈谈分房子的事,我不要三间一套的!”
这些年来,领导最头痛的是遇上评工资、评职称和分房子。可蒋筑英却说:“所里有些同志住得很挤,有的还三代同堂。我觉得住三间一套不合适。我不能要。我要二间一套就行了。”
他的孩子也不小了,女儿个头已长得比母亲还高。领导向蒋筑英解释说:“这次分配的这栋房子,是上级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拨专款修建的,专款专用,够条件的能分,不够条件的,打破头也分不得。分给你三间一套的,是照章办事。不要说了,你回去吧!”
照章办事,吵也没用,蒋筑英才退了下来。1982年春节前夕,他搬进了新居——五层,最顶一层的三间一套的房子里。
在福利面前,我们的英雄战士是在无声无息中度过的。1977年调资,他没评上;后来,所领导关怀他,每月给他10元科研津贴。1980年调资,他也没评上。他不吭一声,照样大步流星地走路,一步跨两级上楼梯,没白没黑地干。他经济不困难吗?不!自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他一直“经济恐慌”。他要寄钱养家,还要买书。母亲和弟妹在家糊火柴盒度日。他工作了十年,还没带上手表。“的确凉”衣服在神州大地普及了,对他来说是“奢侈品”,他穿的是粗布衣裳。他的弟弟参加工作后从杭州来,看到哥哥实在太穷了,回去后,买了件“的确凉”上衣寄给他。1979年前,他家最闪光的家具,就是两个破旧木头箱子。但他有大批家产,那是书,这些书在他眼里是最闪光的东西。
他穷,但也能搞到钱。他帮助工厂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发展生产,给他报酬,他不要。长春第二光学仪器厂请他当顾问,每月给20元酬金,他全部交给研究室。他的父亲的冤案平反后,他给父亲去信,说:“国家现在有困难,不要向组织伸手,你需要钱,由我和弟弟妹妹们负担。”
1979年,蒋筑英发过一笔“洋财”。那年,所里派他往西德进修。他省吃俭用,硬是从口里抠出一笔钱来。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去吃饭,他不能不去。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不能不回请。上馆子,太费钱了,他舍不得。他决定充分发挥他的特殊本领,自己买菜做饭请客。他做了几道中国菜,外国朋友一一品尝,啧啧称赞:“Sehr Put!”(顶好!)平日,他吃饭尽量凑合,对付,省下了钱。这顿“家宴”又省下了不少钱。半年时间,他省下的钱是个不小的数目,相当于他几年工资收入的总和。他给所里写信,问领导所里需要买些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我驻外机构有一位长春“老乡”劝他:“老蒋,你应该给家里买部彩色电视。”蒋筑英说:“我也真想买部电视,不过买部黑白的就可以了。”他到旧货商店花了折合50元人民币的马克,买了一部旧的黑白电视机。蒋筑英对那“老乡”说:“如果不是所里派出国,买部黑白电视也不容易,有这个也就够意思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他都交公了。
1981年,他第二次出国,到英国和西德去验收所里要进口的机器。他飞抵伦敦时,迎接他的同志看他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准备叫部出租汽车。蒋筑英拒绝了,提着箱子去挤公共汽车。到了驻地,那同志问他:“吃饭了吗?”
“没有。”
“那我去买菜做饭。”
“不用啦,已有菜了!”蒋筑英说。
“什么菜?”
“祖国特产——四川榨菜!”蒋筑英说着取出一大包榨菜来。这是他在北京上飞机前买的。经过第一次出国,他积累了经验。这次,他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钱来,再给所里增添些器材。他的心,就是这样想着祖国,想着科研!
1979年,所里学术委员会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决定把他从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领导要他填写一份晋升职称的表格。他不填,说:“所里许多老同志学术造诣比我深,贡献比我大,这样的机会应当先让给他们。我还年轻,还需要不断地探索,磨练,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提高。”他放弃了这次提职的机会。三年后,又一次提职称,领导又去找他填表。这次,他填了。在业务自传栏,谈到成就,他大大从略了。主要写了以下四点体会:
“一、要看到国家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二、要学以致用,不要漫无边际地去积累知识,要为解决实际问题去学习。三、要善于向周围的同志学习。人各有所长,有的理论基础好,有的实践经验丰富。遇到问题除了自己刻苦钻研以外,找适当的人讨论讨论往往很快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四、要勤动脑,勤动手。知识和技能都是靠不断积累。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不勤于学习和实践就会落伍。”
最后他写道:“我们肩负继往开来的重任。今后多做铺路石的工作,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为年青一代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高峰创造条件。”
亲爱的读者,在这位英雄战士面前,你在想些什么呢?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要填写的诸多表格中,有一种蒋筑英是追求填写的,那就是《入党志愿书》。他知道,这张表格,对他来说,是不容易得到的。他努力学习业务,刻苦钻研,即使在“文革”中,被卷进波涛滚滚的政治漩窝里,他还坚持钻研业务,坚信知识必有用。这本来是优点,但被扭曲了,说他走的是“白专道路”。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通读马列。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一些主要著作他读过,并写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了,上面留下他划的各种符号。他读这些书,是为了学习做人的道理。他对党的追求,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这些书给了他启发。他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是他追求党的道路上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但他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倾诉衷情。在一次思想汇报里,他写道:“由于党的多年教育和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使自己对社会发展规律、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有了一些明确的认识,并逐渐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和最崇高的理想,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中国要富强,人民要幸福,只有依靠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
有人曾劝他,说:“象你这样背着包袱的人,还是谨慎点好,还谈什么入党!”但,他不动摇,无论处于什么样的逆境,也从不动摇。共产主义信仰,就有这样的力量,它能使人身处逆境而毫不动摇,使人为了祖国,为了他人而不顾自己的一切,甚至在死神面前,也放声大笑!
在他第一次出国临行前的一天,夜很深了,孩子们早已睡熟,他的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他在屋里踱来踱去。
“休息吧,你在想些什么呀?”妻子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
是啊,他在想些什么呢?是对异国风光的憧憬?是对离别妻子儿女的挂牵?都不是。他对妻子说:“国家还相当困难,出国名额有限,谁不想有这样的机会?组织上偏偏给了我……”
“那你更要好好干,做出成绩来。”
“这还不够,”蒋筑英说,“党对我的要求不只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工作者,光是业务拔尖还远远不够。……”
夜,更深了。蒋筑英摊开稿纸,在写入党申请书。这一夜,他家窗户的灯光一直亮着,亮到凌晨。
1981年,蒋筑英父亲的冤案平反了。父亲被作为退休职工处置。蒋筑英给父亲去信,说:“要相信,相信社会主义。我的入党问题,在你的问题明确结论之后,就有可能得到解决。人总是应该有个信仰。现在有些人对入党无兴趣,但是我想,加入党组织,是我的归宿。”
1982年5月,党支部根据他的多次申请和一贯表现,准备接收他入党。当他接过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要填的那份表格——《入党志愿书》的时候,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这一天他终于盼来了!
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他要到成都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临行前,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写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最后的四天
蒋筑英是6月13日到成都出差的。他走得很仓促。12日下午才决定的。这天是星期六,他工作了一整天。下班前,他和战友们在新建的一个试验室墙上打洞,安钩挂窗帘。窗帘挂钩安上了,还剩下一些水泥。该下班了,他拣起水泥去修院内一处被破坏了的柏油路面。吃过晚饭,他拿起工具去帮助本室一位同志家修理下水道,8点多才回家。
路长琴正在给他收拾携带的东西,见丈夫进来问道:“这趟出差不是早就指定别人了吗?”
“那位同志有困难去不了,儿子考大学,他得留下来辅导。”
“你身体不好,叫你去瞧瞧,你总是说‘明天’。你这身体能走吗?”
“领导上决定了,不给领导添麻烦啦。出差也只有一个星期,回来一定到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蒋筑英起来把昨晚锅里的剩饭加上水,做稀饭当早餐。妻子给他拿了6个鸡蛋,要他煮熟路上吃。他煮了4个,自己要了两个,留下两个给孩子。
清晨5点多钟,蒋筑英踏着茫茫的晨雾匆匆地走了。路长琴望着丈夫消瘦的身影,不禁心头一酸,视线也模糊了。
13日下午,蒋筑英和所里的另两位同志飞抵成都。当晚7点他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点半才结束。
次日7点50分,他从招待所出发,挤换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于8点50分到达某工厂。蒋筑英直奔厂房,忍着病痛开展工作,一刻也没有休息,下午回到招待所,又同有关人员讨论验收仪器装置的有关事宜。
深夜11点半,蒋筑英腹痛难忍,同志们把他送往医院。他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由于劳累过度,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终于在次日下午5时03分去世,终年四十三岁。
人生命的价值不是以年岁来衡量的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北京,王大珩悲感交集,紧握双拳敲击着自己的太阳穴,流着泪,连声叹道:“从何谈起!从何谈起呀!中国科学院刚决定把光机所领导重担加给他的时候,他却离去了……”
16日一上班,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开会,所领导在会上宣布这个不幸的消息,话没有讲完就泣不成声。人们都在为失去这样的好同志哭泣。
追悼会那天,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地的近百个单位送来挽幛和花圈。著名光学专家、南开大学母国光教授发来唁函,沉痛悼念蒋筑英同志,唁函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蒋筑英同志年迈的父亲让亲人送来了催人泪下的悼词:“作为爸爸来追悼儿子,这心情是沉重悲痛的!但是,你一心为公,忠于科学事业以身殉职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向你学习!”
中共吉林省委根据蒋筑英生前的表现和遗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蒋筑英同志的骨灰盒已被安放在革命公墓。蒋筑英同志呀,你安息吧!
人总是要死的。不过,你死得太早了。然而,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是以年岁来衡量的。你活着,象一颗耀眼的新星存在;你逝去,也象一颗耀眼的新星陨落,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划出一道强烈的闪光。这闪光,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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