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古籍和古籍整理
李一氓
提要：古籍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整理古籍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内在联系。不能把古籍限在明代以上，整理清人著作，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整理古籍的手段，如标点，注释，校释，笺释，今译，辑佚，汇编，孤本、善本复印，类书、丛书，工具书，图录等等，都要加以认真的研究，最终目的，是要总结出一个有关的科学概论。整理的方法不要为前人学派所限制，要提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以及近代科学的方法。同时积极开展百家争鸣。
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与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里所谓“典籍”，所谓文字可考的历史的“文字”，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古籍”。当然，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表现在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古籍，亦表现在其他的文化部门。如古代的青铜器，古代的石雕、碑刻，精美的瓷器，古代建筑，保留下来的古代壁画和各代艺术家的书画作品，都是中国文明的历史宝藏。此外还有许多发明，如造纸、炼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活字、蚕丝及织品、医药等等，亦同样是中国文明的历史宝藏。
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他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整理古籍亦就自然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的内在联系。所以中共中央认定：“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其实，全国解放以来，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示，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的情况下，对好多重要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标点、注释，约在两千种以上。这些经过标点、注释的书，比起原书来有更大的学术价值，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今天讲“古籍”，不能只包括元、宋、唐、隋、晋、汉、秦、周，还应该包括有清一代至1911年为止。因为汉人视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做过很好的工作。魏人、晋人、隋人视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唐人视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宋人视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也做过很好的工作。以此类推，我们今天要把清、明、元、宋、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作为古籍，加以整理是自明的道理。我们不是清人，不能把古籍限在明代以上。而且清人著作大部分没有经过整理；特别是他们的著作和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其他经济、政治、军事等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整理清人著作，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至于在古籍内容方面，自然文、史、地理、农、医、兵书、音乐、科技等都包括在内。照旧的分类，就包括经、史、子、集全部。但属于古籍的医书、农书、科技书等，卫生部门、农业部门、科技部门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很有成绩。整理这类专科古籍，这对他们有直接的工作效益，他们又有专门知识，自应由他们继续负责整理。今天我们只想把整理范围限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意识形态的三个领域。
至于选编类，清人以前的，如上自《昭明文选》，下至《古文观止》，自可列入古籍。但作为古籍整理，我以为不必大费力气去安排选这选那。这类选编工作，应留给各文科大学，各文艺部门，各文、史、哲专家，按他们自己的要求，自行去选编。
至于史学方面，所涉甚广，都应纳入古籍整理的范围。如土地、赋税、漕粮、人口是经济方面，战役、兵制是军事方面，疆域及其变动是地理方面，天文、历数则涉及许多历史事态及史事时间，都属于史学领域。
至于佛典、道经，我们把它们当成中国哲学的古籍来整理，不能仅仅意味为宗教。同时它们在历史上表现为行动时，又是和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分不开的。哲学是一般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一般，而特定的思想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军事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就涉及到哲学、史学和特定科学的三个部门，因为说的是思想，自然就和哲学连在一起了。
关于地方志，这是一门大学问，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献的材料。譬如有许多人物，正史无传记，而地方志里却能够提供你有用的资料。科学部门已经利用地方志（加上正史）综合出地震材料、天文材料，都是很有价值的。根据朱士嘉编制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我们可以顺利地进行整理工作。我希望已成立的“方志学会”全部承担起这方面的任务，积极进行。
至于地方文献，应另为一类，和地方志不要混在一起。譬如原《安徽丛书》就收有《黄山志》，这就不大适当，可能原《云南丛书》好一点。现在北京出版若干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不收北京人的诗文集，是个好榜样。假如北京要编地方文献，可以汇编新的《畿辅丛书》。这些都应该由各省市自己去决定。
对于少数民族语文古籍，自亦为中国古籍，如藏、蒙、满、回鹘、西夏、契丹文等，都应加整理；但主要的应由民族学院、民族出版机构负起责来。
现在我想就整理这个手段的一些问题，谈点意见：
首先是标点。标点，古人谓之断句。因为古籍的绝大部分不断句，因此在某些关键地方，如何断句，就聚讼纷纭了。花点工夫，一标点，文义就清楚了。也包括分段，其实古代作家的整篇著作，都是有段落的，提行另起，理路就清楚了。这都比较容易，要求所有出版的古籍都加以标点，——当然，善本复印除外。
其次是注释。我个人主张对音读（如读如某，某某反）和对名物训诂两者不再去大下功夫。明以前没有专门的字典、辞书，他们做出这样的古籍注释，是值得钦佩的。如汉人郑玄，魏人王弼，唐人孔颖达、陆德明、李贤，宋人朱熹、清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及其他汉学家，都做了大量注释工作。但我们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去代读者查字典，查辞书。注释要求简要，力戒烦琐。近来出版的注释古籍，有的肆意泛滥，就不免有这个毛病。当然，属于文字学、音韵学的古籍，那是另一回事。
其次是校释。这是很重要的，不仅要校误字，主要要校古籍中时间、地点、人名、人事的错引、异说；有时已属于考据的范围。
其次是笺释。学者本人如聚积了丰富的材料，对时间、地点、人事都有把握，自然可以做本书笺释的工作。但如猜测过多，每在疑似之间，学术价值就相应的降低了。
其次是今译。自清末到现在，已有不少的成绩。今译的读者可以摆脱古籍原著的文字烦难，直接从现代语言去了解一个历史过程，一种哲学思想的活动，一篇文学著作的意境，有好处。但做起来不容易，有对原著理解水平的问题，还有在翻译上现代语的文字水平的问题。同时，也无法把全部古籍都加以今译，又有一个选题的问题。
其次辑佚。有些古籍，有书名，有著者，或者还有卷数，或大体上知道是什么内容（或全不知道），但就是没有这个原书。古人从许多丛书、类书中沙里淘金似的，辑出了不少佚书，对学术贡献很大。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好做。
其次汇编。在这方面，清人的成就最大。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等等；近代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助于通观一代文艺变迁和时代关系。我们现在仅有《辽文汇》、《全宋词》、《全金元词》等。有的同志建议编《全宋诗》，以上接《全唐诗》；编《全明词》、《全清词》，以上接《全金元词》。当然，范围还不止于文学部门。如过去编印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十种，就有很大的学术参考价值。能不能组织力量，编印续编，收成书后新发现的或当时搜罗不备的材料，使这十种书更具有完整性。
其次孤本、善本复印。标本就是1957年复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它原是商务《续古逸丛书》的第47种。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黎庶昌《古逸丛书》，商务《续古逸丛书》之后，选印《古逸丛书三编》。把不可多得的宋、元本古籍和明刊善本，都选编进去。这样，一方面普及一下清人认为很神奇的宋、元本，一方面也提供一些可供校释和学术研究的资料。我还希望把《古本戏曲丛刊》未刊行的五、六、七、八集都印出来，这原是已有书目的。
关于类书、丛书。1949年后复印了一些唐、宋、明、清的类书、丛书，但为数甚少。至于我们自己，除《近代史资料丛刊》和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外，其他出的丛书、丛刊之类，都有头无尾，体例不明，还得清理一下才行。至于古代的丛书一类，从《百川学海》起，就有一个大毛病：杂。自《圣门事业图》编到《扬州芍药谱》，今天看来，不值得学，也不值得再翻印。我认为应把宋以来的丛书打散，把历史编为一类，把地理编为一类，把文艺评论编为一类，其他如花、鸟、虫、鱼等，暂不理会。这可总名为《丛书专录》：《史事编》、《地理编》、《文艺评论编》，检查和使用起来，会更为方便，更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至于工具书。在《通典》、《文献通考》、《会要》这类政书方面，现在首要的是编《清通典》、《清会要》和整理一部完整的《清文献通考》。其他有关什么INDEX（所谓《引得》）之类，根据需要，可以大量做。
关于图录。这也是一种工具书，由中华地图学会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极大的用处。类似这样的书，还该研究，组织力量，整理出版。
最后，整理的最终总结。把整理古籍限制在标点、校、注、笺等等上，汉、唐、宋、元、明、清人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讲。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无非是做研究工作的一大堆参考书。我以为整理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和总结出一个有关的科学概论。如没有两三部很精较详的《中国哲学史》，那么，一大堆子书、宋明理学书、佛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整理得再好不过了，它们也不能说明何以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一些哲学思想，它们的发展又怎样，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它们对我们这个民族成长给了什么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政治、军事、经济都是这样，文学、艺术也是这样。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整理是一个技术工作，研究不是整理，是一个学术工作。我以为这个理解不准确，至少今天不准确。因此，我们应该提倡要有很多这类研究性、著作性的书，如美术史、文学史、军事或战役史、政制史、经济史、民族史、哲学史和各种思想史等等，才能算把整理工作完成了。
在古籍整理上，还有一个方法问题。自汉以后一直至清代，有不少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校勘、训诂、辑佚、汇编等的工作。我们承认他们的贡献的价值。同时，前人还有专讲“经世之学”的一派，他们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我们更应尊重他们这种精神和他们的见解。在这方面，汉人有汉人的方法，唐人有唐人的方法，宋人有宋人的方法，清人有清人的方法。他们在继往开来中，都独辟蹊径。其实汉学和宋学早已分科，清代乾嘉学者，又自成一个派系。我们的整理自不能只追随这些前辈，依样葫芦。我们已掌握了近代科学方法，加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只要勤恳严肃，我们的成果肯定会超越前人。王国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郭沫若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划时代区上，应该是一位了不起的前驱者，在古文字学上，有他独到的业绩。我们不要为汉学、宋学、乾嘉学派所限制了。
提到王国维，他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但他的研究方法是近代科学的方法。至于郭老，他是学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非常明显，他对于恩格斯更有特殊的研究深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对某一特定问题的新的见解，作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结论。有成就的过去的学者专家都是如此。陈陈相因，就不大有意义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是批判过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他概括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这里注重讲的是涉及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它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搞历史亦应该学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离开这一点来搞学术，包括古籍整理，就一定不会有成绩，结果将会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唯心主义的东西，形而上学的东西，烦琐的东西。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而不能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创立和培养出一个时代的好学风。
关于百家争鸣，从学术上讲，我以为现在是已经具备了百家争鸣的各种条件的时代。以为还有一个什么非常非常合于理想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没有的。文、史、哲各科学部门，出了这么多的刊物，组织了说不清的学会，全国各地开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文、史、哲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是百家争鸣是什么呢？只能问鸣出来的成就够不够理想，争的够不够扎实。
清人以东北少数民族，武装取得对全中国的统治权。为了镇压和消除汉族的反抗，康、雍、乾三朝发明“违碍”两个字的罪名，做了大量工作，把宋、明人著作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这样《四库全书》编钞出来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印出来了。他们兴趣越来越大，还编纂出什么《全唐诗》、《全唐文》、《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钦定词谱》、《钦定曲谱》、《西清古鉴》、《石渠宝笈》、《数理精蕴》……。他们无非是要在汉人著作中去掉涉及东北和满族的所谓有“违碍”的篇、章、语、句，以及胡、夷、狄等字。但实际效果是替祖国文化保存了不少的宝贵的文史著作。没有《四库全书》，没有《古今图书集成》，可能许多前人的心血就湮没了。我的意思主要在说明这几位清代统治者在对待祖国文化上，气魄大，精神旺；足以和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伟大发展相呼应。这个时代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时代。我的结论是，从古籍整理上说，我们也不应该落后于康、雍、乾。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条件、物质条件上，我们都比他们强。只要我们尊重这个时代，不辜负这个时代，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出一点成绩来的。这个成绩将会超越前代。
第5版()
专栏：
新岸的灯火
——电视剧《新岸》观后
梁光弟
看了电视剧《新岸》（李宏林编剧，王岚导演），心潮起伏，遐想联绵。
首先使我联想起《环球》杂志上一篇自述体翻译文章《一个意大利姑娘的遭遇》。这位意大利姑娘名叫纳迪娜，从16岁起，被强制卖身，陷入流氓黑帮，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残酷蹂躏。她后来也找到一个丈夫，却摆脱不了乖戾的命运。她痛哭流涕地要去重操旧业——纳迪娜找不到新岸！
我们《新岸》中的女主人公刘艳华也是在16岁时陷入流氓群，成为一个扒窃犯。然而，她的命运跟那位同龄的意大利姑娘是何等不同呵！她从泥潭里拔足而出，在困苦的劳动中磨掉了灵魂的污垢。尽管她后来也遇到过白眼和冷落，但是，社会主义在她心中点燃了火光，亲人和同志栽培了她心中的花蕾。她迈着坚毅的脚步，终于走向了新岸！
一部感人的艺术作品，往往使人的思路超越其题材的范围。《新岸》使人想到的难道仅仅止于失足青年问题吗？我看，一切处于逆境、受过挫折、遇到困难的同志都可以从中汲取热力，看到曙光。
十年动乱，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外，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可以算是一次“失足”。如今，党中央率领我们拨乱反正，在新的道路上前进，但困难还不少。在社会主义的大路上，我们中华民族，十亿创业者和改革者，只要振奋精神，埋头苦干，一个满天彩霞的新岸不就在前头吗？！
有的观众写信说，看了《新岸》，得到一场美的享受。生活是美和丑的战场。流氓犯罪是生活中的丑，描写这个题材的作品对于丑当然是无法讳避的。而《新岸》这个涉及流氓犯罪问题的作品，怎么会给观众带来一场美的享受呢？
对于生活素材的摄取和提炼，往往体现着作者的情操、修养和审美判断。《新岸》的选材是严谨的。它描写刘艳华从沼泽走向新岸，并没有平铺直叙地介绍完整过程，只是从主人公出狱回家写起，而把入狱和狱中作为序幕放在片头，把噩梦生涯作为片断回忆穿插在剧中。编导是独具匠心的。出狱后这一段人往高处走的历程，为透视刘艳华心灵美的熔铸提供了相应的历史背景，为全剧带来了难能可贵的新意。
集中精力塑造人的视觉形象，捕捉人物的心灵美，也是《新岸》创作中的一个长处。编、导准确地抓住了刘艳华性格发展的“种子”——一股永别旧径的志气，一颗追求光明的恒心。她用辛勤的劳动孕育了这颗种子，用拚搏的汗水浇灌了这颗种子。她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把李侠——一个执迷不悟的流氓的来信撕成碎片。她扶正祛邪，见义勇为，为高家小妹之死伸张了冤情。那颗追求光明的种子，终于绽开一朵艳美的华葩。
一颗籽种的萌发，既要靠自身破土而出的决心和行动，更要靠社会的雨露和阳光。生活中没有美的熏陶，心灵上怎能有美的浸润？编导饱蘸着深情，塑造了高元钢这个忠厚憨直、道德高尚的新人形象，为《新岸》增添了迷人的魅力。当刘艳华象只孤雁难飞的时候，小高打破世俗的责难，毅然给她送去温暖。当刘艳华要上调回城时，小高克服了内心的焦愁，送一条纱巾给她。在晚霞的映照下，高元钢伸出双手，为带病赶来的同伴拉紧了外衣。俩人默默相对，深情满怀。高元钢向刘艳华伸出的双手，何止是爱情的双手！那是社会向失足青年伸出了举着灯火的双手！《新岸》又一次引我们深思：社会主义文艺是点燃人们心头的火苗，照亮人们奋进的征程？还是熄灭人们心头的灯盏，用一片灰暗遮住人们的视野？鲁迅先生在旧社会就说过，要使作品“显出若干亮色”。奇怪的是，最近竟有个别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天再提倡这个主张就是“有失公德”。须知社会主义生活的亮色已经不必特别“装点”。如果不准显出这固有的亮色，那还有什么公德可言！
《新岸》映射出时代的亮色，呈现出生活中的美，但并没有粉饰现实，回避矛盾。美具有诚实的品格，粉饰无法描画出美来。既然生活中存在着李侠这种怙恶不悛的丑类，在作品中理应痛加挞伐。既然改邪归正的失足青年有时仍受到歧视，在作品中理应对这种现象加以批评。如果表现出对丑的鄙弃和美的赞肯，那么，丑的作品中就产生出积极的审美价值。《新岸》描写刘艳华出狱后仍然有一段经磨历难的路途，当然是有生活依据的。但是，在反映社会对刘艳华的关怀和支持方面是不足的。“四人帮”把人变成鬼，共产党把鬼变成人！在现实生活中，街道上的戴主任、工区的党支部书记和老师傅，都对刘艳华的新生给予了许多热情的帮助，电视剧对此有所削弱，未能把生活美更充沛地转化为艺术美，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电视剧的播映和欣赏条件，要求它的创作更加逼近生活，更使观众如身临其境。《新岸》是按真人真事改编的，这固然为作品的真实感提供了前提。但真并不等于美。由真到美的桥梁是艺术的创造。由于创作者们认真深入生活，坚持从生活出发，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使《新岸》构成了淡雅朴实、隽永自然、生活气息醇郁的艺术风格。年青的演员相虹和马崇乐，不靠过火的腔调，不靠雕饰的表演，而是靠对人物性格的深入探索，靠对生活的体验感染，塑造了一对男女青年的鲜明形象，朴实、深沉，分外打动人心。我觉得，刘艳华的基调掌握较好，刻画出了坚韧、冷漠的脾性。但是，如果苛求一步的话，对于曲折经历必然给角色性格上带来的复杂性，对于她逐步走向新岸必然给性格带来的发展变化，演员在体现上不够生动深刻，使人物的色调略显单一。
《新岸》的编导，努力运用电视语言，尽量减少繁琐冗长的对白，着力于演员和镜头的调度，加强视觉形象的动作性，对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了细腻的刻画。如“探病”一场，没有一句对话和旁白。只见高元钢把湿冷毛巾敷在刘艳华的额头; 刘艳华吃力地把毛巾拉到闭着的眼上，那止不住的泪水却欲盖弥流。伫立一旁的小高，含泪相望，环顾陋室，镜头摇来一双破旧胶鞋和一碗干硬窝头的特写。此时此刻，一对有情人心中百感交集，千万个观众眼里热泪翻滚。为什么效果如此强烈?因为这场戏的处理，第一，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抓住了人物动作的抒情因素，把憨厚的高元钢和倔强的刘艳华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澜，揭示得玲珑剔透。第二，符合人物在规定情境的微妙关系。刘艳华倾心于高元钢春风送暖的高尚情谊，却又要强行锁住自己的心扉。高元钢看到自强不息的刘艳华独处困境，那未被受纳的钟爱之情却益加笃实。当然，引人入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场戏是从真实的生活提炼而来。又如多次出现的“双赶车”镜头，通过场面变化和人物调度，层次分明地表现了一对主人公之间关系的逐渐发展。开始时，一个车前一个车后，一人装车一人割草。继而，高元钢怜惜汗水浸透的刘艳华，不让她装满，就把车赶着走了。后来，发展到两人一起装车，一起推车。最后，终于坐到一起了。可惜，这些镜头不够精练，节奏也显松缓，不免给人以重复之感。从全剧的节奏来说，前面比较流畅，后面比较紧凑。但中间比较拖沓。这些缺点，瑕不掩瑜。
最近，接连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电视剧，这是电视艺术家们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成绩。祝电视剧的创作更加繁荣，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从千万个电视屏幕上，点燃起新岸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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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耿恭让
当前，我国各条战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新人不断涌现，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作家去反映和歌颂。我们应该用浓墨重彩的画笔，去描写新时代的历史画卷，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来，这是我们革命的文学艺术家的光荣职责。
作家应该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小说就是时代的产物，他的创作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
鲁迅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写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他的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确，鲁迅的小说写的大多是社会的黑暗，农民的麻木，他没有写多少光明，也没有写什么先进的人物。然而，我们决不能把鲁迅的作品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等量齐观。鲁迅的小说多是前期写的，后期很少写小说。他在1933年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说：“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随着时代的前进，革命的发展，鲁迅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在1927年前后，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了。他通过翻译苏联新的文学作品，了解了新的文学潮流，明白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文艺观也有了变化，他已经不满足于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了，不愿再“写旧的”了。他认为象高尔基等人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生活的作品，在当前的中国更需要，更有教育意义。他非常喜爱《毁灭》、《铁流》等作品。他的创作题材也是随着生活的发展不断扩大的。鲁迅也很希望描写新的生活。据说1934年他曾秘邀陈赓同志给他介绍苏区红军的生活情况，准备写一部反映红军的作品。但终因自己不在革命的漩涡中，不甚熟悉，所以未能实现宿愿，成为一件憾事。鲁迅说他所以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漩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浅，写出来也不会是好的。”鲁迅认为，象《毁灭》这样的优秀作品，是“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的，“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鲁迅是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没有对生活的深刻了解和感受，而凭主观臆想去编造作品，他是不屑于做的。因为那样写出来的作品“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后期，只写了《故事新编》之类的作品，而没有写出象《毁灭》、《铁流》之类新的作品。有人把鲁迅看作是只愿意暴露黑暗，不歌颂光明的作家，那完全是对鲁迅的误解。
鲁迅认为，作家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如果不熟悉也不必硬去写；同时，他又说也“不可苟安”于此，作家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大生活的领域和视野，注意了解和熟悉新的生活。他曾多次提出到革命漩涡中心去的问题。这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体会到的对作家至关重要的问题。
鲁迅的创作实践给我们以启迪。现在有的作家，或满足于写过去，或热衷于表现“自我”，或孜孜于编造离奇的故事情节……，对深入生活兴趣不浓，对反映四化建设热情不够，致使文艺创作与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有距离。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使文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创作出更多能够鼓舞人民前进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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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台湾红学论文选》出版
胡文彬、周雷选编的《台湾红学论文选》，最近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录了台湾二十七名学者的四十四篇论文，近六十万字。其中有台湾著名红学家潘重规的《红学六十年》、《甲戌本石头记覈论》、《读列宁格勒红楼梦抄本记》等九篇论文，高阳的《曹雪芹年龄与生父新考》，严冬阳的《关于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两回的问题》，罗盘的《论红楼梦的写作技巧》，方豪的《〈红楼梦〉故事的人物问题》；还收有胡适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和《胡天猎先生影印〈乾隆壬子木活字版百二十回红楼梦〉序》，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一书的第五章。
从这部论文选中可以看出，台湾红学界的研究领域相当宽广，许多问题上都有人在进行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不少具有新资料、新见解的论文。通过这部书的出版，希望能加强和促进台湾海峡两边红学界的学术交流。
（张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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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沃罗夫斯基《论文学》出版
沃罗夫斯基是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是公认的俄国早期三大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
一（另两位是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早在三十年代，冯雪峰同志曾翻译过他的论文并将其介绍给我国读者。此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版的沃罗夫斯基的论文专集。
沃罗夫斯基是最先起来评论和向俄国公众推荐高尔基创作的热情批评家，同时也是本世纪初俄国文坛上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思潮的严肃的批评者。在文艺批评标准上，沃罗夫斯基明确地提出艺术标准第一、思想批评标准第二（实即政治标准第二）的主张。他的这个看法当会引起我国读者的广泛注意。（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