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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就是我们慈爱的妈妈
我父亲四年前就去世了；1981年7月，妈妈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剩下了我们姐妹4人。我不久前刚考进纺织厂当学徒工，大妹桂香从小右腿残废，走路很困难，二妹桂芳正在读初中，三妹桂红才12岁，脑子摔坏了，不能上学念书。我上运转班，三个妹妹胆小晚上不敢呆在家里。一家4口就靠我当徒工每月25元薪金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难啊！
妈妈刚去世时，我们姐妹4个经常抱在一起哭，眼睛哭红了，眼泪都快哭干了！我们常想：4个没爹没妈的女孩子家，小的小，病的病，往后的路可怎么走哇？不如一起死了算了！
正当我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我所在的依兰纺织厂党委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党委副书记孙士江同志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安排照顾好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到工厂就是自己的家，党组织就是我们的父母。为了便于照顾我们，党委派车把我们姐妹接到工厂，安排住进了职工宿舍。我们搬到厂子的当天下午，厂党委、福利科和车间、工段的领导都来宿舍看望我们，问寒问暖，并送来了工厂补助给我们的30元钱和50斤粮票。领导同志看到二妹和三妹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不开，马上让木工师傅给改制了一张双人床。又考虑到我们女孩子的生理特点，怕我们受潮着凉得病，让我们住进了朝阳的屋子。特别是主管后勤工作的郎福贵副厂长和他的爱人李桂芝大娘，对我们就象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三天两头到宿舍看望我们。中秋节，郎厂长和李大娘特地把我们姐妹4个从宿舍叫到家里，炒了十几个菜，围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团圆节。
为了照顾我们姐妹们的生活，厂党委经过研究，破例把初中刚刚毕业的二妹桂芳安排进工厂细纱车间做了临时工，每月工资40多元。领导看我们住单身宿舍吃食堂不经济、不方便，在工厂职工住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又设法为我们维修了一间房子，搭了炉子、火炕，里里外外粉刷一新，使我们能够自己立伙做饭吃。
党组织的关怀，使我们这些孤女深深感到：我们虽然失去了母亲，却没有失去母爱，党就是我们慈爱的妈妈呀！
黑龙江省依兰纺织厂
焦进杰（口述）
黑龙江依兰县广播站
王德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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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的心灵真美
1962年《解放日报》等报刊，曾先后报道过上海无线电六厂年轻的共产党员孙元海、王惠丽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争挑重担，带头到农村当农民的事迹。1963年，他们又根据党的需要，离开江南到新疆工作。正当这对青年夫妇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跑的时候，不测的风云降临到他们头上。1967年7月21日，孙元海因车祸，脊椎骨被压断，下身瘫痪了。
灾难给两位生龙活虎的青年带来了莫大的困难和痛苦。在小孙昏迷的日子里，小王日夜守候在身边，给他擦身、换尿布……。小孙便秘，小王就一天几次用手指帮他往出抠。几个月的辛劳，使小王消瘦了。小孙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就终身残废，拉着小王的手说：“你还年轻，我不想连累你，还是早些离开我吧，组织上会照顾我的。”
小孙的话勾起了小王的回忆。那是六年前，当时在上海无线电六厂保卫科工作的孙元海，把自己准备离开上海去当农民的想法告诉了在某厂工作的女朋友后，女友不辞而别了。但小孙的高尚品德却吸引住了在同一科室工作的22岁的王惠丽的心。她决心跟小孙一起到农村去，开拓生活新天地。他们在启程前的一个星期天，由党委书记主持，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之后，他俩从上海到浙江，又到了新疆。现在，小孙瘫痪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多么好的丈夫啊！我不能离开他！”小王借来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段一段地给小孙读，让他从保尔的身上吸取力量。
1972年，组织上将他们调回上海，小王回无线电六厂工作。既要照料好丈夫，又不能影响工作。她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做饭，并给丈夫擦洗、换衣褥尿布，然后，再去上班。小孙过去喜爱体育运动，小王就订了《体育报》给他看。节假日小王用三轮车推着丈夫逛公园、看电影。有时，小王在工作上遇到难处，小孙就帮她出主意想办法。共同的理想使这对共产党员的心贴得更紧了。
上海市 周自进 倪培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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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送还拾金又借粮 助人为乐心里美
前些日子，陕西乾县阳洪公社中陆佰大队的张友诚老汉，正给二儿子办喜事。没想到，与老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习家大队社员张十家的老伴，也前来道贺。
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81年夏收前几天，张友诚给队里看苜蓿。一天天快黑时，他在大路上拾到一叠人民币。望望大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晚上，他回到家里，把拾到钱的事告诉了老伴、儿子和儿媳。儿子拿过钱一点，整整39元。友诚老汉说：“这些钱，在富裕的人家，不算啥；可困难户丢了，就事大咧！”老伴接着说：“快还给人家。可这没名没姓的，那儿去找失主呀？”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商定第二天出去打听打听。
次日天麻麻亮，友诚老汉边看苜蓿，边打听。习家大队一个老汉告诉他，是习家大队屈家生产队张十家老伴丢的。原来头一天，张十家老伴带孙子到城里卖了一只羊，得39元5角。婆孙俩只花了5角，剩下的39元在回来的路上丢了。天亮时，她已在路上找了三趟。
失主有了下落，友诚老汉是多么高兴啊！他急忙回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把钱送到张十家。张十家老伴接过钱，激动地说：“大哥，你太好了！我全家要靠这些钱买粮，喂的猪、羊还没饲料啊！这该怎么谢你呀？”说着顺手拿出5元钱。友诚老汉说啥也不要，并说：“我家还有玉米，借你100斤作饲料，啥时有了啥时还。”第三天，老张用车推来了玉米。
屈家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听说张友诚拾钱送上门，还借给玉米，都交口称赞这一桩新鲜事。于是，“拾金不昧张友诚，送钱上门又借粮；助人为乐心里美，新人新事应表扬”的顺口溜，就在队里传开了。
从此，张友诚叫张十家老伴老嫂子，张十家老伴叫张友诚张大哥，两家人经常相互看望，相处得比亲戚还亲。
陕西乾县县委
安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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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评报
一张不真实的新闻照片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你报四版刊登了一张新华社发的、黄道明摄的新闻照片《彭正鲜奋勇抢救遇难群众》，《四川日报》、《新闻照片》报、《解放军画报》等报刊也先后刊登了。当地群众看到这张失实的照片，意见很大。
事情的经过是：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四川荣昌县人武部助理员彭正鲜同志，从被洪水冲塌的房屋中连续抢救出十名遇难群众。七月四日，黄道明同志得到消息后，赶到荣昌，这时洪水已退。七月六日，他从荣昌县敬老院找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婆婆，叫彭正鲜背着，以敬老院被淹垮的房子为背景，拍摄了这张“新闻”照片。当时，彭正鲜同志就说：“我没有背过这个人，这不是真实情况，我不去。”可是，作者却说：不要紧，反正你背过遇难群众。事后，彭向荣昌县人武部作了汇报，人武部又向四川省军区作了反映。但是，这都无济于事，照片还是见报了，而且是这个报纸登了那个报纸登，画面越登越大，越用越醒目，群众意见也越来越多。
黄道明同志把真的搞成假的，不仅损害了先进人物的形象，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个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四川永川地委宣传部
铭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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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评报
“平均”数质疑
读了1981年11月29日你报二版刊登的《上海郊区农村文化事业迅速发展》这条消息，我有些不同看法。
消息一开头说：“上海市郊区的400多万农民，现在平均每人每月可看到6、7场电影，‘听书’可以不出镇，看戏也不用进城了。”但我们这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虽说公社有县办社办两个电影队，不用说每人每月看不到6、7场电影，就是平均每人每年能看到6、7场也就不错了。1981年我大队只放过5场电影。公社集镇上有一个可容纳七八百人的礼堂，但只有镇上及附近生产队的社员去看电影。我们大队离公社集镇四五里，离县城十多里，全县很多大队比我们更偏僻，电影不会比我们看得多。
公社集镇上是有一家茶馆，“镇上”人听书“可以不出镇”，但“乡下”人听书只有进镇。消息还说“看戏不用进城了”，这也不是事实。上海市郊区205个公社只有90个公社有业余剧团，多数剧团一年中难得演出几次。1981年我们公社剧团只到过我们大队一次。市、县专业剧团下乡演出，更是数载难逢。农民要看几场戏，“不进城”是很难的。
我对报道中的“平均”数的准确性是怀疑的。试算一下，400多万农民平均每人每月就按看6场电影算，每月就有2，400多万人次看电影。而全郊区电影队只有304个，如果按每个电影队每月能放映30场，每场以1，000人计算，那末，每月看电影的只有912万人次。如每个公社加一个县电影队，电影队增加到510个，每月也只有1，530万人次。不知记者是如何得出这个平均数的？我们公社有14个大队，县、社两个电影队，就以每天放映两场算，每月每个大队只能放到四场多。并且，由于大队没有电影院，只能在室外放映，因此，刮风、下雨、场湿路烂均不能放映，农忙不能放映，每天下乡放映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年中适合放映的时间是可想而知的。
上海郊区 屠 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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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金钱物资买不动他们的心
1981年10月的一天，在广西灌阳县水泥厂办公室里，副厂长陈启祥严肃地批评一个外地推销员说：“你用金钱物资是买不动我们的心的，你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那个推销员尴尬片刻，溜走了。
原来在8月间，这个厂需要钢球，湖南某公社填心铸造厂获知后，匆忙派车送来了五吨半，说每吨价700元。经过检验，规格、材料、强度都不符合要求。厂里几个领导考虑到货已运来，打算以每吨450元买下。可是，价钱还没商定好，运货司机已开车回去了。
10月上旬，铸造厂派了一个推销员来，看到水泥厂不答应按每吨700元成交，就先来到副厂长陈启祥的家，对老陈说：“你连单车都没有，我给你买辆凤凰车，等把钢球价定好后，马上给你带来。”陈启祥说：“单车我不要，钢球按每吨450元定，你认为不行，就拉回去。”
第二天，推销员又提了一瓶桂林三花酒和一斤多猪肉找到厂长孙振绪家，因老孙出差了，家属留下他吃午饭。吃饭时，他说要送一辆大包链的凤凰牌单车给老孙。三天后，孙振绪回来找到推销员说：“你不要在这里老磨了，就是450元一吨。你送单车我不要，咱们公事公办嘛。”接着，把他送的酒和肉按价付了钱。
这位推销员仍不死心，他又找了管技术的副厂长叶晓秋。先是表示要给弄一台进口录音机，后又掏出300元人民币，同样遭到了拒绝。
灌阳县水泥厂的领导干部不但对外地人是这样，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同样是秉公办事。厂长孙振绪外甥女婿所在的工厂需要一批水泥，便发动该厂职工与亲戚、朋友联系，说买回一吨水泥可奖励5元人民币。老孙的外甥女婿以为和舅父一说就成。老孙的姐姐也再三嘱咐老孙的爱人，一定要帮这个忙。但老孙坚定地回答说：“办事不能徇私情，我没有权开这个口，莫说卖100吨奖励500元，就是一千元、一万元，也不行。”
广西 屈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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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应乱加班和滥发加班费
企业发生亏损，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未完成国家计划，奖金没法拿到，有些企业竟利用多发加班费的办法，变相发奖金。
就拿我们单位来说，有关部门早有规定，在法定的节假日，确因工作、生产需要加班的，做好计划，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可发加班费。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加班，可以日后安排补休。而基层生产单位却强调生产“特殊”，无休止地加班加点。有的施工单位长期允许工人加班，一个月满勤30天，加班10多天。星期日不休息，有时一天上两三个班，加班费比基本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有个队去年9月份完成的工作量，产值仅合7，000多元，而发工资和加班费就是10，000多元。
发加班费，有的是合理的，但有些确实是不合理的。无休止地加班加点，工效不高，又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身体健康，也助长了一些人有钱就干，无钱不干的不健康思想的发展。有的人因事离开工作岗位，缺了勤，就一天两个班三个班地补。有时确因工作需要，就讲价钱，本来一个班能干完的工作，竟拖成两个班。
无原则地乱发加班费，同滥发奖金性质一样，应该严肃对待。
广西冶金井巷公司三工区 韩去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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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愿有一些普及经济学知识的刊物问世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空前活跃，各种经济学刊物日益增多。这些刊物对于宣传政策理论、交流经验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刊物本身的特点，其中普及经济学知识方面的文章寥寥无几。
我国是一个拥有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尤为贫乏。普及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应成为经济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如法国，很早就开展了象扫除文盲一样扫除
“经济学盲”的活动，出版各种通俗刊物，拍摄有关经济学方面的电影，使法国民众经济学知识非常贫乏的状况大为改观。
我国已到了出版一些普及经济学知识的刊物、提高人民群众经济学知识的时候了！
北京商学院商业
经济系79级1班
李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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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尽快解决“六多六少”问题
目前，在脱销和不适销的生活日用品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布匹的规格、色泽，衣料服装和鞋的样式、规格，概括起来为“六多六少”：布匹方面是面布多，平纹布少；色布多，白布少。在服装方面是女式多，男式少；青年服装多，老年和儿童服装少。鞋是高跟多，平跟少；青年鞋多，老年和儿童鞋少。
其主要原因是：一、有些生产单位对市场供需情况调查研究不够；二、有关部门片面追求产值、利润，结果使有些产品（如“六多”产品）严重积压，有些产品（如“六少”产品）满足不了供应，既给商业部门的经营带来沉重的负担，又影响了商业部门的经济效果。
因此，我建议有关生产单位要端正服务方向，搞好市场调查，解决好“六多六少”问题，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黑龙江绥化地区行署供销社 金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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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有感于找市长
有位朋友对我说，1980年他家搬进新楼时，由于施工单位没安装好下水管道，整个楼房的室内厕所都不能使用。住户们虽然多次上访，但有关部门互相推诿，一直拖到1981年夏天。后来，他们联名给市长写了一封信。市长接到信后，马上关照有关部门，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听了朋友的介绍，感触颇深。首先对市长体贴民情，感到钦佩。由此又联想到，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为什么群众三番五次地找到有关部门都解决不了，而一经市长督办，就雷厉风行了呢？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些单位的领导、办事人员的心目中，只有上级，没有群众；只怕上级，不怕群众。上级打声招呼即可照办，对群众的意见就置之不理，把许多该办的事情给耽误了。
我们的机关，是为人民办事的，应该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对所分管的工作要心中有数，一旦工作有疏忽，不管是什么人提出批评，都应虚心接受，努力纠正。不要非得迫使群众上访告状，或上级领导督办才肯处理。如果大家都能象那位市长那样，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下面反映上来的问题，积极主动地给予解决，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
哈尔滨 关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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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
为什么有些直通快车改为特别快车
1981年10月11日以来，本报收到许多读者对列车改点提意见的信件，其中主要是对10对直通快车改特别快车提出了意见。最近，记者根据读者所提意见，走访了铁道部。铁道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就此作了解答。
问：为什么改10对直通快车为特别快车？
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发展很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教育事业和旅游事业不断发展，乘车的旅客越来越多。1979年暑假以来，每逢“五一”、“十一”、春节和寒暑假期，铁路客运量大幅度增加，由于铁路运输能力不足，全国20条主要铁路干线，有25对特快、直快车超员近一倍。许多车站旅客排长队买票，有些人买不上票，有些人即便买到票也挤不上车，或是挤上去也只能站着。旅客对铁路部门很有意见，要求增开列车对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是，在目前铁路运输能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多开客车就要减少货车，这对国家来说是有困难的。面对这一情况，根据客货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铁道部从1981年3—9月重新编制了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对客车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增开了64对客车，以缓和客运能力紧张的矛盾。同时，根据部分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要求和长途乘车旅客的需要，将部分直快客车改为特别快车。由于铁路不能按客流增长需要相应地增开客车对数，因此，京哈、京沪、沪杭、浙赣、京广、陇海等主要干线的特快、直快车仍有不同程度的超员。
问：列车改特快后，同直快有什么不同？
答：直快改特快后，列车等级提高了。首先是停站标准不同。特快停站少，原则上在省、市、自治区所在地，主要开放城市，客流大的中转站和技术作业站（换挂机车、上水等）停车。而直快除上述停站外，还要增加在专署、县城和一般开放城市所在车站停车。
其次是列车编组不同。特快均有软卧车或软座车，而且硬卧车多，座席车少。直快则有的无软卧车，且硬卧车少，座席车多。
其三服务条件和质量不同。特快的服务设备和备品较齐全；列车超员少；对车长、列车员、餐车工作人员等要求比较高。
问：有的直快改特快后，快得不多，晚点不少，是怎么回事？
答：这次列车改点，除北京—上海13／14次、21／22次，北京—广州15／16次，北京—哈尔滨17／18次等几对特快基本上维持现行水平外，其他旅客列车的直通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包括原有部分特快在内，全程的旅行时间均有所延长，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铁路设备能力很少增加，而列车对数却增加较多，使得列车密度越来越大，列车待避、会让次数增多；二是铁路近两年受自然灾害破坏严重，线路修复通车后，列车仍要慢行。直快改特快，主要快在停站次数减少，新改的10对特快，停站由原来的924个减少到605个，平均每趟车减少16个；运行时间由原来的952小时43分缩短到908小时9分，平均每趟车缩短2小时14分。有的直快改特快前，就已基本上按特快停站原则停站，因此，这次改特快也不可能减少更多的停站，如上海—昆明79／80次，上海—乌鲁木齐52／53、54／51次，上海—广州49／50次等。
列车晚点的原因也很多，如调度指挥上的不合理会让，机车运缓，列车严重超员，旅客上下车时间超过规定的停站时间，工务、电务施工等。有的局机车有节煤、节油奖励，但没有赶点奖励，组织赶点既费煤又费油，又无奖励，因此列车晚点也不组织赶点运行。这是制度上的缺陷，应研究改进。总之，旅客列车不正点运行，在运输组织和管理工作上尚有不少问题，有待研究改进。
本报记者 陈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