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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延安回忆录
高士其
今年七十七岁高龄的高士其同志为了给后人留下革命史料,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经常每分钟只能写四个字),写下了许多回忆录,这里刊登的是其中的一篇。 ——编者
“八一三”前夜,我结束了在上海的写作生活,辗转到了西安。一天下午,我坐人力车到叶以群同志的住处,告诉他我要到延安去,他说他可以给我联系,叫我耐心地等待通知。三天后的深夜里,我接到一张秘密条子,叫我翌晨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精神为之一振,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天未亮我就起床了,带着介绍信,坐人力车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热情接待。第二天,就让我坐上一辆军用大卡车,离开西安。
在这辆军用大卡车上,共有十来个人,都是去延安的。其中有三个广西的青年,三个江苏女学生,几个从国民党政府监狱里刚放出来的“政治犯”,还有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和他的孙女。
军用大卡车第一天晚上到达宜君,第二天晚上到达洛川。第三天,整天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我满头满脸都是黄泥沙。傍晚,军用卡车在一排窑洞前停下来——呵,终于来到了延安!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1937年11月25日。
进城后,我被分配在靠近城墙的一个招待所里,我第一次吃到小米饭。当晚,董纯才同志来看我,他先我几个月到这里。
第二天清早,我和滕展苏、王梅芳等女青年一起渡过延水到清凉山下的陕北公学去参观,遇到周扬同志,他把我的情况介绍给成仿吾校长。
我们在陕北公学玩了一天,见到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青年学生,他们都是在抗战爆发后,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为了抗日救国而来到陕北公学学习的。
晚上,艾思奇同志来看我,很高兴地对我说:“好了,你也来了”,问我长途跋涉的情景。次日,太阳初升的时候,我和艾思奇同志一起到抗日军政大学参观,抗大的校舍都是平房,一进去就望见大门上用蓝色油漆题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在校长办公室里,思奇同志把我介绍给罗瑞卿同志。在学生宿舍里,我遇到一位从上海来的青年,是我慧姑的内亲,我们畅谈上海的情况,他带来慧姑对我的问候。在抗大,我看到“战歌社”主办的墙头诗,其中有一篇是柯仲平写的。
过了一星期。有天晚上,边区政府的秘书长伍修权同志来慰问我,我把我的两本科学小品集《细菌与人》和《抗战与防疫》赠给他,作为见面礼。
第二天,伍修权同志又来,说我这两本书,写得很出色,他很赞赏,并派窦隐夫同志接我到边区政府教育厅的土山上。那土山上有一排窑洞,我和教育厅的秘书同志同住一窑。
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刚从苏联回来。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称我是赤色科学家,要给我很好的待遇,每月发给我20元零用费。当时领取高标准生活费的只有白求恩大夫和我。我在教育厅的土山上住了一星期。
第二天早上,窦隐夫又来接我,他带了一匹骏马,扶我骑在马背上,因为我当时已经成了不能走路的人了,接我到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去暂住。
这个招待所,不是土山,不是窑洞,是砖瓦盖成的四合院。我住在东侧的厢房里,和一位经济学家同住。
对面厢房里,是白崇禧派来的专员刘仲容先生,他是从广西来的,和我谈起广西的情况很投机。
夜间很冷,已冰冻三尺,北风怒吼。我要上厕所,勤务员帮助我穿上衣服,扶我到西边露天厕所去,我感到陕北气候的威胁。于是,翌日我迁到北屋,北屋生着一大盆木炭火。边区政府又发给我一套军装,我成为八路军战士了。
1937年12月31日,除夕晚上,为了庆祝新年的来临,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设宴招待我和从重庆来的以张子高为首的防疫队。席间作陪的有傅连暲、马海德、苏井观、贺诚等同志。宾主频频举杯,祝酒,欢叙友谊,并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成功祝贺,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
宴散后,伍修权同志陪同我到边区政府的小礼堂去观剧,有一位老乡把我背进会场。会场里的空气很热烈。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人们喊。一个高大身材的人,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军装来了,大家都起立致敬。我匆忙起立,毛主席来到我的身边坐下,坐在前排一条板凳上的伍修权同志介绍说:这就是科学家高士其同志。毛主席和我亲切握手,问道:你在这里过得惯么?生活如何?需要什么?我回答说,我在这里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什么也不需要。毛主席的手多么温暖,象热流一样流过我的全身。
我是多么激动呵!多么兴奋呵!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太感谢了。回到招待所里,夜晚久久不能入睡。
1938年元旦,我搬到陕北公学,住在成仿吾校长隔壁的石窑洞里,何干之同志是我的北面邻居;吕骥同志住在高处,下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一个讲台,党的领导同志常来这里作报告。
在我住的石窑洞里,我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陕北公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学生中,每个人都有一部可歌可泣、可悲、可颂的历史,有的是受了伤的游击队长;有的是煤矿工人;有的是印刷工人;有的是医师;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地下工作者;有的只有一条腿,扶着拐棍;有的是童养媳;有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女;有的自称是穷人可敬的朋友,她的名字叫做黄友穷。
他们围在我的身旁,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问我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向我请教。他们认为:我和病魔、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和毅力,是难能可贵的。我买了不少花生米,请他们吃。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阅书,忽见有一人掀起门帘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我急忙让坐,毛主席就坐在我的对面长板凳上。他先问几句,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回答一切都很好,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生活过得很愉快,很幸福。接着他侃侃而谈,给我讲抗战的形势和我们今后的任务;给我讲古典自然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并鼓励我说:作为革命的科学家,应该研究自然辩证法。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窑洞门口听报告,毛主席路过,很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很艰苦的,并勉励我要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牢记毛主席的这句名言,作为我的座右铭。
有一天中午,陕北公学教务处举行聚餐会。毛主席也参加了,我也在座,还有成仿吾、何干之、吕骥、邵式平等同志。
在“八一三”周年纪念日的日子里,我从马列学院骑一匹老马,由照顾我的红小鬼陈世富同志扶着到达会场。陈世富把我搀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一一和我握手。毛主席来了!台上台下都向他欢呼鼓掌。接着选举主席团,我和丁玲都当选了。我向台下招手致意。台下人头攒动,人群里不断响起掌声和口号声。他们都是八路军战士和青年学生,都是我们可爱的战友。毛主席分析了抗战形势,表扬了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们。这是一次抗日救亡的盛会,这是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散会后,陈世富扶着我骑马回到马列学院。
有一天下午四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来石窑洞探望我。他了解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就命边区政府的交际处长金城同志带来一个红军护士张宜秀同志,来照应我的饮食、起居。后来,又换了一个护士,她才十八岁,红润的面孔,矮胖的身材。北京解放后,我还在北京医院见过她一面。
陕北公学派了一位女青年学生金敏清同志作我的秘书。她除了帮我写作,或我口述她笔录,每天晚上还帮我记日记。
初夏,有一天躲空袭警报的时候,我躲在成仿吾校长的窑洞里,那次周副主席来陕北公学作报告,也来这个窑洞里暂避。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周副主席亲切地和我握手,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并对我说:边区政府已派人到香港去购买我所需要的药品,共约六千片,可供我在边区三年之用。我听了后感到无比的兴奋,党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了,给我们作报告,介绍战场上的最新战况。他说,只要我们军民一致,同心同德,协同作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日寇必败,我军必胜,中国的前途有望。大家听了都一齐拍手称快。
在陕北公学,我和董纯才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国防科学社”,其宗旨是防空、防毒、普及国防科学知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防文学在陕北》,发表在《群众》月刊上。我们还组织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出席者有:董纯才、陈康白、钱乐华和我等人。在座谈会上,我们轮流阅读了仅有的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逐章逐段地讨论。我们一共只开了四五次会,当时的手稿,今天不复存在。在《解放月刊》上刊登了一则简讯,边区的“新哲学会”成立了,我也列为委员之一。
在一个晴朗的夏天早上,我从石窑洞到边区医院去参观,傅连暲已在医院前的山口迎接我们,他陪同我们参观了医院的设备。医院共有病床一百多张,所有医疗器械医药用品都是宋庆龄同志从“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基金中拨款购买、捐献来的。
医院共有医师十几人,包括两个国际友人,一个就是马海德同志,是美国的共产党人。另一个就是著名的白求恩大夫。后来,他在晋察冀为了细心救护八路军战士,自己受了感染而牺牲了。
院长傅连暲是毛主席的医生,在福建长汀的时候,就跟着共产党。他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后来,他们欢迎我搬到陕北公学医务所的土山上。阮雪华,我和医师何武坦、李振勋,护士阎绿萼、龙静娴等同志在一起生活。我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医学座谈会,提出十条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有:医学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农民、为孩子们服务;要讲医德,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革命精神;要以预防为主;要讲科学,用科学;要注意老年人的保健;要消灭传染病;要使盲、哑、聋、残,各得其所;要做到人人健康。如果真能做到这些的话,对抗战是有利的。我们还举行一次细菌学讨论会。我们觉得生活很幸福。后来因陕北公学一部分要迁往分校,我们要分别了。李维汉同志代校长为我们举行了分别茶话会。在土山下,在一排窑洞前面,李维汉同志讲了话,表扬了这些英雄的医务工作者们,这些年轻的医师和护士们。同时,对我的工作也表示谢忱。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段的生活。
西北旅社,是延安独一无二的大旅社,都是平房和砖地。我从陕北公学的土山上搬到这里以后,就住在靠大门口的一个狭长的小房间里,丁玲同志住在我的对面。
丁玲同志是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刚到延安的,团员有周巍峙、崔嵬、丁里等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带来不少的服装和道具,我们能在延安团聚在一起,感到十分亲切和可贵。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曾到边区文协去开诗歌朗诵会,著名诗人柯仲平、何其芳、卞之琳等出席,我也写了一首歌颂延安的诗篇,这是我在延安写诗歌的处女作。会上,由柯仲平同志代表我朗诵,大家都觉得这首诗颇有意义,能鼓舞青年们的斗志。不能走路的人也来到延安,进步人士谁不来延安?这首诗后来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文艺突击》上。在陈学昭著的《延安访问记》里,也收入片断。
我又参加了边区文协的聚餐会,聚餐时周扬同志和陈伯达都讲了话,祝边区文艺创作繁荣。
柯仲平同志和丁玲同志扶着我走。入席后,我见到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小说家陈学昭,画家华君武,木刻家古元,音乐家吕骥、马可,电影导演陈波儿,等等,济济一堂。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远千里、万里而来,响应党的召唤,聚集在革命圣地。
从西北旅社,老乡用一块木板把我抬到边区党委住的土山上,在西侧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住下,由红小鬼陈世富同志照顾我,还有一个秘书,是上海来的地下党员景群同志。我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文章,发表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上,这是我以崇敬的心情,对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怀念。我要学习他,学习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第二天清早,我开窗的时候,就可望见北面隔壁的土窑洞前,陈云同志在作早操。
晚上,方紫同志来看我,也愿意当我的秘书。妇联的时英同志也来陪我,我觉得颇不寂寞。
马列学院送来俄文和英文图书五十多本,其中有《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些书在当时很难得,都是无产阶级的珍宝。我如饥似渴地开始我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从清凉山党的出版社,每月都赠给我新印刷出来的《列宁选集》的中文译本。
有一天傍晚,小鬼陈世富扶着我,在山坡上散步,不知不觉走到艾思奇同志住的窑洞。我便去看望他,他正在木桌旁写作,和我攀谈了一会,他告诉我前线和大后方许多新消息。他说:李公朴先生就要从山西太原阎锡山那里来延安访问了。他还说,毛主席就在他山下一所宽敞的窑洞里住。那时候天已黑,毛主席工作繁忙,我不能再去打扰他了。
在边区党委住的土山上,我还到过邻近的新华书店,去购信封和信纸,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几位老朋友张欣良等。
小鬼陈世富扶我下山,到边区妇联去小坐,在那里,我见到吴瑛、赵峰,还有一位高同志,她们殷勤地接待了我。
中央组织部派夏云同志来叫我迁往马列学院。当时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同志和秘书长章夷白同志接见了我,把我安插在图书室外面的一个房间里暂住,这里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
马列学院的研究生都来和我谈话。早上,我和谢飞同志一起坐在图书室前面晒太阳、看书,我看的是《静静的顿河》英文本,我被这本书的故事吸引住了,爱不释手。前面有一排平房,是研究生的宿舍,我常到那里玩,和他们谈起我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的情景,他们都听得入神。
在北面广场上,有一次开党的代表大会,我虽不是党员,但也被邀请参加了,我拿了只小板凳坐在后面旁听。
张闻天同志主持大会,大会发扬了党的民主作风,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发扬了延安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有了这种精神,就无往而不胜。
晚饭的时候,我在图书室的房间里吃鸡。在延安,我有20元的津贴,经济很充裕,我买了好多只鸡,陈世富同志帮我喂着,因此,我经常吃鸡,几乎每天都有鸡吃。那天晚上,吴瑛同志和苏灵扬同志过来看我,我邀她们一块吃鸡。这对她们来讲应该是很稀罕的。
一天早上,大家还没有起床,就传来嘟嘟的警报声音,日本飞机在延安城内投了一连串的炸弹,炸毁了城墙,炸伤了几百人,炸死4人,但炸不着窑洞的主人。我来不及穿衣服,披上我在西安买到的狗皮大衣,就往外奔,一个同志喊道:快卧倒!我就伏在草地上,听到炸弹声,此起彼伏,一阵又一阵。
后来,陈世富同志卷起我的铺盖,扶我上马,带我到小砭沟军区招待所去暂避。这里有二层狭窄的窑洞,我住在下一层。我的秘书方紫同志和爱人也来了。我看见有个伤员躺在土炕上,另一个士兵正在给他换药。据说这个伤员就是新近被日本飞机给炸伤的。
在这个窑洞里,我款待了新自山西来的李公朴先生和他的爱人张曼筠,是艾思奇同志陪同他们来看望我的。老朋友异地相逢,感到特别兴奋和高兴,何况这个异地是革命圣地。我约他第二天再来。我叫陈世富同志宰了两只老母鸡,放在打饭用的铝锅里,放在木炭盆火上煮了一个多小时,鸡肉都煮得很烂,又可口,我把鸡献给远道来的贵客,我想是很适当的。让鸡肉香味永远留在我们的口齿之间吧!
李公朴对我说: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关心和爱护科学家的,你在延安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我是很放心的。
后来,我知道李公朴曾到窑洞里拜访了毛主席。毛主席接见了他,并设宴招待,和他促膝谈心,长达三个小时。毛主席还亲自到招待所里,回访了他。张曼筠留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我在延安最后的一幕,就是由老乡抬着我,从马列学院到中央干部休养所。
中央干部休养所在延安北郊的一条小山沟里,在一个名叫“陈团峪”的小村庄中,全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在那里休养的,大都是重病号。其中有党和军队的干部,也有马列学院的教师、文工团的演员。
我一到中央干部休养所,第一个认识的人是张若萍。他,一跷一跷地,拄着拐杖,个子瘦长,才25岁。
没几天,我就知道了这位张同志的外号,叫做“老大嫂”。张若萍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过着艰苦辛酸的日子。他来到革命队伍,仿佛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不幸他的脚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只好到休养所休养。
我吃小米要便秘,红小鬼小陈就想方设法给我弄一点大米。有时候,他弄到一点面粉,就赶紧做面条给我吃,——这是休养所里最好的伙食了。我本来还能够自己吃饭,由于病情加重,手不能弯曲,每顿饭都得靠小陈或者张若萍喂。
有一次,张若萍准备在休养所里挂几条标语,问我写什么好。我略加思索,说道:“就写这里是病人的战场!”
“这里是病人的战场!”自从休养所里挂起了这条标语以后,病号们更加信心百倍地与疾病作斗争。
在休养所里,我结识了许多病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位女病友叫苏菲,她因得了伤寒病,身体非常虚弱,来到休养所休养。还有一位小同志叫陈希,才十六七岁。陈希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受重伤,也被送到了休养所。我常与张若萍、苏菲、陈希在一起学习、谈心,互相帮助,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后来,随着我们革命友谊的不断加深,“互助组”变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张若萍是“老大嫂”,苏菲是我的“妹妹”,陈希是我的“干女儿”,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互相帮助,共同战胜病魔。
我在休养所还结识了邹文宣,邹文宣很喜欢文学,笔头很快,成了我的“特聘秘书”。他不仅能把我口述的诗迅速记下来,而且还能提出许多意见,帮我一起修改。
边区医院的院长傅连暲同志和美国援华的医学专家马海德同志,也经常骑马来给伤病员诊病。
在干部休养所里,遇到许多新事,如开荒,扭秧歌,访问老乡,教老乡识字等等。
1939年元旦那天,我起来很早,坐在房门口看大家把休养所大厅收拾得干干净净,贴标语和墙头诗,病号们都欢欢喜喜围坐一个长桌旁,猜谜语,朗诵诗作,唱救亡歌曲。桌上有清茶、瓜子、花生米、核桃等,大家谈天说地,讲自己救亡的小故事。苏菲同志还特地把我《抗战与防疫》科学小品集中的一篇,《听打花鼓姑娘谈蚊子》中“说弄堂,话弄堂……”朗诵给大家听。这一天伙食特别好,病员每人都加菜,能吃到新鲜的猪肉和豆腐,我因下嘴困难,只吃一些面糊充饥。
到了晚上,我们的党组书记王首道同志,也赶来参加我们的聚餐会。他很钦佩我的好学精神,嘱咐我安心静养,问我有什么困难和实际需要,可以向党组提出,还勉励我要作一个共产党员。我回忆起在1938年新年晚会上,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的情景,心情激动啊!入夜我睡不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1939年1月,我写了份入党申请书,由陈明和邹文宣两人介绍,支部书记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农村包围城市,以抗日统一战线为基础,坚持持久战,所以我的入党申请,也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黄洛峰同志寄来一个包裹,一个方形的纸盒里面,装着我的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和《细菌与人》,各三本,我拿两本(一件各一本)赠给毛主席,并向他汇报我入党的经过。
第二天毛主席就派通讯员送来他的亲笔回信,勉励我要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我收到信后,给我所在党支部的同志传阅,大家都向我祝贺,我是多么兴奋呵!多么幸福呵!
我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入党的,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向工农学习,向工农看齐。
经过党支部的讨论,大家都认为:我在干部休养所里,表现很突出的是学习,天天都在看报,是学习模范。三个月后,就批准我转正了。
我宣誓说:我愿意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为党、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
一天早上,组织上派林山同志来接我,他是边区文协的负责人之一。
九时我辞别了中央干部休养所和全体休养员同志们,以及所长、医生、护士。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张若萍、苏菲、陈希、陈明、邹文宣等送我下山,千叮咛,万叮咛,叫我保重身体。苏菲说,不要忘记了到香港后,要写信回来。
我带着一大麻袋的马列书籍,以及其他行装,由我的红小鬼陈世富同志陪伴着我,由两个年富力强、头上缠着白巾的陕北老乡,用一扇门板作担架抬着我走,林山同志骑着一匹老马随行。
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时值初夏,林木葱葱,虫鸟交鸣。我们走了两个多钟头,才走了一半路程,到达中央组织部土山上窑洞口。陈云同志因工作太忙,派秘书夏云同志接见我,并交给我一封秘密信件,证明我是正式共产党员。
夏云代表陈云同志嘱咐我到香港后,要安心治疗,安心养病,这是我的战斗任务,不要急于工作,来日方长,能把病养好,就是胜利。我听了这一番话,心中无限激动。我和夏云同志,紧紧地握手告别。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出了南门外,到了十里铺。这是延安和外界交通的一个联络站,有一名八路军的李副官和一名护理兵,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林山同志把秘密文件亲自缝在我上衣口袋里。我们共同用了午餐后,大家告别,我托他向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们,以及边区文协同志们问好。
第二天早上,李副官、护理兵和陈世富等三人,扶我登上停在门口的大卡车,汪仑和董曼尼夫妇二人也不约而同地来了,他们也是到重庆去的,我们就结伴而行。当时有许多陕北公学的同学们都爬上车来,他们都是离开延安,到全国各地去的。其中有一位叫做滕剑,我们攀谈起来,知道她的目的地也是重庆。她还是爱读我的作品的读者。
大卡车出动了,沿着黄土高原,一路上浩浩荡荡前进,所到之处传出救亡歌曲的声音,同学们的笑声,谈话声,汇成有节奏的交响乐。
别了延安!别了宝塔山!
这是1939年4月12日的事。


第5版()
专栏:

来函照登
人民日报编辑部:你报今年4月29日第五版发表的我所写《忆彭总二三事》一文中,抗大五周年校庆时间、地点有误。据了解,时间应为1941年5月,不是下半年;地点在邢台浆水村,不是将军墓。请更正。
戎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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