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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井冈山斗争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升平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这是我党独创性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是这条道路的主要开拓者，他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则是这条道路的伟大开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在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9月19日集合在浏阳文家市，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在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等的支持下，毅然决定向湘赣边界山区农村进军。这是把工作中心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的战略转变的开始。
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约千人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这就是有名的“三湾改编”。改编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使部队开始成为根本不同于旧军队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可靠工具。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2月，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8年春，毛泽东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经过逐步发展和完善，最后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井冈山还实行医治伤俘和释放俘虏的政策。
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前后制订的一套制度和原则，从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从1927年10月上井冈山到1928年初，毛泽东率部队在井冈山地区恢复和发展了地方党组织；团结、改造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扩大了工农革命军，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在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下，开展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扩大了红色区域，建立了茶陵等县的革命政权，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这期间，还建立了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和群众三结合的武装体制，这是人民战争思想的最初体现。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来井冈山，与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
在井冈山时期，曾出现“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也就是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在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和同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一再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他的答复集中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毛泽东调查研究了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而又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各个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混战，使我党有可能在他们统治薄弱而我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建立了群众基础的地方（赣、湘、鄂、粤）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断言：“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但是他又强调：“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比如，他反复强调要搞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坚决反对单纯的军事冒险或离开根据地过远过久的流动游击；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在敌人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根据地对四围敌人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等等。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进军。在一年中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赣南、闽西根据地范围日益扩大，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更加丰富。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对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人民的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对于我军和我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肯定了全党的工作要以农村为中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改革是革命的基本内容，农村根据地是革命的战略基地。三者是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
关于武装斗争。毛泽东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为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规定了扩大人民武装的一套办法：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也就是朱德所说，毛泽东的思想是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他提出了把正规红军和地方红军结合起来，把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结合起来，以红军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和朱德等创造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
关于土地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就提出了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以满足农民要求的正确主张。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是进行打土豪的游击暴动。毛泽东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对湘赣边界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阶级关系作了分析，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革命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28年12月，毛泽东写了我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他又写了《兴国土地法》，为党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总方针打下了基础。
关于政权建设。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特别提出工农兵政府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关系问题。他说，群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而“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往往脱离群众”。所以，毛泽东在那时就开始着手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这是在根据地中建立民主政府的开始。毛泽东那时还提出了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总之，把工作中心转到农村，从井冈山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是，正如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说：“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我们党经过长期的实践，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中，基本上证明了“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解决了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农村的问题。否则，即使把工作中心转到了农村，也难免要失败。由于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开始从井冈山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我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从井冈山开创的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历次左倾错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方针相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范例。这条道路使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这条胜利道路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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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
——与马温同志商榷
曹开宾
读了马温同志的文章《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载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觉得很有启发。文章认为个人崇拜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同时指出：“创造现代化的历史不能允许再搞个人崇拜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古老的封建主义传统纠缠和处在强大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包围之中的党，更是必须长期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这些论述，一语中的，颇有见地。文章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文中也有些说法似乎还值得研究。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此，仅仅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个人崇拜。当然，在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下，提出少宣传个人，不失为一种进步。但是从理论原则说，这种提法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宣传。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那就不在乎多少；如果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对这段论述，我感到有几点是需要提出来讨论的：“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是否包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以及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错误地宣传个人这两种含义？如果仅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是不是“不在乎多少”？是“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呢，还是正确地宣传群众，同时也正确地宣传个人？提出少宣传个人，是不是只“在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下”，才有进步意义？
下面，就这些问题谈谈我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马温同志。
首先，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较好地坚持既充分肯定个人作用、又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例如，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会议上就明确地指出，革命领袖及其威信、影响与经验，是我们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同时又指出，我们党厌弃对个人的神化。尔后，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中，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则，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又总结了我们党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所应吸取的教训。可是，后来由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现代迷信，搞愚昧的造神运动，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恶果。这正如马温同志所说的：“现代的个人崇拜曾使我们吃了大苦头。”然而，在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了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当然这时候的情况比以前大不相同了，在我们的队伍中，对于个人崇拜醒悟的人、厌恶的人、抵制的人更多了。
正是为了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三中全会决定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比较清楚的。第一，在宣传份量上，歌颂群众要多，而宣传个人则要少。第二，这里的“宣传个人”，当然是指正确的宣传，即马温同志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宣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向全党发了指示，并对一些有关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是马温同志却把它理解为有两种含义：即正确地宣传个人和错误地宣传个人。我以为，这样理解是不恰当的。少宣传个人，这个方针的本来含义就是指正确地宣传个人也要少，根本不可能还包括错误地宣传个人也要少在内。所以，马温同志说的：“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这席话，就有些无的放矢了。
既然少宣传个人是指正确地宣传，那末这样的宣传是不是“不在乎多少”呢？我以为，即使是正确地宣传个人，或者说是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宣传个人，也不能太多，而应该少一点。真理跨过半步就会变成谬误。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如果以为正确的宣传个人多一点也无妨，其结果，难免会不适当地突出个人，正确会走向它的反面。“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少宣传个人，是指少宣传个人的功绩和作用。而宣传个人的多与少，是取决于在创造历史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大与小的。提出这一方针的理论依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不同作用的原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着历史的始终是人民群众，当然，杰出个人对推动历史的发展也有着重大作用。但是前者是决定作用，后者则是重要作用。这两个作用，哪一个大呢？毫无疑问，是人民群众的作用大。以粉碎
“四人帮”为例，起到作用的有领袖人物，也有广大群众。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则是决定性的，他们的作用当然大，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才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所以，并不是某个领袖人物一举粉碎“四人帮”。试问：在这些问题上，是多宣传个别领袖人物呢？还是多宣传广大群众。我想，当然应该多宣传群众。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他们非常厌恶别人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即使是对他们的正确宣传也表示不愿接受。马克思的朋友库格曼在《未来报》第18号附刊上看到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科比的演说，其主要内容都是从马克思那里抄去的，但偏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于是，库格曼写信给雅科比，问他为什么“不提这位被公正地称之为十九世纪的智星的思想家”。按理，这还说不上是过分的宣传个人，但是，马克思看到这封信很不满意。恩格斯也不愿别人称他为导师，1894年5月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给恩格斯写信时称他为导师，恩格斯便回信指出：“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3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身作则，反对个人崇拜的实践，不是很能说明，正确的宣传个人也要尽量少一点吗？
马温同志认为：“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这个看法，似乎也可以研究。无产阶级领袖是党的一员，阶级的一员，人民的一员。领袖的作用再大，也不能脱离时代的条件，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概括群众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才有所作为，有所创造。他们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同群众结合的程度。因此，我们的原则应是在宣传群众时，同时也宣传个人。因为从理论原则来说，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包括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之中。马温同志说，“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这样就把两者关系给颠倒了，那个“正确地宣传个人”的“正确”就显得并不正确了。
提出少宣传个人，也决不只是“在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下”，才有进步意义。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其目的不仅要消除个人崇拜的现象，而且要真正加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领袖集团中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由此说来，提出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少宣传个人方针的提出，是要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它有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各种人都会向我们靠拢，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各级领袖人物密切联系群众，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尤其显得重要。当然光提少宣传个人，而不在其他方面进行有效的工作，是不可能消除个人崇拜的，重要的是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提出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原载1981年9月5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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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洋务运动
乔还田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清政府中一部分善于通权达变的封建政治家，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枪炮、机器和科学技术，借以给这个行将垮台的政权“补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洋务运动。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被称为洋务派。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其代表人物。
洋务运动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六十年代初，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害”，直接负责“剿发逆”的曾、左、李等人认为非利用洋枪洋炮而不能解除“内忧”。其次，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深切感到外国资本主义从军事、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严重地威胁着清政府的生存，认为“洋人之背向，莫不以中国强弱为衡”，因此，曾、左、李等人主张趁“剿发逆”之机，“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制实力讲求”。再次，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也诱发着洋务运动破土而出。左宗棠就曾明确地说他搞“洋务”是将魏源的“师其长技以制之”思想付诸实践。
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清政府无论对内对外都吃败仗，而它在对外战争中又亲身领教到西方国家器械精良、船坚炮利的厉害，所以这个运动很自然要从军事方面入手。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叶，是洋务运动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洋务派在购买外国枪炮的同时，先后在安徽、江苏、福建、直隶、湖北、四川、甘肃等省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其中最著名的有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这些军事工业的生产经费由国库开支，制造出来的枪炮、弹药和轮船，由政府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以商品的形式参加市场交换。
随着军事工业的兴起，洋务派学习英、法等国那样“开煤矿、创铁路、兴商政”。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即重点仿行铁路、航运、电报、采矿、冶炼、纺织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共创办了20多个民用性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台湾基隆煤矿、天津电报局、天津到山海关铁路、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铁政局、湖北织布局、贵州制铁厂、黑龙江漠河金矿等。这些企业分别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方式。其机器设备同军事工业部门一样，分别从英、法、德、美、日等国购进，而且聘请了一些“洋匠”。
在兴办近代民用性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移到筹建新式海防。到七十年代中叶，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已被镇压，而清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又尖锐起来。洋务派鉴于天津教案、沙俄占据伊犁、日本出兵台湾等事件的教训，主张“速购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加强沿海要处的防务。于是，1875年经清政府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厘金400万两作经费，计划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海军。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但随即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全部覆灭，南洋海军也受到很大损失。1885年，又成立了海军衙门，管理一切与海防有关的事宜。1888年，李鸿章把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舰队，并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不过，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作慈禧太后兴建颐和园之用，未再添置任何船舰。
此外，为了培养着实有用的科技人材，洋务派从1862年起先后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20多所近代化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一反中国几千年之常态，以外语和近代科学技术取代了儒学的主课地位。除省办学堂外，洋务派在1872年至1886年间还向欧美国家分批派遣了共计200多名留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多被分配到电报、造船、机器制造等业充当骨干力量，象詹天佑、严复等人则成为世人皆知的佼佼者。所有这些，同属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于1894年随着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覆没以及李鸿章等人的失势宣告结束。它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整个社会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一切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只能如同沙上建塔一样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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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介绍《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
为了适应我国加速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介绍有关国外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理论，以资研究人员和实际管理工作者参考。
《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主编的。主要收集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中各重要学派的一些代表作，其中有所谓科学管理创始人泰罗的《工场管理》和《科学管理原理》，从中可以看出科学管理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有行为科学的创始人埃尔顿·梅奥的《工业文明的人群问题》，以有名的“霍桑实验”为依据，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古典管理理论的著名论点；有当代行为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伦西斯·利克特的《管理的新模式》；有当代管理科学学派的著名代表埃伍德·伯法的《生产管理基础》；还有美国企业管理的一个新模式的创造者威廉·乌契的最新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
《丛书》还照顾到世界各地区的特点，收入了日本、苏联等国家的管理名著。
（禾村）